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大爆發 深度 香港

大疫過後,走一趟廟街——這是無家者、移工、鳳姐的救贖之地

「我爬了起來,但看到很多人在大海裏浮沉。你受到別人幫助,那你是不是要幫忙拉其他人一把?」


廟街是香港一條富有特色的街道,也以售賣平價貨的夜市而聞名。但疫情後失去遊客,失去假日的閒逛人潮,昔日熱鬧的著名街道變得寧靜冷清。 攝:林振東/端傳媒
廟街是香港一條富有特色的街道,也以售賣平價貨的夜市而聞名。但疫情後失去遊客,失去假日的閒逛人潮,昔日熱鬧的著名街道變得寧靜冷清。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文中的移工即移民家務工,在香港俗稱外傭。

4月初春,很多人在廟街臨時棲身。失去遊客,失去假日的閒逛人潮,昔日熱鬧的著名街道變得寧靜冷清,唯一響亮的,只有街邊檔播放的Beyond樂隊歌曲《灰色軌跡》。卻也正是這條街,承接疫情中因確診被僱主趕走的移工,和重投工作卻苦無工開的無家者。

「因為經濟低迷,這裏的人正在搏鬥。」在廟街居住的獻主會神父胡頌恆(John Wotherspoon)說。2020年,他和伙伴設立的慈善機構Mercy HK協助無家者住入佐敦平安大樓的賓館,至今年2月,Mercy HK甚至突然化身移工的「民間檢疫中心」。

病毒初發時,廟街一帶是首個因疫情封鎖的地區;之後,油尖旺仍不時登上疫廈名單。在早前禁晚市堂食、限聚的政策下,區內餐廳大閘落地,零售店結業清貨,街上人影疏落,足球場擠滿藍色的檢測帳篷。儘管目前政策放寬,禁令留下的瘀傷,滯後、浮現。

在Mercy HK的耶穌醫生中心(Doctor Jesus Centre)有一幅畫像——在裹布中的耶穌睡在長木櫈上,背景是廟街攤檔、唐樓,一直延伸到對岸的摩天大廈,背靠獅子山巒。胡頌恆說,「幫助無家的人就是在幫助耶穌。」但在廟街,這不只是外籍神父和機構社工幫助弱勢者的故事。

身陷訴訟的Roxan看見胡頌恆後與之相擁,大聲嚎哭。
身陷訴訟的Roxan看見胡頌恆後與之相擁,大聲嚎哭。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唐樓姊妹

踏上殘舊的樓梯,胡頌恆重重地敲下木門。「有人在嗎——」他邊喊邊疑惑地掏出鎖匙,推開厚重的白色大門。約500呎的單位裏,只有一個電話發出自菲律賓遠方傳來的通話聲音。

不一會,有人從房間裏走出來。「神父,」紮起頭髮的Joy一臉為難,「Roxan剛在跟律師說話。」名為Roxan的女子看見胡頌恆後與之相擁,大聲嚎哭。神父問:「發生什麼事了?」

31歲的Roxan是菲律賓人,來港做家務工約7年。去年底,她和新僱主之間發生糾紛,現正身陷訴訟。這幾個月,她忙着預備證供,和非牟利機構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的社工與及律師連線會面。

Roxan想到一時無法支持母親的手術費用,急得哭了起來。她右邊的Magie,手不斷撫順她背上的長髮。她左邊的Joy沉着冷靜,以菲律賓語夾雜英語,不斷低聲重覆:Everything will be fine(所有事情都會好起來)。

Roxan、Joy和Magie原本互不相識,病毒將她們牽繫到一起。最初,Roxan因為留港處理官司,在教堂遇上比她大3年、被僱主終止合約的Joy。她們都是無家可歸的人,又同樣來自呂宋島北部,Roxan和Joy一熱一冷,看起來就像是姊妹。

