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前總統全斗煥死了。90歲的他，雖然下半生揹負「殺人魔王」之罵名，晚年卻頗好禮佛，在得不到政府的悼念及國葬安排後，家屬為他置辦了為期五天的佛教式家庭葬禮；而他猝死的11月23日，與33年前他發表聲明退出政壇、歸隱佛門百潭寺的日子，正是同一天。上個月10月26日，他半生的同袍及接班人盧泰愚，也追隨1979年同一天遇刺身亡的總統朴正熙而離世。韓國現代史上這三位軍人總統的結局，似乎是某種冥冥天意的輪迴。其中，全斗煥最具代表性。他對光州事件中自己的角色與責任多番否認並從未道歉，引發的傷痛與撕裂至今困擾着韓國社會；他多次參與人生豪賭，榮華富貴險中求，最後一次在全民抗爭面前卻半推半就，為韓國憲政史留下了總統只任一屆、和平移交政權的先例。
光州屠夫死了 光州苦痛仍在
光州屠夫全斗煥死去的同一天，曾經因他而飽受磨難的光州市上空出現了一道彩虹，當地人紛紛拍照上傳到網上，聲稱這是上天對光州5·18民主化運動（以下簡稱「光州事件」）犧牲者英靈的哀悼和慰藉。不過，有人未必能看到這道彩虹，68歲的李某就是其中之一，因為韓國時間當天下午4時許，他的屍體在光州以南的小城康津郡一座水庫中被發現，警察推定是溺死。據韓國《東亞日報》等媒體報導，現居光州以北的益山市的李某的故鄉正是康津，22日下午家人發現他留下一張遺書後失聯就報警求助。CCTV拍到當晚11時多他駕車經過距事發水庫5公里遠的某路口，警方據此推測，李某於22日晚至23日早晨死亡。
李某在遺書中說，「我會忘記對5·18（加害者）的怨恨和失落。」家屬對警察說，他身體很痛、很累，最近越來越嚴重，一生都活在受傷後遺症的痛苦中。原來，李某是一名光州事件受傷者：當時，大學畢業、服完兵役的他是全羅南道佛教曹溪宗某寺廟的僧侶。 1980年5月18日，他為準備佛誕節活動來到光州，親眼目睹了戒嚴軍的暴行，並留在現場協助護送傷者。三天後，他目睹直升機向市民開槍，自己也在護送傷者途中遭戒嚴軍槍擊，脊椎中彈導致下半身不遂。 他後來說：「身上有20多個子彈碎片」，1996年雖然做手術取出了彈片，但仍然每隔4個小時就要注射一次鎮痛劑。 如果沒有鎮痛劑，就很難入睡。由於這一經歷，他先後於1988年國會光州事件特別調查委員會聽證會、1995年檢方調查光州事件、2019年5月13日光州法院審訊全斗煥時出庭作證。雖然他後來被政府追授為「光州民主化運動有功者」，獲得賠償及醫療、社保等方面的減免優待，但40年來不良於行，還使他患上褥瘡，曾一度去江原道太白山治療後遺症，平時則與夫人合開漫畫店、炸雞店維生。
他在遺書中還說，「我早就想好了，如果能忍受苦痛就熬，熬不住就走唄。」其實，如果他自殺未遂而看到網民對其遭遇的新聞評論，恐怕會更加痛不欲生。在韓國最大的門戶網站暨搜索引擎Naver上，網民的留言並非一面倒的同情、悲傷，反而有不少人幸災樂禍地點讚，還有人質疑：「既然李某半身不遂，他是怎麼從益山去170多公里外的康津的？」起初我也有此疑問，後來看到另一家媒體刊登他的生前照片就釋然了：他和另一位女士出庭為光州法院審判全斗煥作證，兩人都坐在電動輪椅上。24日晚，JTBC電視台公開了他的遺書全文、生前治療場面、坐輪椅作證當天受訪的視頻，網上的負評才少了些。另外，檢索1988年多家韓國報紙對國會聽證會的報導得知，他的漢字名叫李光榮（個別亦作「李光英」），當時身份是光州5·18負傷者會副會長，真乃光州之光榮！光州之英雄！
