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變一年：緬甸革命和鎮壓中的抗爭藝術與掙扎

「天哪，這些外星人回來了！」緬甸政治藝術家登林 （Htein Lin）一邊看著美國科幻電影《獨立日》，一邊自言自語。2021年2月1日緬甸軍變，切斷了所有網絡連接和電話通訊，在六日後網絡恢復時，登林隨手打開Netflix、看到這部電影——便將緬甸軍隊比作了外星生物。

在這部1996年的好萊塢大片中，外星生物入侵地球，殺死了數百萬人類，人們的生活看上去毫無希望。登林與電影裏的角色產生了共鳴，他說：「那是一部恐怖的電影，裏面的人們毫無希望。」 但是，電影的結尾，人們擊退了入侵的外星人，這鼓勵了登林。他覺得，反政變的民主運動，或許也最終會贏得勝利。

政變發生後不久，登林就和其他緬甸的藝術家一起在仰光市中心組織了一次戶外展覽和社區表演「藝術家街」（artist street）。藝術家們到場為公眾創作作品，並為反政變運動籌款。然而，軍方在幾天或幾周內就打破了短暫的抵抗，並對民眾展開殺戮，這在2021年3月達到頂峰。很多藝術家、名人（包括緬甸最受歡迎的模特之一Paing Takhon）和很多有社會影響力的人都被關了起來。那段時間，登林躲在了一間房子裏繼續作畫。

後來，軍方的殘酷鎮壓和對藝術家、活動家的廣泛逮捕，迫使登林和他的妻子、前英國大使鮑曼（Vicky Bowman）及女兒Aurora從緬甸的首都仰光撤退到撣邦的一個丘陵小鎮卡勞（Kalaw）。在那裏，他們也一直與同事、朋友和聯繫人保持聯繫、發表公共言論。

對許多緬甸藝術家、外交官、商人和記者來說，鮑曼和登林這對夫婦，可謂是政經改革後緬甸的化身和縮影——直到2021年2月。

在經歷了傑出的外交和商業生涯後，包括擔任彭定康（Chris Patten）在任歐盟專員時期的內閣官員（1999-2002年）以及從2011年起負責全球礦業公司力拓的透明度和人權政策，鮑曼在仰光定居並創建了非政府組織「緬甸企業責任中心」（Myanmar Centre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

同期，登林用藝術創作來挑釁和喚起討論。和其他藝術家一樣，他發現2011年後的緬甸更加開放，有了更多的空間來創作、刺激和製作。他的創意在威尼斯的威尼斯雙年展、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和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永久收藏品等地方展示。他的藝術作品範圍包括他在叢林和監獄生活中的經歷，他所遭受的折磨，但也反映了政治和社會的現實。

2021年2月之後，登林和其他參與過上世紀民主運動的緬甸民眾惶惶不可終日，對舊時軍方血腥鎮壓的經歷猶有餘悸。政變差不多一年之際，緬甸援助政治犯協會（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表示，已有超過 11,000 人被捕，近 1500 人被軍方殺害。 昂山素季和其他民選代議士和官員仍然音訊全無。 軍方射殺兒童和婦女，空襲市鎮並燒毀整個村莊。 儘管新政權殘暴不仁，但士兵仍然未鞏固對政府和國家的統治，因為民地武活躍的邊境地區、緬族中原和大城市的不合作運動和武裝反抗持續不斷。

登林夫婦的創作和反抗，也未停下。

酷刑下的藝術

「當你的愛人可能是這個政權的潛在敵人，而你又有一定的地位（作為代表英國的大使），你會有些迷惘，要想想應該怎麼做？」鮑曼在2017年的TED演講中回憶起她和已經出獄的登林相愛的時光，以及自己作為外交人員、愛上一個政治藝術家的兩難。

鮑曼在芝加哥出生，在英國牛津長大。1990年，她在曼德勒學習緬甸語，並在於2002年回到緬甸，以35歲之齡成為英國外交部最年輕的大使之一。與此同時，來自緬甸西北部小村莊Mezaligon的登林參加了1988年反對當時軍事政權的起義。他被軍方抓獲，然後被送往印度邊境（曼尼普爾）、中國邊境，然後是緬甸的三個不同的監獄。

用鮑曼的話說，登林經歷的是一段「職業監獄生涯」。在監獄中度過的歲月確定並培養了他的創造力和藝術作品，也使他後來成為緬甸最著名的政治藝術家之一。

出獄一年後，登林在2005年舉辦了一次地下畫展，展出了他在監獄中的畫作。由於擔心他的藝術作品被軍方扣押，鮑曼受朋友之託，將這些畫作轉移到國外——這是這對未來夫妻的第一次見面。慢慢地，他們開始經常見面，分享他們彼此的故事，最終相知相愛、朝夕相對。

