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统全斗焕死了。90岁的他，虽然下半生揹负“杀人魔王”之骂名，晚年却颇好礼佛，在得不到政府的悼念及国葬安排后，家属为他置办了为期五天的佛教式家庭葬礼；而他猝死的11月23日，与33年前他发表声明退出政坛、归隐佛门百潭寺的日子，正是同一天。上个月10月26日，他半生的同袍及接班人卢泰愚，也追随1979年同一天遇刺身亡的总统朴正熙而离世。韩国现代史上这三位军人总统的结局，似乎是某种冥冥天意的轮回。其中，全斗焕最具代表性。他对光州事件中自己的角色与责任多番否认并从未道歉，引发的伤痛与撕裂至今困扰着韩国社会；他多次参与人生豪赌，荣华富贵险中求，最后一次在全民抗争面前却半推半就，为韩国宪政史留下了总统只任一届、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
光州屠夫死了 光州苦痛仍在
光州屠夫全斗焕死去的同一天，曾经因他而饱受磨难的光州市上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当地人纷纷拍照上传到网上，声称这是上天对光州5·18民主化运动（以下简称“光州事件”）牺牲者英灵的哀悼和慰藉。不过，有人未必能看到这道彩虹，68岁的李某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韩国时间当天下午4时许，他的尸体在光州以南的小城康津郡一座水库中被发现，警察推定是溺死。据韩国《东亚日报》等媒体报导，现居光州以北的益山市的李某的故乡正是康津，22日下午家人发现他留下一张遗书后失联就报警求助。CCTV拍到当晚11时多他驾车经过距事发水库5公里远的某路口，警方据此推测，李某于22日晚至23日早晨死亡。
李某在遗书中说，“我会忘记对5·18（加害者）的怨恨和失落。”家属对警察说，他身体很痛、很累，最近越来越严重，一生都活在受伤后遗症的痛苦中。原来，李某是一名光州事件受伤者：当时，大学毕业、服完兵役的他是全罗南道佛教曹溪宗某寺庙的僧侣。 1980年5月18日，他为准备佛诞节活动来到光州，亲眼目睹了戒严军的暴行，并留在现场协助护送伤者。三天后，他目睹直升机向市民开枪，自己也在护送伤者途中遭戒严军枪击，脊椎中弹导致下半身不遂。 他后来说：“身上有20多个子弹碎片”，1996年虽然做手术取出了弹片，但仍然每隔4个小时就要注射一次镇痛剂。 如果没有镇痛剂，就很难入睡。由于这一经历，他先后于1988年国会光州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听证会、1995年检方调查光州事件、2019年5月13日光州法院审讯全斗焕时出庭作证。虽然他后来被政府追授为“光州民主化运动有功者”，获得赔偿及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减免优待，但40年来不良于行，还使他患上褥疮，曾一度去江原道太白山治疗后遗症，平时则与夫人合开漫画店、炸鸡店维生。
他在遗书中还说，“我早就想好了，如果能忍受苦痛就熬，熬不住就走呗。”其实，如果他自杀未遂而看到网民对其遭遇的新闻评论，恐怕会更加痛不欲生。在韩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暨搜索引擎Naver上，网民的留言并非一面倒的同情、悲伤，反而有不少人幸灾乐祸地点赞，还有人质疑：“既然李某半身不遂，他是怎么从益山去170多公里外的康津的？”起初我也有此疑问，后来看到另一家媒体刊登他的生前照片就释然了：他和另一位女士出庭为光州法院审判全斗焕作证，两人都坐在电动轮椅上。24日晚，JTBC电视台公开了他的遗书全文、生前治疗场面、坐轮椅作证当天受访的视频，网上的负评才少了些。另外，检索1988年多家韩国报纸对国会听证会的报导得知，他的汉字名叫李光荣（个别亦作“李光英”），当时身份是光州5·18负伤者会副会长，真乃光州之光荣！光州之英雄！
李光荣之死也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时，这一悲剧又不止于他：5·18纪念财团学术大会上发表的《5·18自杀的系谱学》显示，因光州事件后遗症自杀的人在1980年代有25人、1990年代有4人、本世纪头十年仍有13人。此外，直至2019年，甚至有保守派女议员在国会公开声称“5·18有功者是怪物集团”；社交网络、YouTube博主仍有人主张“光州事件是朝鲜操纵并派兵介入的暴动”等谬论；高呼“全斗焕是英雄”的池万元等极右评论家，还在持续出书贬低光州事件……在韩国民主制度已确立34年，光州事件被韩国政府从“骚动”正名为“民主化运动”二十多年，相关加害者受到一定的刑事处罚，光州事件相关纪录申报成为联合国世界纪录遗产整整20年的今天，为何受害者依旧生活在这些屈辱与苦痛中呢？
