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四大導演：你在新聞裏看不到的，電影都有講出來

俄羅斯自2月24日對烏克蘭發動軍事攻擊至今，除卻歐美各國政府對其進行經濟制裁以外，許多藝文機構與電影產業也對普丁的惡行發表聲明譴責，並以行動支持烏克蘭。

行動包括迪士尼、索尼與華納兄弟等好萊塢巨頭紛紛中止在俄羅斯的電影發行；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多倫多影展等國際電影節也公開表示將禁止俄羅斯官方代表團出席，並抵制任何與俄羅斯政府有關係的組織與機構，但不禁止俄羅斯電影從業人員參展，因為仍有不少創作者與文化工作者是長期冒著牢獄之災與身家安全在與普丁政府對抗。

此外，還有威尼斯雙年展俄國館的策展人馬拉紹斯卡斯（Raimundas Malašauskas）、莫斯科普希金國家美術館的副館長奧普德烈諾夫（Vladimir Opredelenov）辭職以示抗議，莫斯科重要的藝術據點車庫當代美術館（Garag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亦表示將停止所有展覽舉行，直到普丁結束對烏克蘭的入侵。

在國際文藝界有所行動的同時，也有烏克蘭導演為此戰爭發聲。現實與歷史畢竟複雜，電影與紀錄片卻留下砲火無法毀掉的。我們於此來看看烏克蘭最重要的四位導演，他們或以紀錄片拍攝當代烏克蘭和俄羅斯關係的重要轉捩點，發掘後真相時代烏東地區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有人以鏡頭為普丁見證，恍然今日之現實早已經螢幕預告（藝術本來就是鏡像與預言）；有人大半生都在與蘇聯電影審查制度糾纏⋯⋯

01 瑟蓋．洛茲尼察：電影是我面對現實所能做到的

時隔八年，當普丁發動更猖狂的武力入侵時，歐洲電影學院的態度卻仍只是「對烏克蘭的入侵讓我們非常擔憂」

日前，當代重要的烏克蘭導演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宣布退出歐洲電影學院（European Film Academy），以譴責該機構主席克諾（Matthijs Wouter Knol）面對俄羅斯政府的軍事行動所採取的軟弱態度。

洛茲尼察在聲明中提到，早在2014年，當俄羅斯電影人歐雷．森佐夫（Oleg Sentsov）因為公開反對普丁政府在克里米亞的作為，而被法院裁定策劃恐怖主義行為罪名，判處20年監禁時，歐洲電影學院只警告俄羅斯當局「應該要審慎和公平地思考此事」（consider this matter carefully and fairly）；時隔八年，當普丁發動更猖狂的武力入侵時，歐洲電影學院的態度卻仍只是「對烏克蘭的入侵讓我們非常擔憂」（The invasion in Ukraine is heavily worrying us.）。

洛茲尼察表示了他對於西方各界領導者的不敢置信，因其低估情勢，甚至是為了與俄羅斯進行貿易而養壯了這頭惡狼，天真地期待普丁總有一天會回心轉意的盲目與姑息態度，而如今事態走向此局面，歐美各界其實也難辭其咎。

拍攝基輔民主示威：告訴你Netflix紀錄片沒有的事

與那種透過大量個人敘事講述單一觀點的方法不同，洛茲尼察將個人敘事色彩降到最低，拍出一張張個人的臉龐所匯聚成的集體力量。

洛茲尼察於1964 年出生在今白俄羅斯巴拉諾維奇（Baranovitchi），隨後和家人搬到基輔，在蘇聯政權轄下的烏克蘭度過年少時光；1991年，他進入莫斯科電影學院（即格拉西莫夫電影學院），當時正是蘇聯面臨瓦解的時代轉捩點。千禧年後，洛茲尼察搬到柏林定居，二十多年來拍攝近三十部作品，以紀錄片居多，其中也有劇情電影。他的創作圍繞著自己的家鄉烏克蘭，以及受到蘇維埃政權統治影響下前蘇聯地區的歷史與社會政治現況。

例如以基輔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為題的紀錄片《Maidan》（2014），記述 2013 年冬天發生在基輔獨立廣場長達92天的民主示威運動。當時親俄的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突然中止原先承諾與歐盟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引發親歐盟的烏克蘭民眾走上街頭。原本是和平的示威遊行，最終卻演變成亞努科維奇政府動用武裝軍隊，在基輔街頭發生血腥暴力的流血衝突，最終釀成上百人死亡，千人受傷。這起事件是當代烏克蘭和俄羅斯關係的重要轉捩點。

