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六四33年：不止紀念六四本身，也紀念香港人對於六四的紀念

（張海文，獨立撰稿人）

距離上一次走進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已經第三年。2019年6月4日，那是一個悶熱的晚上，參與集會的人數卻是歷年高峰。在那之前，香港社會對於六四——尤其是支聯會主導的維園六四——的意義之辯，曾使包括我在內的不少年輕人對步入維園感到猶豫。本土主義思潮對於六四的詰問——「香港的民主運動並不必然承擔建設民主中國的義務」、「六四之於香港的意義為何？」——一直沒有找到突破性的、可以彌合分歧的社會共識。但在2019年6月初的那幾天，顯然有一種悼念以外的情感驅使我和許多人再次回到維園，在幾天之內，我認知到社會上漸漸凝聚起來的政治不滿和反抗意志，是驅動著人們走上街頭集結力量的源頭。

《港區國安法》實施翌年（2021年），支聯會解散，今年是其解散後的首次六四週年。過去兩年，即使在疫情限聚禁令之下，人們仍堅持在六四當晚走上街頭。2020年的維園站滿手持燭光，或揮舞旗幟的人們；2021年的維園在重門深鎖下，被無聲的、亮起手機燈光的行人包圍著。但是2022年，當支聯會在法庭上被指控為「外國代理人」、其常委被捕、組織解散，被禁止的六四集會亦不復存在。對觸犯紅線的恐懼，亦使其他本地組織者終止舉行悼念六四的儀式——天主教香港教區早前表示，因憂慮觸犯國安法，今年不再舉辦追思六四彌撒，是三十三年來首次。至此，所有具名的、組織的六四活動皆在香港消失。

恐懼的情緒可以被理解，香港人為失去公開悼念六四的權利而沮喪，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在這樣的時刻，若我們對於六四的思考只停留在「私人悼念還是可以的吧」「閂埋（關上）門得唔得」「記住一件事不犯法吧」等問題，則錯過了深思六四意義的機會。重要且必須指出的是，香港政府至今仍未表明悼念六四違反任何法例，而今年沒有任何團體申請舉辦六四集會。在「沒有大台」的香港，以個人意志和方式堅持悼念當然是可以的，但關鍵也許是，這樣做還有什麼意義？

這篇文章試圖回應這個問題，而進路是重塑六四之於香港意義本身的轉變。到2019年為止，六四對香港人而言，首先是集體回憶，不論是行動者和論述的側重，或更在於傳承記憶、守護真相。約莫在雨傘運動之後，本地公共論述開始爭辯悼念本身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行動意義。而經過2019年，有利於傳承集體回憶的社會條件急遽消失，六四卻已在人們堅持悼念的行動裏，被重新創造成為香港抗爭的一部份。因為記得三十多年前中國民運的悲劇，因為執著於香港人能有點起燭光爭取公義的權利，紀念六四成為了屬於香港社會的政治行動。在政權全面取消六四記憶的象徵，而社會各環節不無（或不得不）配合的現況裏，與之相對的個人化的政治行動，則是抵抗權力之專橫無度、社會之犬儒屈節，作為守護六四之火種的依據。

我的基本立場是，當下六四之於香港的意義，在經歷至少三十年的由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所代表、以維園燭海呈現的沉澱之後，在香港終於不能公開悼念的當下，也許更是要喚起每個人政治行動的能動性，「讓燭光點燃生活的每一面」，看見六四作為集體回憶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啟發和作用，體認無法再被公開的哀悼，在「沒有大台」的新時代也可以個人的方式鍥而不捨，並懷抱著在各地點起的熒熒微光終將再次匯聚成一片燭海的信念。由此，於六四點起的燭火將不再只是記憶一件往事，它也將折射出行動者的反抗意志，延續香港社會對公義、人權、民主的價值追求。

「作為集體回憶的六四」

三十年間，在「合法集會」的保障與認知裏，香港市民一年一度前往維園，風雨不改，跟從支聯會領導和制定的議程，悼念89年在天安門發生的鎮壓、要求公義和平反。雖然集會人數隨時間波動，但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意志的確是歷年不衰。

在一定意義上，參與燭光晚會，悼念八九六四，可以說與（本地）政治無關，而更單純地在乎對事件的記憶和傳承。這體現在支聯會的「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的口號上，而記憶與傳承，也構成支聯會、以及眾多圍繞六四的行動和表述的主軸。

