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我，在港產片裏跑龍套的鬼佬

2013年秋天的某個週末，我正和朋友飲下午茶時，收到一條 WhatsApp 訊息：「有沒有興趣到我的電影跑龍套？不過你會被女武打演員當場鎖喉喔。」

「願意！」我一邊在茶餐廳大吼，一邊回覆。

我為了研究香港電影搬來這個城市，沒想到有天我會出現在香港電影裡。記得剛搬來時，學生常問我，為什麼不留在美國研究好萊塢電影？原因很多，比如在美國，如果想訪問一位電影導演，我起碼要越過五個經紀人、助理的阻攔，才有可能見導演一面。在香港，當我試圖拜訪知名電影人時，情況大相逕庭——袁和平的辦公室曾經打電話向我致歉：「收到你的問訊，不過袁生最近在美國，無法和你聯繫，他一回到香港就會和你訪談。」其實早在我移民這裏之前，一次來香港出差，正逢《無間道》上映。劉偉強導演花了90分鐘，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還講了不少製作電影時的軼事。我受寵若驚，問他：「我只是個研究電影的博士生，現在會不會太浪費你的時間啊？」他笑著安慰我說，因為我遠道而來，他願意花這些時間。我離開香港後，《無間道》DVD在香港發行，劉偉強的助理甚至寄了一份給我。同樣的幸運一次次降臨在我身上，演員、導演、武術指導⋯⋯我想部分是因為我無法否認的男性白人身分特權，部分是因為香港電影人都很驚訝學者要研究他們。

這些年來，在和這些香港電影人一次次的接觸中，我萌發了跑龍套的想法，但從沒有真的為此努力。我的幾位香港演員朋友曾經推薦我去試鏡，但彼時我有份優渥但辛勞的大學教職，沒能有時間好好準備，工作上也不很需要這樣的機會，無怪乎我的試鏡全都失敗了。

不過由於發表的論文不夠，我的教職後來沒能持續下去。那時，我已經很肯定自己不會離開香港，我真的太喜歡這個城市了。我依然在大學教書，只不過職位變成講師而不是教授。收入少了，但自由多了。我用多餘的時間創立了一個 YouTube 頻道，專門給港產片做視頻影評。

這個頻道最早的訂閲者中就有香港導演陳翊恆，代表作之一是《古惑仔：江湖新秩序》 ——我很喜歡這部片。不久我在一個電影首映式上見到了陳翊恆。那是黃真真的電影《被偷走的那幾年》的首映式。順便說一句，我很討厭這套影片，我認為它基本上就是把四五部別的電影的情節組合在一起，還抄襲了當時網上流行的一個求婚短視頻。那天，陳翊恆和我交換了聯繫方式，我們之後一直保持聯繫。我在飲下午茶時收到的簡訊就是他發的。

他那時正要拍《天師鬥殭屍》，需要人演一個保鑣的角色。他很可能是想到我的身形——很早以前他就開玩笑說擔心我會被受到我惡評的香港導演痛扁，但發現我是一個近兩米高、兩百多磅的壯漢後，覺得自己杞人憂天了。

我要參與的拍攝部分發生在開機後第二天晚上，只要一個晚上就能拍完，但需要通宵。我決定提前一點去，第一天晚上就跟著劇組通宵，調節生物鐘。那天，我們先在中環一個公園裡參加一個小型開機儀式，然後劇組前往蘭桂坊拍一點鏡頭。那是個週二的凌晨兩點，蘭桂坊到處都是爛醉如泥的男男女女。這些人不介意被拍入鏡頭，但他們東倒西歪，很妨礙劇組工作。四點鐘我們又前往油麻地，拍攝一個在上海街塗鴉階梯發生的場景。有位住在那裏的男人不滿我們半夜開工，每隔一會兒就從樓上他家窗戶裡往下扔小型盆栽。

