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時41分是外公的死亡時間。今年2月﹐Ivy的外公在安老院染上Omicron，24日血含氧量過低，被送往九龍伊利沙白醫院急症室。待了一星期，他終於抵達隔離病床，至3月6日晚上離世，終年90多歲。醫院通知婆婆一家，家人在WhatsApp群組簡單公告。26歲的Ivy說，「他只講了一個時間。只是收到這樣的一個message。就是這樣了。」
Ivy一直記住，21時41分。當晚她夜不能寐，打開畫簿第一頁畫素描：外公戴着報童帽和粗框眼鏡，穿整齊襯衫和毛衣的微笑模樣。疫情兩年多，許多院舍暫停家屬探訪，上次探望已事隔一段時間。她努力回想外公的五官輪廓，一邊陷入思緒：「他離開的時候，是不是很孤獨？」
在香港，大批院舍院友帶着Omicron病毒死去。第五波疫情裏，幾近全港院舍爆疫，政府公布安老院老人、或殘疾人士院舍的住客佔全港染疫死亡數字近六成。截止3月20日，染疫死亡數字為5683人，以六成數字計算約3409人。院舍關門、醫院混戰，Ivy和許多家屬只能想像死者的最後一程：他們在院舍怎樣染疫？院舍有足夠的隔離措施嗎？他等了多久才被送往急症室？等候隔離病床期間，他們經歷了什麼？
香港疫情至今，各種在院舍累積的舊患和新傷痕，釀成種種不幸。「救得到就離開醫院，救不到就入殮房。」這看似字字確鑿、無可奈可的現實，是否完全不能預早防範？Ivy的腦中，不斷彈出一個問號——「是不是制度殺死了他？」
從救護車、急症室到病房——延遲就醫？提早出院？
安老院異常地安靜。公共客廳的椅子是空着的，沒有電視聲、也沒有老人聊天的細碎聲音。老人各自瑟縮在他們的小小床上，王姑娘和潘醫生推着裝滿快測包和消毒酒精的手推車，呼喚老人的名字。「幫你撩鼻哥（做鼻咽拭核酸測試）。」王姑娘替老人拉高棉被，彷彿安慰他般，反覆地輕拍他蜷曲的身體。
位於元朗的基德（泰衡）護老院照顧着180多位長者。其中一個90多歲的婆婆，住了十幾年，職員總愛喚她作「契媽」。一天早上，「契媽」的快測棒浮出兩條紅線。「她很快便氣促，不肯吃東西。但情況突然之間急轉直下。」王姑娘立即打999。電話錄音重覆告知她的輪候號碼，最終等上45分鐘才有人接聽，「call白車好像中獎一樣。」
由於Omicron確診人數急增，政府在「清零」政策下要求確診者必須送往醫院治理，救護車無法應付所有求救。3月初，每日約有1600至1800宗救護車召喚，但三分之一的救護員染疫倒下或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人手嚴重不足，救護員做完一更12小時後超時工作已是常事。而且，濫用救護車的情況不絕，大大加重救護車的壓力。
那天救護車沒趕到，婆婆已離世，「白車變黑箱車。」警察來了要拍照，王姑娘在房門外看她安詳的臉，像沉睡過去一樣。她陪屍體移送至黑箱車，心裏默默唸着：「不用擔心，一路好走啊。」
當時，王姑娘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來電——又一個院友在醫院離世。許多院友的最後一程，就是從院舍送往醫院，從此與子女陰陽相隔。院舍裏長者惶恐不安，常常問她：「我困在這裏，會不會死？」
「Omicron攞長者命的速度，真的很快。」她暗忖。
香港大學醫學院3月14日發佈第五波疫情下的37宗死亡個案的分析，發現院舍長者從發病至死亡的時間僅短短8日，而同齡非居於院舍的長者為14.1日。這8日裏，院舍長者如何一步一步向死亡？
公家醫院急症室醫生Ryan解釋，COVID-19奪去院舍長者性命的主因，是病毒導致長期病病發，引起併發症致命，「糖尿、血壓、心血管病、腎病、中風或癱瘓，肺病和所有癌症——很多長者有齊以上的病症。」
「人本身已經企在涯邊」，他形容，「COVID再大大力推你一下。」
