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香港新校園︰學生、家長、老師，他們竭力撐開愛國圍牆的夾縫

面對記者突然遞上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的樣本試卷，中四的Emma（化名）口裏不斷呢喃着「死啦！我未溫這課書。」但多年來的考試操練，使他本能地前後翻動試卷，目光迅速橫掃提供的資料，準備在時限內疾筆書寫。

這次，他卻躊躇良久，光瞪住有關《香港國安法》的題目——「就培養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觀念，學校教育有多重要？」一直沒法下筆。看到參考答案上一系列字眼，「有助學生認識國家」、「了解國情」、「培養學生的國家安全觀念」，他放下了筆，低聲說︰「其實公民科從來沒打算訓練你思考，只想教你如何不要踩到（政治）紅線，提示你要如何在香港生存。」

2020年7月，港區國安法正式在港實施。同年11月，教育局亦宣佈改革通識科，以公民科取而代之，課程更着重於香港及中國的發展。籌備僅9個月，公民科便正式於去年9月在中四級推行。

不僅試卷使學生卻步，公民科的課本內容亦備受爭議。有4本樣本書上清楚指出「香港不是殖民地」，部分書本亦指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涉及「恐怖活動」，或有「外部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市民質疑課本內容不夠持平。

越來越多政治議題被標籤為「具爭議性」、「敏感」，各大院校因而親手築起圍牆，避免校園被「政治入侵」。面對新時代降臨，學生、教師、家長一直努力在圍牆上的夾縫掙扎求存，讓下一代能夠窺探圍牆外的世界，細看圍牆外的另一套「真相」。

「多溫和的行動也是不可接受」

自2009年，香港教育推行三三四新高中課程，通識科隨即被列為四大必修課目之一。通識科原有6大單元，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衞生」，以及「能源科技與環境」。考評局指，通識科「旨在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聯繫各科的知識，能從多角度研習不同的課題，從而建構與他們所身處的現今世界直接相關的個人知識。」

Emma在小學時曾參與有關通識科的校際比賽，便對通識產生了興趣。但初中的通識科與她的期望有落差，因應課時、考試導向的制度，課上很少深入地討論時下社會議題，往往流於教授理論。

但是，「落差一定不及公民科大。」Emma說。

2021年，公民科正式取代通識科，縮窄了原有課程的涵蓋範圍，變成三大主題，包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以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專題研習上，公民科會刪減原有的獨立專題研習（IES），並新增不計分的中國大陸考察。教育局將提供考察團供學校報名，學生亦需以個人名義遞交研習報告。教育局希望中國大陸考察能使學生「了解兩地的發展機遇及挑戰」，「並思考如何貢獻國家和香港」。評分模式上，公民科會由原來的7個評級，二分為「達標」與「不達標」；新科亦只設「資料回應題」一卷，不設「延伸回應題」。

Emma認為，通識科中有兩大主題是不可或缺的——「全球化」以及「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她指現時大環境趨向全球化，「是中學生建立世界觀很重要的第一步。」特別是通識科的目標是要訓練學生批判思考，全球化正能令學生建立宏觀的視野。而且，她一直想研究「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中着重教授的心理學理論，特別是需求層次，「清晰理解到自己真正所需，才更通透地選擇如何成長。」她卻在公民科卻難以涉獵有關範疇。

難以在課上滿足求知慾，Emma便轉向參與時事學會，與志同道合的同學論政。她每星期會和幹事們開會討論時事論壇的題目。校方較少規限學會的運作，因此幹事們談及到較為政治敏感的話題時，例如李家超上任，亦不怕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意見，「私下開會可以暢所欲言。」她笑說。

論壇中，不同班別的同學飾演各持份者，例如跨國企業、中小企、市民等，讓同學持平地討論時事議題。包括爭議度較高的疫苗通行證及通識科改革，去稍微填補公民科的不足。「最近的行政長官選舉及就職，在公民科亦隻字不提」，她難免感荒謬。

Emma卻對時事學會的未來不樂觀。迎新活動的一件小事，讓她預視到學會亦將處處受限。當時Emma與幹事在學會的迎新攤位桌上，放上《毛澤東語錄》，並在竹架上掛上國旗，單純想突出一點吸引同學加入。她以為反諷的行為，不過是個溫和的玩笑，但卻有教師勸阻說：「你們不要太多明顯的動作，自己小心。」