日出之前，當天的拍攝就結束了，我趕快回家補覺，雖然多少有點興奮難眠。第二晚的拍攝地點就在之前提到的那個階梯旁邊——這部電影的監製是王晶，不管你怎麼評價他的作品，你無法否認王晶是個不會浪費資源的人。王晶在製作電影這件事情上開發出一套流水線作業系統，省時省錢。我自己帶去一套黑色西服，以防服裝組沒有合適我身材的衣服。事實證明，這個情況貫徹了我整個電影生涯。

陳翊恆最初和我說，我出鏡的部分很短，也很簡單：我只需要走進房間，說一聲：「所有人都給我出去！」，然後離開房間，就結束了。而鎖喉的部分應該一個鏡頭就可以完成。這些表演聽上去很簡單，本來也應該很簡單。不過，當天在拍攝現場的還有香港演員伍允龍。我們之前在一些社交場合就認識彼此，比較熟悉。他和我提議：「你入場那部分也太無聊了，我們一起搞點事吧。」說完就對著我比劃起來。這些即興的動作對他而言自然小意思，但我從來沒學過武術啊，也太難了。這不公平，伍允龍的家人在芝加哥開武術學校，他本人當時剛拍完功夫片《惡戰》。一言以蔽之，他是拍功夫片的，而我，我只會看功夫片。

但為時已晚，他已經施展開了雙黐手，還不住安慰我：「真的不難！」

可我根本跟不上節奏。他的手勢如此之快，別說模仿，我連看都看不清楚。更糟糕的是，功夫片電影大師袁祥仁（袁和平的弟弟）當時就站在我倆旁邊，用廣東話對我大喊「快點啦你！」我聽得懂袁祥仁在說什麼，但我希望他覺得我聽不懂，那我還可以裝傻。元彪，對，就是那個功夫演員元彪，站在房間另一邊沈默地看着我胡鬧。伍允龍提醒我：「別看他們呀，看我！」我也試圖集中精力。伍允龍又問我：「你能不能把我舉起來？」我抓起他的手臂和腿，「像這樣？」——他的體重還不到我的一半，舉起他倒不難。

「可以，可以，放我下來！等下就這樣演。」

好吧，現在我的表演內容從走到房間說句話變成和功夫演員過招，把他扛起來，一直扛出房間。

我的內心開始分裂。一方面，我很感激也很激動有機會出現在港產片裏，而且還是殭屍片！還能和那些聞名已久的電影傳奇合作！但是，我也嚇壞了。我的工作遠遠超過我的能力，我很害怕把這場戲搞砸，浪費劇組一大筆錢。為了不被這些瘋狂的想法壓垮，我逼自己不斷和伍允龍練習過招。

就這樣，我終生難忘的電影處女鏡頭開始了。我入場，說了台詞，開始和伍允龍過招，看樣子還行，至少沒有人喊：「Cut」。然後我扛起他，不過用力太猛，我們兩人都摔倒了。摔的過程中，我盡力讓自己夾在伍允龍和地板之間，保護好他。

中國人常說，沒什麼比丟面子更加難受的——這話不對，我發現我的左臂比我的面子還疼。劇組其他人都圍上來，確認我們倆沒事，然後迅速重新布置鏡頭。我沒時間為面子或左臂挽尊，好在第二條我們一次過了，誰也沒摔倒。

接下來幾個小時，我看着大家拍攝之後的鏡頭，等著我的下一場戲——被女演員鎖喉。很快我發現，鎖喉的戲也變了。沒人要鎖我的喉，不過我會被痛扁一頓，然後被摔倒在地——而且要摔在左邊，我的左臂這時已經疼得發燙了。劇組工作人員給了我一袋冰，讓我敷在肩膀上，緩解疼痛。不過他們忘了給我多一袋冰，用來敷我的喉嚨——我的第二個鏡頭一開始，功夫演員蔣璐霞的腳就直接停在我的喉嚨上，她還穿著很重的靴子。蔣璐霞的上半身靠在另一個飾演保鑣的演員身上，藉此保持平衡。這種平衡很難維繫，所以她不斷移動我脖子上的腳保持平衡，差點沒把我噎死。