這亦是長久以來，六四之於香港的獨特意義，甚至是構成香港在華人社會之中與別不同的社會現象。六四二十週年時，本地學者李立峯與陳韜文曾以「香港人不能忘記六四之謎」為題，分析六四作為集體回憶，在香港社會的傳承機制：在中國，政權改寫歷史、抹去六四痕跡、使六四成為禁語，已使六四不再在公共層面留存；而在台灣，即使也有流亡當地的民運人士組織悼念，社會的迴響卻頗為冷淡。只有在香港，六四能成為整個社會念念不忘的公共事件，悼念六四被賦予了傳承見證、拒絕遺忘的公共價值。

去年，兩位學者出版的新書《天安門的記憶：香港集體回憶的政治與過程 1989-2019》，又進一步深化這一點——即使國家極力壓抑記憶，但六四在香港依然有主導地位，這背後既有香港社會獨有的通過傳媒、社會組織與民族國家進行的拉扯角力，為六四記憶製造的有利空間，也因為六四事件對香港社會造成深刻的集體烙印（collective imprint），連繫著香港人樸素的愛國情懷與對普世價值的追求。

更突顯香港獨特性的是，六四在香港經得起時間的沖刷，並成功傳遞至在89年後出生成長，未有親身經歷六四的一代人身上。代際傳遞的功夫，除了有賴每年週期性的、針對六四的記憶動員，也在於家庭、學校內的口耳相傳。設立六四紀念館、在公共領域為六四著書立說、文藝創作，以及在大學校園豎立的六四雕像與裝置，都在在提升了六四的可見度，使六四記憶滲透進城市的日常肌理。

本文並不打算深入歸納學術專著的內容（註：詳細的整理可見另文），關鍵只是點出六四作為集體回憶的獨特性，而引申至六四對於香港社會的前期本土意義——經過長年累積，香港社會已「不止紀念六四本身，也紀念香港人對於六四的紀念」。

主流六四論述一度瀕臨失效

但這份堅持並不必然，當六四記憶經歷一定年月，如何讓六四記憶保持鮮活，與當下相互滲透影響，是香港社會需要克服的難題。當政治社會環境不斷演變，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干涉日益增強，香港社會既要保護一國兩制下本地的獨立制度，亦醞釀著民主運動的新浪潮。

在雨傘運動的前後，本地論述對六四的反思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開始有聲音質疑由支聯會主導的六四記憶本身的殘缺不全。八九民運歷史的複雜性，當年運動牽涉之廣、其脈絡之深，本來就不容易有一個完整的敍述。關心六四的論者，開始挖掘在主流六四論述以外，被邊緣化的史料和事實。像是當年天安門廣場上，市民、工人、學生與知識份子對運動走向的內部分歧和角力，開始被書寫傳播。2014年出版、由記者林慕蓮撰寫的《重返天安門》，首度公開一批成都六四鎮壓的照片，顯示當年事件的規模，遠遠不只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流血鎮壓。這些新資料、新視角，為主流六四記憶中僅僅是北京學生對抗極權的印象補充了事實的細節，卻也撼動了六四記憶的權威。

第二，當中國的政治發展與民主化背道而馳，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亦愈發產生一種空泛而虛妄的印象。在本土主義思潮高調排斥支聯會的愛國元素，主張把社會運動的力量聚焦香港的民主進程之前，不論是支聯會還是六四集會的一般參與者，似乎都已經意識到中國民主化的「不可能」，而迴避討論如何落實中國民主化抗爭的問題。尤有甚者，中國的反體制行動者亦對主流六四論述作出批判，指六四已經與中國現存的抗爭者語境斷裂，其道德高地和對人們的號召力，更擠壓了現今中國行動者所得到的關注與支援。

與此一脈相承的，是香港新興社運力量感受到的，六四對本土民主運動的制肘與冷漠。六四事件的悲劇性質，致使香港社會以帶有強烈價值判斷的「大是大非」框架理解事件，這卻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六四論述和議程的靈活性與可操作性。不論是支聯會，或是長期以來習慣了「維園六四」形式的參與者，都沒法有效理解和對接新興社運力量的出現。這個爭議在2015年白熱化：大學生組織「學聯」因為內部分歧宣布缺席六四維園集會，而個別參與的4個大學學生會代表，則在台上焚燒《基本法》，主張「民主修憲」的立場。那幾年間，較年輕的本地政治參與者積極反思其行動和論述的本位，抗拒六四議題的必然性，相關辯論卻受到一些道德高地式的「不能不關心六四」的指摘。對香港而言，六四集體回憶如此重要，幾乎不容修正和辯論，卻也令六四無法適應本土民主運動的發展，供應以能量和價值。