撇除部分民众把对现在文在寅政府一些执政作为的不满，转移到总体支持他的光州人特别是5·18受害者身上发泄，仍然困扰韩国社会的这一世纪大悲剧，还是要从全斗焕说起。在下台后有限的几次媒体专访中，全斗焕仍坚持光州事件是“暴动”，军队向民众开枪是“自卫”。到了2017年，沉默三十年的他更是一口气推出三卷本厚达近2000页的回忆录，一半以上是对自己在光州事件中角色的辩解、后来因此受到审判的“冤屈”；2019年12月12日，在他发动“双十二政变”四十周年之际，他更约当年参与政变的将领等人在高级中餐厅享用人均一百万韩元的豪华套餐；声称自己患有阿兹海默症的他，却被人发现在高尔夫球场挥杆，面对质疑还反问“光州事件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些“挑机”言行无疑是在当年受害者及其家属伤口上撒盐。
而被法院认定是光州事件从犯的卢泰愚，虽然其回忆录称“光州事件的起因是流言蜚语”至今仍令受害者介怀，但晚年因病卧床十几年的他，近几年派长子多次造访光州事件牺牲者墓地——国立5·18民主墓地，以前总统名义献上花圈并代他下跪道歉谢罪。而1988年2月25日，也就是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的当天，第一夫人金玉淑在就职典礼之后就去了光州望月洞墓地，拜祭1987年6月抗争中牺牲的李韩烈——光州出生的他和其他光州事件牺牲者当时被安葬在那里。而将光州事件定性为“民众抗争”，在历届韩国政府中最早也是由卢泰愚发起。两相对比，只能加深韩国民众特别是光州人尤其是受害者对全斗焕的反感。也正是因此，光州近二十年来成为民主圣地，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当选总统，至少都会去一次光州国立5·18民主墓地，主持该年5月18日的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竞选总统的各党候选人也会造访光州争取“票心”，毕竟不只当地人在看，其他韩国人也会通过直播画面观察他们对民主、人权的表态。
当权时禁书抓人 今朝君体也相同？
“老赖”全斗焕死了，他在1997年世纪大审判时，因受贿被法院判处要缴纳的2205亿韩元罚金中，至今仍有956亿韩元未还上，依据韩国现行法律，这笔账随自然人死亡算是可以赖掉了，但也有人建议修改法律，主张“不义之财死后仍然不义”，继续追查他的隐匿财产。
不过，他的案子并没有结束——《全斗焕回忆录》引发的光州事件中直升机射击市民的目击者、已故神父曹备吾之侄提起的“死者名誉毁损案”——全斗焕在书中形容曹神父是“戴着假面的撒旦”、“无耻的大话精”（无论是现在的韩国媒体中文版还是海内外中文媒体，都错误地将其汉字名音译为“赵/曹皮乌斯”，其实1981年他被特赦时叫“曹喆铉”，后来改名“曹备吾”，当年的报纸、他的回忆录都有汉字备注），刑事诉讼随着被告人全斗焕死亡，很可能被依法撤销公诉，但另外的民事赔偿诉讼仍将继续。
事实上，这套由全斗焕长子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官司缠身，其第一卷《混沌时代》已经在韩国成为“禁书”：光州5·18纪念财团等三个团体，指出书中有多处内容散布虚伪事实歪曲光州事件真相、损害相关人士名誉，请求法院禁止其发行、流通等。2017年8月，光州法院审理后颁令：除非修订上述内容，否则该书不得继续贩卖、发行、出租、借阅、为其打广告等，违者处500万韩元罚金。同年10月，修订后的《混沌时代》再版，除在书的腰封加印法院禁令外，还将被认定的虚伪事实相关文字涂黑；不过，上述光州事件三团体又提交追加诉讼，增加了新的虚伪事实指控，次年5月，大部分指控获法院认可，于是该书修订版又被禁。这样，无论是韩国的网络书店还是实体书店，都不再出售该书；连朴正熙总统图书馆，也在媒体报导该馆可借阅此书后将其下架。当然，在禁令生效前购得的该书，一时在黑市洛阳纸贵。“禁书”引来侵犯韩国宪法第21条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的争议，但该条款同时规定：言论出版自由不得损害他人的名誉和权利，否则可以提起诉讼。