2月18日,Roxan和Joy同時確診。碰上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高峰,醫護資源和隔離設施不足,在團體協助下,她們在屯門一間作為庇護中心的村屋等候被安排到竹篙灣隔離措施。那天,她們把飯煲、暖風機和零食扔進黑色垃圾袋一起搭上大巴。「每個人都瞪着我們,覺得我們很骯髒。」Roxan說。「但我們那時背着垃圾袋很開心,一直在大笑。」Joy說。

Marilou(左)、Marnie(中)、Genisa(右)都是從菲律賓來港的移工,他們原本互不認識,卻因Covid-19的困境結緣,「在我們生命最黑暗的時候,他們(胡頌恆及其伙伴)接納了我們。」Marnie說。

Marilou(左)、Marnie(中)、Genisa(右)都是從菲律賓來港的移工,他們原本互不認識,卻因Covid-19的困境結緣,「在我們生命最黑暗的時候,他們(胡頌恆及其伙伴)接納了我們。」Marnie說。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現時約有35萬移民家務工,大多來自菲律賓、印尼和泰國等地,工作期間必須與僱主同住。疫情下,有移工因確診而被趕出家門,也有移工本計劃回家,卻因為確診而歸家無期,移工團體不斷收到求助。

隔離期間,團體告知Roxan和Joy離營後須再找落腳點,但她們毫無頭緒,只能不斷打電話聯絡非牟利團體、菲律賓駐港領事館,「我們之前已經換過3次宿舍,還要思考離營後去哪裏,對我們來說很困難和很疲累。」Roxan說。

當時領事館答應接送離開,但離營後,她們在青衣站等了6個小時,領事館仍未派人前來。原來個案輾轉轉到Mercy HK,神父胡頌恆打來一通電話,安排她們暫住佐敦唐樓,終於使她們安心下來。

在這三房唐樓單位裏,窗戶貼上花紋貼,天然光線不太足夠。白光燈下,16張床旁各放着幾個行李箱,她們把地方打掃得一塵不染,利用床邊和牆之間的空隙掛起幾件短袖衣和睡褲。

護士學系畢業的Roxan來港8年,換過幾個僱主,大部分僱主都因為移民離港而沒再續約。

護士學系畢業的Roxan來港8年,換過幾個僱主,大部分僱主都因為移民離港而沒再續約。攝:林振東/端傳媒

Roxan睡在房中最裏面的一張床。官司和母親的手術費曾令她陷入抑鬱和自殺的漩渦,無法忍受嘈音,要長期關上窗戶——她覺得自己在懸崖邊,快要跳下去了。「我的思緒像炒得一團糟的蛋碎。(My mind is scrambled like an egg.)」Roxan說。但每次,Joy把她的食物和水拿進房間,陪她和律師通話,讓Roxan攫緊自己的手。「有時我會突然忘記細節,腦袋一片黑,什麼都說不出來,從第一天開始,Joy一直陪伴着我。」

「我是她的後備記憶體。」Joy好幾次因為Roxan而流淚。「其實要易地而處了解她的狀況很不容易。她需要一個哭泣的肩膀。」

看着Roxan,Joy見到以前的自己。她出生自農夫家庭,爸爸中風、妹妹患腎病。14歲起,她做過秘書和家務工賺醫藥費,自學過一些法律,近年來港打工則是為了女兒的學費。如今雖然被解僱了,但她不想再為人生加添太多大起大落的情緒,想要與世無爭地過活。

在香港,移工一旦被解僱,必須在14天內找尋新僱主,否則簽證失效,須即時離港。在於入境處的立場,「兩星期規則」是為了打擊跳工。但移工團體一直指出規則只針對家務工而非所有外籍工作人士,有歧視之嫌;而移工往往被規則所限,憂慮斷約回國後需重新繳付培訓費等,變相不敢拒絕僱主的無理要求,容易陷入強制勞動、性侵犯和暴力的困境。