2006年4月，登林在英國康沃爾的一個海灘向她求婚，在沙子上畫了 「讓我們結婚吧」（Let We Marry）。雖然是一句語法不準確的求婚，她也將錯就錯回答說：「讓我們」（Let We）。

不過，軍方會說，英國人鮑曼綁架了我們緬甸的藝術家——多年前，他們就曾經這樣私下告訴一位被拘留的法國公民，鮑曼曾表示。

登林於1966年出生在位於伊洛瓦底三角洲（Ayeyarwady Delta）北部實皆省的Mezaligon村，12歲時，他就開始畫他的朋友和村裏的生活。他後來在著名的仰光大學學習法律，也是在那裏他開始對戲劇感興趣，當時他加入了一個由著名喜劇演員Zargana指導的劇團，Zargana以政治諷刺和反對軍隊的笑話而聞名。

隨後，登林加入了1988年的民主運動，後來被稱為「88起義」，是緬甸最血腥的鎮壓之一。後來，他逃到印度邊境附近的叢林，目的是拿起武器反對軍政府，並於1991年在中國邊境附近加入全緬甸學生民主陣線（ABSDF）。2022年1月，ABSDF宣布他們決定站在人民國防軍（People’s Defence Force）一邊，人民國防軍是支持被推翻的民選議員組成的民族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NUG）。

但是，在ABSDF營地當年的內部權力鬥爭中，登林曾經遭受了酷刑。當時，ABSDF的一個團體指控另一個團體是軍政府的間諜。登林因此被關進監獄，他的許多戰友被殺害。他與其他俘虜一起逃到中國，險些逃出鬼門關。但是，他和他的戰友們被抓到，並被移交給緬甸軍政府。

之後，他繼續完成他的法律學位，並於1994年畢業，並繼續從事藝術創作。可是，四年後，1998年，軍方情報部門截獲了一封信，信中將他的名字在「88起義」十週年的一個計畫中的活動中列出。軍方判處了他七年監禁。

在單獨監禁中，他無法使用畫筆，登林便使用他在監獄中找到的任何工具和他偷運來的丙烯酸顏料來製作藝術作品。其中一些工具包括牙刷、打火機、盤子、注射器、他自己的身體和作為畫布的白色棉質囚服。

「軍政府判處我七年的監禁。在那裏，我遇到了一些政治犯，我到達時他們正在服長刑——他們已經服了8年或10年。但是，這些囚犯看上去並沒有非常沮喪，他們很活躍，他們說在監獄裏不是白白渡過，因為我們站在監獄裏，表明我們不同意軍政府的統治。」他對端傳媒回憶了他身陷囹圄的日子。

「在我開始創作了一些作品後，我意識到自己完全改變了，生長出了真正的新東西。很多囚犯的經歷以及他們在監獄裏如何面對人權的侵犯、飢餓、不公正的待遇，都成為我創作新藝術作品的無盡素材。我當時改變了主意，認為當囚犯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不應該浪費光陰。所以我在監獄裏一直忙於創作，製作了很多作品。」

從1998年到2004年，在監獄裏待了六年多，他創作了近250幅畫。

「回到二戰」

獲釋17年後，登林不得不目睹曾經俘虜他的「外星人」嘗試捲土重來，對自己的家國造成破壞。

「在政變開始時，我們上街示威，舉行集會，但現在，已經是戰爭了。有些地方沒有法律。有時感覺我們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沒有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二戰發生時，我還沒有出生，但我讀到的故事和聽仰光的人說，當時的街道就像跑道一樣。而現在這種情況發生在離卡勞不遠的洛伊卡瓦。」他說，「許多人都跑到東枝、卡勞和瑞娘去了。」

「這時候再去討論新的藝術創作真的很難想像，因為現在不是藝術家的時代。但是，作為藝術家，我們不能停下來。現在，當人們正在遭受痛苦的時候，藝術就更加重要了。有很多次，我和我的戰友們面臨着生存的困難，我們在叢林中瀕臨死亡的邊緣。在那個時候，我們因為藝術而生存下來。我創作了很多作品，並分享給我的同志和朋友，以鼓勵他們。我分享我的藝術，讓他們能夠忘記這種痛苦。」

但是，在如今的緬甸，成為一名矚目的反叛藝術家是非常危險的。軍政府對活躍在文學、電影、音樂和新聞界的人發出了至少100多張逮捕令。登林的一個老朋友和喜劇演員Zarganar被軍方關起來，直到最近才被釋放。這位軍政府和以前政權的激烈批評者已經60多歲了，自1988年反對當時軍政府的起義失敗後，他一直在監獄裏進進出出。

