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 2021年終專題

數說台灣經濟:人均GDP超三萬美元,為什麼薪資漲幅跟不上?

雖然製造業的附加價值提升不少,但近年吸收就業人口的,主要還是附加價值率成長緩慢的服務業。


2021年11月11日台北西門町.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11月11日台北西門町. 攝:陳焯煇/端傳媒

某個週三傍晚,台北市區一座中高級旅館大廳裡,顧客在餐廳前排起了十多公尺的人龍;餐廳依人頭計費,平日晚間的牌告價格加上服務費,一個人要價2,200台幣(約620港幣、500人民幣),生意卻依然興隆。

自從去年九月疫情趨緩、餐廳開放內用(堂食)以來,不少台灣人都能感覺到,中高檔次的餐廳經常處於客滿狀態,甚至比疫情前還要熱絡;根據台灣經濟部統計,2021年11月台灣餐飲業營業額達662億元,創下歷年同月新高,同比增達2.5%。

人潮絡繹的不只是高級餐廳:年底各百貨商場進入週年慶檔期之後,便紛紛傳出銷售捷報:新竹科學園區附近的購物中心,業績比去年成長了3.8%,超出預期,停車場每逢假日一位難求。

2021年最後一個上班日,長榮海運則傳出2021年平均發放40個月年終獎金,令不少員工望著帳戶數字不敢置信;一名近期從中國大陸回台設廠的台商告訴端傳媒,台北近郊的倉庫空間租金,2021年間已經漲了一倍,除了因為需求高漲,也是因為房地產熱絡,許多都會區內的廠房倉儲空間都在等待拆除都更,導致供給銳減。

這種經濟回溫的「榮景」,也能從股市表現略窺一二。

2021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台股盤中最高來到18,291點,創下歷史最高記錄;若和2021年初相比,台股全年一共上漲了約23.6%,表現優於國際間其他主要股市;若以台股市值計,台股投資人2021年平均每人帳面獲利約96萬台幣。

如果以「維持超過萬點的連續天數」來看,那麼台股指數從2020年4月8日迄今,則已連續近450個交易日超過萬點,是史上最久記錄;第二、第三長的記錄,則分別落在2017至2020年期間;而再上一次出現這麼長時間的萬點記錄,則是在1989至1990年間──也就是超過三十年前。

根據最新預測,台灣2021年的經濟成長率將會超過6%,若扣除因為金融海嘯、而出現「低基期效應」的2010年,已是14年來最高。

眼下的台灣經濟,對於四十歲以上的青壯年而言,或許似曾相似,因為他們曾在 1990 年代見識過「台灣經濟奇蹟」的餘波;但對於三十歲以下、早已習慣經濟類新聞以「近年經濟不景氣」作為發語詞的台灣人來說,卻可能是前所未見的榮景。

人均GDP超越三萬美元,有哪些意義?

在經濟回溫的榮景下,一個更引人注意的消息是,台灣的人均名目GDP,也預計會於2021年正式跨過三萬美元這個門檻。但對於台灣人來說,跨越這個門檻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有些新聞媒體指出,人均GDP超過三萬美元之後,便意味著台灣正式「達標已開發國家」。然而對於這個說法,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吳聰敏提醒,經濟學界並沒有「已開發國家」的精確定義,而且世界銀行早在1997年,就已經將台灣列為「先進經濟體」(advanced economies)。

如果同時考量「人口量體」和「人均GDP」,那麼「人口兩千萬以上、而且人均GDP達30,000美元以上」的經濟體,世界上目前只有11個──而台灣,就是第11個擠進這個「俱樂部」的經濟體,而且台灣2021年甫進榜,便直接超越了西班牙,排進人均第十名。

若將「人口門檻」改為「GDP總量」,結果也相去不遠:「GDP總量多於5,000億美元、而且人均GDP高於30,000美元」的經濟體,世界上目前有15個(多了荷蘭、比利時、瑞典和瑞士),而台灣的經濟總量在其中排行第13。