而在全斗焕执政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无需法律、随意禁书抓人的事比比皆是：1984年，日月书阁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小说《the Circle》韩文版，该书是知名通俗文学作家、好莱坞编剧史蒂夫·沙甘（Steve Shagan）1982年在美国出版的，讲述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刺杀及其引发的全斗焕政变的惊险谍报、侦探、冒险故事。全斗焕在书中被描绘成一名阴险狂热的佛教徒独裁者，同时是虐待女性的色魔。不过，尽管美国是韩国头号盟友，作者对直接点出全斗焕的名字仍有顾虑，因此将其改称“Chung将军”（全斗焕的姓的英文拼法为Chun)。该书韩文版译者金滋东后来回忆，“全斗焕政权时期，这本书一出版，出版社社长、总编、我三人就被带到南山（中央情报部，当时已更名为国家安全企划部，笔者注）。 但是出版社社长很机灵，书只被没收了200本，剩下的很多都卖出去了。 三人被交付简式审判，在拘留中度过了一段时光。”1991年，该书终于在韩国出版了全译本，封面设计更是几乎“画公仔画出肠”：女主人公左右两边，分别是酷似朴正熙和全斗焕的两个男人的肖像画，不过全斗焕当时还在世，因此只画出了他的招牌秃头式轮廓，脸部则被一个大问号盖住（中国1988年也出版了该书中译本，书名《邪恶》二字嵌在封面一个男人光秃秃的后脑勺上，但他的名字被改为X）。
其实，自从全斗焕在1987年接受卢泰愚的“6·29宣言”、韩国步入民主化之路后，拿最高领导人开涮的讽刺文艺作品就不绝于缕，以全斗焕为例，1989年，就有两部电影《首尔彩虹》（以名作家郑飞石同名小说改编）及《红色偶像》（又名《红色女演员》）先后公映，片子描述年轻女明星与上流社会老爷子的权力型性关系悲剧，后者在银幕上都以光头形象示人，而当时全斗焕下台才一年多，韩国电影审查制度虽已放宽尺度但仍未废除。甚至到了2016年，韩国公共电视台KBS还播放了一部独幕剧《红色老师》，讲述全斗焕时代一名女学生创作了《将军夫人的危险爱情》手抄本小说，在全国各地传播后被安全企划部认定为诽谤总统的禁书引发的故事。
“我老公是民主之父”VS“他对民主毫无建树”
不过，全斗焕夫人李顺子似乎对上述涉及他们夫妻的桃色传闻充耳不闻。就在《全斗焕回忆录》出版的同时，她也推出了自传《你并不孤单》并配上夫妻俩携手渡河的照片做封面，显然是在秀恩爱。在书中，她认为自己和全斗焕也是光州事件的“受害者”，因为事件令他们一家余生都揹负骂名，何况还因此入狱、被抄家罚款。这些“冤屈”，也占了《全斗焕回忆录》第三卷《立于荒野》的大部分内容，他甚至称法院下令对他征收的巨额受贿罚金是“天刑”。更出格的是，2019年元旦一连两天，她在保守派YouTube专访直播中大吐苦水，质问“（韩国）又不是独裁国家，为什么要禁止（我老公的）回忆录出版呢？”，甚至自问自答“韩国民主主义之父是谁呢？是我老公呀！”
问题是，全斗焕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这种大话。《全斗焕回忆录》第二卷《青瓦台时期》十个章节中有九章罗列了他治国理政的业绩：搞活经济、扩大开放、使全体国民中产阶级化、振兴科技、革新教育与文化、强化国防外交力量、与朝鲜金日成政权对决与对话、 举办最好的奥运会、实现韩国宪政史上的夙愿：和平移交政权。
然而，这些主要是谈经济成就，1980年韩国经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其中光州事件对内政稳定、民心安定、产品出口、外资引进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而这一祸端正是全斗焕惹出来的。他后来重用专家治国，执政期间经济成长率平均约10%，也算是将功补过。至于外交、韩朝关系有一定进展但并非大成果。而举办奥运会早在朴正熙时期已有谋划，他可谓顺水推舟、萧规曹随。
平生最对决定：和平交权 只做一届
发展经济很重要，但有些东西并不能只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他执政期间提出最响亮的治国口号是“实现社会正义”，然而交出的却是最讽刺的答卷：各种非法逮捕、软禁、拷问、镇压……并没有随着国民生活改善而扬弃，不仅普通市民不满，被他勒索巨额政治资金的财阀巨头也暗暗皱眉，最终在1987年随着弥漫各大都市的催泪弹烟雾而使国民呼天抢地。面临执政末期挑战的全斗焕，甚至在最后一刻还想重施故伎，效仿光州事件再次戒严。他是一个赌徒：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他组织军校学员声援，他赌这位少将会成功；1979年他以下犯上拘捕参谋总长，赌的是美军不会干预；1980年他镇压光州市民，赌的是军队强硬派占上风。这最后一次呢，美国下了最后通牒、国际奥委会搁下首尔奥运会可能泡汤的狠话……但这些外部因素并非决定性的，毕竟这次全国不只是一个城市挺身反抗，主战场首尔也非光州这样的地方城市可比，真的能全部镇压下去吗？