當導演一喊「action」，蔣璐霞就要向下跳，打翻另外那個保鑣，讓後給我一拳，讓我摔倒。第一條表演，她一拳打在我的肩膀；第二條，我的脖子；第三條，她給我的下巴來了一記猛拳。這一拳好厲害，我都不用表演了，摔得情真意切。導演一喊「Cut」，蔣璐霞馬上給我道歉。導演也從隔壁房間跑過來，檢查我的傷勢：「你還好嗎？我在隔壁都聽到那一聲拳響。」

其實我還挺開心的，因為演的不錯。但左臂疼得不行，還好這時右臉也開始痛，左右起碼平衡了。我一邊走到休息區，一邊揉臉。

「Welcome to being a stuntman！」我路過元彪的時候，他笑著對我說。我忽然覺得好多了，好太多了。雖然那晚我極度緊張，但第二天下午睡醒的時候，我發現那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夜晚之一。雖然我還是走路歪歪斜斜，但也停不住傻笑。

2014年的春天，陳導演把我的電話給了一個選角導演。當時香港正要拍《賭城風雲2》，劇組在找一個外國人扮演一個橋牌手。我沒學過橋牌，但我也沒學過武術啊，演員嘛。試鏡過程中，工作人員告訴我，這個角色會出現在電影結尾，要和周潤發演對手戲。周潤發！！！我開始頭皮發麻！選角導演還說我的年齡段很合適，中年外國橋牌手和周潤發的角色演對手戲更令人信服——這讓我第一次覺得變老也挺好的。

可惜，後來劇本改了，那個角色被刪掉了。我還是被叫去演戲，演了一天泰國僱傭兵——劇組說只要我把帽簷來下來遮住臉，沒人會發現我不是泰國人。我接下這個工作當天，就反覆詢問劇組僱傭兵的衣服有沒有我的尺碼，他們不斷告訴我不用擔心，有我的尺碼。不過，真開拍了，根本找不到我能穿的褲子。要知道那年是我身材最好的時候，自我感覺好極了。不過負責服裝的阿姊不這麼認為，也不願意照顧我的自尊心，她用廣東話大聲宣布：「渠（他）patpat（屁股）好肥啊！」我忍不住回嘴：「你都係啊！」阿姊顯然被說廣東話的粗魯鬼佬嚇到了，好在其他人都覺得好笑。我只能耐心等著她把褲子改好尺寸。同樣的事後來屢次發生，其中有次，同一個阿姊說這是她人生第二次給鬼佬改褲子了，我不得不提醒她，第一次那個鬼佬也是我。

說回泰國兵那場戲，那天的導演是劉偉強。雖然我一直沒機會問他還記不記得我——曾經訪問他那個博士生，但我很興奮能在他手下工作。我們先排練了一個鏡頭：我們這群僱傭兵跑過一個走廊。我們先跑了幾次，準備開拍。走廊裡都是煙，劉偉強喊：「Action！」我馬上向走廊移動，但忽然我發現踩在什麼東西上，不，是一個人！等到導演喊「Cut」，我趕快跑回去，看到一個演員的制服上有個47碼的鞋印，忙不迭和他道歉。之前沒人和我說，這場戲還有倒在地上的軍人，或者他們說了，但是是用廣東話說的，我沒聽懂。

在香港，其實選角導演們沒有很多備選的高個外國龍套，所以我接到越來越多來自他們的電話。朋友們都說，你的工作可真有趣啊，可以演電影。一開始的確有意思，但後來我發現，很少外國龍套也是有原因的，很多讓人生氣的經歷往往就出在選角導演的身上。

不止一次，選角導演在試鏡半天前忽然告訴我，我需要背好四頁紙的廣東話台詞——要知道電影六個月以後才開拍。我當然沒能得到這些角色，不過等到電影上映我去看的時候，我發現我試鏡的角色最後只有兩句台詞，其中一句是「八婆！」這句還根本沒出現在我背的那四頁紙上。