李光榮之死也是他個人的悲劇，同時，這一悲劇又不止於他：5·18紀念財團學術大會上發表的《5·18自殺的系譜學》顯示，因光州事件後遺症自殺的人在1980年代有25人、1990年代有4人、本世紀頭十年仍有13人。此外，直至2019年，甚至有保守派女議員在國會公開聲稱「5·18有功者是怪物集團」；社交網絡、YouTube博主仍有人主張「光州事件是北韓操縱並派兵介入的暴動」等謬論；高呼「全斗煥是英雄」的池萬元等極右評論家，還在持續出書貶低光州事件……在韓國民主制度已確立34年，光州事件被韓國政府從「騷動」正名為「民主化運動」二十多年，相關加害者受到一定的刑事處罰，光州事件相關紀錄申報成為聯合國世界紀錄遺產整整20年的今天，為何受害者依舊生活在這些屈辱與苦痛中呢？
撇除部分民眾把對現在文在寅政府一些執政作為的不滿，轉移到總體支持他的光州人特別是5·18受害者身上發泄，仍然困擾韓國社會的這一世紀大悲劇，還是要從全斗煥說起。在下台後有限的幾次媒體專訪中，全斗煥仍堅持光州事件是「暴動」，軍隊向民眾開槍是「自衞」。到了2017年，沉默三十年的他更是一口氣推出三卷本厚達近2000頁的回憶錄，一半以上是對自己在光州事件中角色的辯解、後來因此受到審判的「冤屈」；2019年12月12日，在他發動「雙十二政變」四十週年之際，他更約當年參與政變的將領等人在高級中餐廳享用人均一百萬韓元的豪華套餐；聲稱自己患有阿茲海默症的他，卻被人發現在高爾夫球場揮杆，面對質疑還反問「光州事件和我有什麼關係」……這些「挑機」言行無疑是在當年受害者及其家屬傷口上撒鹽。
而被法院認定是光州事件從犯的盧泰愚，雖然其回憶錄稱「光州事件的起因是流言蜚語」至今仍令受害者介懷，但晚年因病卧床十幾年的他，近幾年派長子多次造訪光州事件犧牲者墓地——國立5·18民主墓地，以前總統名義獻上花圈並代他下跪道歉謝罪。而1988年2月25日，也就是盧泰愚就任韓國總統的當天，第一夫人金玉淑在就職典禮之後就去了光州望月洞墓地，拜祭1987年6月抗爭中犧牲的李韓烈——光州出生的他和其他光州事件犧牲者當時被安葬在那裏。而將光州事件定性為「民眾抗爭」，在歷屆韓國政府中最早也是由盧泰愚發起。兩相對比，只能加深韓國民眾特別是光州人尤其是受害者對全斗煥的反感。也正是因此，光州近二十年來成為民主聖地，不論左派還是右派當選總統，至少都會去一次光州國立5·18民主墓地，主持該年5月18日的紀念儀式並發表講話。競選總統的各黨候選人也會造訪光州爭取「票心」，畢竟不只當地人在看，其他韓國人也會通過直播畫面觀察他們對民主、人權的表態。
當權時禁書抓人 今朝君體也相同？
「老賴」全斗煥死了，他在1997年世紀大審判時，因受賄被法院判處要繳納的2205億韓元罰金中，至今仍有956億韓元未還上，依據韓國現行法律，這筆賬隨自然人死亡算是可以賴掉了，但也有人建議修改法律，主張「不義之財死後仍然不義」，繼續追查他的隱匿財產。
不過，他的案子並沒有結束——《全斗煥回憶錄》引發的光州事件中直升機射擊市民的目擊者、已故神父曹備吾之侄提起的「死者名譽毀損案」——全斗煥在書中形容曹神父是「戴着假面的撒旦」、「無恥的大話精」（無論是現在的韓國媒體中文版還是海內外中文媒體，都錯誤地將其漢字名音譯為「趙/曹皮烏斯」，其實1981年他被特赦時叫「曹喆鉉」，後來改名「曹備吾」，當年的報紙、他的回憶錄都有漢字備註），刑事訴訟隨着被告人全斗煥死亡，很可能被依法撤銷公訴，但另外的民事賠償訴訟仍將繼續。