在公家醫院，大量院舍長者在急症室等候隔離病床。Ryan說，急症室醫護人手不足，無法細緻照顧長者的飲食，為他們補充水分；長者感染後失去食欲，照顧力度倍增。欠缺基本護理，病情轉差的時間就加速了。而且，「這些長者來的時候，比COVID-19前的身體狀況更差。」他解釋，院舍人手稀缺，照顧質素自然下降。
高峰時期，王姑娘兩星期內送走19名老人。她的上司、副院長兼巡診醫生潘睿斌說，院舍從1997年經營至今，從未見過這樣的狀況——死亡人數比任何一年的流感高峰期都要高。他無奈地說，「原址檢疫很難做，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守得住——三分之二員工感染，三分之二老人家中招，（其院舍）死亡率大約10%。」
每天，潘睿斌在旗下8間院舍奔走，替確診老人診症開藥。他觀察到確診院友無甚食欲，「當你無法餵食，大部分院舍也沒有能力和資源吊鹽水、葡萄糖水。情況惡化，但脈搏和血壓都處於正常邊緣，白車不會理會。」但當長者的維生指數跌破危險水平，其時再叫白車，卻已經太遲。
他覺得，大部分老人本應可以在醫院康復，回到安老院。但是，「醫院和救護車系統崩潰了。這些情況在平時的時間、平時的醫院，這一班老人是可以離開醫院的。」
然而，能夠出院的院舍長者，也被質疑帶來下一波感染。病床急速流轉，醫院和亞博陸續把院友送回院舍，引發院舍的反彈。2月，前線護士P在第二線隔離病房照顧許多安老院長者，當時醫管局把確診者出院的CT值（Cycle Threshold、「循環數閥值」，值愈低代表病毒量愈高）從33降至30，她質疑長者是否已不再具傳染力，「醫生和專家告訴你CT值沒危險，你只可以埋沒良心講，他沒有傳染性了。」
「出院的界線愈訂愈寬鬆，很明白院舍的擔心。」她說，「老人家得個等字——等死。或者好運點沒死去，夠出院門檻就推他們回到社區。」
回到院舍檢疫隔離，卻並「不安全」
在元朗區的穩健敬老院裏頭，陳少儀脫下防護衣和手套，走進約60呎的細小辦公室，兩層外科口罩未能掩蓋她話中的憤怒：「死亡率這麼高，政府都是後知後覺，是不是要先處理長者？」她經營院舍已有20多年，其中一間院舍本照顧約80多人，如今九成長者已感染，約10人染疫離世。
第五波疫情初期，院友一旦確診，大多會被送往醫院，而緊密接觸者則會被移送亞洲國際博覽館（下稱亞博）隔離。由於醫院床位緊絀，確診長者後來須留在院舍檢疫，與未感染的長者共存。近日，社署宣布對未感染院舍作「閉環管理」，即員工下班後不能回家；及後增加社區暫託中心分流輕症長者，並要「逆隔離」未感染的長者。
陳少儀覺得，這些政策在院舍爆發後才實施，成效不彰。「現在是新聞講得多，反應大，被人鬧得多才後知後覺，做什麼閉環！」
時間推回農曆新年前，她計劃該讓老人家回家吃團年飯了。但是，1月22日，葵青區有院舍員工確診Omicron，她立即購入防疫物資，並「比林鄭更早」截停探訪——「馬上關閉安老院的門，貼出通告，不可出入。」
大門關上，真正的戰役才開始。
2月8日清晨，她收到職員來電：第一個院友快測確診。院友入院後，被指覆檢陰性，又送回來。幾天後，他的排便袋出血，院舍把他送院，終證實他確診。不久，與他緊密接觸的院友被測出陽性，病毒開始蔓延整間安老院。
2月17日，冷峰臨至，急症室病床爆滿至露天區域。陳少儀收到社會福利署的來信，指示院舍須「原地檢疫」。院舍化身檢疫或隔離中心，只能土炮地嘗試做隔離，防疫物資也不足，除氧氣等急救設備，欠缺藥物和醫療儀器。「你叫人去打仗，又沒有武器——我給你兩萬元，給你10粒子彈，這樣上戰場，鐵定被人射死。」
她所說的兩萬港元，是社署資助院舍購買防疫物資的一次性特別津貼，但以她的院舍為例，每月防疫物資開支總數約為4萬元，「只夠半個月物資開支而已。」
