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砍伐榕樹引發廣州官場洗牌：習時代的「揣摩上意」與「治理現代化」之間的矛盾

2021年12月13日，廣東省紀委在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廣州市大規模遷移砍伐樹木事件問責情況通報」。文中提到，廣州在年初「大規模遷移砍伐城市樹木，嚴重損毀了一批大樹老樹」，是「典型的破壞性『建設』」，造成「重大負面影響和不可挽回的損失」。紀委在文中宣布對10名領導幹部「嚴肅問責」。其中包括廣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和園林局長。

這意味着一場高規格的廣州官場洗牌。其發布同時，廣東各級黨政官媒也發布了一則新聞稿——廣州市在當日召開了領導幹部大會，會議主題是學習貫徹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重要指示」。會上，現任廣州市委書記林克慶作了「深入反思、深刻檢討」，就砍樹問題「向全市父老鄉親表示深深歉意」。不僅如此，這篇近似於廣州市領導班子公開進行自我羞辱的通稿中還列舉了大段大段的廣州官員反省：「我們政治站位不高」、「政績觀錯誤」、「缺乏文化底藴」，以及最重要的——「沒有做到時時事事處處與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要求對標對錶。」

就在兩週前的12月3日，廣州市委書記和市長同時調整。書記張碩輔和市長温國輝均離任，由省委副書記林克慶接任廣州市委書記，副省長郭永航代理廣州市長。在當時，已有如《明報》在內的港媒指出，廣州市領導的撤換由「砍榕樹」所引發，並指出是上半年廣州爭議頗大的砍伐榕樹更換行道樹一事直接激怒了習近平本人。甚至，《明報》還稱習對廣州下達了極為嚴厲的批示，責罵相關官員「愚蠢至極」。

這些信息的細節真偽無法核實。尤其是一開始，許多人並不相信以中國官場的邏輯，單純砍樹能夠引起如此大的震盪，並猜測其背後是否有其他「真相」，比如會不會是恆大集團的債務問題導致中南海的追責等等。然而，13日的新聞足以說明，撤換大批官員的實際原因確實就是那些被砍伐的榕樹，而廣州的砍樹問題也確實上升到了最高領導人干預的程度——若非如此，廣州市的「自我批評」中也就不會出現「時時事事處處與習近平總書記對標」的句子了。

和先前兩例官場清洗不同的是，廣州的「榕樹案」至今未追查貪腐或利益輸送關係。官員的撤換與懲罰，完全是因為「砍錯了樹」。

在習時代，因環境問題而清洗一地官場，廣州並非首例。在2018年的秦嶺自然保護區違建別墅案中，習近平就派中紀委工作組赴陝西整治當地官員，牽連甚廣——前省委書記趙正永被判死刑緩期執行，前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判無期徒刑，就連擔任省委書記不久，仕途一度大好的胡和平也被牽連，被貶職為文化旅遊部部長。又如2021年，在雲南昆明侵佔滇池水源保護地修建樓盤及高爾夫球場案中，昆明副市長以下多人被調查，連帶雲南省委書記阮成發也任職不到一年即調職人大，「退居二線」。

和先前兩例官場清洗不同的是，廣州的「榕樹案」至今未追查貪腐或利益輸送關係。官員的撤換與懲罰，完全是因為「砍錯了樹」。這也使得廣州的榕樹和十年前南京的梧桐樹的命運並不相同：2010年前後，季建業擔任南京市長。期間南京市曾在城市更新中大批砍伐路邊梧桐樹，引發市民抗議。季最終入獄，但這一結果只是因為習上台後在江蘇掀起反貪行動，而並非梧桐樹的原因。

這次的廣州官場地震源於2020年冬季。當其時，廣州推行了一項名為「綠化造林專項行動」的新政，要求提升「191條城區主要道路的綠化品質」。其內容包括以「疏林草地」和「一路一主題樹」的形式更新廣州的大量綠化樹種。廣州市林業和園林局5月31日發布的一份文件顯示，廣州「行道樹多樣性不足」，全市有58.6萬餘株行道樹，其中榕樹類佔到47.13%。因此按照《國家森林城市評價指標》中「城區某一個樹種的栽植數量不超過樹木總數量的20%」的規定，廣州要「對樹種結構進行優化」。