「我的一些朋友是畫家、音樂家、詩人和表演藝術家，他們正在離開這個國家或躲進叢林中，有些在邊境，有些在泰國或紐約，」登林說。「我為他們感到非常難過。但我也覺得很高興，他們正在為社會承擔責任。沒有人願意去監獄。但重點是，這些經驗對那些被拘留的人相當重要。我的一些朋友最近被釋放了，我注意到他們今非昔比，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他補充說，與家人隔絕、日常監獄生活的壓力和折磨，都是可以教會你成熟和堅韌的東西。

與活動家、記者和政治家一樣，一些藝術家選擇躲在雷達之下。Anyeint Group，緬甸語稱為 「Har Ngar Kaung」的一群緬甸喜劇演員，就轉入地下，以避免逮捕和酷刑，同時，他們在網上表演喜劇，嘲弄軍政府和將軍們。

與此同時，很多其他藝術家卻已經下了决心，認為藝術和娛樂已經走到盡頭。著名演員和歌手閔茂琨（Min Maw Kun）就加入了武裝抵抗，放下了他的麥克風，拿起了步槍。

用藝術捕捉當下

登林則在繼續創作，他在2月1日之後的藝術作品捕捉到了緬甸與敏昂萊領導的政權鬥爭的許多方面——價值觀的衝突、思想的衝突和對未來的鬥爭。

他的藝術作品觸及了緬甸傳統父權制的核心。幾個世紀以來，在緬甸有一個禁忌：男人在女人的「longyi」下行走或男女「longyi」放在一起洗，會對男人的 「hpoun」（有時被描述為男性的榮耀）有害——「longyi」是緬甸的傳統服飾，男人和女人可以穿在腰間的一塊布。

這一次，這一禁忌被用來抗衡軍隊鎮壓。在仰光的街道上，居民們把婦女的衣服串起來，穿過他們抗議的街道，以此來減緩被派去逮捕和射殺的迷信士兵。

「Skirting the Issue」（迴避問題，緬語「htamein kate sa」）是登林在2019年舉辦的著名藝術展之一，試圖消除緬甸所謂的「hpoun」（精神力量）概念，在這種信仰中，男性比女性優越，因為男性擁有這種力量。這種觀念還認為，男人如果在女人的「籠基」（longyi，緬甸筒裙）下探頭過去，他的力量就會被削弱；如果他的衣服和女人的衣服一起洗，他也會面臨同樣的後果。登林在籠基上作畫，並用籠基建造了一個大的女人的頭部，並要求男人如果不相信「hpoun」，就進入這個結構，畢竟，籠基只不過是一件衣服。

一些保守的網民對展覽進行了抨擊，並稱這個女人的頭顱實際上是佛祖的頭顱。「這是一個攻擊緬甸文化的概念。在展示西方民主價值觀的同時，這是對佛教的隱性攻擊，以逐漸催生越來越多的無神論者，」一位緬甸網民在Facebook評論道。

2021年3月，登林創作了一排帶有貼花彩繪字母「Nwe-Oo Taw-Hlaw-Yay」即「春季革命」的長裙，這些長裙被掛在北奧卡拉帕的Waizayada街上，以保護抗議者，然後在一天晚上被士兵拉下來燒燬。第二天早上，當赫定林找到這些灰燼時，只剩下了「Yay」一個字母。

隨後是一件大型作品，畫在1980年代流行的單色粗棉布或「bi-beh」長裙上。這六件長裙被縫在一起，展示了反政變的春季革命運動的六個場景。戰鬥的孔雀是緬甸民主運動和全國民主聯盟黨的一貫象徵，昂山素季的肖像是Z世代抗議者中廣泛流傳的兩張創意海報。有一段時間，有很多創意的抗議活動，比如每晚宵禁後以儀式性的8點敲鍋和唱歌結束，也體現在作品上。

一幅更加表現人性和悲劇的藝術作品，則描繪了在鎮壓的頭幾天被殺害的三位著名抗議者。

左邊是來自曼德勒的19歲華裔學生和跆拳道教練 Kyal Sin（或稱 Angel/ 鄧家希），她於3月3日在曼德勒的一次示威中被殺，她在2020年11月的選舉中首次投票，穿着寫有「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字樣的T恤，躲避催淚瓦斯的照片在抗議者中流傳。她的遇難轟動了緬甸的華人圈子。

在中心位置，25歲的吉敏圖（Chit Min Thu）在3月11日對他懷孕的妻子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原諒我，妻子。如果我今天不出去，如果其他人也這樣做，我們就無法重新獲得民主。」這是在仰光郊區北達貢，登林在那裏設有工作室。當天上午，吉敏圖站在抗議活動的最前面，手持臨時盾牌保護其他抗議者，他被槍殺了。子彈穿過盾牌射入他的頭部。當天至少有11人被殺。

