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說台灣經濟：人均GDP超三萬美元，為什麼薪資漲幅跟不上？

某個週三傍晚，台北市區一座中高級旅館大廳裡，顧客在餐廳前排起了十多公尺的人龍；餐廳依人頭計費，平日晚間的牌告價格加上服務費，一個人要價2,200台幣（約620港幣、500人民幣），生意卻依然興隆。

自從去年九月疫情趨緩、餐廳開放內用（堂食）以來，不少台灣人都能感覺到，中高檔次的餐廳經常處於客滿狀態，甚至比疫情前還要熱絡；根據台灣經濟部統計，2021年11月台灣餐飲業營業額達662億元，創下歷年同月新高，同比增達2.5%。

人潮絡繹的不只是高級餐廳：年底各百貨商場進入週年慶檔期之後，便紛紛傳出銷售捷報：新竹科學園區附近的購物中心，業績比去年成長了3.8%，超出預期，停車場每逢假日一位難求。

2021年最後一個上班日，長榮海運則傳出2021年平均發放40個月年終獎金，令不少員工望著帳戶數字不敢置信；一名近期從中國大陸回台設廠的台商告訴端傳媒，台北近郊的倉庫空間租金，2021年間已經漲了一倍，除了因為需求高漲，也是因為房地產熱絡，許多都會區內的廠房倉儲空間都在等待拆除都更，導致供給銳減。

這種經濟回溫的「榮景」，也能從股市表現略窺一二。

2021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台股盤中最高來到18,291點，創下歷史最高記錄；若和2021年初相比，台股全年一共上漲了約23.6%，表現優於國際間其他主要股市；若以台股市值計，台股投資人2021年平均每人帳面獲利約96萬台幣。

如果以「維持超過萬點的連續天數」來看，那麼台股指數從2020年4月8日迄今，則已連續近450個交易日超過萬點，是史上最久記錄；第二、第三長的記錄，則分別落在2017至2020年期間；而再上一次出現這麼長時間的萬點記錄，則是在1989至1990年間──也就是超過三十年前。

根據最新預測，台灣2021年的經濟成長率將會超過6%，若扣除因為金融海嘯、而出現「低基期效應」的2010年，已是14年來最高。

眼下的台灣經濟，對於四十歲以上的青壯年而言，或許似曾相似，因為他們曾在 1990 年代見識過「台灣經濟奇蹟」的餘波；但對於三十歲以下、早已習慣經濟類新聞以「近年經濟不景氣」作為發語詞的台灣人來說，卻可能是前所未見的榮景。

人均GDP超越三萬美元，有哪些意義?

在經濟回溫的榮景下，一個更引人注意的消息是，台灣的人均名目GDP，也預計會於2021年正式跨過三萬美元這個門檻。但對於台灣人來說，跨越這個門檻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有些新聞媒體指出，人均GDP超過三萬美元之後，便意味著台灣正式「達標已開發國家」。然而對於這個說法，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吳聰敏提醒，經濟學界並沒有「已開發國家」的精確定義，而且世界銀行早在1997年，就已經將台灣列為「先進經濟體」（advanced economies）。

如果同時考量「人口量體」和「人均GDP」，那麼「人口兩千萬以上、而且人均GDP達30,000美元以上」的經濟體，世界上目前只有11個──而台灣，就是第11個擠進這個「俱樂部」的經濟體，而且台灣2021年甫進榜，便直接超越了西班牙，排進人均第十名。

若將「人口門檻」改為「GDP總量」，結果也相去不遠：「GDP總量多於5,000億美元、而且人均GDP高於30,000美元」的經濟體，世界上目前有15個（多了荷蘭、比利時、瑞典和瑞士），而台灣的經濟總量在其中排行第13。

