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大爆發 2019冠狀病毒疫情 被疫情改變的生活 深度 香港

確診移工的委屈︰被僱主嫌棄了,「我會被解僱嗎?」

「他們責怪我因為放假外出而感染病毒,卻忘記了他們叫我到擁擠不堪的市場買菜。」


2022年2月20日,兩位移工於嚴寒又下雨的情況之下,在維多利亞公園的草地上搭起帳篷。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2年2月20日,兩位移工於嚴寒又下雨的情況之下,在維多利亞公園的草地上搭起帳篷。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按︰部分訪問以英語進行,端傳媒翻譯作中文撰寫。文中的移工,香港俗稱「外傭」)

移工Ana(化名)被僱主安排住在家中的雜物房——那是一個侷促的小房間,房間裏沒有窗戶,完全不通風,「我戴着口罩,難以呼吸」。房間裏也沒有站立的空間,只有滿滿的雜物。雜物堆中有一張簡陋的木床,上面放着長度僅及Ana身高的床褥,她睡起來時還要瑟縮曲膝。她用電熱水壺在房間中「煮食」,以即食麵和少量蔬菜果腹。

只因她於2月12日確診COVID-19。

她在這房間待了整整5天,除了前往洗手間如廁及沐浴,就沒離開過這房間;還不時聽到門外的僱主對她確診一事指指點點,甚至千方百計想把她趕走。

兩年疫情以來,市民生活深受疫情和防疫政策影響,在港工作的逾30萬名移工亦不例外。隨着第五波疫情持續升溫,疫情爆發後,移工工作量大增,有人放假被禁止外出,有人染疫後在苛刻的環境條件中「居家隔離」,甚至無家可歸。截至2月24日,外勞事工中心已接獲約70個確診移工的求助個案,要求他們提供物資、藥物等支援,或是協助安排臨時住宿。

「為什麼他們(僱主)要這樣對我?為什麼這麼害怕,好像覺得我很骯髒似的?」在小雜物房隔離中的Ana透過語音訊息向端傳媒說。

2022年2月20日,兩位移工於嚴寒又下雨的情況之下,在銅鑼灣的天橋上休息。

2022年2月20日,兩位移工於嚴寒又下雨的情況之下,在銅鑼灣的天橋上休息。攝:林振東/端傳媒

被監視的居家隔離

Ana來港12年,未遇過比現在確診更糟的處境。

醫院病床爆滿,輕症確診者須居家隔離。這5天,Ana除上洗手間外,僱主不允許她以任何理由離開房間,甚至把監視鏡頭對準她的房門,確保她沒有「偷走出去亂碰他們的財物」;又命令她在每一次如廁、沐浴後,清洗乾淨她碰過的所有用具;在她從浴室走回房間的幾步路上,他們還要抓緊機會對她指罵兩句。

Ana確診後,開始咳嗽和喉嚨痛,一直無法好好休息。僱主則責怪她把病毒傳給家中的祖母,更篤定她是在放假外出時感染病毒。「全世界都有人受到感染的啊。我又沒有做錯事,我都不想(受感染)的。」她為這戶人家工作10年,自問一直盡心盡力,照顧好祖母,對服務多年的僱主感到失望透頂。

「但他們忘記了,他們曾叫我到擁擠不堪的市場買菜」,Ana無奈地說,並指自己也有可能是受到大廈其他住戶感染。

在房間中隔離4天後,Ana要求僱主提供快速測試套裝,但遭拒絕。她稱,僱主並不想讓她知道自己的病況進度,把測試套裝和藥物藏起來;僱主更認為她是播毒的威脅,不想讓她繼續留在家中,「他們只想我快點離開。」

僱主索性着她對外撒謊,「他們想盡辦法想我遠離他們」,例如要求她向衞生署聲稱自己情況嚴重,必須住進隔離設施,或者對酒店宣稱自己健康,租用房間。「但我既不是重症者,也不想冒險傳染酒店裏的人。」

《標準僱傭合約》列明,移工須於合約內訂明的僱主住址裏工作和居住,而僱主必須為移工提供免費且合適的居住環境;一旦移工被發現不與僱主同住,會違反香港入境條例作虛假陳述,僱主要面臨最高15萬元的罰款、最高14年監禁,移工也可能面臨罰款、監禁或被驅逐出境。