不論使用哪個門檻,這些排行基本上都能反映一件事:若以人均GDP、經濟量體綜合來看,台灣確實位處「發達經濟體」的行列,也不再是很多台灣人慣常自認的「經濟小國」。

然而吳聰敏亦提醒,換算成美元的名目GDP其實「意義不大」,因為只要匯率大幅升貶,GDP數值也會跟著波動。以台幣為例,2017年初,一美元兌台幣約32.2元;到了2021年底,台幣匯率則來到了27.6元左右,五年來升值了約14%,幾乎創下25年來的新高。

「比較好的衡量方法,其實是看拿到所得之後,究竟可以換到多少東西,所以GDP計算才會發展出所謂的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購買力平價)。」吳聰敏指,若根據PPP計算,台灣的人均GDP其實已經將近60,000美元,不僅接近荷蘭的水平,也高出台灣的名目GDP非常多。

吳聰敏進一步指出,和匯率息息相關的物價,也是台灣PPP數據如此高的原因之一。

他打了個比方:在日本工作的平均收入,雖然比台灣高,但出去吃一頓飯、每天的交通費,再加上房屋租金,這些生活成本都也比台灣高,兩相權衡之後,只要不出國,台灣人的收入實際能換到的東西,其實並沒有比日本少──而PPP衡量的就是這個概念。

若根據世界銀行2017年的「購買力平價國際比較計畫」,台灣的PPP匯率為15.73,意味平均而言,在美國用1美元買到的商品或服務,整體而言在台灣只需要15.73台幣即可買到,而不需要花到名目匯率(一美元兌30台幣左右)這麼多。

循此,世界銀行在計算「購買力平價的GDP」時,便會使用這個15.73的匯率去計算,藉此更精準衡量台灣人的收入,在本地可以換到的物品和生活水準。換言之,由於購買力的比較,是以美國作為比較對象,因此「名目GDP」比「購買力平價GDP」高的國家,通常便意味著整體物價水準比美國高;反之,則比美國低。

若以PPP計算,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台灣的人均GDP排行,在世界上人口多於兩千萬的所有經濟體裡,甚至高居第二,僅次於美國。

不過若看PPP細項,會發現台灣人在市場購買食物並沒有比較便宜,奶蛋類甚至比美國更為昂貴(PPP為36.276,高於名目的台幣匯率,代表在台灣要花36塊台幣,才能買到在美國1美元的奶蛋類產品);但在房租水電、餐廳旅館、教育和醫療支出這幾個項目上,台灣卻又特別便宜,PPP分別僅13.366、13.353、9.763和7.903。

值得注意的是,水電、教育、醫療支出,在台灣確實都是受政府高度補貼的項目;此外,PPP僅考慮房租支出,並沒有計算購屋的房價,未必貼近台灣高房屋自有率的文化,而在房價高企的台灣,也可能低估了台灣人的生活支出。

當然,若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台灣名目GDP的成長,並非沒有意義。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張建一便提醒,如果匯率是市場決定的結果,那麼台幣匯率升值、導致台灣產品以美元計價的價格變貴,而海外市場仍願意接受的話,其實也代表台灣商品的價值提升,因為那表示「外國人願意用更高的價格,購買台灣的商品」。

2021年9月21日淡海新市鎮,一個大型新樓盤前,一對情侶在騎馬。

2021年9月21日淡海新市鎮,一個大型新樓盤前,一對情侶在騎馬。攝:陳焯煇/端傳媒

關於台灣的GDP數據,坊間存在哪些迷思?