不論使用哪個門檻，這些排行基本上都能反映一件事：若以人均GDP、經濟量體綜合來看，台灣確實位處「發達經濟體」的行列，也不再是很多台灣人慣常自認的「經濟小國」。

然而吳聰敏亦提醒，換算成美元的名目GDP其實「意義不大」，因為只要匯率大幅升貶，GDP數值也會跟著波動。以台幣為例，2017年初，一美元兌台幣約32.2元；到了2021年底，台幣匯率則來到了27.6元左右，五年來升值了約14%，幾乎創下25年來的新高。

「比較好的衡量方法，其實是看拿到所得之後，究竟可以換到多少東西，所以GDP計算才會發展出所謂的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購買力平價）。」吳聰敏指，若根據PPP計算，台灣的人均GDP其實已經將近60,000美元，不僅接近荷蘭的水平，也高出台灣的名目GDP非常多。

吳聰敏進一步指出，和匯率息息相關的物價，也是台灣PPP數據如此高的原因之一。

他打了個比方：在日本工作的平均收入，雖然比台灣高，但出去吃一頓飯、每天的交通費，再加上房屋租金，這些生活成本都也比台灣高，兩相權衡之後，只要不出國，台灣人的收入實際能換到的東西，其實並沒有比日本少──而PPP衡量的就是這個概念。

若根據世界銀行2017年的「購買力平價國際比較計畫」，台灣的PPP匯率為15.73，意味平均而言，在美國用1美元買到的商品或服務，整體而言在台灣只需要15.73台幣即可買到，而不需要花到名目匯率（一美元兌30台幣左右）這麼多。

循此，世界銀行在計算「購買力平價的GDP」時，便會使用這個15.73的匯率去計算，藉此更精準衡量台灣人的收入，在本地可以換到的物品和生活水準。換言之，由於購買力的比較，是以美國作為比較對象，因此「名目GDP」比「購買力平價GDP」高的國家，通常便意味著整體物價水準比美國高；反之，則比美國低。

若以PPP計算，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台灣的人均GDP排行，在世界上人口多於兩千萬的所有經濟體裡，甚至高居第二，僅次於美國。

不過若看PPP細項，會發現台灣人在市場購買食物並沒有比較便宜，奶蛋類甚至比美國更為昂貴（PPP為36.276，高於名目的台幣匯率，代表在台灣要花36塊台幣，才能買到在美國1美元的奶蛋類產品）；但在房租水電、餐廳旅館、教育和醫療支出這幾個項目上，台灣卻又特別便宜，PPP分別僅13.366、13.353、9.763和7.903。

值得注意的是，水電、教育、醫療支出，在台灣確實都是受政府高度補貼的項目；此外，PPP僅考慮房租支出，並沒有計算購屋的房價，未必貼近台灣高房屋自有率的文化，而在房價高企的台灣，也可能低估了台灣人的生活支出。

當然，若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台灣名目GDP的成長，並非沒有意義。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張建一便提醒，如果匯率是市場決定的結果，那麼台幣匯率升值、導致台灣產品以美元計價的價格變貴，而海外市場仍願意接受的話，其實也代表台灣商品的價值提升，因為那表示「外國人願意用更高的價格，購買台灣的商品」。

關於台灣的GDP數據，坊間存在哪些迷思？

不過關於台灣的GDP數據，坊間一直存在不少迷思與爭議。

比方說，有些人認為，台灣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炒房」炒出來的「假象」。事實上，會被計入GDP的，只有新成屋的第一次交易、以及租屋者繳給房東的房租；至於房地產的二手交易、或是炒房帶來的資本利得，其實是不會計入GDP的（不過如果轉售過程中，有房屋仲介的參與，那麼房仲的服務費，也會作為房仲提供的附加價值，而被計入GDP之中）。

此外，由於台商在國外接單、在中國大陸生產的「三角貿易」活動非常興盛，有些人也會質疑：台灣政府在計算台灣GDP時，是否也把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生產總額計入，因而有灌水之嫌呢？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的說法，三角貿易中在海外製造的產值，並不會計入台灣的GDP之中，只會計入三角貿易的淨收入。

