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针还是救命针？人类疫苗史，也是一部“反疫苗史”

2022年1月，许多外国知名歌手将自己的歌曲从串流平台Spotify下架，理由是该平台没有阻止播客“罗根脱口秀”（The Joe Rogan Experience）持续散播关于疫苗的不实信息。节目主持人罗根在播客上呼吁美国年轻人不必接种疫苗﹑声称只要“身体健康﹑多做运动﹑均衡饮食”就可对病毒免疫。他也多次邀请著名反疫苗人士如马龙（Robert Malone）上节目，并批评美国的“疫苗通行证”是独裁政策。

罗根是谁？他是美国喜剧演员﹑综合格斗评论员﹑Spotify上最受欢迎播客的主持人－－他是成功的演艺人，但没有接受过任何正统医学训练。

罗根对疫苗的质疑并不新颖。自COVID-19疫苗在2020年末推出以来，就有反疫苗人士称“疫苗不安全，会带来严重副作用”﹑“疫苗只是大药厂用来赚钱的工具，无法有效防疫”，甚至有阴谋论者散播“疫苗只是政府监控工具”﹑“疫苗向人体植入晶片”的流言。即使研究多次证实疫苗在减慢传播速度﹑降低死亡率及重症率的作用，这些流言仍甚嚣尘上。疫情开始以来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大型反疫苗浪潮，除了游行示威，在Youtube﹑Facebook和TikTok等平台也充满反疫苗信息。相信疫苗效用的人则指责反疫苗人士是疫情持续的原因。

过去两年，疫苗争议令社会愈趋两极化，其实，在人类历史中，根本不曾出现过不带争议的疫苗（vaccination）－－二百多年的疫苗历史，几乎也就是反疫苗的历史。

“现代疫苗之父”金纳（Edward Jenner）在18世纪末发明牛痘接种术，利用接种与天花病毒相似的牛痘来令人对天花免疫。在古代的中国和印度也有类似技术－－早在16世纪初期，中国就有“人痘接种”（Inoculation）的记载，即将天花患者的皮肤割开取出脓液，再用小刀拭于受种者的皮肤下，以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这种方法甚至传到了欧洲，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里也有记载康熙时期，有俄罗斯学者特意去中国学痘医。

1853年，英国政府实施《疫苗接种法》，规定在婴儿出生后的前三个月必须接种天花疫苗，不遵守规定的父母会被罚款和监禁。当时高速工业化的英国卫生条件恶劣，而传播迅速﹑死亡率达三成且后遗症严重的天花是初生婴儿的头号杀手，并有“斑点怪魔”（speckled monster）之称。

当时，即使有许多专家认为疫苗有效，反疫苗的声音仍此起彼落。天花疫苗里的“牛痘”（cowpox）成份从牛身上的溃疡取下，许多人认为牛是低等动物，将牛身上材料接种到人体上（尤其是小孩身上）有违信仰，是“unchristian”（不像基督徒）的。有些人认为天花不会人传人，没有必要打疫苗，但更多人认为天花疫苗侵害人身自由。医学史学者胡茜（Kristin D. Hussey）就指出，疫苗法代表政府直接管理人们的私人领域，介入他们的健康，“而这是之前未发生过的”。

当时的英国人确有反疫苗的正当理由：十九世纪中期，接种疫苗的环境仍然不卫生，疫苗安全性也堪忧，可引致严重后遗症甚至死亡。但这段疫苗的早期历史也说明，“疫苗”不止是一种源自古老医学思维的现代技术，它还反映了对“自由”﹑“民主”以及“健康”的看法﹑对家长权威（parental authority）的态度，还有对“专业知识”作为一种权力的深深质疑。

环保﹑身心灵，以及“全知大自然”的想像

2022年初，网球界球王祖高域（Novak Djokovic；另译：德约科维奇）因未接种COVID-19疫苗而被澳大利亚拒绝入境，无缘竞争第21次大满贯冠军。早在2020年初，祖高域就曾经在和其他塞尔维亚运动员的线上会议上，表示自己“反对接种疫苗”。其妻也曾在Instagram上散播COVID-19经由5G手机网络传播的流言。祖高域因反疫苗还得了个暱称－－“Novax”。