「我已經疲憊於哭泣了。」Joy說話總是笑意盈盈,頻說沒關係。「我現在覺得要看向明亮的一面。生命就是那樣了,不如Go with the flow(順其自然)。」

來自菲律賓的Emilou(左)、Hazel(右)曾感染Covid-19,康復後在胡頒恆神父協助下住在一個唐樓單位。

來自菲律賓的Emilou(左)、Hazel(右)曾感染Covid-19,康復後在胡頒恆神父協助下住在一個唐樓單位。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些細小、昏暗、嘈雜的舊樓單位,是被驅逐者的救贖之地。

每次,Roxan和Joy都會到地鐵站接送疲憊不堪的新住客。Girlie因為確診Covid-19被終止合約,需要投宿找尋新僱主;Reyjean在工作簽證逾期後,非法居留在港,她最近向政府自首,自願被遣返菲律賓;Ann和Magie則是康復後無家可歸。還有一位來自秘魯、58歲的Zoela,她8年多前被尼日利亞人哄騙攜帶毒品在機場被捕,最近終獲釋。這裏的菲律賓移工懂西班牙語,總愛喚她Zoela Mamita,Mamita 即媽媽的意思。

她們分享零碎的故事,有時哭作一團,有時笑得喘不過氣。Girlie、Joy、Ann都是單親媽媽,Girlie的丈夫出軌並遺下兒子,Ann亦需要獨自撫養女兒。最年輕的Reyjean向入境處自首後,Roxan抱住她哭起來:「她說謝謝我,她要走了。我告訴她沒事的,當你被拘留,釋放的終點就是家。」

Zoela來自秘魯,她因被尼日利亞毒販哄騙攜帶毒品來港罪成,在港已經服刑8年多。她最近獲釋,被安排在菲律賓移工宿舍裏等候被遣返,這裏的移工稱呼她為Zoela Mamita(西班牙語,意即Zoela媽媽)。

Zoela來自秘魯,她因被尼日利亞毒販哄騙攜帶毒品來港罪成,在港已經服刑8年多。她最近獲釋,被安排在菲律賓移工宿舍裏等候被遣返,這裏的移工稱呼她為Zoela Mamita(西班牙語,意即Zoela媽媽)。攝:林振東/端傳媒

想念親人的時候、傷心的時候,Zoela總會用西班牙語開玩笑,叫她們嫁給自己在秘魯的兒子,「我儲夠錢跟你飛過去,好嗎?但我太老了!」Girlie喊道。「其實Mamita也很大壓力,她有時也會哭,我們想逗她開心。」Roxan收起笑容,「有時突然間有人哭了,便有人安慰說:沒事的,我的情況更糟糕。」

在菲律賓工作的薪金水平相對低,許多人會選擇越洋打工,總體移工匯款佔國家GDP將近一成。一些女性來港當家務工,她們本身學歷不錯,像Roxan有護士學系的畢業證書,為了賺取母親的手術費,兒子滿一歲後便來港。出發前一晚,她還急着要給兒子餵人奶,結果到港後在僱主家裏乳腺炎發作,久燒不退。

8年來,她換過幾個僱主,大部分僱主都因為移民離港而沒再續約。公平待她的僱主不多,一個日本籍僱主對她最好,送過她外套、照明燈和河豚布公仔。她近年因疫情回國,Roxan帶着她的禮物到處投宿,晚上用夜燈看文件,抱着布公仔流淚入睡。

「在異鄉打工,我們其實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她說,「作為一個菲律賓人,為賺錢令家人活久一點才會留在這裏。但現在我的計劃像個崩潰的三角塔,當底層被破壞,一切散落一地,我也無法向前走。」

因一場疫情走在一起,她們短暫地過着無人知曉的平靜生活。「2月是最糟糕的日子。」她們拌着炸茄子、蕃茄蛋碎和白醋,吃光一大鍋白飯。「現在,我們一起吃飯、清潔和睡覺。」

