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我，在港产片里跑龙套的鬼佬

2013年秋天的某个周末，我正和朋友饮下午茶时，收到一条 WhatsApp 信息：“有没有兴趣到我的电影跑龙套？不过你会被女武打演员当场锁喉喔。”

“愿意！”我一边在茶餐厅大吼，一边回复。

我为了研究香港电影搬来这个城市，没想到有天我会出现在香港电影里。记得刚搬来时，学生常问我，为什么不留在美国研究好莱坞电影？原因很多，比如在美国，如果想访问一位电影导演，我起码要越过五个经纪人、助理的阻拦，才有可能见导演一面。在香港，当我试图拜访知名电影人时，情况大相迳庭——袁和平的办公室曾经打电话向我致歉：“收到你的问讯，不过袁生最近在美国，无法和你联系，他一回到香港就会和你访谈。”其实早在我移民这里之前，一次来香港出差，正逢《无间道》上映。刘伟强导演花了90分钟，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还讲了不少制作电影时的轶事。我受宠若惊，问他：“我只是个研究电影的博士生，现在会不会太浪费你的时间啊？”他笑著安慰我说，因为我远道而来，他愿意花这些时间。我离开香港后，《无间道》DVD在香港发行，刘伟强的助理甚至寄了一份给我。同样的幸运一次次降临在我身上，演员、导演、武术指导⋯⋯我想部分是因为我无法否认的男性白人身分特权，部分是因为香港电影人都很惊讶学者要研究他们。

这些年来，在和这些香港电影人一次次的接触中，我萌发了跑龙套的想法，但从没有真的为此努力。我的几位香港演员朋友曾经推荐我去试镜，但彼时我有份优渥但辛劳的大学教职，没能有时间好好准备，工作上也不很需要这样的机会，无怪乎我的试镜全都失败了。

不过由于发表的论文不够，我的教职后来没能持续下去。那时，我已经很肯定自己不会离开香港，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我依然在大学教书，只不过职位变成讲师而不是教授。收入少了，但自由多了。我用多余的时间创立了一个 YouTube 频道，专门给港产片做视频影评。

这个频道最早的订阅者中就有香港导演陈翊恒，代表作之一是《古惑仔：江湖新秩序》 ——我很喜欢这部片。不久我在一个电影首映式上见到了陈翊恒。那是黄真真的电影《被偷走的那几年》的首映式。顺便说一句，我很讨厌这套影片，我认为它基本上就是把四五部别的电影的情节组合在一起，还抄袭了当时网上流行的一个求婚短视频。那天，陈翊恒和我交换了联系方式，我们之后一直保持联系。我在饮下午茶时收到的简讯就是他发的。

他那时正要拍《天师斗僵尸》，需要人演一个保镳的角色。他很可能是想到我的身形——很早以前他就开玩笑说担心我会被受到我恶评的香港导演痛扁，但发现我是一个近两米高、两百多磅的壮汉后，觉得自己杞人忧天了。

我要参与的拍摄部分发生在开机后第二天晚上，只要一个晚上就能拍完，但需要通宵。我决定提前一点去，第一天晚上就跟著剧组通宵，调节生物钟。那天，我们先在中环一个公园里参加一个小型开机仪式，然后剧组前往兰桂坊拍一点镜头。那是个周二的凌晨两点，兰桂坊到处都是烂醉如泥的男男女女。这些人不介意被拍入镜头，但他们东倒西歪，很妨碍剧组工作。四点钟我们又前往油麻地，拍摄一个在上海街涂鸦阶梯发生的场景。有位住在那里的男人不满我们半夜开工，每隔一会儿就从楼上他家窗户里往下扔小型盆栽。

日出之前，当天的拍摄就结束了，我赶快回家补觉，虽然多少有点兴奋难眠。第二晚的拍摄地点就在之前提到的那个阶梯旁边——这部电影的监制是王晶，不管你怎么评价他的作品，你无法否认王晶是个不会浪费资源的人。王晶在制作电影这件事情上开发出一套流水线作业系统，省时省钱。我自己带去一套黑色西服，以防服装组没有合适我身材的衣服。事实证明，这个情况贯彻了我整个电影生涯。

陈翊恒最初和我说，我出镜的部分很短，也很简单：我只需要走进房间，说一声：“所有人都给我出去！”，然后离开房间，就结束了。而锁喉的部分应该一个镜头就可以完成。这些表演听上去很简单，本来也应该很简单。不过，当天在拍摄现场的还有香港演员伍允龙。我们之前在一些社交场合就认识彼此，比较熟悉。他和我提议：“你入场那部分也太无聊了，我们一起搞点事吧。”说完就对著我比划起来。这些即兴的动作对他而言自然小意思，但我从来没学过武术啊，也太难了。这不公平，伍允龙的家人在芝加哥开武术学校，他本人当时刚拍完功夫片《恶战》。一言以蔽之，他是拍功夫片的，而我，我只会看功夫片。