社會福利署回覆，指自2020年2月至今，持續為院舍員工及院友分別提供5000萬個口罩和2400萬口罩；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則提供快測包和防護裝備，不過兩者均未列明數量。3月中，政府亦開始向院舍派發治療COVID-19的口服藥物。
同時間，許多院舍員工陸續染病，無法上班。人手不足下，部分員工甚至感染後捱痛回到院舍確診區，照顧老人家。有受訪護士說：「起碼有多個人幫手。」這段期間，政府為院舍員工提供每人每月2000港元的特別津貼，及每天500元的額外津貼。但是，不少人怕感染家人申請放無薪假，院舍只好盡量聘請兼職頂替。最嚴重的時候，陳少儀只有約2個員工通宵照顧60名院友。
政府早前放寬業界輸入移工（香港俗稱外籍勞工）的規定，並緊急聘請千名大陸照顧員來港。至今，已有180名大陸照顧員來港。但受訪時，陳少儀指近月申請聘請移工，數月後仍未收到當局批文。
在各種壓力下，陳少儀追溯旗下院舍的爆發源頭，她認為正正就是醫院。她說，院舍無法確定出院的院友不具傳染性，常常和醫院爭持不下，但最終往往被社署牌照部施壓，也屢遭外界批評。
「安老院不是隔離作用的，是讓長者居住安老的。羅致光說院舍有責任照顧老人家，我當然知道，但你知不知院舍環境污染、是不安全的地方？是不是想送他們死？私家醫院做不到，為何老人院做到？」陳少儀對勞福局的說法耿耿於懷，「我覺得很悲啊！」
這位50多歲的院長，說最內疚的是院友在院舍染疫離世，家屬還倒過來安慰他們，不用再辛苦了。每天回來看見相識多年的院友，她都忍住，「其實都不想告訴他們，誰誰誰走了，都沒講，就說還在醫院。」
端傳媒向衞生署查詢最新院舍院友死亡數字，截稿前未獲回覆。截至3月21日，累計有776間安老院、282間殘疾院舍染疫，已佔全港院舍約96%。其中，約33758名安老院院友、8660名殘疾院舍院友染疫；另有8430安老院員工、3170殘疾院舍員工染疫。
在另一所非牟利機構中度智障宿舍、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工作的社工Jayden說，相對長者，殘疾人士院舍更為外界所忽略。在殘疾院舍，部分院友自理能力較低，有些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埋身照顧的需求一樣很高。以他所知，另一所照顧嚴重智障人士的宿舍，全數會員染疫發燒。
他問道，如果一開始就顧慮到院舍無法承擔原地檢疫，會否及早物色合適地方給院友做隔離？檢疫和隔離安排又是否真正考慮到這些社群的需要？他指，早前曾有院友被送往亞博隔離後毀壞場館，「自閉症人士在太空曠的環境，他們不是暴力，但無處發泄。」
「一直忽略了他們，」他說。「老實說，這兩年沒有好好為院舍作準備。」
兩年以來錯過的︰改善通風、上門打針
一個問題困擾着每位受訪者：既然病毒爆發已成事實，我們錯過了哪些支援院舍的時間點？
病毒在院舍爆發並非全無徵兆。早於2020年第三波疫情來襲，院舍已經爆疫，當時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老人科醫生及前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等建議，強制安裝抽風機等改善院舍通風、加強巡查等等；長遠而言要改革全港院舍。
「當時我們把意見交給社署和局長的，他們說知道了。」張超雄表示，當時的建議未帶來太多改善，他只能幫忙協調外界捐款給私營安老院，採購消毒物資和抽氣扇。「當時經歷了一段時間零確診，但其實有一個計時炸彈，大家都知。」
「很坦白說一句，私營院舍只是受兩件事控制。」身處英國、在當地醫院執業的馬仲儀受訪時解釋：「商業和牌照的考慮。我們當時說你一定要多巡查，在社署的守則嚇他、罰他、警告他。以往社署巡查主要會看垃圾桶有沒有閂好蓋、藥物備存紀錄，但沒去看職員有沒有洗好手和控制感染。」