12年前,75歲的獻主會神父胡頌恆(John Wotherspoon)搬入油麻地劏房居住。近年疫情爆發,他見證廟街人們在經濟低迷中的掙扎。

12年前,75歲的獻主會神父胡頌恆(John Wotherspoon)搬入油麻地劏房居住。近年疫情爆發,他見證廟街人們在經濟低迷中的掙扎。攝:林振東/端傳媒

二、劏房神父

防疫要求居家隔離,但何為家?很多人只有住處而無家。「有人在機場睡了三晚,一個女士被僱主安置在車裏30小時,唯一能出外就是上廁所的時候。」好幾次,胡頌恆對現況無言以對,他瞪大兩眼,無聲地抿嘴搖頭。「難道我們跟確診者說對不起,不能幫你,這太危險了?」

75歲的胡頌恆總是頭戴漁夫帽,身穿素色的襯衣、長褲、拖鞋,帶着印上方濟各臉孔的黑布袋游走廟街。澳洲籍的他來自無玷聖母獻主會(Missionary Oblates of Mary Immaculate),1985年,教會在香港的人手不足,胡頌恆被派往大嶼山堂區工作。2009年,為了貼近基層生活,他搬進廟街劏房,至今12年。

近年,他有份成立的Mercy HK在廟街開設二手店和中心,後者為區內無家者、吸毒者、性工作者等舉辦聚會,一起吃飯、看福音電影。街坊開始稱他為「廟街神父」。

在佐敦一個安全島上等候過馬路的少數族裔女孩。

在佐敦一個安全島上等候過馬路的少數族裔女孩。攝:林振東/端傳媒

廟街神父幾次坐不住,想要動身跑到街上,「我想最好由我帶你落區一邊走、一邊看。」他剛踏半隻腳到廟街,便有街坊上前打招呼——她是附近街市髮型店的剪髮師,早前因防疫措施收緊而被逼停業。

「以前廟街一帶好旺㗎(很興旺的)。」胡頌恆轉以廣東話解釋。「現在,檔主連每天的飯錢都賺不到,有時開檔3、4小時都做不到一單買賣。」

作為標誌性舊區,油尖旺人口稠密,不少勞動人口寄居在此。去年3月,區議會和團體做過統計,收回417份有效問卷後,推算區內劏房逾4萬個。

在廟街一帶,工作和租金是兩個纏繞而沉重的結。胡頒恆觀察到,有人因失業無法負擔租金,但業主因為向銀行借貸,說無力減租。一些移工的僱主直接告訴他們,自己被公司裁走,無法再續聘約。同時間,疫情開支變大,對區內的尋求庇護者、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家庭造成很大壓力,免遣返聲請者從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取得的超市券更一度無法買到新鮮食材。

當他們確診,情況更加混亂。無法順利獲得官方支援的確診者、移工、無家者和少數族裔,來到Mercy HK的門前,求的是短暫安置,甚至只是幾餐飽飯。

支援工作需要錢,也講人脈。在廟街生活12年,胡頌恆經年織下的社區網絡在疫情中發揮關鍵作用。

廟街內攤販售賣動物肖像的汗衫。

廟街內攤販售賣動物肖像的汗衫。攝:林振東/端傳媒

2月18日,Mercy HK最先收到3個確診移工的求助,第一個移工在大冷天凌晨5點來到廟街,他們急忙清空中心,在小禮堂舖滿被舖。移工們白天靜心祈禱,晚上則睡在聖像的旁邊。但求助人愈來愈多,中心開始爆滿了。那幾天,同為女性和媽媽的性工作者最先伸出援手。

「初初沒有人幫我們,是阿玉讓第一個移工有房瞓(睡覺)。」在一幢唐樓底下,胡頌恆向阿玉打招呼,她怕生,只向我們微微點頭。阿玉是廟街的性工作者,從大陸來港幾年,一直參與Mercy HK的聚會。疫情下部分性工作者為省租金搬到元朗,空出一些房間,她沒有多想便答應協調租出手上的單位。

「沒有什麼想法,就是做點好事咯。」有時候,阿玉會順路帶點食物給單位裏的移工。這兩個月沒有什麼生意,她乾脆休息。「因為疫情,大家還是想保護一下自己。收入當然減少啦……」最近她做地盤清潔工,又準備考保安牌。前夫因病過世,她的收入大多給大陸3個子女當學費。「還沒養大成人嘛,沒辦法。」

