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海看金馬頒獎禮：失去金馬獎，大陸電影界失去了什麼？

2021年11月27日，第58屆金馬獎在台灣國父紀念館舉行。而在中國大陸，金馬獎已經連續三年不被主流媒體報導了——人們似乎已經遺忘了金馬獎。

但這裡的人們又從來沒有忘記金馬獎。頒獎典禮第二天早上，筆者一覺醒來，微信朋友圈已經被金馬獎刷滿。張震獲得最佳男主角時感謝楊德昌；最佳女主角賈靜雯終獲金馬肯定；甚至那部講述香港青年抗爭的紀錄片《時代革命》⋯⋯都有人在大陸的社交媒體討論和轉發。

一邊發布消息，一邊刪除稿件

曾經2018年，紀錄片導演傅榆在金馬頒獎典禮上發言，金馬獎便於翌年遭到大陸全面「抵制」。中國國家電影局發布消息，暫停大陸影片和人員參加金馬影展。而今年，因金雞獎推遲，金馬獎在大陸社交媒體暫時「鬆綁」，一度登上微博「熱搜」首名。數家大陸電影媒體和自媒體紛紛選擇以圖文方式「直播」金馬獎。但當《時代革命》獲得「最佳紀錄片」的消息放出，微博一度將「金馬獎」設為「敏感詞」，從搜索欄消失。「小粉紅」群體也開始在牆內外對金馬獎再次發起情緒性攻擊，認為電影節是所謂支持「獨立」的黑惡勢力。

金馬的包容度在華人地區的電影獎項裏也是最高的，不論持有什麼立場的電影人，在這裏都可以獲得表達自我的機會。誕生在台灣的金馬獎從來不僅僅是台灣的，它屬於華人文化，更屬於全世界。

但即便如此，幾家自媒體（包括大陸影迷中頗有影響力的「深焦DeepFocus」）還是堅持以「一邊發布消息，一邊刪除稿件」的方式，展現完頒獎的全過程。

果然，金馬獎翌日，幾家公眾號關於金馬獎頒獎信息的消息都在公權力的影響下被刪除，但諷刺的是，只要不提「金馬獎獲獎名單」，除了《時代革命》，在大陸上映過的《緝魂》，鍾孟宏探討母女關係的《瀑布》，甚至是關於香港底層生存的《濁水漂流》，都可以在自媒體甚至主流媒體的討論中出現。

多年來，金馬獎一直被視為華語地區的「奧斯卡」，不僅因其嚴苛的藝術標準，也因為它有一以貫之的價值堅守。有學者認為正是因為金馬獎的評審過程「嚴謹絲毫不受外界影響，加上參賽影片無地域限制的包容性，造就它逾半世紀來在台灣電影獎項中最具公信與聲望，被得獎者視為最受肯定和至高榮譽的主因」。

尤其讓人感動的是，在這裏從來不僅有資本和星光，也有人情和關懷。大陸播客自媒體「反派影評」就曾製作了「台灣電影十年」特輯，來致敬金馬獎。單單以紀錄片一個獎項來說，不僅有反映港台社會抗爭的紀錄片，也有不少中國大陸紀錄片在這裏被看到，因此絕不應該因為一兩部與大陸主流價值觀不符合的紀錄片就對金馬獎產生某種態度。而在被抵制的前一年，也有大陸導演馬莉在金馬舞台上呼籲人們關注「低端人口」。

另一方面，金馬的包容度在華人地區的電影獎項裏也是最高的，不論持有什麼立場的電影人，在這裏都可以獲得表達自我的機會。筆者相信，誕生在台灣的金馬獎從來不僅僅是台灣的，它屬於華人文化，更屬於全世界。

通過《時代革命》表述抗議官方審查

處理《時代革命》這部「敏感」作品也不會以避而不提的方式，而是以「XXXX」暗示此處有一部不可提的片子，體現出一種對官方審查的抗議態度。

「我的片子是獨立製作，又是短片，幾乎不可能在大陸被人看到，是金馬給了我一個機會，如今這樣的機會變得很稀缺。」一位短片曾入圍金馬獎的作者小丁（化名）告訴筆者，但是他也補充道：「不過，因為沒有大陸電影的參與，反而給了台灣和東南亞等地區的華人青年導演更多機會，這是大陸年輕電影人很羨慕的。三年來，金馬獎漸漸從名導角逐的『戰場』變成挖掘大華語地域電影人才的平台，也讓我們有一個機會打開自己的視野，看看其它地區的華人在想什麼。」