關於此抗爭運動的電影，可能更為人所知的是由韃靼斯坦出生的美籍猶太裔導演葉夫根尼．菲尼夫斯基（Evgeny Afineevsky）拍攝的《凜冬烈火：烏克蘭為自由而戰》（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這部慷慨激昂的紀錄片以相對傳統、典型的敘事方法，陳述導演菲尼夫斯基對此運動的立場與觀點——雖然影片採用大量的訪談內容，但基本上這些來不同街頭示威民眾的陳述皆指向相對單一的觀點，呈現反對親俄政府的烏克蘭人如何不滿亞努科維奇的作為、如何相信民主自由的理念。這部由Netflix製作的紀錄片似乎意在匯聚人們憤慨的情緒、激發最終必將凱旋勝利的論調，存在著扁平化烏克蘭社會對俄羅斯態度之複雜性的敘事危險。

相較於此，洛茲尼察的《Maidan》則自持地選擇不將鏡頭聚焦在單個人物身上，而是以一個個廣角定鏡，拍攝著廣場發生的事情。他在混亂的廣場上盡可能地維持著理性的距離，不跟隨特定人物敘事，而試圖站在廣場中間，降低多餘的敘事干擾（但並非沒有觀點），呈現這段期間發生在廣場週遭的人事物樣態。

洛茲尼察的《Maidan》選擇的敘事策略恰恰與《凜冬烈火》產生鮮明的對照，後者透過大量的個人敘事講述單一的觀點，而前者則試圖將個人的敘事色彩降到最低——以定鏡拍攝，廣場週遭的民眾來來去去，近乎是消弭個人的類匿名狀態，以呈現某種集體的圖像。我們從《Maidan》鏡頭的不動與自持所感受到的，反而是股強烈的「流動」，那流動來自現場烏克蘭民眾的信念與能量，是一張張個人的臉龐所匯聚成的集體力量。

後真相時代：烏東地區有多複雜

「一群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一群人眼中的自由戰士。」

除了紀錄片以外，洛茲尼察也拍攝劇情電影，其中《著魔的國境》（Donbass，2018）即以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為故事場景。2014年該地區的分離主義勢力在俄羅斯的支持下，獨自宣布獨立，與烏克蘭政府發生軍事衝突不斷，「一群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一群人眼中的自由戰士。」

在《著魔的國境》中，洛茲尼察塑造了一個真假難辨的瘋狂世界，影片初始，一群演員在後台準備上場，很快地我們便發現這群演員打算上演一齣烏克蘭民族主義份子大舉恐怖主義大旗的假新聞報導，電影以帶有庫斯杜力卡《地下社會》（Underground）的瘋狂荒誕、黑色幽默的冷冽調性，後設地遊走在虛實之間，呈現後真相時代的烏東地區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

洛茲尼察除了以攝影鏡頭拍下觀察到的事件與現象以外，近幾年更著重在使用現成的歷史檔案影像（archival footage）發掘並爬梳受到前蘇聯影響的人物與時代故事，對社會現況提出深刻且極具批判力道的省思。例如《歡迎光臨史達林葬禮》（State Funeral，2019）取材自俄羅斯國家影像資料館（Russian State Film and Photo Archive）典藏的史達林葬禮期間的大量影像紀錄，洛茲尼察透過細膩的剪輯，將這些素材重新組織成一齣諷刺極權主義、駭人聽聞的世紀哀歌。

如今娘子谷地區又遭受普丁無情轟炸。洛茲尼察當年留下的影像令他他宛如駐紮娘子谷地區的攝影之眼，親眼見證人民是如何在不同政權更迭下，受到無以抹滅的傷害。

2021年坎城影展首映的《Babi Yar. Context》，則是洛茲尼察與娘子谷猶太大屠殺紀念中心合作（Babyn Yar Holocaust Memorial Center）的電影。他運用大量拍攝於二戰期間的影像檔案，以縝密的剪接敘事，講述這段發生在烏克蘭境內娘子谷地區的悲劇：1941年納粹佔領該地，對當地猶太人展開大規模屠殺；同年年底俄軍攻入基輔，再到1943年美國記者訪問大屠殺的倖存者，最終結束在戰後的審判。

洛茲尼察爬梳大量的影像檔案，深入歷史複雜多義的層理、運用視覺與聲音的組織敘事，試圖理出時代的真實歷史。時隔半世紀，過去的傷痛尚未平復，如今娘子谷地區又遭受普丁砲火無情轟炸。洛茲尼察雖未曾親臨那時空，但透過當年留下的影像，他像是駐紮娘子谷地區的攝影之眼，親眼見證人民是如何在不同政權更迭下，受到無以抹滅的傷害。