榕樹在廣州的行道樹中非常顯眼，尤其是在市區的珠江兩岸，榕樹經過多年栽培，已成集體記憶。儘管市府辯稱榕樹作為行道樹根系「霸道」、颱風天容易倒伏、漿果難以清理，從而有必要減少其的比例。但砍伐、移栽和更換榕樹，一經自媒體曝光發酵，隨即引發廣州民間諸多不滿。網上有人發起「抱樹打卡」項目，鼓勵市民擁抱榕樹拍照上傳；亦有人去信相關部門要求解釋。《三聯生活週刊》和《財新》等媒體也前後刊發了數條對砍樹事件的報導。包括中國科協下屬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在內的一些半官方和社會組織也都發文表示關注。

大量輿論關注使廣州園林部門出面解釋，並事實上使行道樹更換計劃在年中暫停擱淺。然而，從輿情下暫停項目到官員烏紗帽落地，前後相隔數月之久。這一結果也就似乎並非民間輿論之功，也許更多是依賴體制內不滿聲音的上行。港媒《星島日報》就指有不少體制內老幹部上書中央投訴，最後導致習本人關注並介入事件。對廣州市的領導班子來說，「不走運」之處在於，習近平本人和榕樹頗有緣分。在擔任福州市委書記（1990-1996）和福建省長（1999-2002）時，習曾多次親手種植榕樹，1994年還為一本《榕樹與榕樹盆景》的專著撰寫過題為《讓榕樹造福榕城》的跋語。如果廣州市委稍作功課的話，他們還會發現，2012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的第一次地方視察是到廣東，而當時的行程就包括了在深圳種下一棵榕樹。

與此同時，習的環保政治在近年來的大環境中日顯重要。2012年習上任時，環保還並非對官員的重要考察指標。然而隨着其權力的日益鞏固，環境問題開始取代GDP議題，成為中共官員考核的最重要項目之一。這種重要性更隨着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惡化而提升——2016年的全球氣候行動《巴黎協定》是北京和華府同時推動，中美關係惡化後氣候問題更成為少有的合作領域。2020年9月，習更是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將在2030年實現碳排「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在環境政績作為全球形象的背景下，放在以前「不成問題」的行道樹更換，這次恰恰跌入了習最看重也最需要展示威嚴和決心的領域，成為「殺雞儆猴」示範。

然而，就習想要樹立和塑造的政治圖景而言，廣州的官場地震也可以說是一種失敗與打擊。

這一結果在令許多廣州市民和保育人士喜悅的同時，也變相成為了最高領導人個人威信的加分——領袖的環保情節和市民的集體記憶實現了共鳴，中南海的最高權力幫助「老廣」們戰勝了「無視本土文化」和「鄉愁情懷」的外地籍官員。

然而，廣州官場的這次「榕樹震盪」也是習時代官場的某種註腳。尤其是它反映出瞭如今中國官僚體制的多種矛盾。就習想要樹立和塑造的政治圖景而言，廣州的官場地震也可以說是一種失敗與打擊。

畢竟，「治理現代化」是最近數年最高層一直反覆宣傳和強調的政績。而廣州官員因榕樹大批落馬，意味着就算在這樣的中國最一線城市，地方官員的能力水平和處事方式仍然無法滿足最高層對「治理現代化」的設想。這一差距在廣州市的「自我反省」中可見一斑：「要加強系統思維、科學謀劃，深入學習歷史知識、增強文化底藴、強化生態觀念……建立健全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重大決策、審批監管、依法行政等制度機制，加強城市建設審批把關和事中事後監管」，也就是說，在廣州這樣作為中國「門面」的城市中，現代化的管理依舊是某種奢侈品，而官員們還在探索和學習什麼樣的城市管理方式才是滿足最高領導人的意圖的。

可以想見，類似廣州砍伐榕樹的決策和施政在未來還會不斷在許多城市發生。《人民日報》於13日轉發的廣州官員的處置下，其他城市民眾開始批評當地砍樹和市容問題。可見，廣州的榕樹只是較為幸運被關注到，而廣州的官員只是比較「不幸」被關注到了。至於粗暴的管理和效率低下的行政反應，我們可以將樹的命運對比近來許多地方強制隔離中撲殺寵物所引發的輿論反應——在經歷了許多次暴力撲殺寵物導致的輿論譁然和討論，乃至智庫獻策之後，從北京到地方的一級級行政機器中，仍然沒有任何部門有心制定出寵物在防疫隔離中的處置方式。

