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購衛生紙：在信息過載但無人可信的世界，只有草紙在維持文明社會的幻覺

衛生紙，動盪時期的「關鍵標誌」

一如以往，在不久的未來，一定會有很多人開始列清單，題為「N個被大流行病改變了的事物」。這個清單會很長，但「衛生紙」一定會在列。還可以配上不同的圖片：那些衛生紙模樣的蛋糕，輕易重塑了「骯髒」與「潔凈」的邊界；足球巨星梅西接受了「10-touch toilet paper challenge」，要把一捲衛生紙當作球連踢十次；衛生紙悄然成為某種暗號出現在各類塗鴉牆上；當然，還有在超市為了一條衛生紙大打出手的消費者們。

2020年3月，英文世界在谷歌檢索「toilet paper」的頻次驟升。在那之前，2020年2月底，日語的「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即衛生紙）的檢索已經高峰了一次；而中文繁體「衛生紙」這一關鍵詞的檢索頻率，則是在2020年2月和3月都有上升。

比起當真買不到衛生紙的擔憂，在媒體以及社交媒體上，超市空空如也的衛生紙貨架是人們興高采烈追逐的畫面。一時間，嘲笑和自嘲，笑話與諷刺迷因不斷。若有人發現街邊超市的貨架仍未被清空，也可即刻加入對話，像澳大利亞港口城市阿德萊德（Adelaide）的一個名為Katie的推特用戶，就在2020年3月拍下了超市的貨架：「好樣的，當地人，沒有像半個國家的人那樣失去理智。」澳大利亞囤衛生紙的可能不止半個國家，很快，數家大型超市就發出了限購令。3月底，悉尼有人偷了400捲衛生紙的新聞登上頭條——早在2020年2月，「3名持刀賊劫旺角超市送貨工」已經是香港的新聞了，他們掠走了50條。

囤衛生紙、報導囤衛生紙、取笑囤衛生紙……這個循環陸續發生在多個國家，尤其西方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德國、法國、愛爾蘭等等。而在瘋搶的3月結束一個月之後，一位消費者要求將囤積的132條衛生紙和150瓶洗手液退還給超市的新聞，也給搶購衛生紙的「荒謬、不理智」甚至「可恥」又加了一個註腳——這個一口氣買了1萬澳幣（5.8萬港幣）的物資並試圖在ebay上轉售的人，也來自澳大利亞港口城市阿德萊德。

一部分人的囤積顯然迅速讓另一部分人的衛生紙不夠用了。人們開始使用濕巾或其他紙巾代替衛生紙，而城市的污水處理系統只能接受「易溶解」的衛生紙，這些替補產品很快開始堵塞下水道，美國多個州的廢水處理機構都在2020年3月下旬發出了相關的警告。

不過，疫情初始第一批對「囤衛生紙」的討論顯然並沒有影響到人們的行為模式。如果追隨媒體對囤衛生紙的報導，衛生紙供不應求的現象與一波一波的疫情以及政府的封鎖措施緊密相關。2020年11月，美國各州的封鎖措施，2021年9月，Delta變體的傳播都一再導致了衛生紙的囤積。

進入2022年，當多次封城、禁足消息傳出時，香港市民搶購物資的現象再次出現。「2020年初時，大多香港人都集中搶購廁紙、防疫用品。但兩年後則是甚麼都搶，上至新鮮菜肉，下至衛生用品、乾糧雜貨。」香港一家名為「納雜 Naap Zaap」的商店負責人Wayne回憶了香港在疫情爆發以來的搶購潮。

現年31歲的 Wayne 在港經歷大小疫症，他認為香港人經歷各種疫症及搶購囤貨潮後，心態上有些微改變：「由2003年SARS至今，香港人心態上會較為理性，不輕易隨波逐流搶購物資，不過也只是一小撮人覺醒。」他認為，更多香港人依舊被恐懼支配，恐懼對各種未知因素，「搶購源於未知的恐懼，未知下一步會是怎樣，未知封區、禁足如何實行，未知今天暫緩全民檢測，明天又會否被圍封；種種未知的恐懼累積轉化成對政府政策的不信任。」

