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台湾经济：人均GDP超三万美元，为什么薪资涨幅跟不上？

某个周三傍晚，台北市区一座中高级旅馆大厅里，顾客在餐厅前排起了十多公尺的人龙；餐厅依人头计费，平日晚间的牌告价格加上服务费，一个人要价2,200台币（约620港币、500人民币），生意却依然兴隆。

自从去年九月疫情趋缓、餐厅开放内用（堂食）以来，不少台湾人都能感觉到，中高档次的餐厅经常处于客满状态，甚至比疫情前还要热络；根据台湾经济部统计，2021年11月台湾餐饮业营业额达662亿元，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同比增达2.5%。

人潮络绎的不只是高级餐厅：年底各百货商场进入周年庆档期之后，便纷纷传出销售捷报：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购物中心，业绩比去年成长了3.8%，超出预期，停车场每逢假日一位难求。

2021年最后一个上班日，长荣海运则传出2021年平均发放40个月年终奖金，令不少员工望着帐户数字不敢置信；一名近期从中国大陆回台设厂的台商告诉端传媒，台北近郊的仓库空间租金，2021年间已经涨了一倍，除了因为需求高涨，也是因为房地产热络，许多都会区内的厂房仓储空间都在等待拆除都更，导致供给锐减。

这种经济回温的“荣景”，也能从股市表现略窥一二。

202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台股盘中最高来到18,291点，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若和2021年初相比，台股全年一共上涨了约23.6%，表现优于国际间其他主要股市；若以台股市值计，台股投资人2021年平均每人帐面获利约96万台币。

如果以“维持超过万点的连续天数”来看，那么台股指数从2020年4月8日迄今，则已连续近450个交易日超过万点，是史上最久记录；第二、第三长的记录，则分别落在2017至2020年期间；而再上一次出现这么长时间的万点记录，则是在1989至1990年间──也就是超过三十年前。

根据最新预测，台湾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会超过6%，若扣除因为金融海啸、而出现“低基期效应”的2010年，已是14年来最高。

眼下的台湾经济，对于四十岁以上的青壮年而言，或许似曾相似，因为他们曾在 1990 年代见识过“台湾经济奇迹”的余波；但对于三十岁以下、早已习惯经济类新闻以“近年经济不景气”作为发语词的台湾人来说，却可能是前所未见的荣景。

人均GDP超越三万美元，有哪些意义?

在经济回温的荣景下，一个更引人注意的消息是，台湾的人均名目GDP，也预计会于2021年正式跨过三万美元这个门槛。但对于台湾人来说，跨越这个门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有些新闻媒体指出，人均GDP超过三万美元之后，便意味着台湾正式“达标已开发国家”。然而对于这个说法，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吴聪敏提醒，经济学界并没有“已开发国家”的精确定义，而且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就已经将台湾列为“先进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

如果同时考量“人口量体”和“人均GDP”，那么“人口两千万以上、而且人均GDP达30,000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世界上目前只有11个──而台湾，就是第11个挤进这个“俱乐部”的经济体，而且台湾2021年甫进榜，便直接超越了西班牙，排进人均第十名。

若将“人口门槛”改为“GDP总量”，结果也相去不远：“GDP总量多于5,000亿美元、而且人均GDP高于30,000美元”的经济体，世界上目前有15个（多了荷兰、比利时、瑞典和瑞士），而台湾的经济总量在其中排行第13。

不论使用哪个门槛，这些排行基本上都能反映一件事：若以人均GDP、经济量体综合来看，台湾确实位处“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也不再是很多台湾人惯常自认的“经济小国”。

然而吴聪敏亦提醒，换算成美元的名目GDP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只要汇率大幅升贬，GDP数值也会跟着波动。以台币为例，2017年初，一美元兑台币约32.2元；到了2021年底，台币汇率则来到了27.6元左右，五年来升值了约14%，几乎创下25年来的新高。

“比较好的衡量方法，其实是看拿到所得之后，究竟可以换到多少东西，所以GDP计算才会发展出所谓的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购买力平价）。”吴聪敏指，若根据PPP计算，台湾的人均GDP其实已经将近60,000美元，不仅接近荷兰的水平，也高出台湾的名目GDP非常多。

吴聪敏进一步指出，和汇率息息相关的物价，也是台湾PPP数据如此高的原因之一。

他打了个比方：在日本工作的平均收入，虽然比台湾高，但出去吃一顿饭、每天的交通费，再加上房屋租金，这些生活成本都也比台湾高，两相权衡之后，只要不出国，台湾人的收入实际能换到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比日本少──而PPP衡量的就是这个概念。

