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扎進清零漩渦的港府：香港抗疫治理矛盾，從「中港」到「央地」的模式轉變

過去兩年，香港的防疫政策是少有的四不像。說以清零與大陸通關為目標吧，但是又不搞全民強檢，行動限制在今年之前都算不上嚴厲，安心出行甚至沒有追蹤能力，執行得也並不嚴格。說要融入國際社會吧，卻又對出入境進行嚴格管控，不時熔斷境外航班，隔離期甚至一度長達21天。兩年裏，香港的疫情倒是平穩，斷斷續續經歷了幾波小規模社區感染，然後緩慢清零。

全球來看，曾經在嚴格清零和逐步共存之間搖擺的地區也不少，但是隨着疫情擴張和新版本病毒重症率降低，大部分原來堅持清零的國家，比如新加坡、澳洲、新西蘭，都逐步「躺平」了。當Omicron橫空出世，在三個月內席捲全球以後，不少專家認為這可能是最後一個全球傳播的病毒變種。英國、美國等許多國家在經過了感染的峰值之後都放開了自由旅行。

香港過去兩年的的搖擺政策已經引起國際資本對於跨境流動限制的不滿，撤出香港的聲音不絕，嚴重威脅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面對挾「大結局」之勢洶湧襲來，迅速形成大面積社區傳播的第五波疫情，原本搖擺的港府卻一頭扎進清零封城的漩渦。甚至有政府專家提出讓幾十萬未接種疫苗的老人家集中住進隔離區的一刀切提議，引起社會一片譁然。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香港的防疫政策和目標長期的遊移不契合，衝進下坡路卻亮起倒車燈呢？

被政治化的防疫

隨着全球疫情的逐步演變，香港持續不斷在「對內通關」和「對外開放」的兩端搖擺。既嘗試過和新加坡的「疫苗氣泡」最後無疾而終，也努力試圖實現和內地的通關，但數次倒在臨門一腳。港府早在2021年4月就提出只有接種疫苗才可入場的疫苗氣泡的「抗疫新路線」，然而具體氣泡政策的進展卻非常的緩慢，一直到到最近第五波疫情爆發才確定要落實，還要是從一月拖到了二月底。

一方面，作為國際金融和物流中心，香港有着「五花八門」的豁免檢疫人士，一度來往跨境運輸工作人員例如貨船船員、貨車司機、航班機組人員，還有在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從事某些類別生意的人都可獲得豁免，或是居家隔離。另一方面，感染剛過雙位數政府就如臨大敵，限聚，禁堂食，甚至減少公共交通。從清零的角度看防疫措施似乎總是在追落後，從共存的角度看防疫措施似乎總是過度敏感。於是有網民嘲笑香港的防疫是「(疫情)一鬆就放，一放就爆，一爆（經濟）就死」，周而復始。

究其原因，許多文章認為，因為防疫模式的差異已經被塑造成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之爭，香港近年又成為了中國和西方意識形態矛盾集中爆發的前線，因此防疫也是一場政治鬥爭，中央有着很強的意願要求香港站隊。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

相比03年SARS時候防疫決策主要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主導，Covid-19的防疫從一開始就由特首親自下場，來領導「抗疫督導委員會」和召開抗疫記者會。後來《蘋果日報》爆料特首辦的抗疫工作報告，揭露特首希冀可以通過防疫奪回民眾的支持；加上疫情早期港府面對醫護的大面積抗議，仍然拒絕對國內疫區旅客採取封關的決定，連前立法會主席、建制派的曾鈺成都感歎防疫被政治化。

但是弔詭的是，中國清零的極端防控手段已經引起在港的國際商貿組織的嚴重不滿，對香港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造成衝擊，而這個結果也同樣是中央和港府都不願意看到的。一個有趣的證據就是，當2月11日港府高層前往深圳、接受中央的防疫窗口指導後，防疫的蹺蹺板玩得更溜了，一邊高喊動態清零，一邊否認封城。