為什麼我們會去囤衛生紙——這個行為能說明什麼嗎？

未知的危機當前，衛生紙不僅低成本還易儲存，並且「總有一天會用得上」，成為人們獲得並掌控某種安全感的首選。的確，就算大多人都會對囤積衛生紙的行為一笑而過，但當遇到可能的封鎖或又一輪未知病毒變種的威脅，往家裏再多帶幾捲、甚至幾條衛生紙，仍然是人們應對疫情消息時一再會做的事。

也因此，透過「衛生紙」這一符號，我們或者能夠看到更多。就如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文化研究講師Grant Otsuki在《Shit’s Getting Real》一文中寫到的，在動盪時期，衞生紙應已然是人類學家口中的「關鍵符號」。

我們對衛生紙的迷戀而依賴，因為彷彿只因有了它，才能進行一種從「不潔」到「純潔」的儀式——也即我們在弄髒自己後回到文明清潔社會的必經過程。「潔淨度」對西方文明影響深刻，在亞洲，受西方文化影響更大的日本、香港、台灣及新加坡也都出現過衛生紙哄搶。

台灣一位曾在某衛生紙品牌任職的業內人士對端傳媒記者說：「我們會在焦點團體（focus group）問，人們會在什麼時候使用衛生紙、最在意衛生紙的功能有哪些，大部分人都會說，希望衛生紙紙質好、擦起來舒服⋯⋯但消費者心中最深層的恐懼，就是衛生紙破掉，擦屁股會弄髒手。」

該位業內人士亦指，人們之所以會囤積衛生紙，可能是因為「這是自己做不出來的東西，在現代社會裡又很難被取代⋯⋯相較之下，比如食物雖然也很重要，但食物品項還是很多元，不像衛生紙基本上是沒有替代品的。」

伴隨著搶購、囤貨的頭條，也出現了許多對囤衛生紙行為的解讀。一項根據HEXACO（五種人格特質）模型來分析囤衛生紙行為的研究，在線上調查了來自22個國家的996名成年人。這個模型由誠實-謙恭、情緒性、外向性、宜人性、盡職性、經驗的開放性（創造力）六個因素組成。研究的結果顯示，更易情緒化以及責任心更強的人較傾向出現囤積衛生紙的行為，因為這些性格特質讓他們感知到的COVID威脅性更大。

疫情初始，一方面是信息過載，一方面是不確定的未來，一項針對芬蘭人的研究分析發現，影響了人們「異常購買行為」（譬如購物籃裏幾十捲衛生紙）的，與互聯網上信息過載，以及人們的「網絡疑病症」（cyberchondria）相關。另外兩項對美國的770名青少年以及336名亞馬遜員工的問卷調查，同樣指出對社會缺乏信任度和對大流行更擔心的人，更容易囤積衛生紙。

同時，社交媒體放大了不安和物資短缺的可能。一項對推特上關於衛生紙的英文帖文的分析發現，人們的討論，將近一半都是消極、負面的，對囤積或恐慌購買表示困惑或憤怒。

其中一條傳播最廣的推特集合了諸多這樣的因素：「這是2024年。冠狀病毒比我們預期的要嚴重。衛生紙已經消失了3年。我仍有250卷，因為我已經多年沒有擦屁*了。警察正在趕來。他們已經包圍了我家。我的槍已上膛，正對著門。他們想要我的紙。這就是結局。」

不安、不確定、對大流行病會持續影響生活多久的未知，這些擔憂對人們心理上的影響，在用囤積衛生紙以獲得某種安慰的行為上體現了出來。

不過，這些報導和分析大多未對「恐慌性購買」以及「囤積」進行區分，兩者其實是明顯地成因不同。囤積像是一種心理上無法控制的強迫行為，而「恐慌性購買」則是危機壓力下的應激反應。換句話說，搶購廁紙的那些人平時不一定會有囤積的習慣，但疫情下缺少的信息源讓他們不得不未雨綢繆。來自英國和美國的研究也發現，愈認可陰謀論的人，愈容易出現囤積行為。