当然，像祖高域这种顶级的精英运动员，绝对不会不注重健康。他表示自己祟尚自然，追求心灵满足，经常进行打坐﹑冥想等“身心灵”活动。他也是素食主义者，坚持尽量少踫人工（artificial）的东西，曾说过自己对手术和刀子很抗拒，并称“身体有自愈的能力”。祖高域可算近年愈来愈受欢迎的“wellness”运动的一份子－－“Wellness”从英文“well-being”而来，有时被翻译成“全面的健康”，但这个译名并不贴切，因为“Wellness”还是一种产业和政治取向。“Wellness”随社交媒体流行兴起，主要提倡素食﹑环保﹑运动﹑自然生活，还有冥想和瑜珈等各种减压和“疗愈”的身心灵活动，在Instagram上有许多“Wellness导师”，就是在欧美在COVID-19封城期间，靠著在网上教健康饮食和瑜珈而收获过千万追随者。

环保﹑运动和瑜珈都很正面，但这个运动有另一面。据英国《卫报》报道，许多这些提倡Wellness的社交媒体帐号，同时也在鼓吹不打疫苗，甚至散播关于COVID-19和疫苗的阴谋论。过去几年，这些身心灵文化（spirituality）跟阴谋论（conspiracy）社群愈来愈重合，《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称这种合流为“conspirituality”，一种由中产阶级Wellness文化带动，并通过社交媒体愈趋极端的文化。许多在这种文化中的人认为，人类过度依赖科技和物质，不自量力地与大自然对抗，而COVID-19正是大自然的反扑。疫情的解决办法不是口罩和社交隔离等防疫措施，更绝非将“人工物质”打进自然人体，达到“人工免疫”的疫苗，而是回归简朴生活，注重身心平衡。

这些“自然就是美好，人工可免则免”﹑“大自然会惩罚无知的人类”的想像与语言是哪里来的？Wellness文化对“大自然”（nature）的想像，以及对主流科学的抗拒，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70年代的环保运动－－更确切点说，是可以追溯到一本叫《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畅销书。

1962年，《寂静的春天》在《纽约客》连载三期，立刻引起极大回响，并成为美国，以至全球的最畅销作品。作者卡森（Rachel Karson）在书中指出，二战后在美国大规模使用的合成农药含有剧毒，尤其是“滴滴涕”（DDT），一种在用于越战的生物武器“橙剂”中能够找到的化学物质。橙剂的使用令许多越南孕妇诞下畸胎，甚至能祸延几代。卡森援引访问及数据并指出，化工农药的毒性高得已经不止杀死害虫，还杀死了许多飞鸟﹑鱼类，甚至人－－人类不受限制的过度发展，已经对整个生物圈构成极大危害。这本书令许多人开始质疑西方自由民主包庇跨国化工企业，也令人担忧这些大企业还有多少对公众有害的逐利行为未被揭发。

《寂静的春天》被许多人视为上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本关于环境的书籍，甚至令美国环境署在1972年禁止了“滴滴涕”产品的使用。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开始了一波在生活环境中寻找有毒物的浪潮。在整个六﹑七十年代，许多此前不被视为有害的消费品和常见原材料突然被发现对人体造成危害，这些产品包括香烟﹑铅（lead）﹑石棉（asbestos）﹑食物染料﹑其他幅射原料等等。整波环保浪潮加强了人工物含有毒素，人类应该回归大自然的想法。同时，“大自然”虽然被想像为无害的，但它并非完全静止不动－－“大自然在人类无限制的发展面前会无情反扑”的语言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

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以前，反疫苗人士麦克比恩（Eleanor McBean）为回应1950年代的大规模小儿麻痺症（polio）疫苗接种，在1957年出版了《毒针》（The Poisoned Needle）一书，并在书中指人类和大自然共存的状态本来就很完美，但是，随著科技发展，人类吸收太多加工食品引致营养不均衡，接触太多人工化学物引致疾病丛生。麦克比恩认为病菌在大自然中不是致病原，疾病只是人类的不良生活习惯和有毒环境的结果，而生病是身体排除毒素的过程－－不需要刻意治疗，当然更不需要以打疫苗来预先免疫。疫苗不单没有用，还会“阻碍身体的自然排毒过程”，令人愈来愈不健康。

