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2021年終專題

美麗即正義:留在香港的人,還可以營造自己的社區?

香港越變越多,你還可以堅持自己身邊的「美麗」嗎?有人從一棵植物開始,有人從一家店舖開始,為社區做事的方式還有多少種?


「窗後巷」三位店主Terry、黃宇軒與盧樂謙。 攝:林振東/端傳媒
「窗後巷」三位店主Terry、黃宇軒與盧樂謙。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一年有終結,亂世則未必。年終專題裏,文化組來探討世界當下狀態中,「美」之存在。在「香港美學崩壞」系列的上篇,我們盤點了香港政府大灑銀幣製造的眼冤地標,探尋什麼制度、美學的原因,令這些地標一再改變香港城市景觀。來到下篇,我們將目光放置於「人」,在大型景觀改變過程中或沒有能力參與環境建設的個體,還可能在今天的香港突圍,為身邊的城市之「美」做出一些改變嗎?

美學息息關乎「人」。公共空間本由人和建築物組成,關於「審美」的判斷通常指向「人」本身──美感判斷源自人,重視人的設計,才有可能展現合乎環境、群體及個體之美感。本系列上篇所言香港各區地標,不少在決策過程中,正是存在工程領導設計、在地居民日常需求未能盡入決策考慮等弊端。

觀乎反修例運動後的香港,隨着一波又一波政治檢控,社會氣氛彷似在低氣壓中持續低迷。然而,無論在私人空間抑或公共空間,香港也仍然有一群人嘗試栽種一片美感的淨土,他們中有人以散步記錄城市的美麗;有人開舖展示創作;也有人選擇在公共領域尋找與政府部門合作的可能,改善公共空間的美感。

為什麼他們仍然有行動力?每個受訪者都說了一個非常相似的答案,大概就是──在亂世中,堅持美麗,是一種正義,也是一種抗爭。

「窗後巷」前的後巷上空。
「窗後巷」前的後巷上空。攝:林振東/端傳媒

懷疑人生就去⋯⋯

「去年夏天出現許多事,許多令我們現在覺得痛苦的事。」城市研究學者、藝術家黃宇軒說,他也是「雨傘運動視覺庫存計劃」的負責人。在他眼中,香港這些年好像變得很奇怪,社會環境變得彷彿令人對自己原有生活中的一切都沒有什麼信心。

那些日子,黃宇軒與老朋友盧樂謙經常相約散步。二人每月至少見面一次,每次都喜歡在城市散步,不帶目的,也沒有終點。盧樂謙是藝術家,涉獵多種創作形式,包括詩、畫、雕塑及裝置藝術等,一直投入社區營造,推動社區藝術,曾擔任灣仔藍屋館長。「日子好難過,所以我們想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做。」黃宇軒說。

他們因此開始一個名為「城市浪漫」的計劃,觀察我城,記錄我城。「觀看是屬於自己的,別人怎樣也搶不走。」John Berger提出理論「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他認為如何觀看也是一種權力關係。假如一個人能夠突破「被安排」的觀看方式,自己尋找方式觀看和享受,就是一種反叛。

還有什麼原因要留在香港?「因為我們看見香港還有美麗的地方。」

在心情最低落的日子,他們也問過自己,還有什麼原因要留在香港?「因為我們看見香港還有美麗的地方。」為了記錄他們眼中的美,黃宇軒找來攝影師曾梓洋拍攝短片,開設Youtube頻道「懷疑人生就去散步」,邀請不同人士在各區散步。影片拍攝手法唯美,就連人人都認為沉悶的將軍澳區,竟然也變得可觀,一系列影片在網上引起不少迴響。

開設Youtube頻道一年多之後,在2020年12月20日,二人決定與另一朋友Terry開店,名為「窗後巷」。「我們想做一些以前未做過的事,例如是零售,一種可持續的業務。」盧樂謙說。近年,香港突然出現一股開店潮:獨立書店如雨後春筍、被逼失業的記者轉行開餐廳,還有一些文藝空間,散落各區。當然,還有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開的口罩店。

窗後巷又會賣些什麼?小店位於銅鑼灣鬧市,霎西街轉角。店面全木建造,燈光暖黃,窗戶向上打開,遠看就像日本街邊的拉麵檔。目測已知店面不到五十呎,不可能是食肆。到底是什麼?面向街邊的玻璃窗偏偏是磨砂直紋,叫人看不出個所以然,唯有走近細看──原來是一間精品店。