若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的“购买力平价国际比较计画”，台湾的PPP汇率为15.73，意味平均而言，在美国用1美元买到的商品或服务，整体而言在台湾只需要15.73台币即可买到，而不需要花到名目汇率（一美元兑30台币左右）这么多。

循此，世界银行在计算“购买力平价的GDP”时，便会使用15.73这个汇率去计算，借此更精准衡量台湾人的收入，在本地可以换到的物品和生活水准。换言之，由于购买力的比较，是以美国作为比较对象，因此“名目GDP”比“购买力平价GDP”高的国家，通常便意味着整体物价水准比美国高；反之，则比美国低。

若以PPP计算，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台湾的人均GDP排行，在世界上人口多于两千万的所有经济体里，甚至高居第二，仅次于美国。

不过若看PPP细项，会发现台湾人在市场购买食物并没有比较便宜，奶蛋类甚至比美国更为昂贵（PPP为36.276，高于名目的台币汇率，代表在台湾要花36块台币，才能买到在美国1美元的奶蛋类产品）；但在房租水电、餐厅旅馆、教育和医疗支出这几个项目上，台湾却又特别便宜，PPP分别仅13.366、13.353、9.763和7.903。

值得注意的是，水电、教育、医疗支出，在台湾确实都是受政府高度补贴的项目；此外，PPP仅考虑房租支出，并没有计算购屋的房价，未必贴近台湾高房屋自有率的文化，而在房价高企的台湾，也可能低估了台湾人的生活支出。

当然，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台湾名目GDP的成长，并非没有意义。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便提醒，如果汇率是市场决定的结果，那么台币汇率升值、导致台湾产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变贵，而海外市场仍愿意接受的话，其实也代表台湾商品的价值提升，因为那表示“外国人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购买台湾的商品”。

关于台湾的GDP数据，坊间存在哪些迷思？

不过关于台湾的GDP数据，坊间一直存在不少迷思与争议。

比方说，有些人认为，台湾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炒房”炒出来的“假象”。事实上，会被计入GDP的，只有新成屋的第一次交易、以及租屋者缴给房东的房租；至于房地产的二手交易、或是炒房带来的资本利得，其实是不会计入GDP的（不过如果转售过程中，有房屋仲介的参与，那么房仲的服务费，也会作为房仲提供的附加价值，而被计入GDP之中）。

此外，由于台商在国外接单、在中国大陆生产的“三角贸易”活动非常兴盛，有些人也会质疑：台湾政府在计算台湾GDP时，是否也把台商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总额计入，因而有灌水之嫌呢？

根据台湾主计总处的说法，三角贸易中在海外制造的产值，并不会计入台湾的GDP之中，只会计入三角贸易的净收入。

举例来说，假设台湾厂商接到了美国公司价值100元的订单，以加工费45元委托中国大陆的厂商（可以是大陆公司、也可以是台资公司）制造，并向澳洲购买50元的原料给制造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100元会被列为“商品输出”、50元列为“商品输入”、45元则列为“服务输入”，只有输出、输入两相抵消之后的“净出口”（仅5元）会被计入台湾GDP，代表台湾厂商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主计总处亦澄清，近10年这类三角贸易的净收入，其实只占GDP的3.5至4.4％左右，并不是台湾GDP的主要来源。

有些人也认为，台湾GDP之所以表现不错，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持续增加，反映了台湾制造业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从贸易数据来看，中国大陆（数据包含香港）确实就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从2011年至2019年间，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例，一直都维持在40%左右，甚至在2020年突然升到44%左右。相较之下，台湾的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过去十年里只占台湾整体出口额的10至1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出口至中国大陆的成长，很大一部分其实来自“电子零组件”（也就是芯片）的出口成长，这种产品属于经济学界称的“中间财”、不是终端消费品，必须经过加工、做成电子消费产品之后，才会销往世界各地的市场。

因此，台湾这两年的经济腾飞、以及对大陆的出口成长，主因还是因为疫情期间，世界各地对电脑、以及远端工作的科技产品需求非常强劲，连带推升了“位于中国大陆的厂商”对台湾芯片的需求──换言之，真正的关键，还是国际市场整体的终端需求，而非只是中国市场的需求。