而去年在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首映並奪得國際競賽首獎的《Mr. Landsbergis》（2021），以帶領立陶宛獨立運動的老藍斯柏吉斯為主角（為今立陶宛外交部長的祖父），呈現經歷蘇維埃政權統治的小國之民如何展現其爭取獨立自由的意志。訪談內容穿插蘇聯解體前的各種新聞資料畫面，包括歷史著名的「波羅的海之路」兩百萬人手牽手宣示獨立之決心的和平運動、立陶宛人民聚集街頭訴求獨立、人民議會裡各方闡述政治理念，推舉人民代表、蘇聯下令對立陶宛展開經濟制裁、鐵幕垮台前夕由戈巴契夫暗地許可的暴力鎮壓，以及戈巴契夫與葉爾欽之間的明爭暗鬥。

相較於著名導演荷索以粉絲之姿拍攝的《戈巴契夫，幸會》（Meeting Gorbachev，2019）展現帶著好奇眼光的西方望向神秘蘇維埃、從蘇聯之政權核心看鐵幕垮台前夕，烏克蘭導演洛茲尼察的《Mr. Landsbergis》則呈現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深刻爬梳我們以為的蘇聯解體、前蘇聯各國家的獨立，其實都並非歷史的必然與偶然，而是眾志成城，人民流血流淚爭取來的。

02 維塔利・曼斯基：殘忍，是被政治切割的家庭照

即使是擁有同一張家族照片的一家人，在面對當前政治現況與身份認同問題時，存在的複雜難解的樣貌。

當代另一位重要的烏克蘭導演：維塔利・曼斯基（Vitaly Mansky），出生於 1963 年烏克蘭利維夫（Lviv），他和差不多時代的同輩電影人或前輩影人一樣，都在當時蘇聯最好的電影學院格拉西莫夫電影學院接受電影教育，拍攝紀錄片長達二十多年。然而，當許多同輩影人不得不選擇離開家園，到其他更適合創作的環境時，曼斯基選擇留下來，進入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工作，在莫斯科創辦俄羅斯最大的紀錄片影展「Artdocfest」，試圖透過紀實的力量改變社會。然而，2014年他仍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移居拉脫維亞首都里加，「Artdocfest」影展也隨之遷徙。

曼斯基的人生經驗，其實與許多當代在國際影壇活躍的烏克蘭導演類似：於蘇聯時期出生、在烏克蘭長大，到莫斯科接受教育和職涯發展，對於國家和歷史文化的認同，實難以單一劃分。在其2016年的紀錄片《Close Relations》便深刻地處理了經歷前蘇聯統治的國族認同問題。

曼斯基的紀錄片擅長從自己的生活、拍攝身邊的親友出發，當時，克里米亞危機發生不久，普丁軍隊入侵烏克蘭併吞了克里米亞地區，而烏東地區的紛爭也方興未艾。這部影片裡，曼斯基探訪多位散居烏克蘭與俄羅斯各地的親戚，走訪基輔、利維夫、奧德薩（Odessa）、主張分離主義的頓巴斯區域、克里米亞，以及莫斯科。

導演透過貼身採訪、紀錄他們的生活，呈現即使是擁有同一張家族照片的一家人，在面對當前政治現況與身份認同問題時，存在的複雜難解的樣貌。《Close Relations》可以說是從一幀家庭合照出發的身份探尋，那幀照片是大時代的縮影，折射出經歷蘇聯統治的人群圖像，這背後體現出的乃是在現代國家框架與邊界之外，錯綜交織、難以被一刀劃分的認同羈絆。

鏡頭可以見證普丁？

對照現今的政治局勢，《普丁的見證人》裡當年捕捉到的畫面如同某種預言，預示眼下的一切絕非偶然，亦非歷史的巧合。

除了從常民視角出發的紀錄片以外，曼斯基近年的兩部作品《普丁的見證人》（Putin’s Witnesses，2018）和《戈巴契夫・天堂》（Gorbachev. Heaven，2020）分別以左右國家命運、影響下個世紀國際局勢的政治人物為主角，呈現他們不同於外在世界理解的樣貌。在曼斯基流亡拉脫維亞之前，他曾經在俄羅斯國家電視台負責紀錄片攝製，製作官方的形象紀錄片，可以說是在政權核心的前線親身參與了蘇聯垮台的過程。