說是精品店,但是貨品又似乎多得叫人眼花繚亂。驟眼看來,店面擺放了超過五十種貨品,而且沒有統一主題。最近街邊的左下角擺滿本土食物,有街坊親自釀的梅酒,有蜜糖來自西營盤的自養蜜蜂場,還有荔枝窩出品的薑製品。抬頭向上望,擺滿各種有趣手作,以及從各地搜羅回港的精品。往右突然有出現一排木土釀製啤酒,下方又陳列出各種紙本,當中有本土插畫師繪製的明信片,也有獨立出版的自製雜誌,也有農業讀物。其中一系列手繪食譜,摺起是手心大小,攤開是一張海報,主題是尋找爺爺嫲嫲(爺爺奶奶)的味道,也就是小時候吃過的家常菜。

盧樂謙會相信,參與社區項目是能夠在十年後種出一些花朵。現在,他也難以想像十年之後要建立一種怎樣的公民意識,「我們唯有做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情。」

外層是布製品的花瓶。
外層是布製品的花瓶。攝:林振東/端傳媒
來自西營盤自養蜜蜂場的蜜糖。
來自西營盤自養蜜蜂場的蜜糖。攝:林振東/端傳媒
有街坊親自釀的梅酒。
有街坊親自釀的梅酒。攝:林振東/端傳媒
各種紙本,當中有本土插畫師繪製的明信片,也有獨立出版的自製雜誌,也有農業讀物。
各種紙本,當中有本土插畫師繪製的明信片,也有獨立出版的自製雜誌,也有農業讀物。攝:林振東/端傳媒

「窗後巷的定位是一間城市選物店。」盧樂謙說。他看見社會上有許多人都有動力去創作,但是未必有地方展示,才決定租一間實體店,為大家提供一個方便的空間。「希望大家走在路上,見到一個美輪美奐的街角,開心一下,是我們在表面上最希望做到的事情。」盧樂謙說。

「租店之前三日,我們才說要放棄實體店。」盧樂謙笑說。緣何自打嘴巴?原因是幾個舖位前面那間咖啡店AP。AP全名Artista Perfetto,在台灣起家,六位店主都是香港人,其中一位曾奪得紐約拉花世界賽的Coffee Fest Latte Art World Championship,是首位華人獲此殊榮。2019年,他們回歸香港,有一次路經霎西街,感覺就像身處台灣巷弄,毅然決定在此開店。「去年夏天,心情最沮喪的時候,我見到有人仍在試,仍在做──那道力很重要。」盧樂謙說。

租金因為疫情有所下調,開店門檻降低,黃宇軒認為現時有更多人開始認真看待商業營運。早些日子,視頻創作單位「試當真」在公開表演也提到,將來開拍電影,希望觀眾也願意付錢入場。「我感受到他們強調要在商業上取得成功,要有影響力。我相信大家現時仍然留在香港,或多或少會有這種想法。」黃宇軒說。「可能因為大家都沒有什麼可以做,唯有嘗試從商──煮一桌美味好菜,做一件精緻手作,辦一個能夠叫人盡興的表演。我們想做一些即時做到,即時見到的事情。」 至於生意,他們說「賣得最好是食品,另外有些精品例如梅花骨雨傘,還有外層是布製品的花瓶,同樣吸引客人目光。」

「窗後巷」玻璃窗設計成向上打開,而非一般的向外推開,主要原因是顧及後巷各種使用者的需要。

「窗後巷」玻璃窗設計成向上打開,而非一般的向外推開,主要原因是顧及後巷各種使用者的需要。攝:林振東/端傳媒

堅持美麗也是一種抗爭

提供展示的平台,盧樂謙是想換個方式鼓勵創作。他知道許多人都是身兼兩職,日間上班,夜裏分身創作,可能是繪畫、手作、寫作、下廚。一個人有創作的力量,自然會養成觀察的習慣和能力,找到生活中的美感。「人人都說香港靚,到底香港靚喺邊(香港的美麗在哪裡)?社區發生什麼事?一切有待大家在創作時發掘。」盧樂謙說。

當然,過程中也會揭開醜陋的一面,例如養蜜蜂會發現香港的土地問題,出一本書會知道處處是紅線。「然而,展示的意義在於,你的創作可以影響到其他人。」盧樂謙說,每一個人都會有想法,但是不是每一個都有實行的力量,「就算展示得再表面,也是一種正面的力量。」