这些现象，也能从台湾的出口数据获得佐证。

2020年台湾对中国大陆（含香港）的出口之中，有55.4%就是“电子零组件”，这个数据，比十年前增加了23.7％，而电子零组件出口的实际金额，也暴增了110%；相较之下，其他出口品项十年来的增幅，是远低于「电子零组件」的。

如果我们再观察“年增率”，也能发现：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的“电子零组件”总数，是在2020年开始重新陡升的，比2019年成长了24.4%；而台湾2021年1至11月对中国大陆出口电子零组件，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4.5%──这个时间点，或许便和北京近年遭美国制裁、芯片技术环节被掐住咽喉有关。

台湾人均GDP三万美元，和民众感受存在落差？

然而不少台湾人在听到“人均三万美元”、“经济成长6%”这些陈述时，也会抱怨和自己的经验存在落差。从薪资的数据来看，这种抱怨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台湾主计总处的“受雇员工薪资调查”，2020年台湾的年薪中位数为50.1万台币（约14万港币，11.5万人民币），代表台湾约800万受薪劳工里头，有半数人的年薪不及这个数字。若与2012年相比，薪资中位数八年来只成长了13.35%，然而人均GDP在同个期间，却成长了33.1%。

若以“平均月薪”计，台湾2020年的平均月薪为54,160元（约15,245港币，12,461人民币，和八年前相比，只成长了17.46%，同样大幅低于GDP涨幅。

吴聪敏指出，台湾这波经济成长，主要仍与台湾外销畅旺、国际间对台湾电子产品的需求有关，所以各个行业的劳工，分配到的经济成长果实，其实差距颇大。

在台积电年资约11年的林宏升（化名）告诉端传媒，2021年台积电员工的调薪幅度，确实出现了明显增长，“往年平均都是一年调3%，但今年有到5、6％。”林宏升还指出，这几年台湾科技业缺工非常严重，“有些其他公司为了留才，薪水的升幅都比台积电高，今年还听过其他公司薪水涨20%的。”

台积电的薪水结构比较特殊，一年固定会有十四个月底薪，再依据考绩，额外加上20至30个月的薪水作为分红──林宏升本人，去年则是拿了大约三十多个月的薪水。林宏升没有透露薪资确切数字，但根据网上流传的台积电薪资资讯，他所属的“副理”职等，年薪计入分红大约是300万至500万台币左右。

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邱贝佳（化名），对于2021年台湾“经济荣景”的感受，就和在台积电工作的林宏升截然不同。

邱贝佳对端传媒表示，单以月薪计，2021年确实比去年增长了约5%，但这更多与她个人的年资增长有关；整体来说，出版业依然是一个相对低薪的产业，而同等年资的薪资，和五年前依然相去不远。 “我五年前刚入行，第一份编辑工作的起薪只有23,000台币，后来跳槽到比较大的出版社，月薪才升到36,000。”邱贝佳现在的月薪，比刚入行时多出了一倍，大约46,000台币。

此外，物价上涨的幅度，也侵蚀了邱贝佳的薪资增长。对她而言，平时生活开销最能感受到涨幅的，便是外食的价格；最近正好在台北郊区买房的她，也明显感觉到了房价的涨幅，“我今年四月才买，（当时）一坪24万，现在已经涨到30万了⋯⋯我其实就是因为接触房地产，才开始觉得，原来景气好像真的蛮好的。 ”

谈及物价，林宏升也有类似的感受：他上班时，经常会订同一家餐厅的便当当午餐，而同个品项价格，2021年以来就涨了50%。 “虽然竹科工程师的收入，和大多数人比起来已经算很不错，但和物价、房价上涨的速度相比，薪水其实涨最少。”

物价上涨的现象，也反映在主计总处的数据上：2021年11月，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达2.84%，不只是近九年来新高，也突破了2%的“通膨警戒线”。此外，虽然2021年1至11月台湾总平均薪资年增2.95%，但扣除物价因素之后，实质薪资反而年减0.05%，是2017年以来首度负成长。

在台北经营餐厅的李田景对端传媒表示，2021年以来，食材成本确实上涨了不少，尤其以进口食材最为严重，原因则与国际航运价格飙涨有关。

“以前美国牛小排进价，一公斤大概300台币，现在涨到480了，而且还是认识的朋友提供的友情价⋯⋯鸡蛋也涨了不少，疫情前一篮鸡蛋不到一百个，进价大概620，现在要830；生菜也涨了差不多一倍。”供货商还告诉她，蔬菜涨价不是出于季节因素，而是因为“真的供不应求”。

