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购卫生纸：在信息过载但无人可信的世界，只有草纸在维持文明社会的幻觉

卫生纸，动荡时期的“关键标志”

一如以往，在不久的未来，一定会有很多人开始列清单，题为“N个被大流行病改变了的事物”。这个清单会很长，但“卫生纸”一定会在列。还可以配上不同的图片：那些卫生纸模样的蛋糕，轻易重塑了“肮脏”与“洁净”的边界；足球巨星梅西接受了“10-touch toilet paper challenge”，要把一卷卫生纸当作球连踢十次；卫生纸悄然成为某种暗号出现在各类涂鸦墙上；当然，还有在超市为了一条卫生纸大打出手的消费者们。

2020年3月，英文世界在谷歌检索“toilet paper”的频次骤升。在那之前，2020年2月底，日语的“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即卫生纸）的检索已经高峰了一次；而中文繁体“卫生纸”这一关键词的检索频率，则是在2020年2月和3月都有上升。

比起当真买不到卫生纸的担忧，在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上，超市空空如也的卫生纸货架是人们兴高采烈追逐的画面。一时间，嘲笑和自嘲，笑话与讽刺迷因不断。若有人发现街边超市的货架仍未被清空，也可即刻加入对话，像澳大利亚港口城市阿德莱德（Adelaide）的一个名为Katie的推特用户，就在2020年3月拍下了超市的货架：“好样的，当地人，没有像半个国家的人那样失去理智。”澳大利亚囤卫生纸的可能不止半个国家，很快，数家大型超市就发出了限购令。3月底，悉尼有人偷了400卷卫生纸的新闻登上头条——早在2020年2月，“3名持刀贼劫旺角超市送货工”已经是香港的新闻了，他们掠走了50条。

囤卫生纸、报导囤卫生纸、取笑囤卫生纸……这个循环陆续发生在多个国家，尤其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爱尔兰等等。而在疯抢的3月结束一个月之后，一位消费者要求将囤积的132条卫生纸和150瓶洗手液退还给超市的新闻，也给抢购卫生纸的“荒谬、不理智”甚至“可耻”又加了一个注脚——这个一口气买了1万澳币（5.8万港币）的物资并试图在ebay上转售的人，也来自澳大利亚港口城市阿德莱德。

一部分人的囤积显然迅速让另一部分人的卫生纸不够用了。人们开始使用湿巾或其他纸巾代替卫生纸，而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只能接受“易溶解”的卫生纸，这些替补产品很快开始堵塞下水道，美国多个州的废水处理机构都在2020年3月下旬发出了相关的警告。

不过，疫情初始第一批对“囤卫生纸”的讨论显然并没有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模式。如果追随媒体对囤卫生纸的报导，卫生纸供不应求的现象与一波一波的疫情以及政府的封锁措施紧密相关。2020年11月，美国各州的封锁措施，2021年9月，Delta变体的传播都一再导致了卫生纸的囤积。

进入2022年，当多次封城、禁足消息传出时，香港市民抢购物资的现象再次出现。“2020年初时，大多香港人都集中抢购厕纸、防疫用品。但两年后则是甚么都抢，上至新鲜菜肉，下至卫生用品、干粮杂货。”香港一家名为“纳杂 Naap Zaap”的商店负责人Wayne回忆了香港在疫情爆发以来的抢购潮。

现年31岁的 Wayne 在港经历大小疫症，他认为香港人经历各种疫症及抢购囤货潮后，心态上有些微改变：“由2003年SARS至今，香港人心态上会较为理性，不轻易随波逐流抢购物资，不过也只是一小撮人觉醒。”他认为，更多香港人依旧被恐惧支配，恐惧对各种未知因素，“抢购源于未知的恐惧，未知下一步会是怎样，未知封区、禁足如何实行，未知今天暂缓全民检测，明天又会否被围封；种种未知的恐惧累积转化成对政府政策的不信任。”

为什么我们会去囤卫生纸——这个行为能说明什么吗？

未知的危机当前，卫生纸不仅低成本还易储存，并且“总有一天会用得上”，成为人们获得并掌控某种安全感的首选。的确，就算大多人都会对囤积卫生纸的行为一笑而过，但当遇到可能的封锁或又一轮未知病毒变种的威胁，往家里再多带几卷、甚至几条卫生纸，仍然是人们应对疫情消息时一再会做的事。

也因此，透过“卫生纸”这一符号，我们或者能够看到更多。就如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文化研究讲师Grant Otsuki在《Shit’s Getting Real》一文中写到的，在动荡时期，卫生纸应已然是人类学家口中的“关键符号”。

我们对卫生纸的迷恋而依赖，因为仿佛只因有了它，才能进行一种从“不洁”到“纯洁”的仪式——也即我们在弄脏自己后回到文明清洁社会的必经过程。“洁净度”对西方文明影响深刻，在亚洲，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的日本、香港、台湾及新加坡也都出现过卫生纸哄抢。