她心裏知道若然立場不同，多溫和的行動也是不可接受。預視到未來學會能發揮的空間將被扼殺，她搖搖頭，無法回應。

守護別人的孩子，自家孩子則在唱中國國歌

新科突襲，通識科老師更是猝不及防。42歲的余子游（化名）當初經歷了新高中學制改革的討論。原為記者的他認為，通識科課程能讓學生多關心社會，而自己亦有能力以多角度分析各項社會議題，便毅然踏上教育之路。一走便是12年。

以往在課上討論到政治議題，他從沒要求自己或學生要中立，他看重的是持平——在課堂上給予學生各方面的資訊，讓學生清楚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若學生覺得政府做得不對，我就補充政府的顧慮；倒過來，如果同學認為某些政策好，我便指出政策背後的不足。」讓學生的視野更廣，思考得更全面，才是他的原則。

由他當記者，到現在為人師表，他也很強調「中立只是迴避問題的掩飾。」他認為學生全面地認識一個議題後，選擇各自的立場是正常不過的事。他認為老師的專業，是把事情的全相呈現在學生眼前，讓他們有充足的資訊去做決定，甚或選擇政治立場。

社會運動並沒有改變他教學的宗旨，卻間接成為通識科被「殺科」的理由。任內推行通識教育的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表示通識科是導致香港青年「出問題」的主因，認為通識教育完全失敗。而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表示通識科「既無課程框架，亦無一些經審批的教科書，全部都是交予課堂，老師如何教授學生學習，是不穩妥」，更批通識「第一天已經出現了問題」，令學生凡事反對。

余子游認為若擔心老師公器私用，借通識科灌輸學生自己的立場和價值觀，其實放諸各科皆可——每科老師都帶着自己的一套價值教學。只不過通識科討論的議題貼近時事，相對「敏感」，「（社會運動後）當一定要找人『祭旗』（找代罪羔羊），便找通識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無奈道。

最令余子游吃力的，是評估和判斷在公民科上拿捏甚麼應該講，甚麼不能講。他教授公民科中有關「脫貧」的課題時，發現課程上提供了數十個例子佐證。但基於課時不足，無法在課堂內把例子逐一闡述，他便向教育局查詢老師該如何處理。教育局回覆指，教師毋須教授全部例子，可因應教學需要作判斷。

余子游立即回想起教育局在2022年6月的公民科分享會中批評，公民科老師因不想說錯香港國安法的內容，選擇播片帶過，屬「態度輕佻」；亦指不應「照讀」教學簡報，要有豐富的演釋。「教育局的說法是相信老師的專業。但相信老師專業同時，又會質疑老師的專業。是很矛盾的一點。」

一眾教師無可適從，老師、圖書館管理員遂自我審查，更有學校圖書館篩走數百本疑為「敏感」的書籍，只為避開校園中的政治紅線。

站在課室中，余子游沒有想太多，「我就只看對不對得住學生」。講述「國家成就」主題時，會討論到中國脫貧的議題，他會加插學生有需要知道的社會學概念，如「絕對貧窮」與「相對貧窮」，而非順着課程去光作「表揚」。

時機合適時，他亦會讓同學去匯報有關文化習俗傳承、歷史保育的議題，盡量令課程更多元化。例如他曾讓學生匯報香港的各種歷史建築，並講述建築與昔日香港社會的關係。他憶起，有學生匯報赤柱軍人墳場，提及到香港殖民年代，以及日戰時期的種種事跡。「你不想我講香港的殖民時期，我便間接讓學生自己找資料，自己找出當年的來龍去脈。」他說。「這些空間就是要看老師會不會在夾縫中，多加一點東西。」

看着身邊有同事在通識科「殺科」後辭職、移民，余子游則選擇了留下。「我們這些留下的人，可以做很微弱的光，也要做下去。希望在這環境下依然有一點的光，讓學生可以看到方向，繼續行下去。」

「你可以守護到你的學生，那你守護得到自己的小朋友嗎？」余子游的太太叩問。當時他啞口無言，深知老師和同學對孩子的成長有很大影響，但「自己並沒有主導權」。

每逢傍晚6時半，電視播放愛國宣傳廣告，他兩個3歲和5歲的兒子，就會自動自覺走到電視機前唱國歌，同時亦會背誦播放國歌時的每個畫面，「地鐵、乒乓球、單車，熟到不用看也記得。」他指兒子幼稚園的立場很「紅」，「教育局建議幼稚園今年1月1日起要定時升國旗，它一早就自發做了。永遠做多不做少。」