《普丁的見證人》中他以日記式的家庭錄影帶搭配擔任電視台工作時期拍下的影像紀錄，在那關鍵的世紀時刻，近身拍攝年輕的普丁冷眼旁觀老邁貪腐的蘇維埃政權崩解、小心翼翼地逐步展露其掌權的野心。對照現今的政治局勢，《普丁的見證人》裡當年捕捉到的畫面如同某種預言，預示眼下的一切絕非偶然，亦非歷史的巧合。

《戈巴契夫・天堂》同樣得力於曼斯基早年在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工作的經驗，他顯然與戈巴契夫建立頗為親密的默契，才得以進入其私人宅邸拍攝他高齡九十的日常起居。然而，不同於荷索《戈巴契夫，幸會》過度尊崇這位引領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之傳奇領袖的視角，曼斯基更試圖在同樣是近身拍攝的紀錄片中，呈現這位近乎與戰後歷史劃上等號的政治人物其脆弱、老朽，面對時局早已無能為力的一面。《戈巴契夫・天堂》透過對戈巴契夫晚年的勾勒，提出重新理解當前政治與歷史樣貌的一種途徑，彷彿對冷戰結束後又一個時代的逝去，提早吹響了輓歌。

03 瓦倫廷・瓦夏諾維奇：戰火令個體飽受摧殘

瓦夏諾維奇在電影中描述的早已真真切切地發生在被俄羅斯武裝部隊入侵的烏克蘭土地上，只是在人們親眼見到前，沒人真正相信電影中勾勒的一切竟會發生在真實世界裡。

洛茲尼察、曼斯基這兩位出生於1960年代的烏克蘭導演，他們的創作無論是劇情片或是紀錄片，大多是探究蘇聯這龐大駭人、帶有殖民性的政治系統在解體後以什麼樣的形態殘留在前蘇聯地區，試圖將那些難解、未解的歷史難題問題化，並提出面向當代的詮釋。

而相較於他們，1971年出生、成長於烏克蘭日托米爾的導演瓦倫廷・瓦夏諾維奇（Valentyn Vasyanovych），則是另一種路徑，他在基輔和波蘭接受電影教育，擔任電影《過於寂靜的喧囂》（The Tribe，2014）的攝影師與剪接，執導的作品《Black Level》（2017）曾代表烏克蘭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末日荒蕪詩篇》（Atlantis，2018) 這部時空設定在2025年頓巴斯地區的近未來電影，是他最為國際影壇注目的作品。瓦夏諾維奇構建一個戰火過後的世界，罹患PTSD的士兵們在淒涼、荒蕪的鋼鐵廠工作，當地歷經武裝衝突後已了無生機。

關於個體在戰爭下飽受摧殘的處境，是瓦夏諾維奇電影中關注的母題，其最新的劇情長片《Reflection》（2021）聚焦一位曾被俄羅斯軍隊俘虜並目睹暴行的烏克蘭外科醫師，當他從戰場倖存返家後，世界將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模樣。瓦夏諾維奇在電影中描述的早已真真切切地發生在被俄羅斯武裝部隊入侵的烏克蘭土地上，只是在人們親眼見到前，沒人真正相信電影中勾勒的一切竟會發生在真實世界裡。

04 琪拉・穆拉托娃：比禁絕你拍電影的人活得更久

談到烏克蘭電影，絕對不能錯過琪拉・穆拉托娃（Kira Muratova，1934-2018）這位已逝的教母級導演（詳見筆者先前的文章〈蘇聯鐵幕下最殊異、奇美的風景：琪拉・穆拉托娃與她的電影〉）。穆拉托娃1934年出生於蘇聯索羅卡，一座隔著德涅斯特河與烏克蘭相望的羅馬尼亞城市，現在屬於摩爾多瓦共和國。自格拉西莫夫電影學院畢業後，她被蘇聯共產黨派到敖德薩電影製片廠，自此之後就定居在敖德薩這位於黑海旁的港口城市，直至2018年過世都未曾移居其他地方。

被評論者封為「蘇聯荒謬主義的女主祭」（high priestess of Soviet absurdism）的穆拉托娃，人生有大半的歲月都在與蘇聯電影審查制度糾纏，她的所有作品、她的人生，就是矢志抵抗專制暴政的最佳明證。

若穆拉托娃仍在世，看見普丁政權對她鍾愛的敖德薩進行無情轟炸，即使是走過二戰、冷戰鐵幕等各種艱難時刻的她也想必也會氣得咒罵。但或許，穆拉托娃的生命經驗帶給我們的啟示，無非是：要比所有禁絕你自由拍電影的人活得更久、更長，直到他們被時代的浪潮淘洗殆盡，而你還留有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