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施展开了双黐手，还不住安慰我：“真的不难！”

可我根本跟不上节奏。他的手势如此之快，别说模仿，我连看都看不清楚。更糟糕的是，功夫片电影大师袁祥仁（袁和平的弟弟）当时就站在我俩旁边，用广东话对我大喊“快点啦你！”我听得懂袁祥仁在说什么，但我希望他觉得我听不懂，那我还可以装傻。元彪，对，就是那个功夫演员元彪，站在房间另一边沉默地看着我胡闹。伍允龙提醒我：“别看他们呀，看我！”我也试图集中精力。伍允龙又问我：“你能不能把我举起来？”我抓起他的手臂和腿，“像这样？”——他的体重还不到我的一半，举起他倒不难。

“可以，可以，放我下来！等下就这样演。”

好吧，现在我的表演内容从走到房间说句话变成和功夫演员过招，把他扛起来，一直扛出房间。

我的内心开始分裂。一方面，我很感激也很激动有机会出现在港产片里，而且还是僵尸片！还能和那些闻名已久的电影传奇合作！但是，我也吓坏了。我的工作远远超过我的能力，我很害怕把这场戏搞砸，浪费剧组一大笔钱。为了不被这些疯狂的想法压垮，我逼自己不断和伍允龙练习过招。

就这样，我终生难忘的电影处女镜头开始了。我入场，说了台词，开始和伍允龙过招，看样子还行，至少没有人喊：“Cut”。然后我扛起他，不过用力太猛，我们两人都摔倒了。摔的过程中，我尽力让自己夹在伍允龙和地板之间，保护好他。

中国人常说，没什么比丢面子更加难受的——这话不对，我发现我的左臂比我的面子还疼。剧组其他人都围上来，确认我们俩没事，然后迅速重新布置镜头。我没时间为面子或左臂挽尊，好在第二条我们一次过了，谁也没摔倒。

接下来几个小时，我看着大家拍摄之后的镜头，等著我的下一场戏——被女演员锁喉。很快我发现，锁喉的戏也变了。没人要锁我的喉，不过我会被痛扁一顿，然后被摔倒在地——而且要摔在左边，我的左臂这时已经疼得发烫了。剧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袋冰，让我敷在肩膀上，缓解疼痛。不过他们忘了给我多一袋冰，用来敷我的喉咙——我的第二个镜头一开始，功夫演员蒋璐霞的脚就直接停在我的喉咙上，她还穿著很重的靴子。蒋璐霞的上半身靠在另一个饰演保镳的演员身上，借此保持平衡。这种平衡很难维系，所以她不断移动我脖子上的脚保持平衡，差点没把我噎死。

当导演一喊“action”，蒋璐霞就要向下跳，打翻另外那个保镳，让后给我一拳，让我摔倒。第一条表演，她一拳打在我的肩膀；第二条，我的脖子；第三条，她给我的下巴来了一记猛拳。这一拳好厉害，我都不用表演了，摔得情真意切。导演一喊“Cut”，蒋璐霞马上给我道歉。导演也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检查我的伤势：“你还好吗？我在隔壁都听到那一声拳响。”

其实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演的不错。但左臂疼得不行，还好这时右脸也开始痛，左右起码平衡了。我一边走到休息区，一边揉脸。

“Welcome to being a stuntman！”我路过元彪的时候，他笑著对我说。我忽然觉得好多了，好太多了。虽然那晚我极度紧张，但第二天下午睡醒的时候，我发现那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夜晚之一。虽然我还是走路歪歪斜斜，但也停不住傻笑。

2014年的春天，陈导演把我的电话给了一个选角导演。当时香港正要拍《赌城风云2》，剧组在找一个外国人扮演一个桥牌手。我没学过桥牌，但我也没学过武术啊，演员嘛。试镜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角色会出现在电影结尾，要和周润发演对手戏。周润发！！！我开始头皮发麻！选角导演还说我的年龄段很合适，中年外国桥牌手和周润发的角色演对手戏更令人信服——这让我第一次觉得变老也挺好的。