因此，只看中國模式的對抗還是不夠，想要理解香港的防疫政策為何沒有一個整體的思路，長期搖擺，甚至呈現出一種碎片化，還需要釐清港府的防疫是通過何種途徑被中央影響的。

新代理人：港府決策如何被中央影響

「神明的行事總是讓人難以捉摸」（God moves in mysterious ways），這句諺語很好地體現了港府在防疫政策上的困境。除了極少數明確來自北京的聖諭之外，港府還需要試圖從各個和中央關係密切的群體的嘈雜聲音中揣摩出中央的意圖，這些聲音一起形塑了港府的具體防疫政策。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檢視香港和中央的關係從「港人治港」到「愛國者治港」的變化過程，中央培育了哪些用於對香港施加影響的代理人。其中的變化主要可以歸納到三個角度上：一個是逐步加強中央對香港政治權力（立法，司法和行政）的直接干預能力，另一方面是對媒體社會輿論的控制，最後則是經濟和民生上的依賴性。

97 年香港回歸後，北京對香港的嵌入不深，主要通過拉攏並藉助香港政、經菁英進行治理，如江澤民在慶祝香港回歸一週年的講話上所說，堅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然而蜜月期不長，2003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使中央和香港建制派產生了裂痕。面對50多萬人的七一大遊行，建制派議員在投票前發生倒戈，港府被迫撤回立法，中央也不得不接受了撤換特首董建華的要求。中央的態度自此開始轉變。

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對香港社會的普選訴求進行釋法，否決了提議。2007年，「愛國愛港」被寫進了中共十七大的發言，中央同時開始布局「第二支管治隊伍」的立法會候選人。2008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上，中聯辦第一次系統性地進行配票，使得葉劉淑儀等一系列後來被稱為「西環派」的議員得以首次入駐立法會。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後，中共在十八大報告裏開始加入強調「必須堅持一國原則」，表明要「維護中央權力」。

2014年發生了佔領中環運動，「831」政改決議表決在建制派議員大批離場後，最終以8票支持，28票反對的結果黯然落幕。極罕見的地方直接挑戰中央的權威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憤怒。於是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中央通過人大常委會再一次主動釋法，迫使香港法院裁決6名非建制議員失去議員資格，繼而又在立法會補選中大面積對民主派議員進行DQ（不符合參選資格）。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中央強推民望不高的林鄭月娥上台。

反修例運動過後，民主派候選人盡數被清算，以至於在2021立法會選舉中中央不得不允許一些邊緣力量入閘參選以裝點門面。至此，立法會的反對派不復存在，而三分之一立法會成員是現任人大或政協委員。與此同時，一批與傳統建制派疏離，在本地缺乏根基，主要依靠北京的支持登上舞台的議員逐步浮現出來，比如張欣宇，洪雯，陳凱欣等。運動後在北京的支持下港府還發起了對不順從的「黃絲法官」的清理運動。國安法通過後，數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提出辭呈不願再獲委任。

香港媒體生態也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缺乏民主的政治條件下，香港的媒體長期一直承擔着代議民主功能（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提供政治時事討論的平台，傳遞民意，監督政府。中共在回歸後立刻開始馴化媒體。包括TVB，星島日報，信報在內的傳媒實際持有人都加入了地方政協甚至是全國政協。北京還在08年之後加強了對在港的中資媒體的投入。到2017年底，接近4成的香港主要媒體（9/26）受中國政府控制或者中資入股。

香港傳媒們的自我審查在2012年後變得密集，股東和管理層的矛盾越發明顯，以至於TVB，HKEJ，商業電台等都由於政治立場原因解僱了原本的主編或者節目主持人，連傳統上屬於民主中立陣營的明報也不能例外。到了2021年，反對派媒體更是被連根拔起。