所以，如果政府想減少衛生紙的搶購，最有力的辦法是更加公開、透明，減少人們心中對未知的恐懼。比如2020年2月的美國，在出現了第一例確診的一個月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主任表示「健康的美國人沒必要囤積物資」，另一邊夏威夷與明尼蘇達的州政府卻建議大家儲備衛生用品以及不易腐爛的食物。權威人物間互相矛盾的說辭增加了不確定性，讓大家更加恐慌，不多久超市的貨架開始變空，超市「開市客」（Costco，台譯好市多）外也排起幾百人的長龍。

其實，你到底需要多少衛生紙？

我們熟悉的衛生紙，其實歷史並不久，儘管當人們回溯在廁所使用「紙」來清潔某身體部位時，常常會追溯到6世紀的中國學者顏之推——他在家訓中寫道，「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但真正決定了當代「草紙」模樣的，還是在1891年取得專利的美國人惠勒（Seth Wheeler）。一捲捲的衛生紙，可以輕易撕下一小塊，自此開始進入萬千人家，成了尤其西方國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了在危機時刻的「安全象徵」。

只不過，不同國家不同家庭對「安全象徵」的需求有很大的不同。美國人均每年要消耗141捲廁紙，位居全世界第一，緊跟著美國的是葡萄牙、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而日本人均每年消耗91捲廁紙，與香港（88捲）和台灣（70捲）差不多。對比之下，這個數目在中國僅為49卷。

在這個排名的最底端，尼日利亞每人每年僅使用衛生紙1捲——這些不完全統計的數字來自英國一家衛浴批發和零售商QS Supplies的調查，他們詳細研究了46個國家和地區的衛生紙用量，但未有譬如印度的數字。

或許，你可以透過自己所在地區的平均用量來考慮「理性囤貨」的可能：如果會被封鎖或禁足一個月且無法去商店購物，你會需要多少廁紙呢？答：香港是7捲、台灣是6捲、大陸是4捲。

當然，單層、雙層還是三層很重要，而且衛生紙通常都不是一捲一捲賣的，這就意味著你得應付廠家替你打包了的，並且充滿了「優惠超值」、「一捲抵四捲」之類字眼的一條條、大包大包的衛生紙——只是，你真的注意過每一捲具體有幾張紙嗎？你真的在意嗎？那個游離不定的安全感，大概需要幾捲備用的衛生紙才能搭建呢？

在美國，這些充斥著「jumbo」、「super」、「mega」等描述詞的衛生紙包裝令舊金山的一個社會工作者Victor Ly憤怒了——他於是設計了一個「衛生紙價值計算器」，輸入每包幾捲、每捲幾張以及價格，就可以知道你佔據了購物車巨大空間的衛生紙是不是真的「物超所值」了。

在Ly的計算中，兩層和三層沒有區別，但排除了只有一層的衛生紙（因為真的沒人愛用一層的）。這樣的計算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數據，Ly對《紐約時報》旗下的產品評論網站「Wirecutter」說：「優質衛生紙的交易價格為每張0.253美分。」好了，下次在廁所享受個人空間時，你或者可以用這些數據比對一下自己的衛生紙用量、成本了。

不過，不知是否多少因為對衛生紙研究過甚，這位幫助了很多消費者的Ly其實是一個「衛生紙叛徒」，他說自己在家用坐浴盆（bidet ），因為「它比優質衛生紙更上一層樓。」

如果你真的沒有衛生紙用了、或你認真考慮衛生紙的替代品的話——用水沖洗一定更為環保（1棵大樹只能做出1500卷衛生紙，這在美國只夠10個人用一年），也肯定更衛生（用衛生紙遠遠不及用水清洗衛生，直腸外科醫生說，而且很多人用衛生紙清潔過度導致臀部受到大量刺激）。