为了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林宏升指出，竹科不少工程师都有投资的习惯，用薪水炒股买房──林宏升自己，去年就在股市里赚了不少，获利几乎和一整年的薪水差不多。 “我们都开玩笑说，工程师的主业是炒股，副业才是上班⋯⋯新竹炒房主力，基本上就是就是在竹科工作的工程师。”

林宏升的说法，也再次印证了一件事：高收入的群体，对风险的耐受度也更高，也因此更有机会在牛势的资本市场里获利，近一步拉开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在出版社工作的邱贝佳，投资策略就保守许多，只买了一些外币、当作“强迫存款”：“我不了解股票，虽然确实有听说身边的人在股市赚了不少钱，但我资金不多，没有那个本钱去承担风险，所以很难赚钱。”

不过若和大部分国家相比，台湾的贫富差距其实仍不算严重：从吉尼系数来看，台湾近二十年来一直都维持在34左右，贫富差距并没有出现显著恶化。

若引用“世界不平等资料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统计，也能得到相似的图像：收入排行前10%的台湾人，掌控了约36%的整体收入，和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状况接近；相较之下，同个数据在香港将近49%，美国、韩国、日本大约都是45%，中国大陆则是约42%──换言之，收入集中于有钱人手中的情况，在台湾其实相对不那么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从2001年至2016年，收入排行前1%的台湾人的总收入，占全体台湾人收入的比例确实在不断提升，已从9.3%成长到了14.5%，但这些菁英掌控的总收入，依然没有超越排行后50%的总收入，情况和欧洲国家差不多；相较之下，美国、香港收入排行前1%的富豪，其收入总值，皆比排行后50%的收入总数还要多，贫富差距更为严重。

实质薪资跟不上GDP成长？或与台湾独特的“产业转型”有关

话说回来，为什么台湾人的实质薪资，会跟不上GDP成长的速度呢？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厘清一件事：“人均GDP”和“平均薪资”本来就是不同的概念；人均GDP除了薪资之外，还包括了其他生产要素的所得。

所谓的GDP，中文一般称“国内生产毛额”，指的是一段期间里，一个经济体里所有生产活动的“最终产值”总额；为了避免重覆计算经济活动，每个生产活动都必须减掉“中间投入”──用白话说就是，除了领薪水的劳工之外，所有营利事业的营收，也都必须扣掉物料成本、人力支出，只计算每个生产活动的“附加价值”。

许多人容易误把“所得”等同于“薪资”，但实际上，一个经济体的GDP，并非只由劳工的薪水组成，也包括企业雇主的利润；而不事生产，靠房租、利息、股息过活的“食利者（rentier）”，他们的房租或利息，也会计入GDP之中──换言之，除非一个经济体不存在任何地主跟股东，否则平均薪资本来就不可能等于人均GDP。

吴聪敏也提醒，“实质薪资没有跟上GDP成长”并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比如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生产线劳工便有薪资停滞的现象。

若要解释台湾的低薪现象，吴聪敏认为，第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中国大陆的兴起，导致生产活动外移；第二个因素，则可能是自动化导致对低技术劳工的需求降低。

不过和1970年代的美国相比，台湾还是有一点很不一样：在当时的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技术劳工，薪资其实仍在持续上升，然而大学教育程度以上的劳工薪资，在台湾却是停滞的；吴聪敏认为，原因就在于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过多，但整体经济转型的速度，并没有跟上技术劳工增加的速度。

“而且在后段大学，很多学生上课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但因为政府介入、实施学费管制的政策，所以学费也不贵，导致原本不会上大学的学生，最后都还是来念大学了。但这些学生投入就业市场之后，能做的事情其实和高中毕业生没有什么差别。”吴聪敏认为，这种因为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资源错置，就是台湾经济目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或许也和台湾重制造业、轻服务业的产业特性有关。

一般对于台湾GDP近年增长的解释，都关注短期的因素：Covid-19疫情带动电子产品的需求、台币走强、中美贸易战之下的转单效应等等。不过若从长期来看，台湾“走向人均三万美金”的历程，其实经历了非常特别的轨迹：台湾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

台湾人过去对“产业转型”的想像，一般是“从以工业为主，转型成以服务业为主”──以中国大陆、南韩为例，这两个经济体从2012年至2020年间，制造业占GDP比例便有下降的趋势，出现某程度的“去工业化”；然而在台湾，这个比例在同个期间却不降反升，从大约28%提升到了近32%。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附加价值率”的变化：2020年，台湾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和201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56.55%（亦即近12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服务业同时期的附加价值率，成长不仅相对迟缓，部分行业甚至还出现了负成长。