她說：「這些事以前又沒做到，今次疫情來得這麼快、這麼兇狠，更加沒可能做得到。」
社會福利署回覆，指一直有提醒院舍參照防疫指引，亦有聯同衞生署加強院舍感染控制的指導。2020年底，署方推出「改善院舍感染控制及通風設備限時性計劃」，為期12個月，賽馬會同時提供2.43億港元為院舍購置設備，計劃並未強制院舍申請。第五波疫情後，他們再合作提供高效空氣過濾器，同樣非強制執行，預計3月初及中旬開始推行。
有受訪院舍表示，去年已完成安裝，但亦有受訪院舍指年初未及安裝已經爆疫。更甚的是，部分院舍位處舊樓，因建築限制和租約問題，未必會主動申請改裝通風系統。
另一個焦點，是到底有多少院舍院友已經接種疫苗，他們又接種了哪一種疫苗？在香港，許多長者選擇接種滅活疫苗科興，但及後香港大學數據顯示，其預防重症率遠低於另一種mRNA疫苗：復必泰。最近，港大專家何栢良亦建議所有長者應選打復必泰。
根據資料，80歲以上長者佔死亡數字逾七成。3月20日，政府回應《明報》報導時首次披露3837名長者打兩款疫苗後的死亡率，其中，沒接種疫苗的死亡率為15％，而打一針科興及復必泰死亡率分別為5.83%及3.44%。以第二針計算，兩針科興為2.95%、兩針復必泰為1.51%。整體而言，復必泰死亡率較科興低。
而不論是復必泰抑或是科興，第五波疫情前，院舍長者接種率僅為22%。
3月9日，政府拍板要為全港院友接種起碼第一劑疫苗。外展隊兩周內為超過1000間院舍的院友完成接種，截止16日，已打最少一針的人數約為4.2萬人。安老院舍和殘疾院舍院友，數目分別為約6萬人和約1.7萬人，其第一劑接種率分別為約52%和約64%。
張超雄和馬仲儀都認為，社會錯失為院舍上門打針的時間點。「最初支針令人感覺風險高，不斷有報導老人家打針後離世。其實家屬想法很正常：他在院舍不會外出，出去會戴口罩，初期個案又不高，無謂冒險。」張超雄說，「政府沒有處理這個情緒。」
「又是那句，時間性。」馬仲儀曾參與上門為院友注射復必泰疫苗的計劃，她指，「2020年尾至2021年，先打針的是社區裏的普通人，安老院舍推後。到安老院吹雞（吹哨子召集）打針，可能社會已經熱烈討論，很多家人亦拒絕幫院友打針。」
而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亦曾經受訪，指1月底院舍爆疫初期，政府應總動員上門為院友在兩周內接種疫苗，卻分散資源宣傳「疫苗通行證」為全港市民打針。
另一方面，馬仲儀覺得香港只購置科興和復必泰疫苗，選擇不足或令人卻步。例如，她指英國長者大多注射AstraZeneca（AZ），針後很少出現血管閉塞的狀況，加上疫苗可以於攝氏6至8度存放，不像復必泰需要稀釋，帶去安老院注射很方便。
「安老院的流感疫苗接種以往都可以做到過半數注射，更好的年份可以做到七、八成。」她提到，流感疫苗研發已久，在製作時間上固然未能和COVID疫苗作直接對比，但就急切性而言，Omicron傳播比流感強勁，她認為不得不對COVID疫苗的接種率有更高的要求，而當中政府需要推動的力度亦更大。
「坦白說，整個長者疫苗推行做得很差。」馬仲儀認為，兩年來抗疫的焦點並不在於長者。「整個社會根本都不把重點放在長者身上。總之你不要來醫院，不要逼到急症室放出街，被人拍到照片，很難看。」但是，把長者留在院舍呆着，身體敵不過病毒終究也會死去，早前急症室堆滿的屍體，正正就是在院舍的老人。
「只不過，當天長者以一個活生生的樣子塞滿急症室，現在則以屍體的形式被人拍到而已。」
「兩三年沒有人探過就死，」馬仲儀說，「這兩年的長者，尤其安老院舍的長者受了很多苦，這是事實。最終去到這一刻，他們仍然是最Miserable（悲慘）的一群，家屬也是。」
徹底改革：多年的良莠不齊與置之不理