中港經濟融合和大陸經濟的騰飛也催生了一些利益上靠近大陸的社會團體。來自內地的個人旅遊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最高的時候旅遊業的GDP佔比達到5%，加上由旅遊推動的零售業，GDP貢獻接近10%。作為勞動密集型的旅遊業和零售提供了大量的基層就業崗位。與大陸相關的經濟活動，從金融到貿易，以及學術合作也越來越多，使得另一批新香港人落地生根。隨着香港新方向的成立和張欣宇當選立法會議員，「港漂」正式走上前台，成為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群體。

逆行清零的背後：各方勢力造成防疫上的張力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世界接軌原本是香港的基本盤。海外入境人士必須隔離一到兩個星期不等的跨國旅行規定，引起外資企業和員工的長期不滿。在外國商會頻繁發出抱怨後，去年8月香港大幅放寬了允許來自全球所有地區（除巴西、印度等10個地方外）已接種疫苗的遊客入境，大幅放鬆了嚴格的邊境管制措施。

但是外資顯然對這個示好並不買賬，一週之後，香港歐洲商會發布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公開信，建議香港政府接受新常態，與新冠病毒共存，以及建立一個清晰的防疫退出策略，放寬對已經接種疫苗旅客的隔離檢疫措施以促進重啟國際及本土商務。公開信明確表示，國際商業機構對在港人士的旅行自由感到擔憂，會影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但是香港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於北面。如上所言，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的關係，正從中港變為央地的過程中，港府較以往缺失獨立性，越來越像一個大陸的地方政府。央地關係轉變帶來的不僅有施壓的硬釘子，也馴化了港府的行政思維。長期物資上的依賴導致一旦遇到困難，港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尋求大陸的幫助。比如在2020年2月，疫情剛開始在國內蔓延，香港和大陸同時面對口罩短缺。港府不但沒有展現「鈔能力」全球採購，反而「懇請」中央出手，協助口罩供應商向香港供貨，並提供機器和原材料給本地口罩生產商，結果訴求慘遭駁回。

北京意識到防疫物資是中國防疫模式的有力展示後，提供物資變得主動，到最後供給物資甚至已經成了政治任務而被不斷再生產出來。如《人民日報》所言，「大規模檢測效果在國際社會得到充分驗證，中央派出監測隊到香港協助，體現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反對內地支持和小區普檢是站在香港市民的對立面」。

國產疫苗則是另一個例子，香港首批100萬支進口的疫苗就來自科興。而在出現三人接種科興疫苗死亡後，港府既沒有暫停科興的接種，也沒有做進一步的檢查。後來，在不斷有研究證明科興疫苗保護效力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港府依然提供了第三針科興的選擇。

此外，經濟依賴產生的利益團體也推動港府政策往清零靠攏，以尋求和國內「通關」或是對境內居民友好的政策。疫情對大陸依賴最大的旅遊業產生了沉重打擊，由香港導遊總工會等勞聯屬會組成的「香港旅遊業組織聯盟」不僅到政府總部拉橫幅請願，希望港府促儘快通關復辦跨境團，還敦促政府直接採用內地帶有監控能力的健康碼，以加速與內地的通關。

然而目標短期內無法實現，港府只能拿出支票簿，通過防疫基金給服務業不斷發放補貼。港漂出身的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則提出提案為所有在港合法逗留的訪客（比如持探親簽證的人士）提供香港居民同等待遇的治療。

面對最新的第五波疫情，中央的政治表態又一次打開了親北京政治團體們表演的舞台。中央新華社2月6日發文《當務之急是統一思想，堅持「動態清零」》要求香港民眾摒棄雜音、齊心抗疫，學習國內大數據和網格化防控的經驗撲滅疫情。2月7日，人民日報又提出《「動態清零」是香港抗疫的科學選擇》。12日，港澳辦首次就香港疫情發聲，強調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以及香港依然必須遵循「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防疫。