還有一次，選角導演要求我凌晨五點去尖沙咀的某個地方拍戲，他強調我一定不能遲到，要有職業精神。事實證明，我是有職業精神的，但選角導演沒有。我孤零零地在尖沙咀花了兩個小時找他，最後他打電話來，說忘記告訴我拍攝時間推遲了，他的錯，他欠我一杯酒。第二天下午，他又打電話給我，說他肯定隔天會開機，讓我再去尖沙咀等著。我和他說我不願意去，而他盡然有膽量問我，是否認識別的外國人願意頂替我。我直接掛了電話。

這些不靠譜的行為在本地電影行業屢見不鮮：

「這個角色的報酬是多少？」

「拍完我再和你聊。」

或者：

「我們需要你在七月到十二月這段時間中工作三天，你不要在這段時間接別的工作。」

或者：

「我需要你的照片，你要在幾個不同的地方穿幾套不同的衣服拍照，然後都發給我。」

「拍這些你們會給我多少錢？」

「這是試鏡的一部分，沒錢。」

還有個本地電視台讓我整個夏天都在大澳給他們拍戲，每天來回上百塊交通費由我自己承擔。我和他們推託說我接了別的電視台的工作，只能婉拒。他們還要追問是哪個頻道，我只好說是FU2台。

最好笑是有次試鏡，我坦白告訴選角導演我和角色不一樣，我不是英國人，但給我多一點時間我可以把口音調好。她說：「沒那個必要，只要你是白人就行。」

我欣賞她的直白，不過她也解釋了為什麼香港電影裏很多英國、美國角色講英語時好像在講外語——因為那些來飾演他們的演員很可能就是在講外語啊。

我的最後一次龍套工作非常難忘，因為我在上場前三分鐘才被告知我要玩火——

「你旁邊這個人身上會著火，你要把火撲滅。」

沒人提出是否應該就這場額外的戲給我加薪。

「那我應該怎麼滅火呢？」

「用你的外套把火蓋住就行了。」

我穿的的確是我的外套，因為劇組再一次沒有準備我的衣服。

「做夢吧你，我才不會浪費我自己的衣服呢！」

這個電影至今還沒上映，就算上映了，我最後在片場找到的那件外套也小的可憐，觀眾能不能注意到它都是個問題，我已經不在乎我的戲是否逼真了。

以上故事純屬非虛構，但我很希望它們是假的，我希望我的經歷能更正面一點。我也需要承認，可能和一些龍套演員相比，我還是很幸運的，因為我並沒有他們努力。我也沒有成為知名演員的夢想，支撐我的更多是電影迷的幻想。而我的龍套生涯早就滿足了這些傻呼呼的幻想。

我曾經在西洋菜街和吳鎮宇一起拍戲。那天西洋菜街街邊圍滿了人，大家都一邊看戲一邊拍照，還有人給我拍照。那場戲裏有我和另外一個「外國壞人」（這是我們在劇本裡的名字），還有很多假血漿，和塑料腸子。我要做的是繃著臉，任憑吳鎮宇在鏡頭前向我們噴血漿、把腸子扔在我們臉上，同時他本人還在歇斯底里的大笑——這是我喜歡的拍戲經歷之一。

而我最厲害的經歷則是參與《拆彈專家》，對，那部邱禮濤導演、劉德華主演的2017年動作大片。這部電影的拍攝過程非常挑戰人，我們當時是在葵涌的一個人造隧道裏拍片的，在電影中這是從尖沙咀到香港島的過海隧道。拍攝的時候正值酷夏，現場沒有空調。隧道是封閉的，每天夜裡，用於拍攝的汽車都要在隧道跑幾個來回，以便工作人員知道汽車電池是否有電。這也導致隧道裡的一氧化碳濃度很高，讓人昏昏欲睡。每天我六點鐘要到這裏開始化粧服裝，六點半我要穿好全身的武裝。在接下來的十到十二個小時裡，這身衣服再熱也不能脱掉。