就是同一道力,鼓勵他與朋友開店,將力量分享給更多人。現時在窗後巷寄賣的檔主,部分是慈善團體或社企製作的產品,其餘大部分都是個人創作,當中有八成是盧樂謙透過Instagram認識。他會為創作人提供意見,有時是改善產品,有時是衡量貨品如何量產。盧樂謙認為其實跟他以往在社區與街坊做產品的過程相似,不過他並非在研發階段介入,因為大家已經會自行創作。「我仍然是一個curator,不過curate的東西有所不同。」

店主Terry跟朋友們在後巷BBQ。

店主Terry跟朋友們在後巷BBQ。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些年來,盧樂謙一直投入社區營造,見證雨傘運動如何「傘落社區、深耕細作」。昔日由團體空降社區,凝聚居民力量,帶領他們了解和改善社區。漸漸地,開始有居民會自發在一幢大廈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是在一條街設立「不是垃圾站」做回收。

「反修例運動之後,公民意識提高得更多,加上居民比外來團體熟悉自己的社區,我認為不再需要用以往的方式營造社區。」盧樂謙說。況且,現實環境亦不太容得下這種凝聚社區的項目。以前,盧樂謙會相信,參與社區項目是能夠在十年後種出一些花朵。現在,他也難以想像十年之後要建立一種怎樣的公民意識,「我們唯有做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情。」

窗後巷定位做城市選物店,售賣的不止是有關城市的物件,還有這個城市的故事。盧樂謙和Terry會按照創作的故事,決定如何在窗後巷介紹產品。假如貨品本身有趣,帖文就形容產品的特別之處,例如前文提到梅花骨雨傘,開遮(開傘)之時溫柔如開花,純白設計相當復古。此外,他們也會分享創作人的故事,有人可能是文員,早上做一份極普通的工作,晚上則傾盡心思鑽研廚藝。「許多人仍然嘗試過着不同形態的生活,在生活捕捉美感。」黃宇軒說。

另一店主Terry是一個設計師,本業做展覽相關的設計。「合伙開店也是為了『自肥』。」Terry說,他本來也有自製一些產品,但是不知道要放在哪裏賣。「開一間實體店,顧客的回饋是最即時。」例如他將飲品盒升級再造成為煙盒,擺在貨架兩個月,一件也賣不出。「銷情反映我做這個產品只是自我感覺良好。」Terry自嘲,但是亦有另一暢銷產品,是一款布製品外層的花瓶。因為開店,他觀察到喜歡花瓶的客人主要是三十歲左右的女士。「窗後巷可說是發佈產品的試點,鎖定目標顧客之後,我也會有信心量產。」

「窗後巷」舖面實際面積只有四十六呎,但是對出的後巷,是一整片充滿無限可能的公共空間。

「窗後巷」舖面實際面積只有四十六呎,但是對出的後巷,是一整片充滿無限可能的公共空間。攝:林振東/端傳媒

城市權是David Harvey 提出的重要主張,他認為城市居民有權自主,選擇城市的發展方向,是公民參與的一部分。 從此,民間力量不止爭奪香港的地方和空間的使用權,還要爭奪話語權,背後用意是補充城市故事的論述,確立身分認同。

栽種美學:背後一部香港社運史

採訪窗後巷那天,是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平日晚上,已經有幾位店主的朋友到訪,三三兩兩坐在店外後巷,自攜飲品放在窗台。忽然,店主Terry取出小小電磁燒烤爐,兩包芝士腸,一排生命麵包,大家就在一旁BBQ起來。「我們還有一個朋友正在過來,他今天去大嶼山採訪,說是要帶些海產魷魚來燒烤贈興。」盧樂謙說。

舖面實際面積只有四十六呎,但是對出的後巷,是一整片充滿無限可能的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本來就是香港的社會運動發展的主軸。九七年中英移交主權後,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軌跡,其實就是「以公共空間重構香港歷史」。

2006年,政府因為開始中區填海工程,宣佈拆卸舊天星碼頭。天星碼頭具有四十八年歷史,是香港人的共同回憶。事件引起民間反對,第一次使用佔領方式,保衛天星碼頭。事件令民間開始重視保育和本土文化,其後衍生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反新界東北發展行動⋯⋯

保衛天星碼頭之後,社會運動出現空間轉向(spatial turn) 。黎國威於《香港?社會?角力》一書文中,引述梁啟智於2014年的論述,認為自保衛天星碼頭運動之後,出現以爭取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為主的空間轉向。城市權是David Harvey 提出的重要主張,他認為城市居民有權自主,選擇城市的發展方向,是公民參與的一部分。

