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香港新校园︰学生、家长、老师，他们竭力撑开爱国围墙的夹缝

面对记者突然递上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民科）的样本试卷，中四的Emma（化名）口里不断呢喃着“死啦！我未温这课书。”但多年来的考试操练，使他本能地前后翻动试卷，目光迅速横扫提供的资料，准备在时限内疾笔书写。

这次，他却踌躇良久，光瞪住有关《香港国安法》的题目——“就培养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观念，学校教育有多重要？”一直没法下笔。看到参考答案上一系列字眼，“有助学生认识国家”、“了解国情”、“培养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他放下了笔，低声说︰“其实公民科从来没打算训练你思考，只想教你如何不要踩到（政治）红线，提示你要如何在香港生存。”

2020年7月，港区国安法正式在港实施。同年11月，教育局亦宣布改革通识科，以公民科取而代之，课程更着重于香港及中国的发展。筹备仅9个月，公民科便正式于去年9月在中四级推行。

不仅试卷使学生却步，公民科的课本内容亦备受争议。有4本样本书上清楚指出“香港不是殖民地”，部分书本亦指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涉及“恐怖活动”，或有“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市民质疑课本内容不够持平。

越来越多政治议题被标签为“具争议性”、“敏感”，各大院校因而亲手筑起围墙，避免校园被“政治入侵”。面对新时代降临，学生、教师、家长一直努力在围墙上的夹缝挣扎求存，让下一代能够窥探围墙外的世界，细看围墙外的另一套“真相”。

“多温和的行动也是不可接受”

自2009年，香港教育推行三三四新高中课程，通识科随即被列为四大必修课目之一。通识科原有6大单元，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以及“能源科技与环境”。考评局指，通识科“旨在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联系各科的知识，能从多角度研习不同的课题，从而建构与他们所身处的现今世界直接相关的个人知识。”

Emma在小学时曾参与有关通识科的校际比赛，便对通识产生了兴趣。但初中的通识科与她的期望有落差，因应课时、考试导向的制度，课上很少深入地讨论时下社会议题，往往流于教授理论。

但是，“落差一定不及公民科大。”Emma说。

2021年，公民科正式取代通识科，缩窄了原有课程的涵盖范围，变成三大主题，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以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专题研习上，公民科会删减原有的独立专题研习（IES），并新增不计分的中国大陆考察。教育局将提供考察团供学校报名，学生亦需以个人名义递交研习报告。教育局希望中国大陆考察能使学生“了解两地的发展机遇及挑战”，“并思考如何贡献国家和香港”。评分模式上，公民科会由原来的7个评级，二分为“达标”与“不达标”；新科亦只设“资料回应题”一卷，不设“延伸回应题”。

Emma认为，通识科中有两大主题是不可或缺的——“全球化”以及“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她指现时大环境趋向全球化，“是中学生建立世界观很重要的第一步。”特别是通识科的目标是要训练学生批判思考，全球化正能令学生建立宏观的视野。而且，她一直想研究“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中着重教授的心理学理论，特别是需求层次，“清晰理解到自己真正所需，才更通透地选择如何成长。”她却在公民科却难以涉猎有关范畴。

难以在课上满足求知欲，Emma便转向参与时事学会，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论政。她每星期会和干事们开会讨论时事论坛的题目。校方较少规限学会的运作，因此干事们谈及到较为政治敏感的话题时，例如李家超上任，亦不怕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私下开会可以畅所欲言。”她笑说。

论坛中，不同班别的同学饰演各持份者，例如跨国企业、中小企、市民等，让同学持平地讨论时事议题。包括争议度较高的疫苗通行证及通识科改革，去稍微填补公民科的不足。“最近的行政长官选举及就职，在公民科亦只字不提”，她难免感荒谬。

Emma却对时事学会的未来不乐观。迎新活动的一件小事，让她预视到学会亦将处处受限。当时Emma与干事在学会的迎新摊位桌上，放上《毛泽东语录》，并在竹架上挂上国旗，单纯想突出一点吸引同学加入。她以为反讽的行为，不过是个温和的玩笑，但却有教师劝阻说：“你们不要太多明显的动作，自己小心。”