余子游很清楚孩子將來要接受一系列的國民教育。但他從沒有打算向孩子灌輸自己的立場，生怕他在校成為異類。他最擔心並非孩子的意見跟老師對立，而是擔心他身邊的同學成為無形的監察者。「要規定升旗、上灣區參觀，學校至少會告訴你、出通告知會你。但小朋友之間的對話哪有記錄？」

他觀察到現時政府在創造告密的氛圍，擔心若孩子不夠愛國，會被同學欺凌、告發。如同獨立電影《十年》中的其中一個單元〈本地蛋〉——孩子被培育成政府的爪牙，把不夠愛國者視為敵人。「這樣正令兩群人（政見對立的人）水火不容，將磨滅香港社會的明天。」

在這個時代下教育小朋友，家長皆是摸石過河。余子游不想做怪獸家長，事事挑戰老師，因為終究只會使孩子左右為難。他暫時的策略，是讓孩子看得更廣、更多，希望即使別人把情緒和價值觀強加於他們身上，也不會佔據他們的腦袋。「不用灌輸自己的立場，亦能把他人強加的思想『溝淡』（淡化）。」他解釋。

那麼，他接受到未來孩子與自己的理念、政治立場不一嗎？他下意識回道，會尊重孩子的自主。他曾帶大兒子到維園六四集會，想下一代對這件歷史事件有所認知。他預想，將來小朋友可能不再去六四集會，覺得事不關己，或覺得「大中華膠」，但他也認為不大問題，「他有認識過、體會過，然後自己判斷就可以了。」

作為天主教教區老師，他想孩子知道真、善、美和良知是絕對的概念，不會有灰色地帶。這是他作為家長、老師的底線。

越級成長的一代

「做特首是否必定被市民罵？」
「為什麼哥哥姐姐要上街遊行？」
「為甚麼他們要掉氣油彈？」

46歲的阿茵（化名）有兩個孩子，女兒就讀小六，兒子就讀中三。小孩喜歡每事問，特別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在新聞報導上看到更多警方與示威者的衝突場面，每天都會詢問阿茵各種政治問題。

阿茵會與子女逐一討論，並讓他們多看電視新聞、聽收音機，盡力滿足他們的求知慾。她指，子女的理解能力隨年齡上升，他們對新聞、政治有更切實感受，「會憤怒，會對政府不滿，」她說，「做家長的，便容許家裏成為開放的空間讓他們暢談，不能封鎖他們發洩的途徑。」

透過孩子親身的體驗，阿茵嘗試早一點把良知放在小朋友心中，早點知道有些事黑白分明，「個人正氣一點」。所以從子女讀小學起，阿茵會帶他們到六四集會，讓孩子體會到公開討論六四是「很平靜的事」。掌權的人一步步想要清洗六四的痕跡，如以防疫為由封鎖維多利亞公園、不批准支聯會舉辦六四集會，和移走代表悼念六四和民主自由的雕塑等，阿茵亦不想孩子把悼念六四當作禁忌。

她指中國境內有些人30年沒談政治，即使給他們機會，他們也不講了，「令你把紅線內化，一碰到政治就說不講不講、食飯啦。」阿茵不希望在未來的香港體驗到中國的現況，也苦中作樂，笑言「可能未來我們都老人癡呆，要靠下一代留着真相。」

阿茵相信，讓小朋友接觸、理解政治，是時代賦予的責任。

兒子告訴她，上生活與社會課時，老師會告訴學生內容是教程要求，必定要教，並提醒學生聽書時要自己做分析和篩選，不要把課堂內容「全吞下肚」。兒子苦笑回應「這個老師很好啦，至少他會提我們想清想楚。」考試時，若有些問題與孩子自身的價值觀相衝，阿茵會叫兒子「講大話」，但心裏要記着自己確信的一套。她坦言「現在其實老師或是學生都會『精神錯亂』，但時代如此，只能捱過去。」

香港的新一代年紀小小，便要學懂圓滑做人，提早削去棱角，方能帶着信念生存下去。阿茵感嘆，「親眼看着孩子提早失去童年」。2019年，她帶着孩子上街遊行，一次向遊行人士送水時，前方突然施放了催淚彈，烽煙四起。有年輕人看到有小朋友，特意從前方踏單車回頭，為阿茵和子女送上口罩，着他們「小心」、「盡量不要上前」。