疲憊與委屈交集,Ana說着,對僱主的怨氣也一併爆發。早在疫情爆發前,僱主已對她嚴加管束,例如「僱主不喜歡我使用手提電話。」

2021年5月30日,不少移工在周日時在中環聚會。

2021年5月30日,不少移工在周日時在中環聚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移工離鄉別井,特別想家;在勞碌生活與疫情忙亂中,更想找同鄉圍爐取暖。一向關注移工議題的社民連成員馬雲祺(馬仔)表示,疫情開始至今,他不時收到移工的求助,向他詢問有關疫情的資訊。「他們很多時只能從社交媒體得知資訊,或者靠朋友、僱主口耳相傳。」

「我被禁止在日間打電話給親友,只能在晚上打給他們。但每晚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很累了。」Ana說。

Ana一般的工作時間為朝7晚12,負責照顧行動不便的祖母。「老人家很特別,晚上常常不肯睡覺,睡一會兒起來又大聲嚷嚷,我根本無法好好休息。」工作時間高達17小時,壓力也大,她不得一夕安寢。

對於缺眠的Ana來說,平日無法與親友好好聯絡,使她覺得每周一休尤為重要。不單是為了放鬆身心,而且是權利,必須捍衛。她的僱主曾以防疫為由,提出取消她的週休,不讓她外出,卻沒有提出任何補償,「所以我還是堅持要放假」。結果,她在染疫後就被指控為播毒元兇,遭到連番刻薄。

外勞事工中心社區關係主任唐曉昕稱,疫情下很多移工不被允許外出,遑論越洋回鄉探親,只能透過社交媒體與家人遙距溝通。「她們很難得有機會離開工作環境,壓力很大。放假與朋友見面是她們唯一的減壓活動。」

放假外出解壓,成了僱主指控Ana染疫的「罪證」。居家隔離期間,Ana困在小房間裏沒法走動,這種惡劣的隔離環境她無法再待下去,於是嘗試聯絡印尼領事館求助,但無法成功撥通熱線。她最後透過外勞事工中心聯絡政府當局,才獲安排住進政府轄下的隔離設施,並獲取藥物及快速測試套裝。

換了一個環境,短時間內不需再面對僱主的冷嘲熱諷,她現在終可在隔離營專心休養,但還是忍不住擔心康復後,會否丟了工作。

「我的心裏很亂。我並不擔心我的病,最怕的是僱主可能會因此(染疫)而解僱我。」Ana說。

事實上,自2022年第五波疫情爆發,有關移工是否應「取消休假」,也在社交媒體上的僱主群組內發酵,引起熱烈討論。當中有僱主帖文揚言,由於家有幼兒,故「白紙黑字在cam(鏡頭)前面跟外傭(移工)『傾好咗』(已談好)」,如移工不同意則「預備即時解僱」,當中要求包括1個月由4日假期變2日、只可在週一至週五放假;其餘2日假則可在家休息或選擇工作,如工作的話,工時朝10晚8,日薪港幣200元;如移工外出渡假「導致」強制檢測,強檢的時間不計入工時。

該帖文甚至聲稱,已口頭警告移工,如移工外出「引致」確診,並傳染家人,僱傭合約會於移工確診起計30天後結束;並視此舉為「提前通知」。

有大律師回應媒體查詢時提醒,若因移工要檢測而扣減工時,不屬合理扣薪的範圍;或甚去到解僱染疫移工,僱主或會構成不合理解僱,違反僱傭條例。

外勞事工中心為有需要的確診移工蒐集物資,包括食物、快速測試套裝、藥物、口罩等。

外勞事工中心為有需要的確診移工蒐集物資,包括食物、快速測試套裝、藥物、口罩等。圖:受訪者提供

家裏沒有食物了

另邊廂,另一確診的移工Tres J Marias(化名)雖被安排在家中隔離,卻沒有得到充足照顧。

「這裏只有罐頭食品。」Tres說。

Tres 2月7日開始咳嗽,經僱主建議進行新冠病毒測試後,發現結果呈陽性。她帶同住院物品到醫院求診,醫生判斷為輕症,讓她先回家進行隔離,等候衞生署致電給予進一步指示。

僱主起初並不願讓Tres回家隔離,Tres也願意配合僱主的意願留院。但醫生跟僱主通話後,還是堅持原本的決定。Tres回家後,由於女僱主正在懷孕,僱主一家擔憂病毒會感染孕婦,於是搬離了原本的住所,讓Tres獨自在家隔離。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
「你知道檢測套裝要多少錢嗎?那些套裝買來是給我的親戚用的。」
「如果我老公感染了,他怎麼上班賺錢?」