我在劇組第一次看到邱禮濤時，掙扎了很久要不要去打招呼。要知道他是我最喜歡的香港導演啊。但他正在緊張的拍攝工作中，我不想打擾他。誰知道，他認出來我，還和我打招呼：「Hello，Sean！」邱禮濤居然知道我是誰！我猜一定是我的 YouTube 影評讓他知道了我。整個拍攝過程中，邱導演和武術指導林迪安都對我很好，讓我覺得自己是這個劇組的一員。

《拆彈專家》是大製作，邱導演準備了一個擴音系統，這樣他隨時可以和這個大型劇組的每個人保持溝通。我永遠忘不了他第一次和我的溝通，那天他像往常一樣用廣東話給旁邊的演員說戲，忽然擴音器裏的他轉成英文：「Sean, just move one step to your left and walk a little faster。」（Sean，你就往左移一步，然後走快一點。）林迪安也是這樣親切，他會給我一些動作指導，如果我有問題或是建議，他真的會聽，然後認真回覆。

導演之外，這個劇組的演員也都很好。一進組，我就認識了唐文龍。他有點驚訝我看過他有份出演的《十月初五的月光》。唐文龍在美國長大，我們有很多話說，每次沒我們的戲就聚在一起聊天。有次，我們站在監視器旁邊看劉德華拍一場戲：劉德華在隧道裡穿行，他停了一下，從一個死去的恐怖份子上撿起一架機關槍，然後繼續往前走。

我邊看邊問唐文龍：「劉德華的角色怎麼知道機關槍裏有沒有子彈呢？」我們又就此說了幾句後，我有點困，就去休息區打盹。等我回來，唐文龍告訴我：「我剛把你的問題轉述給導演和華仔。他們想和你聊聊。」我的第一反應是，完蛋了，多嘴真是個壞習慣啊。

邱導演走過來問我：「你覺得他撿起槍就走有問題？」

我迅速判斷了一下，導演臉上更多是好奇而不是生氣。

「他怎麼知道裡面有沒有子彈呢？」

這時候換劉德華問我：「那你覺得我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你能檢查一下彈匣會更逼真。」

劉德華讓我示範一下具體如何操作，我就找到那架機關槍現場迅速做了一遍。

「Okay」，邱禮濤拍板：「就這麼拍。」

另一場戲，我需要在姜武對著劉德華說話時，一直把一隻腳踩在劉德華的身上。但是好幾次，劉德華一動我就喪失平衡——這是因為我怕踩壞他，沒有真的放一點力在腳上，要知道我當時有二百多磅呢。但這樣做又無法拍好戲，我問唐文龍我到底應該怎麼辦。

「你要演什麼？」他笑著問我。

「控制住劉德華。」

「那你就控制好他。」

再次開拍，我的腳又落在劉德華身上，但肯定大力了許多。姜武的台詞很長，我一直專注著保持平衡，直到邱禮濤喊「Cut」。劉德華這才翻身，長出了一口氣，聲音好大。我當時好怕，我不會壓死了一個世界影帝吧！

我不停道歉，但劉德華阻止了我：「你這樣踩，我的掙扎才更真。」

我這才放心。之後一晚，他想和我合拍照片，和他的攝影師花了好幾分鐘不停找合適的鏡頭——他想拍一張照片，照片裏他和我一樣高，於是他不停地跳起落下。劉德華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演員之一，他完全可以大牌，可以難相處。但他真的很好人，如果我不看他的臉，我真的很難相信這麼好相處的人是劉德華。

跑龍套的那些年，我的朋友常說：「你又演了一部電影，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電影找你的。」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發現，這些好事最後沒有發生。這部分是我的原因，我太高了，演不了很多角色，還會影響鏡頭取景。還有部分原因是香港電影裏外國人的角色不多，而且來來去去不是保鑣就是壞人，我已經演了很多這樣的戲了。更讓人傷心的是，香港電影本身也越來越少了，正職演員和職業龍套都沒戲拍，更何況我呢？

不過，我還是很感恩能夠親身參與香港電影的拍攝，能和以前只能研究的人一起演戲，成為這段歷史裡不起眼的一個標點符號。這一切也都幫助我成為一個更好的教師，畢竟我還在香港教和電影有關的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