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凌，以社會學為藝術，反之亦然。牛津博士，浸會博士後）
在Twitter上，女權學者Dorothy Smith的自我介紹是「1980年代女權運動中、發展制度民族誌作為另一種社會學的旗手。（性別稱號：她）」2022年4月25日，她推了一條有爭議但立場鮮明的推文說：「如果你是恐跨女權，那我會拉黑你，我才不想和垃圾偽女權為伍。」她不小心把垃圾拼寫錯了，還追發糾正了一條。5月3日她推文說：「我的公關團隊讓我寫推文多用表情，因為可以吸睛和傳遞情緒。請廣大網友推薦一下用什麼表情。」6月3日，這位近50年來女權主義學界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在孫女的懷抱中去世，享年95歲。
我們的日常生活，問題滿滿（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這些問題是每個人在與制度對抗和融合的過程中難以言説的苦痛：每個人都可以擠進主流嗎？什麽定義了規則？在每種規則的背後又有什麽苦痛、沉默和剝削呢？Dorothy Smith 給我們提供了言説的語言，並終其一生「指引」我們走向這些問題。
爲了強調Dorothy Smith在方法論和知識論上的貢獻，這裏我們説的是「指引」和「走向」而非「回答」。她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認識和生產知識的方法。她的方法徹底顛覆了學術研究的立場（standpoint）和目的。學術不是爲了當權者更好的理解和管理大衆，而是爲了女性和所有人可以更自在的活著（for women, for people）。從女性主義社會學（feminist sociology）到制度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她强調自己不是在為已經有的社會學脈絡和方法論添磚加瓦，她的志業始終是從女性和日常的立場出發，建立一個不一樣的「民有，民享」的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