搬離住所前,生氣的女僱主不忘大罵Tres一番。

「是我的錯,但我也不想的。誰會想受感染?」Tres承認了她的「錯誤」,但卻不免為女僱主的責罵感到傷心。

從那天開始,Tres已在家隔離逾兩週。她未曾外出購買生活用品,醫院只給了她3日份量的藥物,僱主亦只給她留下罐頭食品和1日份量藥物。這些遠遠不足以支撐她渡過整個隔離階段。

「我怎麼一直不能痊癒?」人在外地,又身染疫症,Tres越發感到焦慮,更加怪責自己「不夠小心」而感染了病毒。她只能安慰自己,說這是神給她安排的試驗,鼓勵自己「我會好起來的。」

心靈上,她可依靠宗教,但肚子還是會抗議。從隔離第二天開始,僱主曾上門向她提供清潔用品和快速測試套裝,卻沒供應其他生活所需,屋中的食物實在不夠讓她填飽肚子,「他(僱主)可能太忙了......可能是這樣」。她唯有向外勞事工中心求助,獲得麵包、雞蛋、蔬果等新鮮食物,以及藥物和衞生用品。僱主見她已經獲得了組織的協助,更加沒有再向她提供食物。

事實上,《標準僱傭合約》亦訂明,移工是有權獲得僱主提供免費膳食,或每月最少港幣1,173元膳食津貼(以1個月30日計算,每日最少港幣39.1元)。只是疫情下,移工基本需要也被忽略了。

Tres成了確診者,知道隔離是甚麼一回事,也意識到疫情嚴峻,擔心同鄉的情況,當得知有朋友要外出匯錢回家鄉,她千叮萬囑籲她要小心:「現在有很多確診個案。我真的確診了。」

2022年2月20日,警察巡視,提醒移工不要違反二人限聚令。

2022年2月20日,警察巡視,提醒移工不要違反二人限聚令。攝:Lam Yik /Reuters/達志影像

被丟在醫院外,有「家」歸不得

「我無法思考,因為確診令我很害怕。」遇上疫情第五波的移工Sulis(化名)反覆強調着。

不諳中、英文的她,並不熟悉香港疫情情況,只知道每天都要配戴口罩,且她兩星期才能休假一天。她估計,或許是因為每天到菜市場買菜,人多擠擁,而感染病毒。

2月5號確診後,男僱主安排Sulis在她的房間內居家隔離,一天只能到廚房兩次,烹煮印尼撈麵(Indomie)作為午餐、晚餐,沒其他膳食選擇。最初她只有咳嗽,但4天後她突然於家中昏倒。「女僱主突然敲我的門,我很害怕她會(因患病後無法工作)罵我,然後就暈倒了。」

然而,女僱主把她帶到醫院門口,便隨即離去。由於是輕症,醫護人員建議她回家繼續隔離,但她致電女僱主詢問後卻遭拒絕,被逼繼續留在醫院的戶外帳篷中等候。

有僱主擔心確診移工會傳染給家中的長者和小孩,因此拒絕他們回到家中,結果移工既不能留院接受治療,又無家可歸,在寒冬中露宿街頭。

Sulis說,帳篷內空間狹窄,也沒有床鋪、椅子,兩日間她只能席地而坐、半睡入眠。那幾天,偶有降雨,氣溫下降,她只帶了一件外套,難抵嚴寒。她跟僱主反映自己的狀況,卻不曾獲僱主回覆。

儘管醫院有向她派發食物,但因為她的徵症只有咳嗽,算是輕症,醫院沒有提供藥物。不過,她形容「咽喉極度疼痛」,令她無法下嚥和進食。

在帳篷裏,Sulis想起,她從朋友那邊聽過,確診的移工會被僱主解僱,不期然擔心起來,「我完全不知道我是否會因此失去工作。我很害怕,你懂嗎?」Sulis覺得,染疫後她無法工作,她對僱主感到很抱歉,擔憂僱主會否因此而解僱她。

在帳篷等候安排隔離期間,她嘗試聯絡僱主,卻未獲回覆。後來致電僱傭仲介中心,她才得悉僱主並未通報她的情況。她只好聯絡相熟的印尼移民工人工會,由他們幫忙轉介個案給外勞事工中心,方獲安排離開醫院,前往隔離。