麦克比恩的书出版后没有获得太大回响，但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以后，《毒针》在1970年代被重印再版，并且找到了大批新读者：刚刚发现战后飞速的科技发展，令人类的生存环境充满毒素，渴望尽量在最接近“自然”的环境生活，并对所有人工科技物－－尤其是对健康有影响的人工科技物－－感到高度警戒的欧美读者。

因著《毒针》的成功，麦克比恩在1970年代末还接续出版了三本反疫苗著作。麦克比恩的书反映了上世纪初反疫苗人士的思维，并且乘著《寂静的春天》带动的崇尚自然的风潮，将这种思维带到世纪末，直接影响了今日的反疫苗运动。像祖高域以及许多Instagram身心灵导师趋之若骛的 “Wellness”风潮，就是“自然就是美好”这种概念的副产品。

反疫苗的身份政治

在祖高域面临被澳大利亚政府驱逐出境时，英国政客法拉奇（Nigel Farage）亲赴祖高域的家乡塞尔维亚和他的家人会面，参观了他家放满奖杯的地方，并且公开表示他对祖高域的支持－－法拉奇认为即使“打了一剂﹑两剂﹑三剂，甚至四剂疫苗仍可能染疫”，而澳大利亚政府不过是“利用祖高域来杀一儆百”，好等他们可以强逼其他不愿打针的人也去接种疫苗。法拉奇不是唯一一个高调支持祖高域的欧美政客。曾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初选的克鲁兹（Ted Cruz）就在推特上表示澳大利亚驱逐祖高域的决定“荒谬”，并指“没有人应被强逼证明自己有没有打疫苗”﹑“疫苗通行证根本就是‘错’的”。

法拉奇是英国极右民粹政党“英国独立党”（UKIP）的前党魁，尤其支持英国脱欧，收紧移民限制，也反对同婚等进步的社会议题。克鲁兹则以他鲜明的反堕胎（anti-abortion）立场闻名，曾公开背书说堕胎女性是“女杀人犯”﹑“要一辈子背负杀人罪”的极端保守基督教人士纽曼（Troy Newman），支持对美国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削减拨款，并多次公开攻击堕胎合法化的重要案例“罗诉韦德案”（Roe v．Wade）。著名政治学者穆德（Cas Mudde）将克鲁兹称为美国的“基督教极右翼”。除英美右翼政客外，美国“另类右翼”（alt-right）基地，假新闻和阴谋论网站“信息战”（InfoWars）也对祖高域表示了支持。

Covid-19全球大流行从2020年初持续至今，在欧美国家坚持反疫苗﹑反口罩﹑反对一切防疫措施的人，以白人占了绝大多数。反疫苗人士指“疫苗通行证”或强制口罩政策（mask mandate）是法西斯政府的监控措施，侵害人身自由。他们最常喊的口号是“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体我自主）－－这句原本是女性主义者争取堕胎权和女性身体自主的口号。

反疫苗人士多数是白人并不应令人意外。“接种”二字来自“inoculation”，指上文谈到的，古代中国﹑印度﹑北非和西亚地区流行，后来传至欧洲地区的接种术。在18世纪，天花肆虐的美国，这种接种术由一名波士顿黑奴阿尼西姆（Onesimus）传授给以猎巫闻名的清教徒牧师马瑟（Cotton Mather），成为美国推广疫苗接种术的基础。所以现代疫苗虽然是由西方在实验室研发，但背后的思维其实源自西亚和东方文明。于是，在19世纪的反疫苗运动中，种族主义语言相当常见。反疫苗人士指疫苗是“肮脏﹑没用又危险的仪式”，是“低等野蛮人（savage）”带入文明西方的恶习，会污染白人的血液。

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反疫苗运动就经常利用“侵害公民自由”作为反对大规模疫苗接种的理由。防疫和自由的界线难以划清，包括疫苗在内的防疫措施也的确有侵害公民自由的疑虑。但这些反疫苗人士的问题，是将“公民自由”定义成白人的个体自由。