上述情況並非對支聯會以及主流六四論述的指控，而是對六四集體回憶與政治行動之間張力的扼要梳理。事實上，六四事件本身促成港人在九十年代再次追求民主化，而過去三十多年的集體回憶，亦構成不少港人的政治啟蒙和初次政治參與，以致六四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最重要的道德價值泉源。也因此，六四集體回憶與本地政治發展有著複雜關係，兩者並不相悖。

有利條件的消失

但在當下的香港，最令人憂慮的自然是有利六四集體回憶延續的條件，正在消退。過去一年的時局發展，正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掏空六四集體回憶的基礎，香港社會如何守護六四集體回憶，留有極大問號。

首先是公權力正在社會組織、教育、傳播等方面，取消六四記憶。最直接的莫過於支聯會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其常委被捕收監，組織本身也在去年9月議決解散，守護六四記憶的標誌性組織自此消失。而在支聯會解散以前，政府連續兩年以防疫為由禁止維園燭光晚會，也終結了未曾中斷過的悼念儀式。

在教育層面，香港政府在中小學推行國家安全教育課程，建制陣營鼓勵匿名舉報老師，種種發展無疑令六四成為校園內的敏感詞，進一步削弱六四在教育系統內的存在。另外，據法新社報導，本地公共圖書館已限制借閱與六四相關的57本書目，反映著公權力正在社會不同層面或明或暗地阻止記憶流傳。

令人扼腕的是，本地大學也站在配合公權力的位置，而未有堅守六四記憶。去年聖誕節前夕，香港大學在未有公布的情況下，通宵拆毀自1997年起佇立校園的「國殤之柱」；隨即，香港中文大學在未有告知師生、校友及公眾的情況下連夜移走校園內的「民主女神像」，嶺南大學亦移除安置校內的「天安門大屠殺浮雕」。多間大學相繼清除六四記憶的實體裝置與標語，顯示出犬儒苟且的一面。

而多年來在媒體和網絡的公共討論上，針對六四的動員與思辯，也在這一兩年銳減。經歷蘋果、立場案的震盪後，香港仍然運作的媒體內部有程度不一的人事變動和編採調整，可預期整體將趨向更嚴重的自我審查。政治紅線飄忽，不少敢言的政治人物和論者身陷囹圄，或已移居海外，留下來的人或選擇沉默，或仍然失語，意見和思想的鋪展、碰撞難以形成，是無奈且遺憾的現況。

在這樣的時局，關心六四集體回憶的人們並無樂觀的理由。但也無須過份沮喪，因為經過逾三十年沉澱的六四集體回憶，本身有一定的韌性，過去兩年的經驗是，即使欠缺聲勢，但人們仍然記得。在越見惡劣的社會環境裏，守護六四記憶的抗爭已經開始，行動者已經在負隅前行，這值得我們看見。

「作為政治行動的六四」

以2019年為界，六四之於香港的意義，開始了由集體回憶至政治行動的轉移。若2019年前往參與維園集會的人們，仍只是抱著記憶的責任，2020年於六四上街的人們，卻已經是帶有反抗權力、為香港抗爭的意涵。

在反修例運動中確立發揚的「無大台」社運原則，將政治行動的能量，由集中在政治領䄂和人物，歸還到每個政治參與者身上。而六四，由支聯會大台一直守護著的集體回憶，也在2020年迎來第一次沒有議程、不受鼓勵、人們自發認同參與的集體行動。

翻查報導，由於支聯會維園集會被警方禁止，當晚的六四悼念活動事實上在全港遍地開花，在十八區都有街站或流水式集會悼念六四。參與者的動機不受限於傳統的六四綱領，而更加緊扣反修例運動的政治抗爭及情緒。參與者甚至高呼「香港獨立」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反修例抗爭口號，不少接受媒體訪問的市民，不約而同地訴說著「這或許是最後一次」、「守護還可以紀念的空間」。