不過關於台灣的GDP數據,坊間一直存在不少迷思與爭議。

比方說,有些人認為,台灣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炒房」炒出來的「假象」。事實上,會被計入GDP的,只有新成屋的第一次交易、以及租屋者繳給房東的房租;至於房地產的二手交易、或是炒房帶來的資本利得,其實是不會計入GDP的(不過如果轉售過程中,有房屋仲介的參與,那麼房仲的服務費,也會作為房仲提供的附加價值,而被計入GDP之中)。

此外,由於台商在國外接單、在中國大陸生產的「三角貿易」活動非常興盛,有些人也會質疑:台灣政府在計算台灣GDP時,是否也把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生產總額計入,因而有灌水之嫌呢?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的說法,三角貿易中在海外製造的產值,並不會計入台灣的GDP之中,只會計入三角貿易的淨收入。

舉例來說,假設台灣廠商接到了美國公司價值100元的訂單,以加工費45元委託中國大陸的廠商(可以是大陸公司、也可以是台資公司)製造,並向澳洲購買50元的原料給製造商,那麼在這個過程中,100元會被列為「商品輸出」、50元列為「商品輸入」、45元則列為「服務輸入」,只有輸出、輸入兩相抵消之後的「淨出口」(僅5元)會被計入台灣GDP,代表台灣廠商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主計總處亦澄清,近10年這類三角貿易的淨收入,其實只占GDP的3.5至4.4%左右,並不是台灣GDP的主要來源。

有些人也認為,台灣GDP之所以表現不錯,主要是因為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持續增加,反映了台灣製造業出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從貿易數據來看,中國大陸(數據包含香港)確實就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從2011年至2019年間,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額佔台灣出口總額的比例,一直都維持在40%左右,甚至在2020年突然升到44%左右。相較之下,台灣的第二大出口市場──美國,過去十年裡只佔台灣整體出口額的10至1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長,很大一部分其實來自「電子零組件」(也就是晶片)的出口成長,這種產品屬於經濟學界稱的「中間財」、不是終端消費品,必須經過「加工」、做成電子消費產品之後,才會銷往世界各地的市場。

因此,台灣這兩年的經濟騰飛、以及對大陸的出口成長,主因還是因為疫情期間,世界各地對電腦、以及遠端工作的科技產品需求非常強勁,連帶推升了「位於中國大陸的廠商對台灣晶片的需求」──換言之,真正的關鍵,還是國際市場整體的終端需求,而非只是中國市場的需求。

這些現象,也能從台灣的出口數據獲得佐證。

2020年台灣對中國大陸(含香港)的出口之中,有55.4%就是「電子零組件」,這個數據,比十年前增加了23.7%,而電子零組件出口的實際金額,也暴增了110%;相較之下,其他出口品項十年來的增幅,是遠低於「電子零組件」的。

如果我們再觀察「年增率」,也能發現: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電子零組件」總數,是在2020年開始重新陡升的,比2019年成長了24.4%;而台灣2021年1至11月對中國大陸出口電子零組件,也比去年同期成長了24.5%──這個時間點,或許便和北京近年遭美國制裁、晶片技術環節被掐住咽喉有關。

台灣人均GDP三萬美元,和民眾感受存在落差?

然而不少台灣人在聽到「人均三萬美元」、「經濟成長6%」這些陳述時,也會抱怨和自己的經驗存在落差。從薪資的數據來看,這種抱怨並非空穴來風。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的「受僱員工薪資調查」,2020年台灣的年薪中位數為50.1萬台幣(約14萬港幣,11.5萬人民幣),代表台灣約800萬受薪勞工裡頭,有半數人的年薪不及這個數字。若與2012年相比,薪資中位數八年來只成長了13.35%,然而人均GDP在同個期間,卻成長了33.1%。

若以「平均月薪」計,台灣2020年的平均月薪為54,160元(約15,245港幣,12,461人民幣,和八年前相比,只成長了17.46%,同樣大幅低於GDP漲幅。

吳聰敏指出,台灣這波經濟成長,主要仍與台灣外銷暢旺、國際間對台灣電子產品的需求有關,所以各個行業的勞工,分配到的經濟成長果實,其實差距頗大。

在台積電年資約11年的林宏昇(化名)告訴端傳媒,2021年台積電員工的調薪幅度,確實出現了明顯增長,「往年平均都是一年調3%,但今年有到5、6%。」林宏昇還指出,這幾年台灣科技業缺工非常嚴重,「有些其他公司為了留才,薪水的升幅都比台積電高,今年還聽過其他公司薪水漲20%的。」