拐一個街角,胡頌恆來到一間小小的地產舖。這裏的經紀幫他找放租業主,「找租盤頗困難,有些業主不想租給Covid-19相關人士,可能因為政府把這件事講成一件不太好的事,業主年紀比較大,聽到會介意。」經紀不願具名,她說花費許多唇舌才成功說服4、5個業主。探訪無家者和移工的時候,她扣減了自己的佣金,並為其中一處住宿添置了摺床。

清零政策肅清市面,要在經濟蕭條和被驅逐的現實下生存,人們開始互助或自救。

佐敦街上的清潔工人。

佐敦街上的清潔工人。攝:林振東/端傳媒

隨着更多街坊加入幫忙,Mercy HK為移工提供的緊急住宿共有18處,每天為她們送食物、水果;基督教勵行會亦為移工解答離港的疑問,甚至安排輔導員。逐漸,連菲律賓駐港領事館也轉介求助——胡頌恆和同伴Lucia最忙碌的一晚,有60名移工等候安置。

移工睡在小禮堂的故事廣傳後,記者來訪,捐款也湧現。最讓胡頌恆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本職室內設計的第四期患癌女士看到報導後,到中心祈禱,更義務做了場大翻新。「我們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很多人給予了幫忙。」

也是這一個時間點,政府終於來了大巴士,把確診移工送往竹篙灣隔離。能獲得治療和確診證明,移工們歡天喜地,「我們不是專業的醫護,我們應該要穿防護衣物……」胡頌恆說,「最理想是政府安置他們,讓他們好好的受專業的醫學監察。」

加上疫情初期為無家者租賃的房間,胡頌恆的黑色鎖匙包愈來愈沉甸甸。直至現在,Mercy HK共為過百名移工和70名無家者安排緊急居所,疫情稍緩,兩邊各自減至約20、30人。但他們開始憂慮第六波疫情,「真的太瘋狂了,人們來到這裏,但我們並未受過訓練!」

現在,他仍然每天探訪確診者。會害怕感染嗎?他摸摸頸上的黃銅十字架,耶穌受難像是他最大後盾:「我相信有人會看顧我。」說畢,他回到小禮堂,和染疫後痊癒的移工一同祈禱。

小孩在佐敦一個遊樂場內玩耍。

小孩在佐敦一個遊樂場內玩耍。攝:林振東/端傳媒

三、無家者的花園

訪問約在傍晚,阿明剛完成兩份兼職工作,來時身穿樸素的粉藍Polo衣和黑色布褲。他數算在佐敦平安大樓的居住時間,17個月,每次都是以月計的。

和胡頌恆神父第一次見面,也正是在平安大樓的餐廳。他請阿明吃飯,着他看餐牌任點一個午餐。當時是2020年底,阿明已經在某間無家者宿舍住了15個月。之前,宿舍因為疫情讓他延長半年的住宿期限,但最終還是告訴他:「你住太耐,要走了。」

「點算?當時又失業、又瞓街(睡在街上)。」他後來透過教會朋友認識胡頌恆。吃過飯後,神父上樓為他交付9天的賓館房間租金,之後看他乾淨企理,便為他續租。

2020年10月22日,阿明終於可以安心一覺睡到天亮。阿明細心地設計好自己的床位,在床邊掛上教會神父送贈的十字架和畫像,櫃上的藥物、食物排列整齊,義工活動的不織布袋懸吊着,他和室友的衣服則貼服地掛在床尾掛衣架。

