【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 May_HK，回應《大型社運創傷之後，他們在時代崩壞中如何自我療癒？》
好好對待自己嘅情緒，才能好好過生活，才能面對未來人生，才能照顧好身邊人 … 路雖遠，且不斷重覆輪廻，但這是唯一應付荒謬世界的方法。
2. 啊蝦，回應《香港警隊不再說「Sir」說「長官」：警匪片欠一個李家超般的劇本？》
記憶比較「深」的港產警匪片是劉修賢、周星馳主演的《風雨同路》，之所以用「深」，是因為相隔太遠，結局如何已經忘記，唯仍記得當年觀看時內心產生的強烈衝擊：原來每個人都會陷入兩難局面，要在職業要求、人性之間做出選擇。幾乎所有優秀的電影，都可看見角色在情感上有多個面向，與之相反，爛片通常會做簡單處理，即好人一紅到底，全無污點，反派則從頭黑到尾，窮凶極惡，而這基本上違反常識，使觀者多少感受到異樣。人與機器的一大分別，在於思考，在於非理性，在於不確定，那些經典的銀幕形象之所以經典，正正在於他們足夠真實、自然，會犯錯、會失控、會亂來。突兀、違反粵語發音習慣的「長官」前景如何另外觀察，目前倒似乎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詞組有足夠潛質，如李家超唔鹹唔淡的港普，成為一部黑色喜劇的組成部分。
3. EricChan，回應《香港警隊不再說「Sir」說「長官」：警匪片欠一個李家超般的劇本？》
其實這些對於香港警匪電影的解讀亦都很視乎讀者本身對於香港政治的理解。例如對於寒戰2的解讀，很多內地影評都會將其解讀為「中共」打敗「港英餘孽」的邪惡終被正義打敗的故事，又或者是「政治格局小」等陷於宏大敘事的批判。相比於這些電影想說什麼，不同背景的觀眾看到了什麼有時候更有趣。
4. Detective，回應《當警車駛入校園、「境外勢力」無孔不入，大陸高校學子如何抗議封校？》
也是個巧合，我在北師大和法大兩所學校都就讀過，稍微遺憾的是5月份沒有機會現場目睹學生的抗議活動，但是那段時間在朋友圈裏也是引發了不小的震動。稍微談一談我對高校疫情封控以及抗議活動的看法：
1.先不要說學生與校方之間的矛盾，光是學生群體之內就有相當大的裂痕。拿北師大抗議爲例，在抗議活動的第二天，我在朋友圈裏看到的北師大同學的主流評論，不是在讚揚或者同情學生，而是在批判以及諷刺他們。說實話我很驚訝，特別是當我從一些渠道看到了學生們的抗議主張之後更是費解：這些訴求完完全全都是合理的，甚至如這篇文章裏所說還是比較表層、比較輕微的請求，居然會引起這麼多同所學校學生的反感，這是爲什麼？難道這些同學們做的事情不也是在爲所有學生爭取權益嗎？
我那時也聽過身邊一些同學（不是師大學生）對此事的反應：北師大學生真不知足，有那麼好的食堂（特別是跟我們學校的食堂一對比）、價格也便宜，學校條件也不錯，爲什麼還不滿足？對於這種觀點我也是非常費解，現在我們都流行「比爛思維」了嗎？總之，儘管高校學生一般被認爲是社會里思想最活躍、最自由和獨立的群體，但是目前中國高校裏「小粉紅」」戰狼」已經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這是讓人感到絕望的一個地方。
2.疫情期間高校的環境狀況。毫不誇張地說，從五月初到現在，我現在所在的北京高校能夠允許學生出門的天數總共只有五天（就是六月初北京宣布「清零」的那幾天）。我也經歷了被封控在宿舍樓裏的情況，雖然時長只有幾天。但那種感受也是令人窒息的……
說到學校的各項通知。疫情期間學校因爲大多老師無法入校，行政辦公效率奇慢，各種通知政策出台的也非常慢。你不知道哪天突然就會出不了校門了，也不知道哪天突然就被封宿舍，封了宿舍之後也沒人告訴你哪天才能解封（當時大喇叭喊的是「不會封太長時間」），離校的政策和窗口期也是隔幾天一個通知，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學生對學校的政策沒有任何可預見性。（可能每天測核酸是最穩定的事情）
此外，像是文中提到的學生、老師、家屬待遇不平等的問題也是頻繁出現的。特別是五月份疫情開始在北京爆發的時候，學生出不了學校，卻總能在操場裏看到不少教師家屬子女出現，學生們進不了家屬區，但家屬區的人卻可以隨意出入校園區域。