她心里知道若然立场不同，多温和的行动也是不可接受。预视到未来学会能发挥的空间将被扼杀，她摇摇头，无法回应。

守护别人的孩子，自家孩子则在唱中国国歌

新科突袭，通识科老师更是猝不及防。42岁的余子游（化名）当初经历了新高中学制改革的讨论。原为记者的他认为，通识科课程能让学生多关心社会，而自己亦有能力以多角度分析各项社会议题，便毅然踏上教育之路。一走便是12年。

以往在课上讨论到政治议题，他从没要求自己或学生要中立，他看重的是持平——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各方面的资讯，让学生清楚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若学生觉得政府做得不对，我就补充政府的顾虑；倒过来，如果同学认为某些政策好，我便指出政策背后的不足。”让学生的视野更广，思考得更全面，才是他的原则。

由他当记者，到现在为人师表，他也很强调“中立只是回避问题的掩饰。”他认为学生全面地认识一个议题后，选择各自的立场是正常不过的事。他认为老师的专业，是把事情的全相呈现在学生眼前，让他们有充足的资讯去做决定，甚或选择政治立场。

社会运动并没有改变他教学的宗旨，却间接成为通识科被“杀科”的理由。任内推行通识教育的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表示通识科是导致香港青年“出问题”的主因，认为通识教育完全失败。而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表示通识科“既无课程框架，亦无一些经审批的教科书，全部都是交予课堂，老师如何教授学生学习，是不稳妥”，更批通识“第一天已经出现了问题”，令学生凡事反对。

余子游认为若担心老师公器私用，借通识科灌输学生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其实放诸各科皆可——每科老师都带着自己的一套价值教学。只不过通识科讨论的议题贴近时事，相对“敏感”，“（社会运动后）当一定要找人‘祭旗’（找代罪羔羊），便找通识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无奈道。

最令余子游吃力的，是评估和判断在公民科上拿捏甚么应该讲，甚么不能讲。他教授公民科中有关“脱贫”的课题时，发现课程上提供了数十个例子佐证。但基于课时不足，无法在课堂内把例子逐一阐述，他便向教育局查询老师该如何处理。教育局回复指，教师毋须教授全部例子，可因应教学需要作判断。

余子游立即回想起教育局在2022年6月的公民科分享会中批评，公民科老师因不想说错香港国安法的内容，选择播片带过，属“态度轻佻”；亦指不应“照读”教学简报，要有丰富的演释。“教育局的说法是相信老师的专业。但相信老师专业同时，又会质疑老师的专业。是很矛盾的一点。”

一众教师无可适从，老师、图书馆管理员遂自我审查，更有学校图书馆筛走数百本疑为“敏感”的书籍，只为避开校园中的政治红线。

站在课室中，余子游没有想太多，“我就只看对不对得住学生”。讲述“国家成就”主题时，会讨论到中国脱贫的议题，他会加插学生有需要知道的社会学概念，如“绝对贫穷”与“相对贫穷”，而非顺着课程去光作“表扬”。

时机合适时，他亦会让同学去汇报有关文化习俗传承、历史保育的议题，尽量令课程更多元化。例如他曾让学生汇报香港的各种历史建筑，并讲述建筑与昔日香港社会的关系。他忆起，有学生汇报赤柱军人坟场，提及到香港殖民年代，以及日战时期的种种事迹。“你不想我讲香港的殖民时期，我便间接让学生自己找资料，自己找出当年的来龙去脉。”他说。“这些空间就是要看老师会不会在夹缝中，多加一点东西。”

看着身边有同事在通识科“杀科”后辞职、移民，余子游则选择了留下。“我们这些留下的人，可以做很微弱的光，也要做下去。希望在这环境下依然有一点的光，让学生可以看到方向，继续行下去。”

“你可以守护到你的学生，那你守护得到自己的小朋友吗？”余子游的太太叩问。当时他哑口无言，深知老师和同学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影响，但“自己并没有主导权”。

每逢傍晚6时半，电视播放爱国宣传广告，他两个3岁和5岁的儿子，就会自动自觉走到电视机前唱国歌，同时亦会背诵播放国歌时的每个画面，“地铁、乒乓球、单车，熟到不用看也记得。”他指儿子幼稚园的立场很“红”，“教育局建议幼稚园今年1月1日起要定时升国旗，它一早就自发做了。永远做多不做少。”