在最冷的2月下旬，王姑娘和同事開始覺得，即便把長者送往爆滿的醫院也未必能夠活着回來，「分分鐘真的死在出面」。他們決定冒險：除了狀況太差的長者，盡量把確診老人留在原址檢疫。
電光火石之間，留哪個、送哪個，是院舍最痛苦的掙扎。「我每留一個老人家，都要承擔後果。」
王姑娘照顧的其中一名80歲伯伯，氣促不斷、血含氧量低，原本預備送院。他的兒子得知後，戴着單薄的外科口罩前來，希望可以看老父一眼。在院舍工作的人明白，父子兩年沒親身見面，兒子怕這樣一送院，便是最後一面，連自己家裏有手抱嬰兒也要犯險。王姑娘於是給他一個街名，「白車會經過那一條路，你離遠看看爸爸也好。」
思前想後，王姑娘判斷不如由巡診醫生自行開藥，由院舍照顧老人家。兒子答應了。大半日後，老人家情況果然好轉。長者發病至死亡的時間短，治理要爭分奪秒，王姑娘認為他們的優勢，「就是有護士、註冊醫生。我們可以即時開藥，很多老人家吃藥後便轉陰性，情況好轉。其他院舍沒有駐院醫生，可能更加無助。」
1980年代，香港人口開始出現老齡化的徵兆，私營安老院亦接踵出現。從1996年起，政府推出《安老院條例》，但20多年後的社會嚴重老齡化，安老規劃卻沒有重大的變革與更新。
以院舍人手為例，香港過千間院舍，照顧着不同護理需求的院友，法例對它們的人手要求亦有不同。例如，安老院分為4種：護養院（nursing home）院友的護理程度最高，此後依次為高度照顧安老院（care and attention home）、中度照顧安老院（aged home）、低度照顧安老院（self-care hostel）。
其中，低度照顧安老院無須聘請護士，中度照顧安老院無須聘請護理員。而在高度照顧安老院，部分時段的最低要求為1名護理員照顧60名住客。在護養院，法例對護士的編排管得相對細緻：最少1名註冊護士當值，每3名護理人員中最少1名護士，每3張床有最少1名護理人員。
此外，香港法例並未要求院舍聘請醫生，院舍一般依賴外展醫生到診，或送院治療。
一名不願具名的私營安老院保健員受訪時表示，他們必須等候一星期診症兩次的外展醫生的醫囑，才能派止痛藥予長者。保健員是香港院舍其中一種照顧人員，受過護理訓練或具專業技能。
「保健員負責在護士和院友之間協調，情緒很緊張。」她說，精神繃緊時，唯有躲入空盪的房間吹吹冷風。她想起，疫情前老人家下午會圍在走廊、房間聊天，她經過便打趣搭訕，在開會呀？現在，其中一個老人過身後，「那幾天卻突然沒人出來，都躲在房中。不只身體，我們現在還要開始照看他們的情緒。」
但當人手不足，不要說治療，基本照料和護理也成了問題。
在王姑娘所屬的安老院，院友的人均空間不錯，從10平方米到20平方米不等。但更多的院舍裏，院友仍然被逼生活於最低6.5平方米的空間，面積相當於半個泊車位。
老人科醫生馬仲儀認為，許多中、小型私營安老院舍棲身於舊唐樓、舊私樓，共用大廈電梯，缺少鮮風換氣系統，環境並不適合體弱的長者居住，「舊模式的中小型私營安老院是否仍然適合存在？這已經是一個議題了。」她始終覺得，這是安老責任外判私人市場的禍害，「長者自費或以綜援向私營院舍繳交院費，身體狀況差，但肯入來，他都會肯收你，只是做不來送你去醫院而已。」
「有些安老院舍很應該被取締，長者在那裏接受的治療是很不堪入目的。只是大家很多年來，隻眼開、隻眼閉。」馬仲儀連說了三次「置之不理」。她說，院舍尤其私院可能跟80、90年代的質素分別不大，「當你其他社會的要求進步了，你的院舍不可以是這個水平的。」
香港院舍的整體服務良莠不齊，為人垢病多年，要求改革的聲音從未止絕。2015年，劍橋護老院脫去老人衣服把他們留在戶外天台；2016年，殘疾院舍「康橋之家」爆出性侵事件，後期更有自閉症男童墜樓而揭發管理問題——集合長者、殘疾人士團體和議員的民間平台「永別劍橋康橋工作小組」由此誕生。