右邊的是K Zar Win，一位39歲的詩人，與鄧家希同一天在曼德勒約60英里外的蒙育瓦被槍殺。2015年，他因抗議教育改革而入獄一年左右，在此期間，他寫了一首詩《給我父親的一封信》，登林在他的面具上畫了這首詩的內容。

繼續：創作與倡議

幾周前，在仰光美麗的茵雅湖（Inya Lake）旁，日落的斜暉下，我舉辦了一個聚會，以感謝我在緬甸的讀者和聯繫人。茵雅湖並沒有什麼變化，依舊有著碧綠的湖水和漂亮的綠植。與以前的政權不同，昂山素季不再被軟禁在她的湖邊住所。她被關在軍城內比都，遠離公眾的目光，連代表她的律師也被軍方勒令不可與傳媒溝通。

曾經熙熙攘攘的商業之都仰光隨着政變發生了變化，商店都在晚上8點左右就關門了，居民們擔心被軍隊突襲，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他們。許多企業掙扎求存；不少家庭面臨貧窮邊緣。與實皆（Sagaing）或欽邦（Chin）等面臨着軍方鎮壓，直升機襲擊和甚至空襲的地方相比，仰光是相對安然無恙的。

我組織的聚會上，也很平靜。但是，由於仰光出現了炸彈爆炸和抵抗戰士暗殺軍方線人的事件，所以空氣中仍有一種不安的氣氛。一些大使、投資者和聯合國官員互相問候，尤其祝賀與我在同一個媒體任職的美籍記者芬斯特（Danny Fenster）的釋放。他在機場被軍政府拘留，並因煽動和叛亂被判處11年監禁，十一月中才從監獄獲釋。

人群中，鮑曼標誌性的波波髮型和色彩斑斕的緬甸曳地長裙，讓人一眼就能認出。

去年大部分時間，鮑曼和登林都暫居格勞，遠離仰光的緊張局勢，可說是「更好的避難所」，鮑曼說。「每當我回到仰光時，空蕩蕩的辦公室和閉門的商店都很鮮明反映出，COVID-19和政變對緬甸造成了多大的傷害。去年和未來幾年，我的工作重點都在努力保護2月1日之前的十年改革取得的進展。我將繼續阻止並戳破任何破壞這些進展的人和事。」

在卡勞，這對夫婦繼續做他們的倡導工作。鮑曼是「緬甸企業責任中心」的負責人，該中心專注於公司治理和透明度以及良好做法。自政變以來，該中心一直專注於企業應如何引導環境。

一些在過去十年中一直與登盛和昂山素季的改革派政府緊密合作的商界領袖，已經「華麗轉身」，轉投新政權的陣營。儘管飽受示威者批評，緬甸工商會聯合會（UMFCCI）主席佐敏温（Zaw Min Win）一直在與軍政府官員會面和打招呼。甚至包括印度、韓國和澳大利亞在內的民主國家駐仰光的的外籍商會也採取了類似立場。

相比之下，鮑曼拒絕向兇殘的統治者低頭。她所在的中心去年提出了對軍政府網絡安全法草案的擔憂，該草案在大量行業反對的情況下被放棄了，可惜最近有捲土重來之勢。她也為商界打響了對抗軍方暴政的頭炮，去年發表聯合聲明，獲得數百歐美，日本及新加坡公司以及本地商人聯署。

這位前大使認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企業保持前幾屆政府的改革和進步，這樣緬甸才不會回到1962年奈温發動政變後，軍人專政下人民的窮途末路。

「自政變以來，我和緬甸企業責任中心一直試圖保護的是過去十年取得的進展，包括改革、更多選擇和更好的商業實踐，」鮑曼說，「這是我覺得人們在街頭示威的原因。他們不希望緬甸重新陷入奈温的社會主義或軍事統治的壞日子。重要的是，企業要誠信工作，攜手努力維持改革，支持言論自由和恢復民選政府，因為這樣才能恢復信心，使經濟復甦。」

2022年2月18日至3月19日，登林的個人藝術展「另一個春天」（Another Spring）將在新加坡的 Richard Koh Fine Art展出，其中包括他在 longyi上繪製的一系列新畫作。為了紀念登林的抗議藝術，展覽除了他在政變期間所創作的作品，還會陳列他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流放在中國邊境的展品。登林希望透過這個展覽讓公眾看到，政權和暴力下，這個國家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一個個具體的生命所受到的摧殘。

而這些代價，在軍變一整年之後，還在不停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