可惜，后来剧本改了，那个角色被删掉了。我还是被叫去演戏，演了一天泰国雇佣兵——剧组说只要我把帽簷来下来遮住脸，没人会发现我不是泰国人。我接下这个工作当天，就反复询问剧组雇佣兵的衣服有没有我的尺码，他们不断告诉我不用担心，有我的尺码。不过，真开拍了，根本找不到我能穿的裤子。要知道那年是我身材最好的时候，自我感觉好极了。不过负责服装的阿姊不这么认为，也不愿意照顾我的自尊心，她用广东话大声宣布：“渠（他）patpat（屁股）好肥啊！”我忍不住回嘴：“你都系啊！”阿姊显然被说广东话的粗鲁鬼佬吓到了，好在其他人都觉得好笑。我只能耐心等著她把裤子改好尺寸。同样的事后来屡次发生，其中有次，同一个阿姊说这是她人生第二次给鬼佬改裤子了，我不得不提醒她，第一次那个鬼佬也是我。

说回泰国兵那场戏，那天的导演是刘伟强。虽然我一直没机会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访问他那个博士生，但我很兴奋能在他手下工作。我们先排练了一个镜头：我们这群雇佣兵跑过一个走廊。我们先跑了几次，准备开拍。走廊里都是烟，刘伟强喊：“Action！”我马上向走廊移动，但忽然我发现踩在什么东西上，不，是一个人！等到导演喊“Cut”，我赶快跑回去，看到一个演员的制服上有个47码的鞋印，忙不迭和他道歉。之前没人和我说，这场戏还有倒在地上的军人，或者他们说了，但是是用广东话说的，我没听懂。

在香港，其实选角导演们没有很多备选的高个外国龙套，所以我接到越来越多来自他们的电话。朋友们都说，你的工作可真有趣啊，可以演电影。一开始的确有意思，但后来我发现，很少外国龙套也是有原因的，很多让人生气的经历往往就出在选角导演的身上。

不止一次，选角导演在试镜半天前忽然告诉我，我需要背好四页纸的广东话台词——要知道电影六个月以后才开拍。我当然没能得到这些角色，不过等到电影上映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我试镜的角色最后只有两句台词，其中一句是“八婆！”这句还根本没出现在我背的那四页纸上。

还有一次，选角导演要求我凌晨五点去尖沙咀的某个地方拍戏，他强调我一定不能迟到，要有职业精神。事实证明，我是有职业精神的，但选角导演没有。我孤零零地在尖沙咀花了两个小时找他，最后他打电话来，说忘记告诉我拍摄时间推迟了，他的错，他欠我一杯酒。第二天下午，他又打电话给我，说他肯定隔天会开机，让我再去尖沙咀等著。我和他说我不愿意去，而他尽然有胆量问我，是否认识别的外国人愿意顶替我。我直接挂了电话。

这些不靠谱的行为在本地电影行业屡见不鲜：

“这个角色的报酬是多少？”

“拍完我再和你聊。”

或者：

“我们需要你在七月到十二月这段时间中工作三天，你不要在这段时间接别的工作。”

或者：

“我需要你的照片，你要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穿几套不同的衣服拍照，然后都发给我。”

“拍这些你们会给我多少钱？”

“这是试镜的一部分，没钱。”

还有个本地电视台让我整个夏天都在大澳给他们拍戏，每天来回上百块交通费由我自己承担。我和他们推托说我接了别的电视台的工作，只能婉拒。他们还要追问是哪个频道，我只好说是FU2台。

最好笑是有次试镜，我坦白告诉选角导演我和角色不一样，我不是英国人，但给我多一点时间我可以把口音调好。她说：“没那个必要，只要你是白人就行。”

我欣赏她的直白，不过她也解释了为什么香港电影里很多英国、美国角色讲英语时好像在讲外语——因为那些来饰演他们的演员很可能就是在讲外语啊。

我的最后一次龙套工作非常难忘，因为我在上场前三分钟才被告知我要玩火——

“你旁边这个人身上会著火，你要把火扑灭。”

没人提出是否应该就这场额外的戏给我加薪。

“那我应该怎么灭火呢？”

“用你的外套把火盖住就行了。”

我穿的的确是我的外套，因为剧组再一次没有准备我的衣服。

“做梦吧你，我才不会浪费我自己的衣服呢！”

这个电影至今还没上映，就算上映了，我最后在片场找到的那件外套也小的可怜，观众能不能注意到它都是个问题，我已经不在乎我的戏是否逼真了。

以上故事纯属非虚构，但我很希望它们是假的，我希望我的经历能更正面一点。我也需要承认，可能和一些龙套演员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并没有他们努力。我也没有成为知名演员的梦想，支撑我的更多是电影迷的幻想。而我的龙套生涯早就满足了这些傻呼呼的幻想。

我曾经在西洋菜街和吴镇宇一起拍戏。那天西洋菜街街边围满了人，大家都一边看戏一边拍照，还有人给我拍照。那场戏里有我和另外一个“外国坏人”（这是我们在剧本里的名字），还有很多假血浆，和塑料肠子。我要做的是绷著脸，任凭吴镇宇在镜头前向我们喷血浆、把肠子扔在我们脸上，同时他本人还在歇斯底里的大笑——这是我喜欢的拍戏经历之一。