在那一年，六四的記憶本身退居次位，堅持香港社會有悼念六四、追求公義的空間和權利，進據了行動者的主要動機。這無疑削弱了六四集體回憶的純潔，但它也加深了六四在香港本地意義的轉化——悼念六四是香港社會重要的價值和實踐，它連結著香港社會對天安門事件的悲憤，和當下香港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不容剝奪。

也許參與者的動機、六四之於每個人的意義，有更加豐富多樣的面貌，但以個人意志驅動的悼念和行動，在日益收緊的自由裏，仍然尋求著可見的相認。

不能忽視的是，堅持悼念六四、爭取悼念自由的抗爭，也正在香港法庭內進行。去年，包括一眾支聯會常委在內，逾廿個本地政治人物因為2020年六四的悼念行動被控以「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因2021年在報章及個人社交平台撰寫呼籲悼念六四的文章，被再控以「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這幾宗案件早前已經審結，各人或認罪，或被判罪成。值得指出的是，在這幾宗案件，法庭要處理的並非「悼念六四」是否違法，而只是針對各被告鼓勵人們參與，或自身參與一個被警方禁止的，「未經批准集結」。換言之，目前法律規管的行為，在「集結」而不在「悼念」。

在這些案件審理過程中，有幾個細節值得書寫。第一是鄒幸彤藉著法庭陳詞的機會，一再闡述六四對她的個人意義、對香港的意義，以及，堅持和延續燭光的意義。她同時反對被加諸在她身上的煽惑罪名，強調香港人之所以悼念六四，是基於個人的良知、思考和決定。第二是何桂藍在陳情階段，只說出一句話：「今天對我個人的判刑，實際上就是對每一位2020年6月4日出現在維園的香港人判刑。」

即便拋卻判決結果和法律語言不談，我們也都能理解這些被告人陳情的重量。在「無大台」背景下的六四悼念，已不再由支聯會議程支配，人們出現在維園，再不能等同於響應支聯會的號召。每個基於個人意志的悼念，都可能在無預期中相聚。

執筆之際，鄒幸彤就支聯會顛覆案上庭提訊，進入法庭時仍然高喊「毋忘六四，抗爭到底」。

against all odds

目前，香港政府仍未表明悼念六四違法。但我們也可以預期，在不久的將來，悼念六四本身也可能在香港法庭受審。

在中國大陸，單純只是書寫「銘記八九六四」，也可以被控以「顛覆政權」，這是目前可見的最惡劣情況。與香港制度較接近的澳門，當地政府已在去年首次以「虛假宣傳」、「煽動顛覆」為由，禁止當地的六四晚會。香港政府和法律將六四徹底納入禁忌，也許只是時間問題。在新的時代，過往香港人習以為常的權利和景像，不再是理所當然。

燭光未必能照穿未來的黑暗，六四曾在一個獨特的歷史時空中於香港植根，有許多已然不復存在的有利條件，但歸根究底，是因為有願意行動的人，帶著 against all odds 的信念，為尋求公義、傳承真相而努力，才使六四進入許多香港人的生命裏。無論是當年到北京參與運動的香港學生、報導的記者，還是在香港百萬人遊行中的每個人，「六四」曾經成為一代人個體生命史中不能抹去的一頁，而在香港人真的堅持了三十年之後，「紀念六四」本身又進入了新一代人的生命裏，成為香港人不能失去的實踐。

記憶自然是難以剝奪的，當每個人都試著消化和整理六四對自己人生的意義和作用，繼續言說、書寫、悼念六四，那即使沒有大台、不在維園、沒法聚首，都是在捍衛悼念六四的權利。現在橫亙在面前的威脅和挑戰，不只針對六四，也將深遠地改變香港。它迫使每個人去檢審，香港人所想要的未來，和我們在其中的位置。

由是，想起雨傘運動案一位被告的陳詞，訴說著行動者的信念，遂引以為結：

「我們得毀掉被條文、被權力、被體制所形塑的自己，走進一個充滿未知、在歷史與當下糾纏不清、在個人努力與萬千偶然混雜複合的世界，去關心我們的世界，而非僅僅關心自己的位置。雨傘運動，或者許多運動，其實本身無非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要知道政治經濟裏的權力勾結合謀，找出著力點，鍥而不捨地敲打。在這過程裏無聖人可隨。我們會迷惘，曾經一路建築的自我會坍塌，會趨近滅亡，但始終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