台積電的薪水結構比較特殊,一年固定會有十四個月底薪,再依據考績,額外加上20至30個月的薪水作為分紅──林宏昇本人,去年則是拿了大約三十多個月的薪水。林宏昇沒有透露薪資確切數字,但根據網上流傳的台積電薪資資訊,他所屬的「副理」職等,年薪計入分紅大約是300萬至500萬台幣左右。

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邱貝佳(化名),對於2021年台灣「經濟榮景」的感受,就和在台積電工作的林宏昇截然不同。

邱貝佳對端傳媒表示,單以月薪計,2021年確實比去年增長了約5%,但這更多與她個人的年資增長有關;整體來說,出版業依然是一個相對低薪的產業,而同等年資的薪資,和五年前依然相去不遠。「我五年前剛入行,第一份編輯工作的起薪只有23,000台幣,後來跳槽到比較大的出版社,月薪才升到36,000。」邱貝佳現在的月薪,比剛入行時多出了一倍,大約46,000台幣。

此外,物價上漲的幅度,也侵蝕了邱貝佳的薪資增長。對她而言,平時生活開銷最能感受到漲幅的,便是外食的價格;最近正好在台北郊區買房的她,也明顯感覺到了房價的漲幅,「我今年四月才買,(當時)一坪24萬,現在已經漲到30萬了⋯⋯我其實就是因為接觸房地產,才開始覺得,原來景氣好像真的蠻好的。」

談及物價,林宏昇也有類似的感受:他上班時,經常會訂同一家餐廳的便當當午餐,而同個品項價格,2021年以來就漲了50%。「雖然竹科工程師的收入,和大多數人比起來已經算很不錯,但和物價、房價上漲的速度相比,薪水其實漲最少。」

物價上漲的現象,也反映在主計總處的數據上:2021年11月,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達2.84%,不只是近九年來新高,也突破了2%的「通膨警戒線」。此外,雖然2021年1至11月台灣總平均薪資年增2.95%,但扣除物價因素之後,實質薪資反而年減0.05%,是2017年以來首度負成長。

在台北經營餐廳的李田景對端傳媒表示,2021年以來,食材成本確實上漲了不少,尤其以進口食材最為嚴重,原因則與國際航運價格飆漲有關。

「以前美國牛小排進價,一公斤大概300台幣,現在漲到480了,而且還是認識的朋友提供的友情價⋯⋯雞蛋也漲了不少,疫情前一籃雞蛋不到一百個,進價大概620,現在要830;生菜也漲了差不多一倍。」供貨商還告訴她,蔬菜漲價不是出於季節因素,而是因為「真的供不應求」。

為了趕上物價上漲的速度,林宏昇指出,竹科不少工程師都有投資的習慣,用薪水炒股買房──林宏昇自己,去年就在股市裡賺了不少,獲利幾乎和一整年的薪水差不多。「我們都開玩笑說,工程師的主業是炒股,副業才是上班⋯⋯新竹炒房主力,基本上就是就是在竹科工作的工程師。」

林宏昇的說法,也再次印證了一件事:高收入的群體,對風險的耐受度也更高,也因此更有機會在牛勢的資本市場裡獲利,近一步拉開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

在出版社工作的邱貝佳,投資策略就保守許多,只買了一些外幣、當作「強迫存款」:「我不了解股票,雖然確實有聽說身邊的人在股市賺了不少錢,但我資金不多,沒有那個本錢去承擔風險,所以很難賺錢。」

不過若和大部分國家相比,台灣的貧富差距其實仍不算嚴重:從吉尼係數來看,台灣近二十年來一直都維持在34左右,貧富差距並沒有出現顯著惡化。

若引用「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統計,也能得到相似的圖像:收入排行前10%的台灣人,掌控了約36%的整體收入,和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狀況接近;相較之下,同個數據在香港將近49%,美國、韓國、日本大約都是45%,中國大陸則是約42%──換言之,收入集中於有錢人手中的情況,在台灣其實相對不那麼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從2001年至2016年,收入排行前1%的台灣人的總收入,佔全體台灣人收入的比例確實在不斷提升,已從9.3%成長到了14.5%,但這些菁英掌控的總收入,依然沒有超越排行後50%的總收入,情況和歐洲國家差不多;相較之下,美國、香港收入排行前1%的富豪,其收入總值,皆比排行後50%的收入總數還要多,貧富差距更為嚴重。