20世纪初期，经济飞速发展同时贫富悬殊的美国正盛行优生学（eugenics），在移民和卫生政策上都将人分成“强势血统”和“劣质血统”，并利用国家机器来对后者－－例如智力低下人士和贫穷人口等－－进行强制绝育。在有奴隶制历史且种族主义思想深植社会的美国，少数族裔在这种对“劣质基因”的猎巫中首当其冲。事实上，纳粹主义的优生学正是向美国的20世纪初的优生运动（eugenics movement）取经的。这也能够解释今日一些黑人群体对疫苗的怀疑情绪。当时美国亦对印第安原住民儿童实行“住校”（boarding school）计划，将原住民儿童从部落强制移走。这些“学校”也有实行强制的疫苗接种，还有印第安母语灭绝－－但这些明显“侵害公民自由”的举措，全部都不是白人反疫苗人士关心的范围。

无论如何，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延续到今天，成为了反疫苗运动高度政治化，并和右翼，甚至极右翼合流的基础。不久以前，反疫苗运动其实由支持环保和自然主义、反对“大药厂”（Big Pharma）的左翼人士带动。但是，过去二十年，右翼逐渐将“政治正确”和种族平权﹑性倾向平权等进步价值视为霸权，将白人保守群体描述为被这些进步价值压迫的小众，并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了一些左翼语言。反疫苗人士于是从女性主义中借来身体自主的口号，又指疫苗是“大屠杀”的手段。反疫苗在过往数十年并不一定是右翼议题，例如六十年代以反女性主义﹑反堕胎和反疫苗闻名的女性运动家斯拉夫莱（Phyllis Schlafly）以往没有进入过保守势力主流；但斯拉夫莱的儿子今天是反疫苗医生组织（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hysicians and Surgeons）的首席法律顾问，而特朗普的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也是该会会员。

不打针是坏父母，打针也还是坏父母

1998年，英国医生域菲特（Andrew Wakefield）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了一篇指MMR疫苗（“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混合疫苗”或“麻腮风疫苗”）能引致儿童自闭症的论文。后来，英国调查记者迪尔（Brian Deer）在得奖报道中，揭发域菲特修改重要数据及有未申报的利益冲突（域菲特曾收取报酬，有动机证明MMR疫苗对人体有害）。该论文在2010年被《柳叶刀》撤下，域菲特也在三个月后被吊销医生资格。

迪尔并在2020年出版的书《The Doctor Who Fooled the World: Science, Deception, and the War on Vaccines》（暂译：《愚弄世界的医生：科学﹑骗局﹑以及反疫苗之战》）中，批评域菲特在著名的1998年《柳叶刀》骗局前发表的论文，一样有科学方法（methodology）上的问题，即都是经不起仔细推敲和挑战的研究。

虽然在科学和医学界声名狼籍，域菲特的名字在全球反疫苗界却依然响亮，台港的反疫苗人士都经常引用他已被撤回的论文。这篇令他在科研界身败名裂的论文仍广为流传，尤其令许多本来就对疫苗有犹豫（被称为“vaccine hesitant”）的家长选择为孩子拒打MMR疫苗。有2021年初步发表的研究指出，在域菲特的论文出版后，关于MMR疫苗的人身伤害索赔诉讼平均每月新增70宗。随著家长对麻疹疫苗的疑虑加深，不替孩子接种MMR疫苗的家长愈来愈多，早在2000年就在美国本土绝迹（注：指没有本地源头的新例）的麻疹也卷土重来。2015年在加州迪士尼，以及2017年在明尼苏达州，都爆发过儿童麻疹大流行。

即使如此，也无阻疫苗怀疑论，甚至更极端的反疫苗情绪，在欧美家长群体中间流传。域菲特的论文无疑大大推动了欧美近年的反疫苗运动，但家长对疫苗的疑虑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医学史学者拉金特（Mark A．Largent）在著作《Vaccine: The Debate in Modern America》中就指出，各种“另类疗法”的兴起﹑波斯湾战争症候群（Gulf War Syndrome，指波斯湾战争后，数十万美国军人回国后出现的一系列疾病）可能由疫苗里的角鲨烯成份造成的传言﹑以及1950年代小儿麻痺症疫苗成效不佳的争议，都令美国家长群体开始质疑应该不应该为小孩接种疫苗。到了1990年代，疫苗中的硫柳汞（thimerosal）成份，以及域菲特关于MMR疫苗和自闭症的论文，都进一步加深了家长对疫苗安全的质疑。