所谓的“附加价值率”，指的是某个产业“扣掉中间投入之后，附加价值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个比例常被用来测量产业的获利状况，因为技术愈领先的厂商或产业，附加价值率通常也会比较高──如果要衡量产业升级，“附加价值率”就是一个常见的指标。

需留意的是，服务业的中间投入主要由租金、水电组成，不像制造业需要大量原物料，因此服务业的附加价值率本来就比制造业高，无法直接跨行业比较，但各行业的附加价值率变化，依然可以看出各行业的兴衰。

如果细看制造业的各个行业，也能发现半导体、芯片所属的“电子零组件”类别，确实就是台湾制造业中“附加价值率”成长较多的类别，反映了台湾半导体业在制程上的进步；若以台湾最先进的台积电来看，其附加价值率甚至高达80%，并贡献了台湾约5%的GDP。

值得注意的是，附加价值率的成长，也不只是生产“电子零组件”的高科技制造业才有的现象，其他类别的制造业，附加价值率也都有显著提升。

循此，台湾迈向人均GDP三万美元的道路确实颇为特殊，因为台湾依靠的不是 “从工业转型为服务业”的常见模式，而是制造业整体的持续提升。然而这种“重工业、轻服务”的产业转型方式，却也为台湾薪资分配蒙上了一层阴影。

根据台湾主计总处的统计，从2012至2020年，服务业受雇员工数成长了20%，而制造业只成长了8%左右。换言之，虽然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提升不少，但近年来在台湾吸收就业人口的，终究主要还是附加价值率成长缓慢的服务业。

若细看台湾服务业劳工的“实质平均月薪”（包含加班费、分红奖金），也能发现服务业内部的各个产业，差异其实非常悬殊。

以“金融及保险业”和“医疗业”为例，这两个产业的平均薪资，都高于服务业的整体水准，称得上是“高薪”的职业。其中，金融业的平均薪资过去十年来一直维持正成长，八年来成长近15%；然而包含医师、护理师、医检师、长照员、社工在内的“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过去十年来的薪资却只成长了1.03%，几乎等同原地踏步。

在各产业当中，占服务业就业人数最多的，当属批发及零售业（约占服务业整体人数36.11%），而该产业的平均薪资，也最接近服务业整体的薪资水准。

至于低于服务业平均水准较多的，则有五个产业，分别是：其他服务业（主要以美发、洗衣、汽车美容等为主）、住宿及餐饮业、教育业（主要是才艺教师、语言教师、健身教练等，不含小学以上各级公私立学校的职员）、支援服务业（如保全、导游），以及艺术娱乐及休闲业（艺术家、专业运动员都算在内）。

如果以“各行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全体人数的比例”来看，近八年来吸收较多就业人口的，不但是附加价值率成长缓慢的服务业，而且还是格外低薪的住宿餐饮等行业。

比方说，薪资最高的“金融及保险业”，其从业人员占服务业全体人数的比例，在2012年时原本还有9.27%，但到了2020年，却降到了8.36%；至于就业人口最多、薪资也有正成长的“批发及零售业”，同个时期的就业人数比例，也从39.88%下降到了36.11%。相较之下，上述的五个“低薪服务业”，从业人口占整个服务业的比例却从2012年的22.98%，增加到了2020年的25.51%。

此外，低薪状况较严重的几个服务业，基本上都是服务本地市场的行业，比如教育业、餐饮业等；至于金融业，则可能因为外汇业务和出口产业关系较为密切，因而得以在出口畅旺的市况中获取利益。

由此，除了人均数据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如何让台湾社会的更多人，都能分配到经济成长的果实？

就经济展望来说，台湾近年的经济荣景，是受益于疫情和电子产品的需求，然而一旦这个因素消失，荣景是否便会无以为继呢？尽管产业界一般预期，芯片短缺问题短期之内不太可能解决，但过度仰赖半导体产业、以及其他电子业出口，作为主要的成长动能来源，长期来看，究竟是否健康呢？

说到底，GDP数据和排行虽然粗描出了台湾经济的整体图像、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但终究不是事实的全貌，而台湾经济的其他挑战与问题，也终究不是单凭人均GDP数据，就能够轻易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