符號有時尤為具體，有時卻失蹤了

COVID-19不是第一個刺激人們囤衛生紙行為的危機，也會不是最後一個。在1973年的美國，一位共和黨國會議員發表了一份寫有「美國可能在幾個月內面臨衛生紙的嚴重短缺」的新聞稿，在當時美國經濟衰退最嚴峻的時刻，這即刻造成了一場大恐慌。人們瘋狂地購買和囤積衛生紙，持續了數月，衛生紙成了稀有商品，甚至產生了一個衛生紙黑市，成了「通貨」。至此，類似的，衛生紙其實並無短缺的事實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在2021年冬天來臨前，擔心能源價格的英國人，聽說企業會因此限制家用產品的生產，於是又清空了一次超市衛生紙的貨架。

這些對於可能的短缺的擔憂，不是毫無來由。而這些擔憂，自2020年初來，正在一次又一次地衝擊著全球供應鏈，以及這個系統的諸多局限。2020初，類似衛生紙、義大利麵，新加坡人也囤積了雞蛋；而零售商隨後訂購了過多的雞蛋，到了6月，他們不得不扔掉25萬顆雞蛋。

這被稱做「長鞭效應」，持鞭的手腕稍一抖動，另一端便會出現巨大變動。直到2022年初，運費增高、勞力流失、生產擾亂的現實並未緩解——而消費者又會因一個怎樣的消息產生不尋常的購買慾望和行為，不同行業的預估不同。

就衛生紙市場，行業做出的估計便是增長。衛生紙在2019年的全球收入為830億美金，預計到2025年將增長到1000億美金。一份報告寫道，即使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不把衞生紙作為維持個人衞生的必需品，他們也愈來愈多接觸到所謂的「離家衞生紙」（away-from-home toilet paper），也即不在自家、而是公共場合的衛生空間中的衛生紙供應。

回到2020年3月，當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教育學院的Aziz Guzel加入了超市購物大軍，卻沒能買到更多衛生紙後，他回家寫了一篇《關於丟失和尋找衛生紙的簡短思考》，並總結道，衛生紙「代表著我們對象徵性權威失去信心的方式，這之中也包含了那個曾經可以安全地迷失的、前世的自己。」

只是，當我們試圖透過衛生紙這一被賦予了特殊情感和文化地位的物體，來回看中國大陸的歷次封城時，這一符號卻似乎失蹤了。

在中國大陸的歷次封城中，幾乎未發生搶購衛生紙的事情。2020年武漢、2021年西安、2022年上海，三次大型封城中，需要搶購的都是菜（蔬菜和肉）。中國的封城要求大部分居民「足不出戶」，物資採購則由社區居委會統一安排和配送，意味著市場經濟一夜之間轉變成計劃經濟。儘管每一座城市都強調保障生活物資供應充足，但依靠少數社區工作人員配送所有人的蔬菜和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被禁足和等不到菜，成為歷次封城的重要求助主題。

封城在中國，首先凸顯的是物資由市場轉向分配的過程，而分配也體現了權力的偏見——武漢封城期間，衛生巾不被認為是抗疫物資，導致了眾多醫護人員沒有衛生巾可以使用。

糧食在中國被看作「安全」問題，衛生巾則在近兩年成為中國女權主義的重要象徵物品，當封城來臨、市場讓位給權力時，這兩者會在物資短缺中成為公眾的焦點。至於衛生紙，則和其他輕工業產品一樣不受注意。

在非封城期間，年輕一代中國人習慣依賴發達的網購和物流系統安排生活，很少有囤積糧食的習慣，相比之下，經歷過短缺和飢荒的老一代中國人則更有囤糧的自覺。中國是生產過剩的製造業國家，短缺經濟、產能不足不是年輕一代的集體記憶。

如今正在上海經歷封城、無法走出家門的劉夢就發現，年輕一代的朋友不認為封城會導致短缺，「對他們來說社會是線性的，會一直好下去，不會倒退。」劉夢對端傳媒記者說，她開始勸其他城市的朋友囤積衛生紙、糧油和水，「按目前的情況，每個城市都會經歷一次封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