這是我所在的學校出現的問題，可以非常合理的推測，這也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國封控期間所有高校都會或多或少面臨的問題。這也從另一方面表明，在很大程度上這甚至不完全是因爲學校導致的，而是身處這個社會、這個環境之下的必然結果。
3.只有親身經歷，才會明白「封控」意味着什麼。在北京疫情來臨之前，我身邊有不少「小粉紅」同學都在嘲笑上海。記得端傳媒之前的一篇文章裏曾說過，中國不少人那時稱上海人爲「買辦階級」、稱上海是「殖民地城市」，稱疫情是上海人「自找苦吃」、「排外的結果」、「受西方勢力蠱惑的結果」。毫不誇張地說，這些話我在現實生活中都聽別人提起過，而且這些人都是高校裏受過良好教育、有着很高學歷的學生。他們堅決擁護「動態清零」，堅決支持國家政策，堅決相信制度優越性。這也是爲什麼我認爲如今中國年輕一代裏「粉紅」已經成爲主流的原因。
但是啊，當疫情真的在身邊來臨，當北京高校也因爲疫情開始各種封鎖的時候，那些曾經大罵上海的人，紛紛不說話了。他們開始批評學校的政策，漸漸也開始批評北京的防疫能力（在上海遭遇疫情隨機他們可是大誇特誇北京的）。其實我想原因很簡單：因爲這一次，「清零政策」真真切切地影響到他們的生活了，真正涉及他們自身的利益了，所以他們開始不滿。而當防疫只是發生在遠方的人的身邊時，他們就選擇了嘲諷與鄙夷。
只是他們最終的批評對象還是限制在了「校方」以及「地方政府」頭上，他們從來沒想過這些遭遇的根本原因其實並不在於此，因爲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之下，校方想的是對上級負責、地方政府也想的是對上級負責，或者說如果他們不清零、不加大力度封控，一旦出現了病例，可能直接下台或者遭受處罰的就是他們。在這樣的一種自上而下的體制之下，一旦最高層面確定了一個政治任務，留給下級的只是如何去實現這個目標，而少有迂迴和變通的空間。（當然這不代表地方就沒有諸多問題）
我想不僅僅是我認識的一些同學，這種態度其實是當今中國人的主流觀念。所以說即使中國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大多數人或者輿論也往往將批評的對象縮小，集中於「某地方政府不作爲」、「某地方領導不作爲」、「某地方團伙窮兇極惡」，他們沒想過根本層面的問題是什麼，或者即使有少數人清楚，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也不可能敢提出。大多數人是盲目的，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的知識儲備很豐富，卻不代表他們是熱愛思考、具備理性、具備批判精神的人。對於他們而言，所受的教育要麼是功利主義者用來賺錢和獲取地位的工具，要麼是小粉紅們進入體制的一條途徑。教育本身最重要的意義——使人具備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全然被這個社會忽視，這才是當下中國最讓人感到絕望的地方。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仍能有年輕學子們爲了權利和自由去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或許正因如此而顯得格外珍貴。
5. Kyoujurou，回應《當警車駛入校園、「境外勢力」無孔不入，大陸高校學子如何抗議封校？》
同北師大校友，那晚看到朋友圈的裂隙，只感到無奈。即使是爭取「回家」、「調整考試時間」這麼小這麼理所當然的權益，還要拼命論述其正當性，而另一邊則竭盡全力和學校、和官員共情，什麼「大局觀」、「主旋律」看來植入了不少當代學子的頭腦。當代中國大學生所能討論的議題、所能爭取的權利已經下降、縮小到這個地步了嗎？身爲校友，看着朋友圈裏那些兩三年前認識的同窗，想起兩三年前還曾經有過在朋友圈刷屏共同爲他人聲援的情景，現在各自在這個問題上或沉默，或顯露出各自相反立場，覺得聲援也不必，要批評更沒意思。