儘管港府已經在去年11月重新收緊了邊控，撤銷絕大多數外國入境人員豁免強制隔離檢疫的措施，還是難免遭到媒體和立法會議員的圍攻。中央港澳事務顧問的田飛龍立刻炮轟特區政府官僚試圖躺平和國外通關，是不忠誠的表現。部分立法會議員和政治掮客們也紛紛抓住機會向中央表忠心，封城之聲不絕。

有不少議員向中央告御狀，認為林鄭對當前疫情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何君堯稱與病毒共存是違反國安法，陳凱欣提出仿效內地進行全民檢測的建議。梁振英領導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則打開了地圖炮，稱香港的治理精英們不忠誠，「骨子裏始終相信英美那一套」。

反對派報紙的盡數關閉讓反對的聲音難以找到表達的平台，倖存的媒體聲音呈現出大量的愛國聲音。搖擺的防疫政策首先招致文匯報和大公報的圍剿，認為港府防疫不夠堅決，「缺乏『戰時思維』」，林鄭月娥「打工心態要不得」。香港01則發文警告與病毒共存將會引致大量死亡。連《明報》都發表社論抨擊共存論，呼籲中央出手。

面對媒體轟炸，港府從特首到專家不斷強調香港將會堅持動態清零以及等待中央的援助。港府甚至嘗試了有限度的封城，對爆發疫情的葵涌邨進行了五日的強制圍封檢測，但是無濟於事，疫情早已擴散。

北京也在猶豫？

在過去兩年間，國外疫情居高不下，中國的清零防疫模式一度佔據了巨大的輿論優勢。然而，在2021年底不少西方國家已經接近群體免疫而放開自由通行後，缺乏對病毒免疫力的中國大陸面對的壓力巨大。一方面，Omicron極強的傳染力對於要求清零的中國模式形成了巨大挑戰，一旦無法做到快速清零就意味着中國模式的幻滅；一方面是在Omicron快速傳播下維持清零可能需要範圍更大，更加頻繁的封城，會讓去年已經承受很大壓力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中國模式是否還能屹立不倒？弔詭之處在於，大陸也同樣面對遲早需要開放邊境，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的問題。因此中央對香港防疫政策的真正態度也許並沒有紙面上看起來那麼堅決。如兔主席的文章所暗示，香港如果不追求清零，也可以成為中國大陸最好的實驗場所。

也許是情勢太緊急，也可能因為噪音太大，中央直接對特區防疫進行了窗口指導。2月12日，中央聯同國家衞健委、國家疾控局，在深圳召開中港疫情專題交流會，共同研究制訂和實施支持香港防控疫情。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同一幹防疫幹事赴會交流防疫心得。當日中午，衞生署還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不排除封城的可能性，當晚從深圳回來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就表示堅持清零，但不考慮封城計劃。

在深圳會議結束後，《星島日報》報導，「有高官直言，雖然疫情嚴峻，但林鄭表現得非常輕鬆，對政府工作亦甚為滿意」。不過各色利益集團，政治忠誠玩家依然繼續抨擊着港府，高呼清零，催促着香港走回頭路。各路人馬你方唱罷我登場，各取所需。2月15日晚，香港官方通報確診1619例，初診陽性5400例。

因此，眼前圖景幾乎都在反覆印證著這樣的治理邏輯：在北京暫時未有提出比清零更高明的目標之前，越來越變得如內地政府般行事、卻又仍保留一點主動性的港府，正逐漸喪失了獨當一面的決策魄力，對中央唯唯諾諾、又在兩種治理思路中猶豫不決；而新時代的治港代理人們，在各個層面造成防疫張力，討好中央以換取更多利益的政治口號，與本地、外資的持續不滿相拉鋸，加重了港府左右搖擺的病症。

即便在中央決策層面，也或許仍存在著對放任香港還是緊抓香港的不同思路，這在反映各種風向和意見的管道中有所體現。港府沒有被盡數收回自由，卻在自決策和應對各方時顯得力不從心。在各種的不確定中唯一確定的或許只是，主流民意並不在決策的考慮因素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