舉例來說，假設台灣廠商接到了美國公司價值100元的訂單，以加工費45元委託中國大陸的廠商（可以是大陸公司、也可以是台資公司）製造，並向澳洲購買50元的原料給製造商，那麼在這個過程中，100元會被列為「商品輸出」、50元列為「商品輸入」、45元則列為「服務輸入」，只有輸出、輸入兩相抵消之後的「淨出口」（僅5元）會被計入台灣GDP，代表台灣廠商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主計總處亦澄清，近10年這類三角貿易的淨收入，其實只占GDP的3.5至4.4％左右，並不是台灣GDP的主要來源。

有些人也認為，台灣GDP之所以表現不錯，主要是因為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持續增加，反映了台灣製造業出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從貿易數據來看，中國大陸（數據包含香港）確實就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從2011年至2019年間，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額佔台灣出口總額的比例，一直都維持在40%左右，甚至在2020年突然升到44%左右。相較之下，台灣的第二大出口市場──美國，過去十年裡只佔台灣整體出口額的10至1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長，很大一部分其實來自「電子零組件」（也就是晶片）的出口成長，這種產品屬於經濟學界稱的「中間財」、不是終端消費品，必須經過「加工」、做成電子消費產品之後，才會銷往世界各地的市場。

因此，台灣這兩年的經濟騰飛、以及對大陸的出口成長，主因還是因為疫情期間，世界各地對電腦、以及遠端工作的科技產品需求非常強勁，連帶推升了「位於中國大陸的廠商對台灣晶片的需求」──換言之，真正的關鍵，還是國際市場整體的終端需求，而非只是中國市場的需求。

這些現象，也能從台灣的出口數據獲得佐證。

2020年台灣對中國大陸（含香港）的出口之中，有55.4%就是「電子零組件」，這個數據，比十年前增加了23.7％，而電子零組件出口的實際金額，也暴增了110%；相較之下，其他出口品項十年來的增幅，是遠低於「電子零組件」的。

如果我們再觀察「年增率」，也能發現：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電子零組件」總數，是在2020年開始重新陡升的，比2019年成長了24.4%；而台灣2021年1至11月對中國大陸出口電子零組件，也比去年同期成長了24.5%──這個時間點，或許便和北京近年遭美國制裁、晶片技術環節被掐住咽喉有關。

台灣人均GDP三萬美元，和民眾感受存在落差？

然而不少台灣人在聽到「人均三萬美元」、「經濟成長6%」這些陳述時，也會抱怨和自己的經驗存在落差。從薪資的數據來看，這種抱怨並非空穴來風。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的「受僱員工薪資調查」，2020年台灣的年薪中位數為50.1萬台幣（約14萬港幣，11.5萬人民幣），代表台灣約800萬受薪勞工裡頭，有半數人的年薪不及這個數字。若與2012年相比，薪資中位數八年來只成長了13.35%，然而人均GDP在同個期間，卻成長了33.1%。

若以「平均月薪」計，台灣2020年的平均月薪為54,160元（約15,245港幣，12,461人民幣，和八年前相比，只成長了17.46%，同樣大幅低於GDP漲幅。

吳聰敏指出，台灣這波經濟成長，主要仍與台灣外銷暢旺、國際間對台灣電子產品的需求有關，所以各個行業的勞工，分配到的經濟成長果實，其實差距頗大。

在台積電年資約11年的林宏昇（化名）告訴端傳媒，2021年台積電員工的調薪幅度，確實出現了明顯增長，「往年平均都是一年調3%，但今年有到5、6％。」林宏昇還指出，這幾年台灣科技業缺工非常嚴重，「有些其他公司為了留才，薪水的升幅都比台積電高，今年還聽過其他公司薪水漲20%的。」