筆者也在27日晚上的社交媒體上看到這樣的言論：「不必指責金馬獎會鼓勵HK地區的抗爭紀錄片，當內地電影選擇退出這個賽道，就應該預測到這個結果。」還有人在微信朋友圈直接表達「當一個獎沒有領獎者上台領獎的時候，它就是頒給所有人的⋯⋯」，以此來隱晦表達對金馬獎的支持態度。

乍看上去，沒有了大陸電影和電影人的參與，金馬獎的影響力似不比從前；但在全球電影行業蕭條之時，金馬獎也從本土再出發，孕育出了華語電影新的可能性。即便大陸電影人無法參與，金馬獎遴選出的作品依然可以通過網絡等方式傳播到大陸，並在電影人和影迷中產生持續的影響力。

正如前文提及的，在中國大陸，電影人和影迷從來沒有忘記金馬獎。台港觀眾未必知道的是，每一年頒獎季，「#金馬獎#」三個字都可以在社交媒體刷出熱度，今年也一樣；數月前提名名單出來時，大陸電影自媒體發出提名名單的速度和台灣社交媒體的速度幾乎同步（可能比港台媒體還要快），處理《時代革命》這部「敏感」作品也不會以避而不提的方式，而是以「XXXX」暗示此處有一部不可提的片子，體現出一種對官方審查的抗議態度。

不論是《陽光普照》《消失的情人節》，還是《孤味》《同學麥娜絲》，幾乎每一部都能在大陸觀眾中間引發長久的討論。兩岸或因疫情與政策隔絕，電影卻依然是重要的「使者」。

筆者所見，無論大陸年輕影迷對「統獨」問題如何莫衷一是，對電影的熱愛卻可超越政治立場差異。2019年，大陸官方為向台灣當局施壓，唱衰金馬獎，刻意選擇在與台灣一海之隔的城市廈門、與金馬獎頒獎同日，來舉辦自己的金雞獎。這種舉動令演藝圈人士被迫站隊。但即使如此，大陸影迷依然沒有放棄對金馬獎的關注，那一天社交媒體上，金馬獎的熱度也並不低。

甚至，只要打開大陸搜索引擎「百度」，金馬獎相關內容約有上萬條，即使在金馬獎被「封殺」後，金馬獎的消息也並未從大陸觀眾的視野中消失。不論是《陽光普照》《消失的情人節》這樣的大獎作品，還是《孤味》《同學麥娜絲》這樣的口碑之作，幾乎每一部都能在大陸觀眾中間引發長久的討論。兩岸或因疫情與政策隔絕，電影卻依然是重要的「使者」。

大陸影迷在《孤味》裏看到了華人家庭女性生命的彼此聯結；在《同學麥娜斯》裏看到小人物被權力傾軋的苦中作樂；在《消失的情人節》裏看到愛情的奇妙；在《熱帶雨》裏看到華文教育的尷尬處境⋯⋯情感經驗既有共享的部分，又可令不同地域的觀眾在相似又相異的文化裏，去認知彼此差異。

重新發現華語新電影

在金馬，資深導演和新人導演獲得同樣禮遇和機會，沒有一般電影節的門戶之見，也沒有涇渭分明的意識形態之爭，很長時間裏，金馬都是大華語區電影人交流的自由平台。

以新近獲得「最佳改編劇本獎」的電影《濁水漂流》為例，這部電影雖未直接表現香港近年社會運動，卻以一群露宿街頭的「街友」向政府討回公道的過程表達作者的態度，讓人很容易聯想到許鞍華攝於1999年的《千言萬語》，兩者相較，似是對香港幾十年命運的一種勾勒。

意外也不意外的是，導演和編劇李駿碩在頒獎典禮上，提到自己受大陸導演胡波（1988-2017）的作品《大象席地而坐》影響，並向已故世的胡波致謝。今年八月，《濁水漂流》在大陸FIRST青年電影展獲得「評委會大獎」，豆瓣網上也獲得不少大陸觀眾的喜愛和認同。可見，大陸亦有人在當下環境中，同港台青年一樣堅持對社會問題思考，對底層的被剝削與被損害而憤怒，對青年人「失語」狀態歷盡無奈。