隔離兩星期間,她一直焦慮往後的工作安排,也不知道自己會否被扣人工——僱主只間中詢問她的病情,卻從未回覆她追問僱傭安排的訊息。隔離即將完結之時,她再傳短訊給僱主,表示「很快可以回家」,僱主僅以「讚好」表情符號回覆。

網媒《香港01》亦有報導,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代表葉沛渝指出,有無家可歸的移工獲家傭匡扶中心收留,當中部分未完約,確診後遭僱主無理解僱。

勞工處回應媒體查詢時指出,不應因移工染疫而終止或拒絕履行移工的僱傭合約,因為根據《僱傭條例》,僱主不可在僱員取有薪病假期間終止僱傭合約,否則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如僱主因移工感染或感染後康復而給予移工較差待遇,例如解僱移工,亦可能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移工擔心丟了工作,因為離鄉背井,是為了養家。而唐曉昕透露,疫情在全球肆虐,很多移工的家人都不幸染疫,甚至因而過世,移工不但要支援親人的醫療開支,甚至要處理親人的身後事,令他們的財政負擔大增,「大部分移工都在這段時間寄多了錢回家,應付家裏開支,所以她們不能失去在港的收入。」

至本報導刊登,Sulis終隔離完畢並返回僱主家中,結束了確診的惡夢。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的秘書、為前僱主工作7年多的移工Jec Sernande。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的秘書、為前僱主工作7年多的移工Jec Sernande。攝:林振東/端傳媒

24小時候命,失去外出自由

事實上,移工與僱主間的矛盾,過往亦有不少討論,只是疫情令雙方關係更拉扯。

2020年1月底,香港出現首宗COVID-19外地輸入個案;2月初則首次出現本地確診個案,自那月開始,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的秘書、為前僱主工作7年多的移工Jec Sernande,有長達4個月無法在星期日到教堂進行禮拜,也無法回到工會辦公室,照顧有需要的同工。「我的職責是跟進他們(移工)的狀況,那時卻只能遙距致電他們,或傳訊息給他們。」

「那更是我們唯一可以跟朋友談天的時間啊,讓我們放鬆緊繃了6天的神經。」Jec回憶起那段啞忍的日子。

疫情前,Jec每晚9時半左右就會結束一天的工作,進房間休息;即使長時間工作,在日間她也有一至兩小時休息時間。然而,疫情後僱主一家長期在家工作,Jec變成了24小時候命,工作量大增。

清晨5時半,她到廚房準備早餐。僱主一家吃飽後,她就要為在家上網課的兩名小孩連接網絡裝置,再督促他們學習。然後她到菜市場買菜,再為在家工作的僱主料理午餐、晚餐。晚上9時,她準備睡覺了,僱主卻敲她的房門,着她煮個麵條,因為還在客廳工作的他們想吃宵夜。

「累了一整天,睡覺時他們又來敲我門,我並不能好好睡覺。」她的休息時間減少之餘,她更認為自己好像是被全天候「監視」。

疫情爆發後,僱主擔心Jec會在染疫後傳染全家,所以嚴格地要求她進行個人清潔消毒工作,包括:在她出門扔垃圾、買菜後需要用消毒噴霧噴過全身才能進屋;在全家人洗澡後,她才可使用浴室,洗澡後她要把浴室從頭到尾清潔。

然而,僱主一家出門後回家,卻毋須先消毒再進門,令她感到不解及覺得受歧視。

矛盾地,僱主也沒有為Jec提供足夠的防疫用品。Jec是唯一被要求在家中也須配戴口罩的人,但僱主每星期卻只給她一個外科口罩及布製口罩,並不足以應付她的需要。幸好Jec可以從她所屬的工會聯會領取免費防疫用品,這才得以符合僱主的要求。

Jec向前僱主訴說她一週工作6天,已感到極度疲累,嘗試表達自己需要休息和外出休假的需求,卻遭前僱主以防疫為由拒絕,並表示若她不接受安排的話,就得終止僱傭合約。

但與此同時,她卻眼見前僱主邀請朋友上門作客,此差別待遇同樣令她感到被歧視,「COVID病毒沒有差別待遇。每個人都可能受感染的,不只是家庭傭工。」

法定假期被奪走,Jec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仍在領着移工的最低工資(每月港幣4630元)。她轉述僱主的話:「你留在我家,我已經給你提供免費食物。」受合約和法律保障的權益,竟變成了僱主口中的恩惠。