事實上，這套由全斗煥長子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官司纏身，其第一卷《混沌時代》已經在韓國成為「禁書」：光州5·18紀念財團等三個團體，指出書中有多處內容散布虛偽事實歪曲光州事件真相、損害相關人士名譽，請求法院禁止其發行、流通等。2017年8月，光州法院審理後頒令：除非修訂上述內容，否則該書不得繼續販賣、發行、出租、借閲、為其打廣告等，違者處500萬韓元罰金。同年10月，修訂後的《混沌時代》再版，除在書的腰封加印法院禁令外，還將被認定的虛偽事實相關文字塗黑；不過，上述光州事件三團體又提交追加訴訟，增加了新的虛偽事實指控，次年5月，大部分指控獲法院認可，於是該書修訂版又被禁。這樣，無論是韓國的網絡書店還是實體書店，都不再出售該書；連朴正熙總統圖書館，也在媒體報導該館可借閲此書後將其下架。當然，在禁令生效前購得的該書，一時在黑市洛陽紙貴。「禁書」引來侵犯韓國憲法第21條保障的言論出版自由的爭議，但該條款同時規定：言論出版自由不得損害他人的名譽和權利，否則可以提起訴訟。
而在全斗煥執政的第五共和國時期，無需法律、隨意禁書抓人的事比比皆是：1984年，日月書閣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美國小說《the Circle》韓文版，該書是知名通俗文學作家、好萊塢編劇史蒂夫·沙甘（Steve Shagan）1982年在美國出版的，講述韓國總統朴正熙被刺殺及其引發的全斗煥政變的驚險諜報、偵探、冒險故事。全斗煥在書中被描繪成一名陰險狂熱的佛教徒獨裁者，同時是虐待女性的色魔。不過，儘管美國是韓國頭號盟友，作者對直接點出全斗煥的名字仍有顧慮，因此將其改稱「Chung將軍」（全斗煥的姓的英文拼法為Chun)。該書韓文版譯者金滋東後來回憶，「全斗煥政權時期，這本書一出版，出版社社長、總編、我三人就被帶到南山（中央情報部，當時已更名為國家安全企劃部，筆者注）。 但是出版社社長很機靈，書只被沒收了200本，剩下的很多都賣出去了。 三人被交付簡式審判，在拘留中度過了一段時光。」1991年，該書終於在韓國出版了全譯本，封面設計更是幾乎「畫公仔畫出腸」：女主人公左右兩邊，分別是酷似朴正熙和全斗煥的兩個男人的肖像畫，不過全斗煥當時還在世，因此只畫出了他的招牌禿頭式輪廓，臉部則被一個大問號蓋住（中國1988年也出版了該書中譯本，書名《邪惡》二字嵌在封面一個男人光禿禿的後腦勺上，但他的名字被改為X）。
其實，自從全斗煥在1987年接受盧泰愚的「6·29宣言」、韓國步入民主化之路後，拿最高領導人開涮的諷刺文藝作品就不絕於縷，以全斗煥為例，1989年，就有兩部電影《首爾彩虹》（以名作家鄭飛石同名小說改編）及《紅色偶像》（又名《紅色女演員》）先後公映，片子描述年輕女明星與上流社會老爺子的權力型性關係悲劇，後者在銀幕上都以光頭形象示人，而當時全斗煥下台才一年多，韓國電影審查制度雖已放寬尺度但仍未廢除。甚至到了2016年，韓國公共電視台KBS還播放了一部獨幕劇《紅色老師》，講述全斗煥時代一名女學生創作了《將軍夫人的危險愛情》手抄本小說，在全國各地傳播後被安全企劃部認定為誹謗總統的禁書引發的故事。