小朋友親身體驗過這一幕，回家便思考「哥哥姐姐很好，又不是打家劫舍，為什麼要被警察打？」讀小學的孩子們遇上了一個無數大人也想不通的問題。

阿茵回想起自己童年，於80至90年代的「黃金時期」渡過，「跟他們差很遠，我們沒有功課上的壓力，亦不需要擔心生計。不怕說錯話，在學校能夠暢所欲言，不會分顏色（政治立場）。但到現在，小朋友生活很多掣肘。」

看到子女近年成熟了許多，阿茵卻感到唏噓。子女說起敏感議題時，懂得要轉彎抹角；小學時便要學懂如何面對政見不同的朋友，甚或如何與他們告別；談到移民時，他們要思考應否離開自己的家，到別的國家渡過餘下幾十年的人生。

她感嘆，「被時代逼着去成長，是很慘的事。小朋友應該有小朋友的生活，他們提早失去了。」

對大學生Martin（化名）而言，探索政治是他自小的興趣。他人生第一件求父母買的東西，是一本台灣的選舉雜誌。「我小學的時候已經很喜歡政治，覺得人們這樣拉票、造勢，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由小六到現在，Martin有近9年時間擔任辯論隊成員，生活與時事、政治密不可分。他在大學選讀政治學與法學，想更深入地研究司法制度和各地的政治狀況。

談及政治對他的影響時，他稍稍思索，把想法有條不紊地歸納為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宏觀而言，他認為政治讓他能更通透地觀察社會。「對於政府的政策，我相信九成的市民都是建木不見林，只看到政策，但不會思考為何政策會出現。」他補充，「若熟悉政治，就會知道政策是各方勢力在背後博弈、妥協的結果，能更易預想政府的下一步。」

微觀而言，他相信政治學能應用於生活之中，「例如討論不同情況下，自主權或是公共利益何者更重要」，讓他更容易設身處地理解不同立場背後，蘊藏着的價值觀。「生活很多面向也跟政治有關。」他說。

但現在的中、小學生未必能如Martin般，在學業生涯之中廣泛地接觸政治。偶然與中學師弟交談時，Martin發現辯論的題目不如以往多元化。回想起他就讀中二時，學校舉辦師生辯論賽，曾公開討論港獨議題；過往亦曾在各辯論場上討論社會事件、罷課、暴力抗爭的利弊。「現在這些議題沒有討論空間，一觸碰到暴力就一定政治不正確，一定會被秋後算帳。」他無奈道。

對於辯論的空間收窄，Martin仍保持樂觀。雖然辯論隊員不能討論香港脈絡下較為激進的理念及抗爭手段，但仍可探討外國的情況，「例如委內瑞拉和緬甸的政變、柬埔寨的示威。關於民主、自由的討論依然存在。」

Martin最深刻的辯題正是圍繞當時美國的時事，探討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興建「美墨圍牆」的利弊。當時香港輿論下，大部分人都只當「美墨圍牆」為玩笑，21世紀築建圍牆可謂無稽之談。但Martin與隊友要為比賽找資料，研究圍牆的功能、築建方式、耐火程度等，更對美國南部基層人民的辛酸加深了體會。

即使辯題與本港政制無關，Martin相信辯論本身就能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學會挑戰一些常理」。而辯論有時候會抽到不是自己所信的立場，能逼使辯員換位思考，吸收各方的論證與論據。

敏捷、清醒的腦袋，是終究拿不走。

找一個應變方法生活下去

Martin是2020年的文憑試考生，當時歷史科其中一條題目為「『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後被指參考資料片面，提問用語亦欠全面，題目最終被考評局取消。

他認為公民科樣本試卷中，關於國安法的題目，比2020年取消的文憑試歷史科題目更偏頗、更有引導性，「資料也頗明顯，引你答國安法一定完全冇問題。」他說。「公民科就是想你熟悉及支持中國大陸的政策，而不是熟悉並全面地考慮（利弊）。」

Martin兩年前早考過文憑試，公民科的試卷看過一次後便可以置諸腦後。但對新一代學生而言，與公民科的拉鋸才剛開始。

通識科遭「殺科」後，意興闌珊的Emma並沒有放棄公民科。不足一年，她漸漸學習到如何巧妙地凌駕它。她掌握了評分標準，每一題也用上相似的用字，例如「令香港與中國的連繫更緊密」，作答時根本毋須多想。她更笑言「隨便在政府新聞稿抽些字眼作答，也能得分。」結果，她公民科的中期考試成績比以往通識科成績好。

「就算不願意讀（公民科），也至少要在文憑試合格，未來才能夠給自己更多選擇。」她無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