曾在無家者宿舍住了15個月的阿明,經神父幫助下住進佐敦平安大樓。最近他負責打理安老院的萬呎花園,逐漸掌握了生活的實感。

曾在無家者宿舍住了15個月的阿明,經神父幫助下住進佐敦平安大樓。最近他負責打理安老院的萬呎花園,逐漸掌握了生活的實感。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這裏,阿明曾經和室友一起確診Covid-19,靠社工和其他無家者送來熱粥和糧食。他也遇上俠氣的業主太太,她在大樓經營鐵打館,常常邀請他和幾個無家者去飲茶。阿明答應為她打理賓館外的平台花園,又替她清洗冷氣機。儘管油麻地天橋的車聲有點嘈吵,但比起之前的住宿好多了,他也不用再遵循宿舍要求,在日照時間必須外出。

但是年初疫情爆發,他再次失業。68歲的阿明以前在安老院做復康巴士司機,接送老人們來回醫院和院舍,期間兼顧雜務,慢慢學會維修和種花。但他做到60歲,就因為年紀大就被辭退了。帶着這些經驗,他再受聘在另一所安老院兼職打理花園。

一星期6天,阿明一個人打理萬呎花園,與桂花、桔仔和山茶花作伴,每天擔泥、翻土、澆水,用石頭在地上砌出教堂的圖畫。如此日曬雨淋,收月薪港幣8000元,他不嫌辛苦,整個電話相簿裏都是他為花朵和樹木拍下來的照片。

過年前,安老院禁止家屬探訪,乾脆丟空花園,見阿明年紀大了,不再跟他續約。2、3月,阿明找過清潔工、學校校工、餐廳茶水,老闆要不因疫情縮減人手,要不「都說我超齡了。」阿明想不到,當自己滿65歲成為老人,卻無處容身。

一名男士靠着行李躺在公園的椅上。

一名男士靠着行李躺在公園的椅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他4年前也沒有想過自己會在街上流離浪蕩。本來他也有一個家,最初因為與老婆關係日漸疏離,他與同事出軌,兩人大吵、離婚,但當租客般同住,直至一次衝突,她報警趕他走。物業填老婆一人的名字,他必須離開,輾轉在公園露宿。

阿明當時已經申請單人公屋單位,「申請4年多還沒上樓。」最近他打去房委會查詢,被告知前面仍有1.7萬人在等候。

跌到最低谷,吃也成問題,「最窮的時候吃快餐店算最豪,24元早餐,長者扣1元,23元。然後在公園坐到下午4點半﹐去麥當勞吃下午茶,17元,一杯飲品一個包,就是我的晚餐。」每次17元,他用僅餘的信用卡付費,「整個月,1日到31日的帳單都是17元。」

有工作有收入,便能吃得好一點,但疫情裏,想找工作的無家者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當疫情來到,大集團要請人,未必會優先考慮無家者。」Mercy HK社工Simon說,這兩年內有兩類無家者:第一種是傳統無家者,在街上生活數年甚至10年,露宿夾雜了家庭、朋輩、精神或毒品問題;另一種是新型無家者,他們是封關下糧盡的中港司機,原本流連快餐店,但也因禁晚市堂食而需要住宿支援。

佐敦隧道上有一道陽光照到男士的臉上。

佐敦隧道上有一道陽光照到男士的臉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依Simon的觀察,最近無家者數量確有增加,一來疫情影響工作導致無法負擔劏房租金,也因為疫情安排影響了街道生活。例如有美沙酮中心改劃為Covid-19門診地點,政府會趕離附近露宿的人們。而限聚令和口罩令下,無家者一旦被檢控便告破產。「有些個案選擇抗辯,看看能否分期付款或從綜援扣錢,有人逼於無奈借錢。」

4月,安老院的花園荒廢後,他們重新聘請阿明回去救活花園,加上在社企餐廳派發物資,阿明終於有點進帳。居所和工作讓他的心穩定下來,但他知道平安大樓的一些無家者找不到工作,怎樣也改變不到生活。「我爬了起來,但看到很多人在大海裏浮沉,你受到別人幫助,那你是不是要幫忙拉其他人一把?」

他說,以前腦裏有一把聲音,一直叫他「去死」。「這幾年有時承受不了。」社工Simon鼓勵阿明找輔導員傾談,靠着和輔導員之間的對話,他追溯以前種種,累積多年的內在情緒亦逐漸明晰。最近他和前妻間中會聯絡,有時一起去飲茶。