「我老公是民主之父」VS「他對民主毫無建樹」
不過，全斗煥夫人李順子似乎對上述涉及他們夫妻的桃色傳聞充耳不聞。就在《全斗煥回憶錄》出版的同時，她也推出了自傳《你並不孤單》並配上夫妻倆攜手渡河的照片做封面，顯然是在秀恩愛。在書中，她認為自己和全斗煥也是光州事件的「受害者」，因為事件令他們一家餘生都揹負罵名，何況還因此入獄、被抄家罰款。這些「冤屈」，也佔了《全斗煥回憶錄》第三卷《立於荒野》的大部分內容，他甚至稱法院下令對他徵收的鉅額受賄罰金是「天刑」。更出格的是，2019年元旦一連兩天，她在保守派YouTube專訪直播中大吐苦水，質問「（韓國）又不是獨裁國家，為什麼要禁止（我老公的）回憶錄出版呢？」，甚至自問自答「韓國民主主義之父是誰呢？是我老公呀！」
問題是，全斗煥自己都不好意思說這種大話。《全斗煥回憶錄》第二卷《青瓦台時期》十個章節中有九章羅列了他治國理政的業績：搞活經濟、擴大開放、使全體國民中產階級化、振興科技、革新教育與文化、強化國防外交力量、與北韓金日成政權對決與對話、 舉辦最好的奧運會、實現韓國憲政史上的夙願：和平移交政權。
然而，這些主要是談經濟成就，1980年韓國經濟首次出現了負增長，其中光州事件對內政穩定、民心安定、產品出口、外資引進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而這一禍端正是全斗煥惹出來的。他後來重用專家治國，執政期間經濟成長率平均約10%，也算是將功補過。至於外交、韓朝關係有一定進展但並非大成果。而舉辦奧運會早在朴正熙時期已有謀劃，他可謂順水推舟、蕭規曹隨。
平生最對決定：和平交權 只做一屆
發展經濟很重要，但有些東西並不能只用經濟指標來衡量。他執政期間提出最響亮的治國口號是「實現社會正義」，然而交出的卻是最諷刺的答卷：各種非法逮捕、軟禁、拷問、鎮壓……並沒有隨着國民生活改善而揚棄，不僅普通市民不滿，被他勒索鉅額政治資金的財閥巨頭也暗暗皺眉，最終在1987年隨着瀰漫各大都市的催淚彈煙霧而使國民呼天搶地。面臨執政末期挑戰的全斗煥，甚至在最後一刻還想重施故伎，效仿光州事件再次戒嚴。他是一個賭徒：1961年朴正熙發動政變，他組織軍校學員聲援，他賭這位少將會成功；1979年他以下犯上拘捕參謀總長，賭的是美軍不會干預；1980年他鎮壓光州市民，賭的是軍隊強硬派佔上風。這最後一次呢，美國下了最後通牒、國際奧委會擱下首爾奧運會可能泡湯的狠話……但這些外部因素並非決定性的，畢竟這次全國不只是一個城市挺身反抗，主戰場首爾也非光州這樣的地方城市可比，真的能全部鎮壓下去嗎？
在回憶錄（第二卷613-614頁）中，全斗煥承認，七年半總統任期內除就任初期危機外，1987年6月是最困難的時候，但是「在我擔任總統期間，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不會使用衞戍令或戒嚴令等非常手段的意志非常堅定，因此實際上不用動員軍隊就能結束任期」。他特別強調「總統任期內」、「結束任期」，似乎是指要遵守自己1980年制定的第五共和國憲法第45條「總統的任期為7年，不得連任」，而非像自己以前軍人時期那樣再賭一把。