從此,民間力量不止爭奪香港的地方和空間的使用權,還要爭奪話語權,背後用意是補充城市故事的論述,確立身分認同。

一直以來,無論是英國殖民政府,還是今日掌權者,兩者所敍述的香港故事都是非常相似──香港就是由漁村發展成金融中心。太平山頂、維多利亞港、甚至是獅子山,所謂地標都是與經濟有關。昔日講「獅子山」,是講《獅子山下》那首歌,重視的是同舟共濟。然而,經歷一代又一代社會運動,市民與香港愈來愈多地方和空間產生連結,特別反修例運動之後,獅子山在許多人心目中,已不止一座山的意義。

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院助理教授陳慧燕。

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院助理教授陳慧燕。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資本主義、經濟效益及全球化思維主導下,陳慧燕形容香港的城市建設,是「拆.拆.拆」及「建.建.建」:拆掉、抹掉、丟掉被認為是「破舊」、「髒亂」和「貧困」。

為什麼當年的天星碼頭會成為觸發點?「因為天星在海濱,原因與全球化和都市衰敗有關。」社會學學者陳慧燕博士說。如本系列上篇文章所言,在工業化年代,一個城市如香港,可以向外傾銷貨品;後全球化過程中,工廠遷移至大陸,香港從輕工業轉型至服務業。一個城市自此售賣的,就是城市本身。A city for sale。而文化研究學者馬國明也曾於《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一書指出,在這個前提下規劃城市,目的只為促進經濟效益和發展。

九八年金融風暴之後,政府需要量入為出,加上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風氣吹至香港,政府將許多公營服務私有化,外判政府責任,高舉營商原則──醫管局、機場管理局、市建局、領展通通因此誕生。工業舊區因去工業化變得殘破,土地用途落後。政府順理成章於2001年成立市區重建局,規劃舊區重建等工作。而政府亦於2009年確立香港六項「優勢產業」(教育產業、醫療產業、檢測和認證產業、環保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期以此吸引外來人流與資源,加速同週邊區域融合。惟這種綱領下,市建局將城市「扮靚」的同時,其重建模式也曾被批判為「向錢看」,被指摘傾向考慮商業盈利的重建模式。

在資本主義、經濟效益及全球化思維主導下,陳慧燕形容香港的城市建設,是「拆.拆.拆」及「建.建.建」:拆掉、抹掉、丟掉被認為是「破舊」、「髒亂」和「貧困」,典型的例子是當年因歷史自帶美感的灣仔囍帖街(利東街),變為地產及商場項目「囍歡里」(粵語諧音「喜歡你」),而市民的意見在過程中未能有效參與。

社區設計師鄺家樂。

社區設計師鄺家樂。攝:林振東/端傳媒

從植物開始為社區做些事

「從一棵植物開始,街坊會學懂在社區行使自己的設計力量,添加個人美學,從而與地方或空間建立情感,然後可能會為社區做些事情。」

在眼下的香港,若想為自己的城市增添「美感」,在公共空間中有美學方面的「作為」,除了開舖和創作之外,市民在個人生活層面還有什麼可做?

「每個人對美都有一種想像,你有信念就要行動,展現你對美學的想法。」社區設計師鄺家樂說,他主修城市研究,2018年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一直涉足社會創新及公共藝術等不同領域,探索空間設計與各種美學的實踐。

鄺家樂同樣喜歡散步,採訪那天,他相約記者於北角來一場植物主題的散步。我們從書局街出發,穿過多條小巷,看見一間士多(雜貨店)在門外掛滿植物而不是貨物,也看見有人在大廈門外對出的斜坡面上,利用膠樽(塑料水瓶)和繩索自製「盆裁架」,種了蘆薈、香草還有藤蔓類植物。在公共空間類似區域,沒有明文規定空間使用權誰屬,大家都是按個人喜好和出入範圍,裝飾個人生活。沿途有一條行人斜路,莫名奇妙生出兩棵小樹。走近細看,我們推斷是路面本身有坑洞,有人可能乘勢挖深洞口,填了幾把泥,就在石屎路上強行種樹。