直至僱主2020年中移民,終止合約,她才結束這可怕的生活。

2022年2月20日,美孚地鐵站附近一個天橋下,移工在限聚令下二人一組休息。

2022年2月20日,美孚地鐵站附近一個天橋下,移工在限聚令下二人一組休息。攝:林振東/端傳媒

被忽略的34萬人

2月16日,新民黨議員陳家珮在立法會辯論2021年施政報告致謝動議中指出,移工放假如常外出,並除口罩進食聊天,暴露在高風險環境中,容易受感染,認為移工「身為香港一份子」,在防疫前提下,政府應考慮在指定期間要求移工留家休息,避免外出,稱此舉涉「公眾利益」也與勞工條例沒有衝突。

另一方面,港府於2月10日起把「限聚令」人數上限收緊至2人,其後特首林鄭月娥於2月18日宣佈,對於違反限聚令的情況,「執法將不再仁慈」,違反禁令的移工同樣一律會被罰款港幣5000元。

高額罰款比政府規定的移工每月最低工資還要高,有港人發起眾籌欲為移工繳交罰款,卻遭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批評,並指勞工處會研究採取法律行動,阻止此類眾籌活動。

2月20日週日,在移工假日集中地中環皇后像廣場附近,有移工於街上聚餐、跳舞,也帶着紅白藍膠袋和紙箱擺賣;勞工處人員向他們派發限聚令單張、展示相關告示牌。相隔一條馬路之外,警員則在愛丁堡廣場行人隧道內拉起橙色封鎖帶,要求移工離開,不准他們再度聚集。

當日,勞工處向9名移工發出違反限聚令罰款通知書,及向1名移工發出違反口罩令罰款通知書。

「我們作為接待移工的地方,並未盡好東道主的責任。」社民連馬仔進一步指出,移工面對的是結構性問題。「他們是『孤兒仔』來的。」

截至2021年年底,全港移工人數接近34萬,但馬仔指出,政府制定勞工政策、進行城市規劃時,經常欠缺對移工的考量。一直以來,移工都被強制與僱主同住。他們的消費力不高,也缺乏僱主住家以外的休息地方。於是在疫情下,問題一下子全部湧現——移工工時過長、確診後被逼流浪街頭、遭受僱主刻薄等等。

2022年2月20日,移工在維多利亞公園的椅上休息。

2022年2月20日,移工在維多利亞公園的椅上休息。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們)是被排除在外和受到歧視的。」Jec補充說,在疫情下,即使在住家以外的地方,移工有時也會受不同程度的欺壓,舉例指,她乘搭交通工具時,試過身邊的乘客會因為她坐下而立即移到其他座位;她到菜市場買菜,有人會注視她,然後用她聽不懂的廣東話說「Pokgai(仆街)」等咒罵別人的粗俗詞。

疫情尤其考驗移工與僱主、甚至香港人之間的溝通和信任。要進一步保障移工權益,馬仔建議政府多進行「小修小補」,例如取消移工與僱主強制同住的規定、為他們開設活動場地等,以帶來長遠改變。

「移工在政治制度裏沒有發聲權,也沒有人在議會中為他們說話。如果傳媒不報導移工的事,他們就不會被看見,失去社會力量。」馬仔希望,社會可以更關注移工議題,令他們不再被邊緣化。

而且,他觀察到,即使有外國駐港媒體作出疫情相關報導,資訊也較零散;網絡上又充斥着假新聞,須靠移工自己核證。他希望勞工處、入境處等相關政府部門可以考慮透過網上渠道、短訊等形式,以多種語言發佈消息,讓移工更易獲得官方資訊。

為支援移工,外勞事工中心亦特意舉辦網上活動,例如瑜珈班、冥想班等,幫助無法外出的移工減壓。唐曉昕補充,她也希望各政府部門能更有效率地提供支援,透過部門熱線向移工、僱主家庭提供指引、回應查詢,「不能只要求每一個家庭遵守政策」。

染疫逾兩週,仍在家隔離的Tres依然有咳嗽和背部疼痛的情況。她明白自己的症狀較輕微,但仍希望政府可以盡快跟她跟進情況。「直至現在,衞生署還沒有打給我。」她每天服用外勞事工中心提供的藥物,以及自製的檸檬薑鹽水,等待康復的一天。

至本報導刊出前,Tres告訴端傳媒,最近一次的自行快測結果依然呈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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