台湾一位曾在某卫生纸品牌任职的业内人士对端传媒记者说：“我们会在焦点团体（focus group）问，人们会在什么时候使用卫生纸、最在意卫生纸的功能有哪些，大部分人都会说，希望卫生纸纸质好、擦起来舒服⋯⋯但消费者心中最深层的恐惧，就是卫生纸破掉，擦屁股会弄脏手。”

该位业内人士亦指，人们之所以会囤积卫生纸，可能是因为“这是自己做不出来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里又很难被取代⋯⋯相较之下，比如食物虽然也很重要，但食物品项还是很多元，不像卫生纸基本上是没有替代品的。”

伴随著抢购、囤货的头条，也出现了许多对囤卫生纸行为的解读。一项根据HEXACO（五种人格特质）模型来分析囤卫生纸行为的研究，在线上调查了来自22个国家的996名成年人。这个模型由诚实-谦恭、情绪性、外向性、宜人性、尽职性、经验的开放性（创造力）六个因素组成。研究的结果显示，更易情绪化以及责任心更强的人较倾向出现囤积卫生纸的行为，因为这些性格特质让他们感知到的COVID威胁性更大。

疫情初始，一方面是信息过载，一方面是不确定的未来，一项针对芬兰人的研究分析发现，影响了人们“异常购买行为”（譬如购物篮里几十卷卫生纸）的，与互联网上信息过载，以及人们的“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相关。另外两项对美国的770名青少年以及336名亚马逊员工的问卷调查，同样指出对社会缺乏信任度和对大流行更担心的人，更容易囤积卫生纸。

同时，社交媒体放大了不安和物资短缺的可能。一项对推特上关于卫生纸的英文帖文的分析发现，人们的讨论，将近一半都是消极、负面的，对囤积或恐慌购买表示困惑或愤怒。

其中一条传播最广的推特集合了诸多这样的因素：“这是2024年。冠状病毒比我们预期的要严重。卫生纸已经消失了3年。我仍有250卷，因为我已经多年没有擦屁*了。警察正在赶来。他们已经包围了我家。我的枪已上膛，正对著门。他们想要我的纸。这就是结局。”

不安、不确定、对大流行病会持续影响生活多久的未知，这些担忧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在用囤积卫生纸以获得某种安慰的行为上体现了出来。

不过，这些报导和分析大多未对“恐慌性购买”以及“囤积”进行区分，两者其实是明显地成因不同。囤积像是一种心理上无法控制的强迫行为，而“恐慌性购买”则是危机压力下的应激反应。换句话说，抢购厕纸的那些人平时不一定会有囤积的习惯，但疫情下缺少的信息源让他们不得不未雨绸缪。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研究也发现，愈认可阴谋论的人，愈容易出现囤积行为。

所以，如果政府想减少卫生纸的抢购，最有力的办法是更加公开、透明，减少人们心中对未知的恐惧。比如2020年2月的美国，在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的一个月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表示“健康的美国人没必要囤积物资”，另一边夏威夷与明尼苏达的州政府却建议大家储备卫生用品以及不易腐烂的食物。权威人物间互相矛盾的说辞增加了不确定性，让大家更加恐慌，不多久超市的货架开始变空，超市“开市客”（Costco，台译好市多）外也排起几百人的长龙。

其实，你到底需要多少卫生纸？

我们熟悉的卫生纸，其实历史并不久，尽管当人们回溯在厕所使用“纸”来清洁某身体部位时，常常会追溯到6世纪的中国学者颜之推——他在家训中写道，“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但真正决定了当代“草纸”模样的，还是在1891年取得专利的美国人惠勒（Seth Wheeler）。一卷卷的卫生纸，可以轻易撕下一小块，自此开始进入万千人家，成了尤其西方国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了在危机时刻的“安全象征”。

只不过，不同国家不同家庭对“安全象征”的需求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均每年要消耗141卷厕纸，位居全世界第一，紧跟著美国的是葡萄牙、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而日本人均每年消耗91卷厕纸，与香港（88卷）和台湾（70卷）差不多。对比之下，这个数目在中国仅为49卷。

在这个排名的最底端，尼日利亚每人每年仅使用卫生纸1卷——这些不完全统计的数字来自英国一家卫浴批发和零售商QS Supplies的调查，他们详细研究了46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纸用量，但未有譬如印度的数字。

或许，你可以透过自己所在地区的平均用量来考虑“理性囤货”的可能：如果会被封锁或禁足一个月且无法去商店购物，你会需要多少厕纸呢？答：香港是7卷、台湾是6卷、大陆是4卷。

当然，单层、双层还是三层很重要，而且卫生纸通常都不是一卷一卷卖的，这就意味著你得应付厂家替你打包了的，并且充满了“优惠超值”、“一卷抵四卷”之类字眼的一条条、大包大包的卫生纸——只是，你真的注意过每一卷具体有几张纸吗？你真的在意吗？那个游离不定的安全感，大概需要几卷备用的卫生纸才能搭建呢？