余子游很清楚孩子将来要接受一系列的国民教育。但他从没有打算向孩子灌输自己的立场，生怕他在校成为异类。他最担心并非孩子的意见跟老师对立，而是担心他身边的同学成为无形的监察者。“要规定升旗、上湾区参观，学校至少会告诉你、出通告知会你。但小朋友之间的对话哪有记录？”

他观察到现时政府在创造告密的氛围，担心若孩子不够爱国，会被同学欺凌、告发。如同独立电影《十年》中的其中一个单元〈本地蛋〉——孩子被培育成政府的爪牙，把不够爱国者视为敌人。“这样正令两群人（政见对立的人）水火不容，将磨灭香港社会的明天。”

在这个时代下教育小朋友，家长皆是摸石过河。余子游不想做怪兽家长，事事挑战老师，因为终究只会使孩子左右为难。他暂时的策略，是让孩子看得更广、更多，希望即使别人把情绪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们身上，也不会占据他们的脑袋。“不用灌输自己的立场，亦能把他人强加的思想‘沟淡’（淡化）。”他解释。

那么，他接受到未来孩子与自己的理念、政治立场不一吗？他下意识回道，会尊重孩子的自主。他曾带大儿子到维园六四集会，想下一代对这件历史事件有所认知。他预想，将来小朋友可能不再去六四集会，觉得事不关己，或觉得“大中华胶”，但他也认为不大问题，“他有认识过、体会过，然后自己判断就可以了。”

作为天主教教区老师，他想孩子知道真、善、美和良知是绝对的概念，不会有灰色地带。这是他作为家长、老师的底线。

越级成长的一代

“做特首是否必定被市民骂？”
“为什么哥哥姐姐要上街游行？”
“为甚么他们要掉气油弹？”

46岁的阿茵（化名）有两个孩子，女儿就读小六，儿子就读中三。小孩喜欢每事问，特别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在新闻报导上看到更多警方与示威者的冲突场面，每天都会询问阿茵各种政治问题。

阿茵会与子女逐一讨论，并让他们多看电视新闻、听收音机，尽力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她指，子女的理解能力随年龄上升，他们对新闻、政治有更切实感受，“会愤怒，会对政府不满，”她说，“做家长的，便容许家里成为开放的空间让他们畅谈，不能封锁他们发泄的途径。”

透过孩子亲身的体验，阿茵尝试早一点把良知放在小朋友心中，早点知道有些事黑白分明，“个人正气一点”。所以从子女读小学起，阿茵会带他们到六四集会，让孩子体会到公开讨论六四是“很平静的事”。掌权的人一步步想要清洗六四的痕迹，如以防疫为由封锁维多利亚公园、不批准支联会举办六四集会，和移走代表悼念六四和民主自由的雕塑等，阿茵亦不想孩子把悼念六四当作禁忌。

她指中国境内有些人30年没谈政治，即使给他们机会，他们也不讲了，“令你把红线内化，一碰到政治就说不讲不讲、食饭啦。”阿茵不希望在未来的香港体验到中国的现况，也苦中作乐，笑言“可能未来我们都老人痴呆，要靠下一代留着真相。”

阿茵相信，让小朋友接触、理解政治，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儿子告诉她，上生活与社会课时，老师会告诉学生内容是教程要求，必定要教，并提醒学生听书时要自己做分析和筛选，不要把课堂内容“全吞下肚”。儿子苦笑回应“这个老师很好啦，至少他会提我们想清想楚。”考试时，若有些问题与孩子自身的价值观相冲，阿茵会叫儿子“讲大话”，但心里要记着自己确信的一套。她坦言“现在其实老师或是学生都会‘精神错乱’，但时代如此，只能挨过去。”

香港的新一代年纪小小，便要学懂圆滑做人，提早削去棱角，方能带着信念生存下去。阿茵感叹，“亲眼看着孩子提早失去童年”。2019年，她带着孩子上街游行，一次向游行人士送水时，前方突然施放了催泪弹，烽烟四起。有年轻人看到有小朋友，特意从前方踏单车回头，为阿茵和子女送上口罩，着他们“小心”、“尽量不要上前”。