「一個人能夠好好打理私人空間,才能行多一步,在公共領域做更多事情。」鄺家樂說。

早前,他應邀帶領一個社區種植計劃,先是為參加者設計路線,認識生活中遇見的植物。然後,他鼓勵參加者像搬新屋時睦鄰一樣,在社區找出喜歡的植物打招呼,送上一份禮物。有街坊手繪掛牌,繫於植物莖部;有街坊將植物以心愛的偶像命名,分別稱為Anson和Edan。「從一棵植物開始,街坊會學懂在社區行使自己的設計力量,添加個人美學,從而與地方或空間建立情感,然後可能會為社區做些事情。」

北角的居民以種植來美化公共空間。

北角的居民以種植來美化公共空間。攝:林振東/端傳媒

溝通者:非官方對話模式

「社區參與的持份者有居民、社區組織,也有政府。政府職員必須要親身耳聞目見,與市民直接對話,才能找到出路。」

除此個人行為,私領域附近空間,要為整個社區做事,可以從何入手?上篇提到的眼冤(刺眼,扎眼)地標,多是欠缺足夠民間咨詢橫空出世。作為市民,可以如何參與今日公共政策?在眼下的香港,還有公共參與的可能嗎?

「有關民生的公共空間,我認為還有很多可能。」陸樺說,他是Good Lab好單位的行政總裁。Good Lab於2012年創立,初衷是向香港各界推廣社會創新及社會企業。那時,對於香港社會而言,社會創新仍然是一個陌生的概念。Good Lab是全港第二間公司,提供共享工作空間,更是首創專給社會企業租用。

為了推廣社會創新及設計思維,也為了自負盈虧,Good Lab經常開辦工作坊,政府部門的職員也是接受培訓的常客。曾有渠務署職員參加工作坊後,第一次了解何謂社會創新和設計思維,發現手上一個耗時兩年都未能解決的問題,可能會在Good Lab找到答案。由於新界北區居民增多,渠務署需擴建位於上水石湖墟的污水處理廠,但遇附近居民強烈反對。署方職員與Good Lab討論,表示曾與村民溝通,但一直未能取得共識。陸樺正是在那時剛剛加入Good Lab,他認為團隊會幫得上忙。

加入Good Lab之前,陸樺一直於商界從事企業顧問工作,為企業找出增加收入以及減低成本的方法。當時,Good Lab正在轉型做社會創新顧問,陸樺的經驗可謂一拍即合。「兩者都是要先深入了解背後的問題和需要,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他說。「『設計思維』聽起來好像很犀利,其實只是幾個步驟,最重要是願意拿出真心了解社區需要。」陸樺說。Good Lab擔任顧問,角色就像一個中間人,負責設計整個過程,包括落區做街站、與持份者訪談、公開招募市民參與工作坊。

Good Lab 好單位的行政總裁陸樺。

Good Lab 好單位的行政總裁陸樺。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進入官腔對話模式,事情就會變得形式化。Good Lab希望營造一種輕鬆和真誠的空間,先建立關係和信任,不同持份者才能聽見彼此的內心說話。」

Good Lab強調「共創」(Co-creation),部分環節要求政府部門職員參與。「社區參與的持份者有居民、社區組織,也有政府。政府職員必須要親身耳聞目見,與市民直接對話,才能找到出路。」陸樺說。

一直以來,政府設計公共空間都是由上而下,政府部門決定所有設計後,才象徵式於社區舉行諮詢會。場景通常是一個社區會堂,台上坐着幾位負責官員,台下主要參加者都是區議員,街坊身影寥寥可數。播放幾張投映片之後,台下每人有三十秒發言時間,然後就算諮詢完畢。

「一進入官腔對話模式,事情就會變得形式化。Good Lab希望營造一種輕鬆和真誠的空間,先建立關係和信任,不同持份者才能聽見彼此的內心說話。」陸樺說。

落區和訪談,絕非政府職員的工作日常。有人擔心與市民接觸有反效果或惹來唾罵,詢問陸樺是否需要事先預備回應。在這些場合,Good Lab團隊先與街坊打開話匣子,如擴建污水處理廠的討論中,常有街坊說:「處理廠常常傳出臭味,我住了這麼多年,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你問我意見?我也不知道政府是否會回應,信不過。」

街坊表達情緒後,陸樺表示理解,又追問原因。街坊見他願意聆聽,才又多講幾句,政府職員適時分享專業知識。有時舉辦數十人參與的工作坊,市民了解到一些實際操作的困難,之後或願意嘗試其他可能。