在美国，这些充斥著“jumbo”、“super”、“mega”等描述词的卫生纸包装令旧金山的一个社会工作者Victor Ly愤怒了——他于是设计了一个“卫生纸价值计算器”，输入每包几卷、每卷几张以及价格，就可以知道你占据了购物车巨大空间的卫生纸是不是真的“物超所值”了。

在Ly的计算中，两层和三层没有区别，但排除了只有一层的卫生纸（因为真的没人爱用一层的）。这样的计算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数据，Ly对《纽约时报》旗下的产品评论网站“Wirecutter”说：“优质卫生纸的交易价格为每张0.253美分。”好了，下次在厕所享受个人空间时，你或者可以用这些数据比对一下自己的卫生纸用量、成本了。

不过，不知是否多少因为对卫生纸研究过甚，这位帮助了很多消费者的Ly其实是一个“卫生纸叛徒”，他说自己在家用坐浴盆（bidet ），因为“它比优质卫生纸更上一层楼。”

如果你真的没有卫生纸用了、或你认真考虑卫生纸的替代品的话——用水冲洗一定更为环保（1棵大树只能做出1500卷卫生纸，这在美国只够10个人用一年），也肯定更卫生（用卫生纸远远不及用水清洗卫生，直肠外科医生说，而且很多人用卫生纸清洁过度导致臀部受到大量刺激）。

符号有时尤为具体，有时却失踪了

COVID-19不是第一个刺激人们囤卫生纸行为的危机，也会不是最后一个。在1973年的美国，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发表了一份写有“美国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卫生纸的严重短缺”的新闻稿，在当时美国经济衰退最严峻的时刻，这即刻造成了一场大恐慌。人们疯狂地购买和囤积卫生纸，持续了数月，卫生纸成了稀有商品，甚至产生了一个卫生纸黑市，成了“通货”。至此，类似的，卫生纸其实并无短缺的事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2021年冬天来临前，担心能源价格的英国人，听说企业会因此限制家用产品的生产，于是又清空了一次超市卫生纸的货架。

这些对于可能的短缺的担忧，不是毫无来由。而这些担忧，自2020年初来，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著全球供应链，以及这个系统的诸多局限。2020初，类似卫生纸、义大利面，新加坡人也囤积了鸡蛋；而零售商随后订购了过多的鸡蛋，到了6月，他们不得不扔掉25万颗鸡蛋。

这被称做“长鞭效应”，持鞭的手腕稍一抖动，另一端便会出现巨大变动。直到2022年初，运费增高、劳力流失、生产扰乱的现实并未缓解——而消费者又会因一个怎样的消息产生不寻常的购买欲望和行为，不同行业的预估不同。

就卫生纸市场，行业做出的估计便是增长。卫生纸在2019年的全球收入为830亿美金，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到1000亿美金。一份报告写道，即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不把卫生纸作为维持个人卫生的必需品，他们也愈来愈多接触到所谓的“离家卫生纸”（away-from-home toilet paper），也即不在自家、而是公共场合的卫生空间中的卫生纸供应。

回到2020年3月，当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教育学院的Aziz Guzel加入了超市购物大军，却没能买到更多卫生纸后，他回家写了一篇《关于丢失和寻找卫生纸的简短思考》，并总结道，卫生纸“代表著我们对象征性权威失去信心的方式，这之中也包含了那个曾经可以安全地迷失的、前世的自己。”

只是，当我们试图透过卫生纸这一被赋予了特殊情感和文化地位的物体，来回看中国大陆的历次封城时，这一符号却似乎失踪了。

在中国大陆的历次封城中，几乎未发生抢购卫生纸的事情。2020年武汉、2021年西安、2022年上海，三次大型封城中，需要抢购的都是菜（蔬菜和肉）。中国的封城要求大部分居民“足不出户”，物资采购则由社区居委会统一安排和配送，意味著市场经济一夜之间转变成计划经济。尽管每一座城市都强调保障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但依靠少数社区工作人员配送所有人的蔬菜和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禁足和等不到菜，成为历次封城的重要求助主题。

封城在中国，首先凸显的是物资由市场转向分配的过程，而分配也体现了权力的偏见——武汉封城期间，卫生巾不被认为是抗疫物资，导致了众多医护人员没有卫生巾可以使用。

粮食在中国被看作“安全”问题，卫生巾则在近两年成为中国女权主义的重要象征物品，当封城来临、市场让位给权力时，这两者会在物资短缺中成为公众的焦点。至于卫生纸，则和其他轻工业产品一样不受注意。

在非封城期间，年轻一代中国人习惯依赖发达的网购和物流系统安排生活，很少有囤积粮食的习惯，相比之下，经历过短缺和饥荒的老一代中国人则更有囤粮的自觉。中国是生产过剩的制造业国家，短缺经济、产能不足不是年轻一代的集体记忆。

如今正在上海经历封城、无法走出家门的刘梦就发现，年轻一代的朋友不认为封城会导致短缺，“对他们来说社会是线性的，会一直好下去，不会倒退。”刘梦对端传媒记者说，她开始劝其他城市的朋友囤积卫生纸、粮油和水，“按目前的情况，每个城市都会经历一次封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