台積電的薪水結構比較特殊，一年固定會有十四個月底薪，再依據考績，額外加上20至30個月的薪水作為分紅──林宏昇本人，去年則是拿了大約三十多個月的薪水。林宏昇沒有透露薪資確切數字，但根據網上流傳的台積電薪資資訊，他所屬的「副理」職等，年薪計入分紅大約是300萬至500萬台幣左右。

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邱貝佳（化名），對於2021年台灣「經濟榮景」的感受，就和在台積電工作的林宏昇截然不同。

邱貝佳對端傳媒表示，單以月薪計，2021年確實比去年增長了約5%，但這更多與她個人的年資增長有關；整體來說，出版業依然是一個相對低薪的產業，而同等年資的薪資，和五年前依然相去不遠。「我五年前剛入行，第一份編輯工作的起薪只有23,000台幣，後來跳槽到比較大的出版社，月薪才升到36,000。」邱貝佳現在的月薪，比剛入行時多出了一倍，大約46,000台幣。

此外，物價上漲的幅度，也侵蝕了邱貝佳的薪資增長。對她而言，平時生活開銷最能感受到漲幅的，便是外食的價格；最近正好在台北郊區買房的她，也明顯感覺到了房價的漲幅，「我今年四月才買，（當時）一坪24萬，現在已經漲到30萬了⋯⋯我其實就是因為接觸房地產，才開始覺得，原來景氣好像真的蠻好的。」

談及物價，林宏昇也有類似的感受：他上班時，經常會訂同一家餐廳的便當當午餐，而同個品項價格，2021年以來就漲了50%。「雖然竹科工程師的收入，和大多數人比起來已經算很不錯，但和物價、房價上漲的速度相比，薪水其實漲最少。」

物價上漲的現象，也反映在主計總處的數據上：2021年11月，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達2.84%，不只是近九年來新高，也突破了2%的「通膨警戒線」。此外，雖然2021年1至11月台灣總平均薪資年增2.95%，但扣除物價因素之後，實質薪資反而年減0.05%，是2017年以來首度負成長。

在台北經營餐廳的李田景對端傳媒表示，2021年以來，食材成本確實上漲了不少，尤其以進口食材最為嚴重，原因則與國際航運價格飆漲有關。

「以前美國牛小排進價，一公斤大概300台幣，現在漲到480了，而且還是認識的朋友提供的友情價⋯⋯雞蛋也漲了不少，疫情前一籃雞蛋不到一百個，進價大概620，現在要830；生菜也漲了差不多一倍。」供貨商還告訴她，蔬菜漲價不是出於季節因素，而是因為「真的供不應求」。

為了趕上物價上漲的速度，林宏昇指出，竹科不少工程師都有投資的習慣，用薪水炒股買房──林宏昇自己，去年就在股市裡賺了不少，獲利幾乎和一整年的薪水差不多。「我們都開玩笑說，工程師的主業是炒股，副業才是上班⋯⋯新竹炒房主力，基本上就是就是在竹科工作的工程師。」

林宏昇的說法，也再次印證了一件事：高收入的群體，對風險的耐受度也更高，也因此更有機會在牛勢的資本市場裡獲利，近一步拉開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

在出版社工作的邱貝佳，投資策略就保守許多，只買了一些外幣、當作「強迫存款」：「我不了解股票，雖然確實有聽說身邊的人在股市賺了不少錢，但我資金不多，沒有那個本錢去承擔風險，所以很難賺錢。」

不過若和大部分國家相比，台灣的貧富差距其實仍不算嚴重：從吉尼係數來看，台灣近二十年來一直都維持在34左右，貧富差距並沒有出現顯著惡化。

若引用「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統計，也能得到相似的圖像：收入排行前10%的台灣人，掌控了約36%的整體收入，和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狀況接近；相較之下，同個數據在香港將近49%，美國、韓國、日本大約都是45%，中國大陸則是約42%──換言之，收入集中於有錢人手中的情況，在台灣其實相對不那麼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從2001年至2016年，收入排行前1%的台灣人的總收入，佔全體台灣人收入的比例確實在不斷提升，已從9.3%成長到了14.5%，但這些菁英掌控的總收入，依然沒有超越排行後50%的總收入，情況和歐洲國家差不多；相較之下，美國、香港收入排行前1%的富豪，其收入總值，皆比排行後50%的收入總數還要多，貧富差距更為嚴重。