回首再看金馬獎，其最大價值之一在於搭建了一個華語地區電影和電影文化有效交流的平台。20多年來，這個電影節見證並努力適應着地緣政治、全球化、網絡化等趨勢變幻對華語電影生態產生的深刻影響。

1997年香港回歸，台灣新聞主管部門廢除《獎勵優良國語電影辦法》，將金馬獎定位為全球華語影片競賽，至此金馬獎逐漸成為我們熟悉的那個大華語地區電影盛事；千禧年前後，金馬獎開始逐步取消參賽影片須獲得準演執照，和大陸影片須獲得中國大陸有關單位認證的資格限制；2003年始，金馬獎也逐步放寬對語言使用的限制，不再限定電影語言必須為華語，只要涉及華人地區所使用的語言或方言即可；2010年金馬獎再度改變規則，規定只要導演和主要創作人員中有五名為華人，即可參賽。

這樣的鼓勵機制下，金馬獎不僅影響着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電影生產，也為東南亞等地區的海外華人提供了機會。它不僅是一個電影節，也是一個華人文化彼此分享的平台。當李安登上金馬獎頒獎典禮時，主持人稱他為「台灣之光，華人驕傲」，既是對李安的敬意，也巧妙照顧到兩岸四地及海外華人的情緒。

有觀點認為失去了大陸電影資本和電影人身影，金馬獎無法再作為華語地區電影節龍頭存在，但事實上金馬獎的核心價值並不因此折損。在「被迫」將焦點放回本土和東南亞等地區後，金馬獎卻有了意外的收穫。在大陸電影不能參賽。香港電影越發蕭條的當下，金馬獎給了年輕電影人和東南亞華人電影人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性。

大陸電影退場三年，東南亞青年電影人也「出圈」三年。對中國大陸的觀眾來說，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金馬獎，如何知道在越南、緬甸等國家，還有那麼多在拍攝電影的華人青年。多年來，不論是中國大陸、香港，還是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緬甸等國的華人，年輕電影人因金馬這個平台走上影壇的案例不在少數。如今在國際影壇活躍的新加坡導演陳哲藝，就是憑藉處女作長片《爸媽不在家》獲得金馬大獎從而備受矚目。大陸導演張大磊的《八月》、已故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都是處女作就獲得金馬大獎。在金馬，資深導演和新人導演獲得同樣禮遇和機會，沒有一般電影節的門戶之見，也沒有涇渭分明的意識形態之爭，在很長時間裏，金馬都是大華語區電影人交流的自由平台。

由於網絡等通道依然存在，大陸影迷不會真的失去金馬獎中的好電影；但失去金馬獎，大陸電影界失去了一個絕佳的、影人之間、華人世界之間的交流平台。

而台灣年輕一代也在崛起，中堅力量鍾孟宏、魏德聖，至年輕的陳正道、楊雅喆、黃信堯，台灣電影的傳統從來未曾斷裂。而當蔡明亮將台灣電影的異質性發揮到了極致，也開始深深影響東南亞青年導演的創作。不同流派和美學傾向在金馬獎的舞台上相遇，繼承下台灣新電影的精神。

失去金馬獎，由於網絡等通道依然存在，大陸影迷不會真的失去金馬獎中的好電影；但失去金馬獎，大陸電影界失去了一個絕佳的、影人之間、華人世界之間的交流平台。何況，作為華人地區最具有電影專業性的獎項金馬獎為華人導演提供的不止是榮譽，還有包括資金和創作支持等幫助。沒有金馬獎，大陸電影工業整體上或許不會受到影響；但對於一些藝術片創作來說，則恐怕會失去一個無論物質上、還是精神意義上的重要支持平台。當大陸導演無法與其他華人地區導演同台競爭的時候，也意味着他們失去了一個可以參照彼此、互通有無的機會。

而筆者也相信，在政治、電影的眾多交鋒中，隨時代精神和群體價值觀的改變，一些事件會變成歷史佳話，另外一些則會成為醜聞。身處時代漩渦中的電影人用自己的創作，記錄和反映着正在發生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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