6. 黑仔閉嘴，回應《當警車駛入校園、「境外勢力」無孔不入，大陸高校學子如何抗議封校？》
在當下的疫情防控時代，無論是工作人士還是學生，面對的痛苦都是一樣的，即：他們都面對着未可知的權力機關，未可知的龐大權力，可以干擾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叫你像畜牲一樣被圈養。當讀者們爲學生的反抗們感到可悲時，是否想過還有更多封控地區的普通人連反抗都不敢，如果他們反抗，對抗，迎接他們的就是法律制裁，未可知的法律，法律成爲權力上位者的武器，擺弄每個普通人。在「防疫大過天」的政治話語下，學生們的反抗至少讓我看到一點點悲哀的希望，人是會憤怒的，是會無法忍受的，當下，只有學生似乎還有這樣的生理本能。哪怕他們也是妥協權衡過的憤怒。我們這個時代，很多時候不敢細想，細想生活無法繼續下去。
7. EricChan，回應《當警車駛入校園、「境外勢力」無孔不入，大陸高校學子如何抗議封校？》
還有一些學生認爲「家醜不可外揚」，他們擔心「鬧大了」「收不住了」「在社會上傳播不好」。方岳害怕「紅藍條」二創的網絡「狂歡」演變成一場全社會參與的運動，學生的本意被曲解，那是他們不願意看到的局面。「我們自己罵歸自己罵，沒有人真的希望全社會都來抨擊我的學校。如果最後走到了反黨反政府的境地，是要出大問題的，我們這可能已經是找死了。」
如果用 阿德勒心理學 的角度去看這段文字，學生要做的是做好課題的分離，搞清楚哪些是自己的課題：「紅藍條二創對學校的抗爭」。哪些是被人的課題：「別人是怎麼解讀的。」學校怎樣解讀你的二創你的抗爭是你無法決定的，不存在鬧大了才會讓學校被全社會抨擊，到反黨反社會的境地這個說法。對於中共和學校的領導而言，任何挑戰他們權威的事情都是為學校抹黑，都是反黨反政府的苗頭。他們之所以不處理學生不會是因為學生的行為沒有達到那麼嚴重的地步，而是因為處罰嚴重的政治後果不好。
8. tyy_herbert，回應《「香港故宮」屬於誰？：香港公共空間規劃的結構性矛盾與未來》
哪裡還有「公共空間」可言？六四不能去維園，七一整個灣仔被封。任何公共空間的行使權利牢牢掌握在港共政府手裡。不要說公共空間這麼空泛，實在一點，談香港人的民生，現在沒打疫苗的香港人，基本上除了「家」及「公司」之外，還能去哪？這還沒算很多因不願打疫苗而被解顧的人。
問題從來不是疫苗有沒有效，而是政府沒有任何法理及道德基礎去強迫市民做不願意的事，更沒法理基礎去懲罰不肯配合的市民。
當一個政權把自己當成「皇帝」，而不是市民受權的代理人，那就根本不用去談甚麼「公共空間」，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9. Cindy_Zhang，回應《悼Dorothy Smith：在男社會學家的世界編織女性話語，挑戰所有的「理所當然」》
很喜歡這句「但我們最該記住的，應該是她初入學界時就敢對抗整個學術主流的勇敢」，不論是社會學、人類學、歷史還是傳媒等等學科，去轉換思考的角度遠非易事。更不必說她研究種種理論的目的性並非在於將其顛覆，而是如何在廣大群眾中有所運用。本文不少觀點讓我想起近期在讀的「Essential McLuhan」，其主要觀點也是在媒體與傳遞信息的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這一媒介在更廣的層面，對人，對社會的影響力。雖未曾真正深入了解過文中所提及的理論，但定會記住這份勇，以及她為學術界所帶來的改變。
10. DaisyLee，回應圓桌話題《大陸禁為未成年人紋身，這漠視自由表達還是攔截不成熟思想的安全網？》
有沒有一種可能，這種小步快跑地限制公民選擇自由生活權力的舉措是一種漸進式地gaslighting，先從道德模糊的地帶開始管制，民眾覺得有道理又沒道理的時候，被迷惑，對自身權力邊界產生疑問，一來二去，到未來更大規模大幅度管制的時候，老百姓只會認為是自己思想出了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