果真如此嗎？回憶錄（第二卷586頁）說，「在10·26前後時期，對一人長期執政的擔憂成為國民的不滿和政局不安的根源，但現在已經不再成為政治爭論焦點。 我已經通過憲法的單任條款等，對延長執政時間的可能性做出了明確限制。」他吸取了朴正熙一人獨裁長期執政結果身死國滅的教訓，但是這話並不能讓人完全信服，因為可以修憲啊！朴正熙就曾三次修憲，總統任期由「4年，只能連任一次」（1962年憲法），變成「4年，繼續任職僅限於第3屆」（1969 年憲法），到1972年修改為「總統的任期為6年」，但沒有「不得連任」條款，實際上就是謀求終身執政，結果一連做了五屆總統共18年，直至命喪金載圭槍下。全斗煥也知道外界對他這一政治承諾有疑慮，就多次通過國內外媒體放風，如1981年堅決表示只當一屆總統，絕不連任，7年後將和平移交政權；他的政治秘書還稱「這是全總統的重大保證，他一定會付諸實現。如果屆時他不履行這項諾言，韓國勢必天下大亂，誰也無法收拾殘局」（《漢城二十年風雲錄》90頁，作者卓南生時任新加坡《星洲日報》記者）；1985年他又說，1981年他就任總統時，「因為沒有前任總統為我置辦就職典禮現場（崔圭夏總統已辭職），所以我就自己準備了」，「3年後，下任總統選出後，我會成為能夠為他置辦就職典禮現場的幸福的前任總統」，記者稱他說話時表情真摯。他的長子全宰國也說，「希望父親在7年（任滿）後成為寫自傳的首位（韓國）總統」（《青瓦台24小時》164-165頁，作者河沅時任《韓鮮日報》駐青瓦台記者），他的這一出書計劃直到2017年才由全宰國的出版社實現，而後者主營出版社「時空社」就是在1989年註冊的，似乎原本就是為1988年退休的父親準備的。
儘管如此，1987年3月美國韓文報紙《獨立新聞》報導稱，1984年全斗煥就委託人制訂了一份「長期執政報告」，謀劃退任後「全斗煥任執政的民正黨總裁、總統任副總裁」繼續執政至2000年，這條真假未知的消息很快傳回韓國，但隨着全斗煥1987年7月10日辭去黨總裁職、1988年2月24日卸任總統、次日他以前總統身份就任新設立的國家元老諮詢會議議長，但一個多月後就因弟弟全敬煥受賄醜聞而辭職，這些關於全斗煥「退而不休、垂簾聽政」的傳聞就不攻自破了，無論別人怎麼說，客觀上他確實做到了到期退休。而由他開創的韓國總統只任一屆的先例，也載入了從他卸任之日起實施的第六共和國憲法，迄今已有34年！此外，儘管「6·29民主宣言」是由他的接班人盧泰愚對外公布，但如果他不接受也是不可能實施的。這可謂他平生最正確的決定，也是留給韓國政治的一筆正資產。
那麼，能稱全斗煥是「韓國民主之父」嗎？顯然，這與指責他對韓國民主毫無建樹一樣失之偏頗，畢竟，民主化要素很多，並非只有「國家元首有任期限制、和平交接政權」這兩項。但是，韓國總統能走出這一步確實也不容易，他的前任們：哈佛大學畢業的文人總統李承晚、軍事強人總統朴正熙都沒能抵擋住權力的誘惑，下場都不好。這兩位總統對不少韓國人來說，一是建國之父，一是中興之主，但都沒能留下自傳或回憶錄。全斗煥則是韓國從富強走向民主這一關鍵轉型期的總統，他手上沾染光州事件血跡令人唾棄；同時，他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通往憲政的正確道路，不應該被無視。他的回憶錄也當如是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