而在整個廣州砍樹事件中，無論是市民反對，還是體制內的不滿，或是專業人士的批評，都沒能夠在一開始就拯救數百棵遭到砍伐的榕樹。甚至，在項目叫停之前，廣州市政府前的人民公園中的許多百年老樹就已被移除。如果有那麼多人能向北京「告狀」，那麼難道他們不會在廣州表達不滿嗎？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不滿在本地沒能阻止政策「一竿子」推行到底。

從中可以看到的是，中國地方政府系統中的主官意志極為「霸道」。只要地方上的一號人物想要不顧意見強行推行一項政策，基本上無人可以阻擋。而一號人物的權力，在習時代又是和極大的問責壓力綁定的——紀檢督查、環保督查、巡視組、防疫責任、述職、日益增多的政績指標……習時代的地方官員需要的是某種「特殊材料」製成的身體和精神——尤其是在不斷出現地方官員因各種問題被問責落馬的背景之下。

地方主官的責任在不斷「夯實」、層層下壓，而必然結果就是權力也和責任對等——責任越大，權力越大。沒有辦法擺脱責任的主官也許會更願意將權力攬在自己手上，在施政上顯示出更強的賭博性格。這就註定了，無論維穩抑或防疫抑或環保，對官員責任的個人化下壓，和單一主官權力的不斷擴張、權力制衡機制的不斷萎縮是同步的也是衝突的。而無論整個中國的官僚系統多麼強調要吸取教訓建立科學決策系統，只要習時代高度要求地方官員服從政令，並且用高壓態勢「整頓吏治」的模式不改變，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就無法化解，同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出現。

更關鍵的是，已經被「炒魷魚」的廣州市委的想法大概是將城市環境整治作為可以標榜的政績向北京展示，同時標榜自己在實踐「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更關鍵的是，在廣州市一開始發布的綠化項目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官方砍伐榕樹的邏輯，幾乎是出於「美觀」，想要打造更多變化的城市風景，更華麗的效果，尤其是更加「現代」和「洋氣」的稀樹公園和草坪，取代原先非常「嶺南本土」的榕樹和灌木草叢。已經被「炒魷魚」的廣州市委的想法大概是將城市環境整治作為可以標榜的政績向北京展示，同時標榜自己在實踐「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畢竟，北京對街頭風景的不斷整頓、招牌修改、胡同管理，也不見得是經過了「科學決策」的結果。更何況，相比單調的榕樹，華麗的開花植物和開闊的公園景觀更適合如今依賴短視頻和「網紅」經濟的官方傳播新模式。而這種對外在形象和宣傳的極度關注，對新媒體模式的依賴，其實也是習時代中國政治的重要特徵，是北京所大力提倡和推動的。

但諷刺的是，對市容形象的大力改造，反倒讓廣州市遭到了來自北京的大力整肅。保育榕樹，採納專家意見，制定合適的城市規劃和管理系統、培訓人才、科學決策，這些是習時代鼓勵的「繡花針」功夫；然而大刀闊斧改變城市景觀、發布網紅視頻、宣傳城市風景，也是習時代鼓勵的「接地氣」功夫。這兩者之間事實上是衝突的。也許，官場中人的走鋼絲秘訣就是：一方面必須大做「形式主義」，而一方面要用讓自己看起來一點也不「形式主義」。

相比距離不遠但備受官方和民間寵愛的深圳，曾近年來的廣州似乎變成了官場上的「票房毒藥」。上兩任廣州市委書記都沒有在仕途上得到太好結果。萬慶良因貪腐下獄，任學鋒調任重慶後過世，被外媒懷疑死因蹊蹺。如今張碩輔作為紀檢系統出身的潛力官員因榕樹事件被替換，其政治生涯要更向上一步也難上加難了。而接下來，恆大集團的債務如何處理，將會是地方官員焦頭爛額的問題。甚至令廣州人驕傲的廣州足球也因恆大暴雷而暗淡無光。廣州曾經有旺盛的民間社會和媒體，如今它們無法在其中扮演推動改變的角色，對本地施政錯誤的糾偏則端賴北京的最高權力干預，這足以令人唏噓不已。

（李海，媒體人，中國社會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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