而我最厉害的经历则是参与《拆弹专家》，对，那部邱礼涛导演、刘德华主演的2017年动作大片。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非常挑战人，我们当时是在葵涌的一个人造隧道里拍片的，在电影中这是从尖沙咀到香港岛的过海隧道。拍摄的时候正值酷夏，现场没有空调。隧道是封闭的，每天夜里，用于拍摄的汽车都要在隧道跑几个来回，以便工作人员知道汽车电池是否有电。这也导致隧道里的一氧化碳浓度很高，让人昏昏欲睡。每天我六点钟要到这里开始化粧服装，六点半我要穿好全身的武装。在接下来的十到十二个小时里，这身衣服再热也不能脱掉。

我在剧组第一次看到邱礼涛时，挣扎了很久要不要去打招呼。要知道他是我最喜欢的香港导演啊。但他正在紧张的拍摄工作中，我不想打扰他。谁知道，他认出来我，还和我打招呼：“Hello，Sean！”邱礼涛居然知道我是谁！我猜一定是我的 YouTube 影评让他知道了我。整个拍摄过程中，邱导演和武术指导林迪安都对我很好，让我觉得自己是这个剧组的一员。

《拆弹专家》是大制作，邱导演准备了一个扩音系统，这样他随时可以和这个大型剧组的每个人保持沟通。我永远忘不了他第一次和我的沟通，那天他像往常一样用广东话给旁边的演员说戏，忽然扩音器里的他转成英文：“Sean, just move one step to your left and walk a little faster。”（Sean，你就往左移一步，然后走快一点。）林迪安也是这样亲切，他会给我一些动作指导，如果我有问题或是建议，他真的会听，然后认真回复。

导演之外，这个剧组的演员也都很好。一进组，我就认识了唐文龙。他有点惊讶我看过他有份出演的《十月初五的月光》。唐文龙在美国长大，我们有很多话说，每次没我们的戏就聚在一起聊天。有次，我们站在监视器旁边看刘德华拍一场戏：刘德华在隧道里穿行，他停了一下，从一个死去的恐怖份子上捡起一架机关枪，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边看边问唐文龙：“刘德华的角色怎么知道机关枪里有没有子弹呢？”我们又就此说了几句后，我有点困，就去休息区打盹。等我回来，唐文龙告诉我：“我刚把你的问题转述给导演和华仔。他们想和你聊聊。”我的第一反应是，完蛋了，多嘴真是个坏习惯啊。

邱导演走过来问我：“你觉得他捡起枪就走有问题？”

我迅速判断了一下，导演脸上更多是好奇而不是生气。

“他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子弹呢？”

这时候换刘德华问我：“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能检查一下弹匣会更逼真。”

刘德华让我示范一下具体如何操作，我就找到那架机关枪现场迅速做了一遍。

“Okay”，邱礼涛拍板：“就这么拍。”

另一场戏，我需要在姜武对著刘德华说话时，一直把一只脚踩在刘德华的身上。但是好几次，刘德华一动我就丧失平衡——这是因为我怕踩坏他，没有真的放一点力在脚上，要知道我当时有二百多磅呢。但这样做又无法拍好戏，我问唐文龙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你要演什么？”他笑著问我。

“控制住刘德华。”

“那你就控制好他。”

再次开拍，我的脚又落在刘德华身上，但肯定大力了许多。姜武的台词很长，我一直专注著保持平衡，直到邱礼涛喊“Cut”。刘德华这才翻身，长出了一口气，声音好大。我当时好怕，我不会压死了一个世界影帝吧！

我不停道歉，但刘德华阻止了我：“你这样踩，我的挣扎才更真。”

我这才放心。之后一晚，他想和我合拍照片，和他的摄影师花了好几分钟不停找合适的镜头——他想拍一张照片，照片里他和我一样高，于是他不停地跳起落下。刘德华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演员之一，他完全可以大牌，可以难相处。但他真的很好人，如果我不看他的脸，我真的很难相信这么好相处的人是刘德华。

跑龙套的那些年，我的朋友常说：“你又演了一部电影，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影找你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现，这些好事最后没有发生。这部分是我的原因，我太高了，演不了很多角色，还会影响镜头取景。还有部分原因是香港电影里外国人的角色不多，而且来来去去不是保镳就是坏人，我已经演了很多这样的戏了。更让人伤心的是，香港电影本身也越来越少了，正职演员和职业龙套都没戏拍，更何况我呢？

不过，我还是很感恩能够亲身参与香港电影的拍摄，能和以前只能研究的人一起演戏，成为这段历史里不起眼的一个标点符号。这一切也都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教师，毕竟我还在香港教和电影有关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