2022年1月1日,一班學生在街頭慶祝新年。

2022年1月1日,一班學生在街頭慶祝新年。攝:陳焯煇/端傳媒

實質薪資跟不上GDP成長?或與台灣獨特的「產業轉型」有關

話說回來,為什麼台灣人的實質薪資,會跟不上GDP成長的速度呢?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釐清一件事:「人均GDP」和「平均薪資」本來就是不同的概念;人均GDP除了薪資之外,還包括了其他生產要素的所得。

所謂的GDP,中文一般稱「國內生產毛額」,指的是一段期間裡,一個經濟體裡所有生產活動的「最終產值」總額;為了避免重覆計算經濟活動,每個生產活動都必須減掉「中間投入」──用白話說就是,除了領薪水的勞工之外,所有營利事業的營收,也都必須扣掉物料成本、人力支出,只計算每個生產活動的「附加價值」。

許多人容易誤把「所得」等同於「薪資」,但實際上,一個經濟體的GDP,並非只由勞工的薪水組成,也包括企業雇主的利潤;而不事生產,靠房租、利息、股息過活的「食利者(rentier)」,他們的房租或利息,也會計入GDP之中──換言之,除非一個經濟體不存在任何地主跟股東,否則平均薪資本來就不可能等於人均GDP。

吳聰敏也提醒,「實質薪資沒有跟上GDP成長」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世界上很多國家都經歷過,比如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生產線勞工便有薪資停滯的現象。

若要解釋台灣的低薪現象,吳聰敏認為,第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中國大陸的興起,導致生產活動外移;第二個因素,則可能是自動化導致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降低。

不過和1970年代的美國相比,台灣還是有一點很不一樣:在當時的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技術勞工,薪資其實仍在持續上升,然而大學教育程度以上的勞工薪資,在台灣卻是停滯的;吳聰敏認為,原因就在於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供給過多,但整體經濟轉型的速度,並沒有跟上技術勞工增加的速度。

「而且在後段大學,很多學生上課其實學不到什麼東西,但因為政府介入、實施學費管制的政策,所以學費也不貴,導致原本不會上大學的學生,最後都還是來唸大學了。但這些學生投入就業市場之後,能做的事情其實和高中畢業生沒有什麼差別。」吳聰敏認為,這種因為政府干預而導致的資源錯置,就是台灣經濟目前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另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或許也和台灣重製造業、輕服務業的產業特性有關。

一般對於台灣GDP近年增長的解釋,都關注短期的因素:Covid-19疫情帶動電子產品的需求、台幣走強、中美貿易戰之下的轉單效應等等。不過若從長期來看,台灣「走向人均三萬美金」的歷程,其實經歷了非常特別的軌跡:台灣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去工業化」的現象。

台灣人過去對「產業轉型」的想像,一般是「從以工業為主,轉型成以服務業為主」──以中國大陸、南韓為例,這兩個經濟體從2012年至2020年間,製造業佔GDP比例便有下降的趨勢,出現某程度的「去工業化」;然而在台灣,這個比例在同個期間卻不降反升,從大約28%提升到了近32%。

更值得注意的,還有「附加價值率」的變化:2020年,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率和201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56.55%(亦即近12個百分點);相較之下,服務業同時期的附加價值率,成長不僅相對遲緩,部分行業甚至還出現了負成長。

所謂的「附加價值率」,指的是某個產業「扣掉中間投入之後,附加價值佔生產總值的比例」,這個比例常被用來測量產業的獲利狀況,因為技術愈領先的廠商或產業,附加價值率通常也會比較高──如果要衡量產業升級,「附加價值率」就是一個常見的指標。