小朋友亲身体验过这一幕，回家便思考“哥哥姐姐很好，又不是打家劫舍，为什么要被警察打？”读小学的孩子们遇上了一个无数大人也想不通的问题。

阿茵回想起自己童年，于80至90年代的“黄金时期”渡过，“跟他们差很远，我们没有功课上的压力，亦不需要担心生计。不怕说错话，在学校能够畅所欲言，不会分颜色（政治立场）。但到现在，小朋友生活很多掣肘。”

看到子女近年成熟了许多，阿茵却感到唏嘘。子女说起敏感议题时，懂得要转弯抹角；小学时便要学懂如何面对政见不同的朋友，甚或如何与他们告别；谈到移民时，他们要思考应否离开自己的家，到别的国家渡过余下几十年的人生。

她感叹，“被时代逼着去成长，是很惨的事。小朋友应该有小朋友的生活，他们提早失去了。”

对大学生Martin（化名）而言，探索政治是他自小的兴趣。他人生第一件求父母买的东西，是一本台湾的选举杂志。“我小学的时候已经很喜欢政治，觉得人们这样拉票、造势，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由小六到现在，Martin有近9年时间担任辩论队成员，生活与时事、政治密不可分。他在大学选读政治学与法学，想更深入地研究司法制度和各地的政治状况。

谈及政治对他的影响时，他稍稍思索，把想法有条不紊地归纳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而言，他认为政治让他能更通透地观察社会。“对于政府的政策，我相信九成的市民都是建木不见林，只看到政策，但不会思考为何政策会出现。”他补充，“若熟悉政治，就会知道政策是各方势力在背后博弈、妥协的结果，能更易预想政府的下一步。”

微观而言，他相信政治学能应用于生活之中，“例如讨论不同情况下，自主权或是公共利益何者更重要”，让他更容易设身处地理解不同立场背后，蕴藏着的价值观。“生活很多面向也跟政治有关。”他说。

但现在的中、小学生未必能如Martin般，在学业生涯之中广泛地接触政治。偶然与中学师弟交谈时，Martin发现辩论的题目不如以往多元化。回想起他就读中二时，学校举办师生辩论赛，曾公开讨论港独议题；过往亦曾在各辩论场上讨论社会事件、罢课、暴力抗争的利弊。“现在这些议题没有讨论空间，一触碰到暴力就一定政治不正确，一定会被秋后算帐。”他无奈道。

对于辩论的空间收窄，Martin仍保持乐观。虽然辩论队员不能讨论香港脉络下较为激进的理念及抗争手段，但仍可探讨外国的情况，“例如委内瑞拉和缅甸的政变、柬埔寨的示威。关于民主、自由的讨论依然存在。”

Martin最深刻的辩题正是围绕当时美国的时事，探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兴建“美墨围墙”的利弊。当时香港舆论下，大部分人都只当“美墨围墙”为玩笑，21世纪筑建围墙可谓无稽之谈。但Martin与队友要为比赛找资料，研究围墙的功能、筑建方式、耐火程度等，更对美国南部基层人民的辛酸加深了体会。

即使辩题与本港政制无关，Martin相信辩论本身就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学会挑战一些常理”。而辩论有时候会抽到不是自己所信的立场，能逼使辩员换位思考，吸收各方的论证与论据。

敏捷、清醒的脑袋，是终究拿不走。

找一个应变方法生活下去

Martin是2020年的文凭试考生，当时历史科其中一条题目为“‘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试后被指参考资料片面，提问用语亦欠全面，题目最终被考评局取消。

他认为公民科样本试卷中，关于国安法的题目，比2020年取消的文凭试历史科题目更偏颇、更有引导性，“资料也颇明显，引你答国安法一定完全冇问题。”他说。“公民科就是想你熟悉及支持中国大陆的政策，而不是熟悉并全面地考虑（利弊）。”

Martin两年前早考过文凭试，公民科的试卷看过一次后便可以置诸脑后。但对新一代学生而言，与公民科的拉锯才刚开始。

通识科遭“杀科”后，意兴阑珊的Emma并没有放弃公民科。不足一年，她渐渐学习到如何巧妙地凌驾它。她掌握了评分标准，每一题也用上相似的用字，例如“令香港与中国的连系更紧密”，作答时根本毋须多想。她更笑言“随便在政府新闻稿抽些字眼作答，也能得分。”结果，她公民科的中期考试成绩比以往通识科成绩好。

“就算不愿意读（公民科），也至少要在文凭试合格，未来才能够给自己更多选择。”她无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