實質薪資跟不上GDP成長？或與台灣獨特的「產業轉型」有關

話說回來，為什麼台灣人的實質薪資，會跟不上GDP成長的速度呢？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釐清一件事：「人均GDP」和「平均薪資」本來就是不同的概念；人均GDP除了薪資之外，還包括了其他生產要素的所得。

所謂的GDP，中文一般稱「國內生產毛額」，指的是一段期間裡，一個經濟體裡所有生產活動的「最終產值」總額；為了避免重覆計算經濟活動，每個生產活動都必須減掉「中間投入」──用白話說就是，除了領薪水的勞工之外，所有營利事業的營收，也都必須扣掉物料成本、人力支出，只計算每個生產活動的「附加價值」。

許多人容易誤把「所得」等同於「薪資」，但實際上，一個經濟體的GDP，並非只由勞工的薪水組成，也包括企業雇主的利潤；而不事生產，靠房租、利息、股息過活的「食利者（rentier）」，他們的房租或利息，也會計入GDP之中──換言之，除非一個經濟體不存在任何地主跟股東，否則平均薪資本來就不可能等於人均GDP。

吳聰敏也提醒，「實質薪資沒有跟上GDP成長」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世界上很多國家都經歷過，比如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生產線勞工便有薪資停滯的現象。

若要解釋台灣的低薪現象，吳聰敏認為，第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中國大陸的興起，導致生產活動外移；第二個因素，則可能是自動化導致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降低。

不過和1970年代的美國相比，台灣還是有一點很不一樣：在當時的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技術勞工，薪資其實仍在持續上升，然而大學教育程度以上的勞工薪資，在台灣卻是停滯的；吳聰敏認為，原因就在於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供給過多，但整體經濟轉型的速度，並沒有跟上技術勞工增加的速度。

「而且在後段大學，很多學生上課其實學不到什麼東西，但因為政府介入、實施學費管制的政策，所以學費也不貴，導致原本不會上大學的學生，最後都還是來唸大學了。但這些學生投入就業市場之後，能做的事情其實和高中畢業生沒有什麼差別。」吳聰敏認為，這種因為政府干預而導致的資源錯置，就是台灣經濟目前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另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或許也和台灣重製造業、輕服務業的產業特性有關。

一般對於台灣GDP近年增長的解釋，都關注短期的因素：Covid-19疫情帶動電子產品的需求、台幣走強、中美貿易戰之下的轉單效應等等。不過若從長期來看，台灣「走向人均三萬美金」的歷程，其實經歷了非常特別的軌跡：台灣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去工業化」的現象。

台灣人過去對「產業轉型」的想像，一般是「從以工業為主，轉型成以服務業為主」──以中國大陸、南韓為例，這兩個經濟體從2012年至2020年間，製造業佔GDP比例便有下降的趨勢，出現某程度的「去工業化」；然而在台灣，這個比例在同個期間卻不降反升，從大約28%提升到了近32%。

更值得注意的，還有「附加價值率」的變化：2020年，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率和201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56.55%（亦即近12個百分點）；相較之下，服務業同時期的附加價值率，成長不僅相對遲緩，部分行業甚至還出現了負成長。

所謂的「附加價值率」，指的是某個產業「扣掉中間投入之後，附加價值佔生產總值的比例」，這個比例常被用來測量產業的獲利狀況，因為技術愈領先的廠商或產業，附加價值率通常也會比較高──如果要衡量產業升級，「附加價值率」就是一個常見的指標。

