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打人事件擊碎了國人對都市的安全幻想，「深夜出門擼串的安全感」不再是一個值得吹捧的現實。
當人們驚詫於行兇者的肆無忌憚，追問暴力責任，討論如何制止暴力方式時，輿論呈現出極大的撕裂：許多女性對這樣的人身安全受威脅情況表達恐懼和憤怒，部分男性因此事引起的「無差別攻擊」感到委屈和不滿。女性主義者指出了這是一種基於性別的暴力，是性騷擾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構成的殘忍傷害。而另一些人認爲從性別的維度理解此事件是「搞偏重點」，比起男女矛盾，流氓和黑惡勢力才是事件的本質，並且就此批評女權主義成功地轉移了對暴徒譴責的焦點，刻意挑起性別矛盾。大量的媒體文章和評論都對此事發表看法，圍繞「結構暴力」和「性別矛盾」的交鋒尤其激烈。
除了性別議題和意識形態爭論，採取怎樣的應對措施，以防再次發生類似事件的討論，也表現出普通人在「制止暴力」中對政治權力運作的期待。有人呼籲更加強有力的國家干預、更充足的警力部署和更嚴格的刑罰。也有人呼籲採用運動式治理和專項整治打擊黑惡勢力與其保護傘。
可見清洗式的運動式管理實際上已成爲人們的潛意識。2022年上海等地經歷嚴格的疫情防控後，無處不在的二維碼、監視技術和追蹤系統，成爲中國都市公共空間的「基礎設施」，更是人們習以爲常的治理技術，就此有人提出採用防疫式治理，給這些犯罪分子「賦紅碼」。然而，在解決性別暴力時，這樣的運動式治理模式和防疫採用的治理技術，可以扭轉當下社會中的厭女氛圍，兌現中國「消除一切對女性的歧視」的政治諾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