需留意的是,服務業的中間投入主要由租金、水電組成,不像製造業需要大量原物料,因此服務業的附加價值率本來就比製造業高,無法直接跨行業比較,但各行業的附加價值率變化,依然可以看出各行業的興衰。

如果細看製造業的各個行業,也能發現半導體、晶片所屬的「電子零組件」類別,確實就是台灣製造業中「附加價值率」成長較多的類別,反映了台灣半導體業在製程上的進步;若以台灣最先進的台積電來看,其附加價值率甚至高達80%,並貢獻了台灣約5%的GDP。

值得注意的是,附加價值率的成長,也不只是生產「電子零組件」的高科技製造業才有的現象,其他類別的製造業,附加價值率也都有顯著提升。

循此,台灣邁向人均GDP三萬美元的道路確實頗為特殊,因為台灣依靠的不是 「從工業轉型為服務業」的常見模式,而是製造業整體的持續提升。然而這種「重工業、輕服務」的產業轉型方式,卻也為台灣薪資分配蒙上了一層陰影。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的統計,從2012至2020年,服務業受僱員工數成長了20%,而製造業只成長了8%左右。換言之,雖然製造業的附加價值提升不少,但近年來在台灣吸收就業人口的,終究主要還是附加價值率成長緩慢的服務業。

若細看台灣服務業勞工的「實質平均月薪」(包含加班費、分紅獎金),也能發現服務業內部的各個產業,差異其實非常懸殊。

以「金融及保險業」和「醫療業」為例,這兩個產業的平均薪資,都高於服務業的整體水準,稱得上是「高薪」的職業。其中,金融業的平均薪資過去十年來一直維持正成長,八年來成長近15%;然而包含醫師、護理師、醫檢師、長照員、社工在內的「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過去十年來的薪資卻只成長了1.03%,幾乎等同原地踏步。

在各產業當中,佔服務業就業人數最多的,當屬批發及零售業(約佔服務業整體人數36.11%),而該產業的平均薪資,也最接近服務業整體的薪資水準。

至於低於服務業平均水準較多的,則有五個產業,分別是:其他服務業(主要以美髮、洗衣、汽車美容等為主)、住宿及餐飲業、教育業(主要是才藝教師、語言教師、健身教練等,不含小學以上各級公私立學校的職員)、支援服務業(如保全、導遊),以及藝術娛樂及休閒業(藝術家、專業運動員都算在內)。

如果以「各行業從業人員,佔服務業全體人數的比例」來看,近八年來吸收較多就業人口的,不但是附加價值率成長緩慢的服務業,而且還是格外低薪的住宿餐飲等行業。

比方說,薪資最高的「金融及保險業」,其從業人員佔服務業全體人數的比例,在2012年時原本還有9.27%,但到了2020年,卻降到了8.36%;至於就業人口最多、薪資也有正成長的「批發及零售業」,同個時期的就業人數比例,也從39.88%下降到了36.11%。相較之下,上述的五個「低薪服務業」,從業人口佔整個服務業的比例卻從2012年的22.98%,增加到了2020年的25.51%。

此外,低薪狀況較嚴重的幾個服務業,基本上都是服務本地市場的行業,比如教育業、餐飲業等;至於金融業,則可能因為外匯業務和出口產業關係較為密切,因而得以在出口暢旺的市況中獲取利益。

由此,除了人均數據之外,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如何讓台灣社會的更多人,都能分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

就經濟展望來說,台灣近年的經濟榮景,是受益於疫情和電子產品的需求,然而一旦這個因素消失,榮景是否便會無以為繼呢?儘管產業界一般預期,晶片短缺問題短期之內不太可能解決,但過度仰賴半導體產業、以及其他電子業出口,作為主要的成長動能來源,長期來看,究竟是否健康呢?

說到底,GDP數據和排行雖然粗描出了台灣經濟的整體圖像、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但終究不是事實的全貌,而台灣經濟的其他挑戰與問題,也終究不是單憑人均GDP數據,就能夠輕易解答的。

2021年11月8日,台北市。

2021年11月8日,台北市。攝:陳焯煇/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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