現在,他放假當義工,每周在Mercy HK的無家者聚會幫忙斟茶、遞午餐。他知道宿舍的室友被趕,便幫忙聯絡神父,在平安大樓再做室友。忙東忙西,重點也許不在於幫助他人,而是逐點逐點重新蒐集生活的實感。

「上樓前,先依靠神父了。」暫時,他仍要在廟街等候那個入伙無期的家。

阿明幫忙打理的平安大樓平台花園。

阿明幫忙打理的平安大樓平台花園。攝:林振東/端傳媒

四、如常

確診數字回落,熱鬧的日子也很快過去。在住滿菲律賓移工的唐樓,Girlie找到新僱主,Reyjean和Zoela將被遣返。Joy也一樣,她在訪問翌日要到新僱主的家報到。Roxan瑟縮起身子,雙手緊抓衣角,孩子氣地哀求她:「你說星期一才走的。」Joy安慰Roxan,「我會回來的,新僱主就住旺角。」

唐樓的姊妹心裏明白,隨着大家陸續離開,身負官司的Roxan將是最後一人。

Roxan當然也知道,「沒人提我吃飯了。我知道我要自己幫助自己。」但想到要獨自面對官司,心理壓力亦隨之而來。這段期間,無法回鄉也無法工作,她自覺情緒並不穩定,「好幾次我變得很自私,我也憎恨這樣的自己。我現在變成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不再正常了。」

有點不同的是,她學會了Joy的樂天口吻。她彷彿不是對記者,而是對自己說出這一番話︰「在外地工作,我變得更加堅強和獨立,這一年我為家人貢獻了很多,我很強大……不是所有人能做到這點的,你知道嗎?」

現在支撐她的是未來回家的想像,「我的兒子只有一次當嬰兒的機會,我真想取回那些時間,看他怎樣學懂說話,怎樣走路。這是我現在回去也無法見證的事。」Roxan說,「所以我回家後要答應他永遠不再離開他。作為一個媽媽,一個人,我要給他我全部的時間。」

因為疫情而走在一起的人們,有的已經找到新的港人僱主,有的因逾期居留被遣返,不久將各自開展新生活。

因為疫情而走在一起的人們,有的已經找到新的港人僱主,有的因逾期居留被遣返,不久將各自開展新生活。攝:林振東/端傳媒

疫情減緩之後,Mercy HK接到許多求助,來自於像Roxan般面對官司、或被解約後急忙找尋新僱主的移工。這些移工一向依靠慈善團體協助,才能渡過留港的漫長日子。胡頌恆計劃轉型這批在廟街的宿舍,未來會重點協助這些異鄉人。

相對移工社群的強大凝聚力,無家者、吸毒者的處境複雜,「互相幫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胡頌恆只能期望疫情過後中心可以重新舉辦聚會,讓他們見面、聊天、交朋友,「他們來到這裏嘗試互相關心,甚至只是跟彼此說說話。」

大疫過後,城市如常。而無家可歸,或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亦如常地活在一隅。

4月初,阿明第一次回到安老院的花園,「回去之後,花園像個廢墟一樣。植物都死光了,剩下杜鵑花最美。」阿明說,春天本來是花開得最美的時候,現在重新打理,要修剪枯枝和黃葉,「把能救的東西給救回來。」

院舍的老人家也更常在花園閒逛了。阿明發現患認知障礙的老人對花沒甚興趣,看着他種的瓜菜卻勾起許多生活的記憶。他決心要好好經營那一小塊田地。

花和樹木仍在沉睡,現在能做的、要做的,就是讓它們保持青綠、不惹昆蟲,讓他們慢慢復元。對於未來,他略帶雀躍,「一個花園要起死回生,需要很多心機。」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阿玉為化名。)

廟街附近的露天熟食中心。

廟街附近的露天熟食中心。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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