過程中,Good Lab團隊發現,街坊反感污水處理廠,因為處理廠並非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Good Lab團隊提議將處理廠與社區空間融合,由渠務署釋出約兩公頃公共空間,建造觀鳥園、種植園、生態園、河畔步道等,開放給公眾使用。

相比由上而下的方式,社區參與模式的確需要更多時間。陸樺直言整個項目用了超過一年時間與社區溝通,過程中政府職員首次體會到,只有在這些非官方的對話模式中,才能與市民建立關係,聽到其心聲,找到不同持份者的共通點,最後得出一個平衡各方需要的設計。只是面對今日香港社會氣氛,陸樺坦言直接對話確有風險,市民真的未必想同政府部門對話。

Good Lab 好單位的行政總裁陸樺。

Good Lab 好單位的行政總裁陸樺。攝:林振東/端傳媒

社區不需要美輪美奐

「作為一個小機構,或一個小市民,在政治層面難以做到什麼改變,因為當中有其他更大的players。但是我堅信每一個人都可以為社區出一分力,令大家生活好一點,開心一點。」

這次破天荒合作後,Good Lab也開始與更多政府部門合作社區項目。「居民眼中的美,並非什麼美輪美奐的東西,而是真正符合社區需要的設計。」

他們亦曾與渠務處合作元朗市明渠改善工程。明渠位於元朗中心,是大部分元朗居民必經之路,不時傳出臭味,旱季又只見光禿禿的石屎(水泥),居民已無甚感覺,只會稱之為大坑渠或臭渠,作為相約等候的地標。

Good Lab團隊希望趁機將「社區營造」置入一處原本只具備防洪功能的地方。例如明渠附近是遊客景點,開滿各種小食店,Good Lab整合居民意見後,建議擴闊渠上的路面空間,美化環境,讓遊客和街坊有地方享用小食和歇息。在旱季,渠底是一大片可用空間,有街坊大膽提議開放空間讓市民使用。

「只要願意開放空間,賦予意義,一條原本沒人理會的臭渠,也可能搖身一變成為一條元朗河。」陸樺說,他也認為渠務處有職員願意接納意見,思考如何實踐。但要成就這件事的關鍵,並非隨便找一個建築師或設計師入元朗畫張圖就做到,而是背後需要許多市民的參與。「我們作為中間人要推動部門接納市民意見,提出創新方案,協助政府部門解決執行上的實際問題。」

Good Lab專注在公共領域實踐社會創新,陸樺坦言不是一條容易行的路,特別是近年社會氣氛緊張,「作為一個小機構,或一個小市民,在政治層面難以做到什麼改變,因為當中有其他更大的players。但是我堅信每一個人都可以為社區出一分力,令大家生活好一點,開心一點。」Good Lab團隊認為香港的公共領域需要創新,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份推動社區的改變和進步。

在公共領域實踐社會創新,許多事情並不是非黑即白,竅妙在於盡量找出多贏局面,最可行的方案未必人人都認為最好,但是人人接受得到。「無論中間人是誰,都要找到那個平衡點。民生議題,沒有一邊需要贏晒(全部都贏)。」陸樺說。

元朗大馬路。

元朗大馬路。攝:林振東/端傳媒

「老土講一句,社區無小事,社區空間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空間不止是一個形態,而是可以為社區帶來更多價值。」

香港地域相對狹小,陸樺認為若能釋放更多公共空間給社區,有助提升市民生活質素。例如元朗有不少難民住在劏房或籠屋,因為家中缺乏空間,經常流連在公眾地方。釋出明渠附近的空間,他們也能享受多一些社區空間。「活用社區資源,增加空間使用彈性越多,越有可能發生創新活動,社區也可以多一點正能量。」陸樺說。Good Lab還有一個心願,就是將設計思維和社區參與模式,由公共空間設計,延伸至其他公共領域。

「有人可能覺得,香港都咁大鑊(香港都這麼大災難了),還講這些小事?」陸樺說,「老土講一句,社區無小事,社區空間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空間不止是一個形態,而是可以為社區帶來更多價值。」每一次完成一個項目,Good Lab團隊也會與所有參與者拍一張大合照,照片上會有街坊、專業人士、店主、社區組織、政府職員等等。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最美麗的畫面,不是因為擁有一張合照,而是合照背後蘊含各個參與者付出的時間,以及在思維上產生的改變。」陸樺說。原來,在社會低潮、留下的人要韜光養晦的日子,還有許多人嘗試用自己的方式,令大家在生活中、身邊周圍找到一點點美感。但願留下的人,一起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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