需留意的是，服務業的中間投入主要由租金、水電組成，不像製造業需要大量原物料，因此服務業的附加價值率本來就比製造業高，無法直接跨行業比較，但各行業的附加價值率變化，依然可以看出各行業的興衰。

如果細看製造業的各個行業，也能發現半導體、晶片所屬的「電子零組件」類別，確實就是台灣製造業中「附加價值率」成長較多的類別，反映了台灣半導體業在製程上的進步；若以台灣最先進的台積電來看，其附加價值率甚至高達80%，並貢獻了台灣約5%的GDP。

值得注意的是，附加價值率的成長，也不只是生產「電子零組件」的高科技製造業才有的現象，其他類別的製造業，附加價值率也都有顯著提升。

循此，台灣邁向人均GDP三萬美元的道路確實頗為特殊，因為台灣依靠的不是 「從工業轉型為服務業」的常見模式，而是製造業整體的持續提升。然而這種「重工業、輕服務」的產業轉型方式，卻也為台灣薪資分配蒙上了一層陰影。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的統計，從2012至2020年，服務業受僱員工數成長了20%，而製造業只成長了8%左右。換言之，雖然製造業的附加價值提升不少，但近年來在台灣吸收就業人口的，終究主要還是附加價值率成長緩慢的服務業。

若細看台灣服務業勞工的「實質平均月薪」（包含加班費、分紅獎金），也能發現服務業內部的各個產業，差異其實非常懸殊。

以「金融及保險業」和「醫療業」為例，這兩個產業的平均薪資，都高於服務業的整體水準，稱得上是「高薪」的職業。其中，金融業的平均薪資過去十年來一直維持正成長，八年來成長近15%；然而包含醫師、護理師、醫檢師、長照員、社工在內的「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過去十年來的薪資卻只成長了1.03%，幾乎等同原地踏步。

在各產業當中，佔服務業就業人數最多的，當屬批發及零售業（約佔服務業整體人數36.11%），而該產業的平均薪資，也最接近服務業整體的薪資水準。

至於低於服務業平均水準較多的，則有五個產業，分別是：其他服務業（主要以美髮、洗衣、汽車美容等為主）、住宿及餐飲業、教育業（主要是才藝教師、語言教師、健身教練等，不含小學以上各級公私立學校的職員）、支援服務業（如保全、導遊），以及藝術娛樂及休閒業（藝術家、專業運動員都算在內）。

如果以「各行業從業人員，佔服務業全體人數的比例」來看，近八年來吸收較多就業人口的，不但是附加價值率成長緩慢的服務業，而且還是格外低薪的住宿餐飲等行業。

比方說，薪資最高的「金融及保險業」，其從業人員佔服務業全體人數的比例，在2012年時原本還有9.27%，但到了2020年，卻降到了8.36%；至於就業人口最多、薪資也有正成長的「批發及零售業」，同個時期的就業人數比例，也從39.88%下降到了36.11%。相較之下，上述的五個「低薪服務業」，從業人口佔整個服務業的比例卻從2012年的22.98%，增加到了2020年的25.51%。

此外，低薪狀況較嚴重的幾個服務業，基本上都是服務本地市場的行業，比如教育業、餐飲業等；至於金融業，則可能因為外匯業務和出口產業關係較為密切，因而得以在出口暢旺的市況中獲取利益。

由此，除了人均數據之外，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如何讓台灣社會的更多人，都能分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

就經濟展望來說，台灣近年的經濟榮景，是受益於疫情和電子產品的需求，然而一旦這個因素消失，榮景是否便會無以為繼呢？儘管產業界一般預期，晶片短缺問題短期之內不太可能解決，但過度仰賴半導體產業、以及其他電子業出口，作為主要的成長動能來源，長期來看，究竟是否健康呢？

說到底，GDP數據和排行雖然粗描出了台灣經濟的整體圖像、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但終究不是事實的全貌，而台灣經濟的其他挑戰與問題，也終究不是單憑人均GDP數據，就能夠輕易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