在今日的语境，为孩子接种与否通常会被说成是父母“责任感”的体现－－支持疫苗的家长经常指责不为孩子接种的家长“自私”﹑“愚昧”﹑“不负责任”。拉金特指出，虽然有许多家长对疫苗的疑虑的基础是阴谋论以及没有科学根据的流言，但也有些合理的疑虑没有被重视和澄清。例如,儿童需要接种的疫苗数量是一个大问题－－在美国，如果根据疾控中心的建议来接种疫苗，幼儿园年纪的小孩就已经打了26至35剂疫苗，且当中大部份都是在一岁半前接种。有时小孩去一次诊所就会连续接种6剂不同疫苗。

拉金特指，无限扩大的疫苗接种计划会带来两个大问题。第一，当儿童如此密集地接种大量疫苗时，当疫苗副作用出现，将无法判断是哪一种疫苗带来的后果。第二，对抗严重疾病的疫苗和对抗小病的疫苗常常不作区分；例如预防水痘的疫苗，就不可能跟预防麻疹和小儿麻痺的疫苗一样重要。拉金特进一步指出，公共卫生界对于家长对疫苗的疑问，时常是用一种“所有疫苗都安全”﹑“所有疫苗都必要”的态度打发，直接令许多家长从“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t），逐渐走向极端，愈来愈认同反疫苗的情绪。

当然，在安全争议以外，家长本来就跟政府在健康管理中的角色有性质差异。20世纪初，反疫苗的宣传常常将儿童描绘成纯洁﹑无助又天真的，没有自主性的人，以此对比“非洲野蛮人”带来的接种劣习，塑造疫苗“污染”纯正血统的印象。到了七﹑八十年代，欧美战后的福利主义制度没落，保守主义兴起，也是这个时候，“家长应承担照料儿童的全部责任”的思维渗入了主流语境，而家庭－－而非社会－－应该负起所有照顾下一代的经济和社会责任。这种思维的另一面，就是政府对于儿童健康的管理，包括强制对儿童接种疫苗，都是“过度管理”，侵蚀家庭自主的行为。

“科学治国”的限制

2021年圣诞前夕，我因为喉咙痛和发冷去看医生，并进行了COVID-19检测。结果我在圣诞夜确诊，逃不过当时开始席卷欧美的奥密多戎（Omicron）变种病毒。虽然没有想过真的会“中奖”，但我确实感到这次生病有点不同以往的伤风感冒－－至少我从未试过喉咙肿痛得连喝水都有困难。幸好我过了五﹑六天就康复，并在病中完成了国际组的一篇关于COVID-19的年末专题。

事后我跟朋友说，幸好我2021年4月就打了两剂莫德纳（Moderna）疫苗，不然染疫了可能就不止发烧喉咙痛，说不好还要住院。我还庆幸自己在康复后有“超级抗体”（super immunity），并打算尽快补打第三针加强剂。

庆幸的同时，我也在网上看到香港许多关于疫苗效用和安全性的讨论。香港人普遍对政府“谷针”（以限制行动自由等措施强逼市民接种疫苗）非常不满，并且认为COVID-19疫苗通过紧急使用法（Emergency Use Act）推出，没有足够数据证实安全，会不会引起后遗症还是未知数。有不少比较极端的香港人甚至不止质疑利用新mRNA技术（而非需较长研发期的灭活技术）的COVID-19疫苗，而是质疑所有疫苗都无效并对人体有害。很多人以以色列作例子，指出疫苗根本无法提高COVID-19抗体，即使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已经反驳了这种说法。

对于自己“fully vaccinated”（已接种两针疫苗）仍然染疫，我的反应是庆幸打了疫苗让我不致病得更严重，但一些对疫苗抱有戒心的人，也许会觉得我就是“打针无用论”的明证。我因此开始思考数据与个体经验的落差，以及“科学治国”的限制。

世上大概没有甚么经验比“生病”更个人﹑更私密﹑更孤独。亲密如伴侣﹑父母或子女，都无法分担任何人、那怕只是一丁点的肉体痛苦－－所以我们或者能够理解，人们为甚么难以将自己或家人视为医学研究报告上，回归分析中用上的数千﹑甚至数万﹑数十万－－数据点中的其中一点。人类在悠长历史中创造过千千万万种世界观来解释生老病死这些亘古之谜，医学史学者吴易叡也指出，疫苗正是科技与社会（STS）学术界所称的“边界物”：“同一物质，位处在几个不同社会世界的交界，吸引着本质迥异的人对它发展出解释，产生兴趣并加以利用。”每群人对这支针赋予的意义都不一样，它并不单单是一种生化科技物。