在回忆录（第二卷613-614页）中，全斗焕承认，七年半总统任期内除就任初期危机外，1987年6月是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使用卫戍令或戒严令等非常手段的意志非常坚定，因此实际上不用动员军队就能结束任期”。他特别强调“总统任期内”、“结束任期”，似乎是指要遵守自己1980年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第45条“总统的任期为7年，不得连任”，而非像自己以前军人时期那样再赌一把。
果真如此吗？回忆录（第二卷586页）说，“在10·26前后时期，对一人长期执政的担忧成为国民的不满和政局不安的根源，但现在已经不再成为政治争论焦点。 我已经通过宪法的单任条款等，对延长执政时间的可能性做出了明确限制。”他吸取了朴正熙一人独裁长期执政结果身死国灭的教训，但是这话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因为可以修宪啊！朴正熙就曾三次修宪，总统任期由“4年，只能连任一次”（1962年宪法），变成“4年，继续任职仅限于第3届”（1969 年宪法），到1972年修改为“总统的任期为6年”，但没有“不得连任”条款，实际上就是谋求终身执政，结果一连做了五届总统共18年，直至命丧金载圭枪下。全斗焕也知道外界对他这一政治承诺有疑虑，就多次通过国内外媒体放风，如1981年坚决表示只当一届总统，绝不连任，7年后将和平移交政权；他的政治秘书还称“这是全总统的重大保证，他一定会付诸实现。如果届时他不履行这项诺言，韩国势必天下大乱，谁也无法收拾残局”（《汉城二十年风云录》90页，作者卓南生时任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1985年他又说，1981年他就任总统时，“因为没有前任总统为我置办就职典礼现场（崔圭夏总统已辞职），所以我就自己准备了”，“3年后，下任总统选出后，我会成为能够为他置办就职典礼现场的幸福的前任总统”，记者称他说话时表情真挚。他的长子全宰国也说，“希望父亲在7年（任满）后成为写自传的首位（韩国）总统”（《青瓦台24小时》164-165页，作者河沅时任《韩鲜日报》驻青瓦台记者），他的这一出书计划直到2017年才由全宰国的出版社实现，而后者主营出版社“时空社”就是在1989年注册的，似乎原本就是为1988年退休的父亲准备的。
尽管如此，1987年3月美国韩文报纸《独立新闻》报导称，1984年全斗焕就委托人制订了一份“长期执政报告”，谋划退任后“全斗焕任执政的民正党总裁、总统任副总裁”继续执政至2000年，这条真假未知的消息很快传回韩国，但随着全斗焕1987年7月10日辞去党总裁职、1988年2月24日卸任总统、次日他以前总统身份就任新设立的国家元老咨询会议议长，但一个多月后就因弟弟全敬焕受贿丑闻而辞职，这些关于全斗焕“退而不休、垂帘听政”的传闻就不攻自破了，无论别人怎么说，客观上他确实做到了到期退休。而由他开创的韩国总统只任一届的先例，也载入了从他卸任之日起实施的第六共和国宪法，迄今已有34年！此外，尽管“6·29民主宣言”是由他的接班人卢泰愚对外公布，但如果他不接受也是不可能实施的。这可谓他平生最正确的决定，也是留给韩国政治的一笔正资产。
那么，能称全斗焕是“韩国民主之父”吗？显然，这与指责他对韩国民主毫无建树一样失之偏颇，毕竟，民主化要素很多，并非只有“国家元首有任期限制、和平交接政权”这两项。但是，韩国总统能走出这一步确实也不容易，他的前任们：哈佛大学毕业的文人总统李承晚、军事强人总统朴正熙都没能抵挡住权力的诱惑，下场都不好。这两位总统对不少韩国人来说，一是建国之父，一是中兴之主，但都没能留下自传或回忆录。全斗焕则是韩国从富强走向民主这一关键转型期的总统，他手上沾染光州事件血迹令人唾弃；同时，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通往宪政的正确道路，不应该被无视。他的回忆录也当如是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