他們向政府提交建議書，促請把院友最低人均面積提升至「8+8平方米」（即個人、公共空間人均面積分別最少8平方米），要求增加護士、醫生及其他專業人士的人手編配，並加強違規罰則。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是小組一員，他和前議員邵家臻後來加入立法會「檢視院舍法例及實務守則工作小組」。在改革院舍的路途上，政府、業界人士和民間團體不斷拉鋸。
2022年2月疫情期間，小組終出爐新修例建議，當中提高違規罰則、改善人手比例至護理員1：40等等，不過最低人均面積則只提升至8至9.5平方米，並需時8年才能全面落實。而此時，張超雄和邵家臻已不再是立法會議員。
離開立法會議員的崗位後，張超雄每天收看新聞直播：死者本身住在院舍，有長期病患，年齡80歲、90歲、100歲……「（社會）不但接受，甚至覺得okay。這麼大比例的院舍老人過身，應該引起相當大的公眾反應，但現在沒有。」
經此一役，院舍會否迎來徹底的改革﹐他並不樂觀。他覺得以往太平盛世，市民生活有餘力，政府也有財力改善院舍服務，政策倡議尚且困難。但是，香港面臨疫情經濟疲弱的挑戰，「一般人都受苦，弱勢——在困局下一定更沒人理會。」安老院、殘疾院舍也會面對同樣的命運，「院舍就是一個地方，把無法自我照顧的人掃入去。」
「大家看不到他們，社會便繼續運作。」張超雄難過地重覆道。「社會就繼續運作囉。」
尋找答案
外公離世後幾天，Ivy上網搜尋他生前居住的安老院。在社會福利署的網頁裏，一行黑字紀錄着——院舍曾違反《安老院規例》，僱用員工不足。
去年3月，她的外公身體不便，年老的外婆無法照顧，子女亦忙於工作，所以入住九龍區某間私營安老院。這也是許多香港人面對高壓工作、雙老照顧困境下的選擇。
但她左思右想，總覺在疫情下，在院舍的外公好像變成一件物件，不是一個人。她無法平息心裏的憤怒：「為什麼他要等病床等這麼久？為什麼醫療系統好像沒有改善過，是不是真的預視不到第五波疫情呢？如果院舍和醫院一早改善，我們會不會可以見到他？有一個時刻，大家可以看着他，讓他安心地走？」
Ivy本職做地區組織工作，每天接觸許多基層市民，每天在想的都是如何為無權者爭取更好的社會福利保障。疫情下，防疫指引每天都在變，他們不知道確診後自己應該要怎樣做，最先只會想到衝往醫院急症室。許多的問題、許多的結，她無法得到解答，也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
「其實香港這兩年，沒有真的打過疫情的仗，但這段期間也可以儲備軍糧。這兩年政府究竟做了什麼？」她說。「原來很多東西做得不好，所以有很多不幸，而碰巧那個是你的親人。」
訪問進行約兩星期，香港的呈報確診數字逐漸滑落。3月21日，政府疫情記者會上再沒有新增爆疫院舍的數字，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是一個好跡象。受訪院舍也陸續告知，長者的狀況穩定下來了。唯有死亡數字不可逆轉，但死者只能沉默。
作為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義務秘書，鄭清發眼見許多院舍的崩潰和前線保健員的哀嚎。「為什麼這麼多院舍老人死亡？他們在院舍死抑或醫院死？」他向記者請求：「有機會，請幫我們在記者會發問。這件事被隱藏起來了，沒人知。」
追究和問責，需要後續公開更多的數據、佐證，加以專業分析，背後是誠實和勇於檢討的精神。Ivy不確定要不要走上這條漫長的路途，也不知道社會有沒有追尋答案的空間。「尋找答案很難。過程將會很痛苦。」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Ryan、P、Jayden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