在十九世纪的西方开始兴起，并在二战以后才成为“正统”的生物医学，虽然是一种建立于特定历史和文化基础的世界观，却大有成为“唯一正确世界观”的倾向。任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及该校“疫苗研究小组”的侯斯曼（Bernice Hausman）在著作《Anti/vax》中写道，生物医学和科研提供了一种特定的理解“健康”的框架，而各国政府则将之和官僚系统结合，发展出一种技术官僚（technocratic）的方法来管理国民健康。书的结语写道，对科学的质疑不一定来自蓄意散播的反疫苗流言，更有可能是源自主观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情绪。在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坚持“防疫”﹑“（动态）清零”的官僚文化就与在过去数年间极速收紧的个体自由密不可分。

医疗人类学界也有类似的观察。在《Vaccine Anxieties》一书中，英国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妮治（Melissa Leach）和菲希特（James Fairhead）就指出，将疫苗视为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的公共胜利，等同暗示所有不相信疫苗功用的人都是易上当的蠢材，也暗示相信名人而非医生意见的、好骗的父母们，正是许多大流行病无法根除的原因。2021年3月，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迈伦（Sophie Mylan）医生，也联同杜伦大学神学教授赫特曼（Charlotte Hardman）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撰文，指对反疫苗群体的污名将制造对立情绪，间接支持这些小众群体的激进化。

侯斯曼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疫苗犹豫和反疫苗情绪，加强强调科学理性，高举“科学就是真理”的旗帜，完全无补于事。很多人认为质疑科学﹑质疑生物医学的情绪来自科学知识传播的不足，提倡加强大众的数据素养。这一点，在大数据时代无疑异常重要，但也假定了如果人们都懂得看统计数据，明白甚么是p值﹑置信区间﹑对照实验和概率分布，能明白科学家眼中的世界的话，就会接受现代科技及科学的优越性，并且在作出关乎自己身体和健康的决定时，接受并相信现代专家的科学意见。但是，追溯反疫苗的历史，就可见对疫苗的恐惧，未必就是对学术期刊上密密麻麻数据图表的恐惧或不理解。

生物医学 （以及科学）的运作方式确有能够与很多其他世界观区别开来的地方。2022年2月，英国《卫报》刊出了一篇题为“科学家承认他们对COVID-19的误判”（Scientists admit their COVID mistakes）的文章。文章中几位传染病学家﹑公共卫生教授以及公共心理学家，都承认了他们在疫情之初作出的误判：有人曾相信疫苗对防疫无效，有人曾相信口罩对防疫的作用有限。但是，在新证据面前，他们承认了此前的误判，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种在新证据面前承认初时立场有误的态度，体现了哲学家波普（Karl Popper) 认为“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是检验一套理论是否“科学”的重要准则的说法，也许同时显示了生物医学运作模式的优越性。

但在日常生活中，正是这种随时可以被新证据推翻的特质，令许多人对疫苗犹豫不决。科学史学者拉金特（Mark Largent）写道，历史上许多曾经被视为正统的医学现在都成为了伪科学或旁门左道：美国总统华盛顿不过是得了喉咙痛，却因为当时最好的医生给他放血而死；十九世纪的英国医生经常割开正在出牙的初生婴儿的牙肉，令许多婴儿因细菌感染致命。从前的医生也处方过许多现在被视为对人体有害的毒药。换言之，今时今日我们认为是好的﹑正确的﹑正统的医疗方式和发明，在许多年后也许会被证实无用甚至有害－－当中也许也包括疫苗。

这篇文章绝对无意为反疫苗人士背书，但正如侯斯曼所言，我们必须接受，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方法，远远不如现代科技给出的那么干净利落。“打不打疫苗”牵涉的，是我们是否相信科技能解决社会问题﹑对流行病的根除是否人类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以及官僚系统定义个体（及公共）健康的正当性。这些现代社会的政治及哲学问题——直接反映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但是即使集合世上所有顶尖科研人材，大概都无法解决。

（端传媒实习生黄奕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