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香港法例並無明文賦予被告保釋的權利，亦無條文禁止傳媒報道相關內容，法官只是根據普通法慣例處理每宗保釋申請。直至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生效後，港英政府為了遵守相關的人權條文，於是在1993年以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報告書為基礎，提出修訂草案，在《條例》加入9A至9Q條詳述保釋的規定，翌年獲立法局通過生效。

其中，新加入的9P條規定：「除非法庭覺得為了社會公正而有所需要，否則任何人不得就任何保釋法律程序，在香港以書面發布或廣播載有任何並非第(2)款所准許發布或廣播的事宜的報導」，違者最高可被監禁6個月及罰款5萬元。至於第(2)款所預設批准的報道內容，只是包括律師及法官姓名、保釋申請結果及保釋條件等，不包括聆訊的對話內容。翻查立法局會議紀錄，當時議員主要是關注及辯論涉及保釋門檻的9G條，沒有人就9P條發言，政府亦沒有解釋過制訂9P的原因，結果9P就這樣「暗渡陳倉」地通過了。

由於修例是源於法改會的建議，因此餘下來只有法改會報告可以解答9P的立法原意。報告解釋，在保釋聆訊中，控辯雙方透露的資料通常會涉及被告的刑事紀錄、品格和出身，也會提及案件的嚴重性及證據的強度等，若市民可以透過傳媒得知相關資料，或會對被告產生偏見，而這些市民將來可能會擔任該案的陪審員，因此或會損害被告接受公平審訊的機會。再者，報告認為傳媒報道案件時往往不夠準確而流於煽情，加上即使被告最終無罪釋放，其已被公開的負面資料或會造成嚴重污點，所以建議修法禁止傳媒報道某些內容。由此可見，制訂9P的初衷從來都是保障被告的利益及感受。

環觀全球，這個損害新聞自由的規定並非香港獨有，當年法改會的建議就是參考自另一普通法地區紐西蘭的法改會報告。紐西蘭後來制訂的《2000年保釋法案》第19條就有類似的禁令，但與香港不同的是，紐西蘭的禁令在案件正式審訊（包括上訴）全部完結後，就會自動解禁，傳媒可以重新報道當日保釋聆訊的內容，為重要的歷史補白。然而，香港的禁令卻是永久生效，歷史紀錄只能石沉大海。

環觀全球，這個損害新聞自由的規定並非香港獨有，當年法改會的建議就是參考自另一普通法地區紐西蘭的法改會報告。但與香港不同的是，紐西蘭的禁令在案件正式審訊（包括上訴）全部完結後，就會自動解禁，傳媒可以重新報道當日保釋聆訊的內容，為重要的歷史補白。然而，香港的禁令卻是永久生效，歷史紀錄只能石沉大海。

至於作為前宗主國的英國就更為寬鬆，至今都沒有法例禁止傳媒報道保釋聆訊的內容。翻查資料，英國暫時沒有案例直接討論到相關的傳媒問題，但2006年一宗涉及司法透明度的案件卻值得參考（R(Malik) v Central Criminal Court [2007] 1 WLR 2455）。當時一名被控違反恐怖主義法例的被告入稟高等法院，挑戰下級法院閉門進行其保釋聆訊的決定。高院最終裁定被告勝訴，強調英國並無條文禁止傳媒及公眾旁聽，而且公開聆訊的好處是，由於控辯雙方日後在審訊時或要回應當日保釋聆訊的言論，因此可預防雙方在保釋聆訊上作出誇張或毫無根據的陳詞（”It will serve as a discipline upon parties who are tempted to make exaggerated or unfounded assertions in seeking or opposing bail if they face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to answer at trial for what they have chosen publicly to assert”）。

雖然香港的保釋聆訊本身已是公開進行，但在多宗《國安法》保釋聆訊中，傳媒卻不准報道那些律政司發表的、令在場記者譁然及吃驚的誇張言論，結果只有數十位親身旁聽的市民有幸享受「特權」得知真相。這樣的「公開」聆訊，又與閉門審判有何分別？

若被告本人不介意，法庭有何理由堅持閉門？

然而，香港法官似乎不明白問題的嚴重性。正在還押的初選案被告之一、「立場姐姐」何桂藍月前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並同時要求放寬9P的報道限制，形容禁令實際上造成了「閉門審訊」，但《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批評其「閉門」的說法沒有事實根據，因為聆訊一直是開放給在場的市民旁聽。換言之，對杜官而言，香港750萬人口中，只要有數十人可以進場收聽聆訊內容，就已經符合公開審訊及司法透明度的定義。

這個邏輯衍生三個問題：第一，僅僅數十名旁聽市民的喝倒彩壓力，明顯不足以阻嚇律政司作出那些可構成國際醜聞的誇張言論。第二，旁聽的市民不是法律專家，部份人甚至可能聽不懂英文，他們很需要透過專業傳媒的講解才可真正明白當中的爭議，限制傳媒報道不止是褫奪了不在場人士的知情權，甚至連在場人士也很可能是一頭霧水。第三，律政司的言論對其他正在準備辯護策略的《國安法》被告有很大價值，但在「報道真空」情況下，他們無從得知相關資訊。

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既然9P的立法原意是保障被告的利益，那麼當被告本人都不介意利益受損時，為何法官仍然要禁止傳媒報道？雖然英國法改會關注的是閉門問題，但道理一樣可放在9P身上。既然被告主動放棄所謂「公平審訊」的機會，為何法官仍然要反對？

當然，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既然9P的立法原意是保障被告的利益，那麼當被告本人都不介意利益受損時，為何法官仍然要禁止傳媒報道？事實上，2001年英國法改會一份報告就指出，假如被告本人希望保釋聆訊公開進行，法院似乎沒有理由堅持違反其意願而閉門進行，「我們認為除非有獨立的理由支持閉門聆訊，否則法官拒絕被告（提出公開聆訊）的要求是難以置信的」（…we would have thought it inconceivable that any judge would refuse such a request by the defendant unless there was some other freestanding reason for it to be held in camera）。

雖然英國法改會關注的是閉門問題，但道理一樣可放在9P身上。既然被告主動放棄所謂「公平審訊」的機會，為何法官仍然要反對？情況就如被告可以選擇聘請律師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但同樣地有權放棄律師親自上陣，甚至有權在法庭胡說八道自證其罪，難道法官屆時又要強行保護被告而強迫他聘請律師？

香港法院近期拒絕放寬9P時提出過其他原因，但一樣難以令人信服。在上述何桂藍案件中，法官杜麗冰在判詞表示法院有責任保護聆訊的「持正」（the integrity of court proceedings），並舉例指，假如被告日後希望換律師，那麼前大律師以往在保釋聆訊中的言論，或會妨礙新大律師的辯護工作（“the new counsel might be hampered in his or her representation of the Applicant by what was said by counsel in this bail application”）。

基於杜官沒有進一步解釋，筆者無法理解為何傳媒對前大律師言論的報道會「妨礙」新大律師的工作。必須指出，每名大律師都是獨立地代表其客人，並獨立地制訂其認為恰當的辯護策略，不會受到前任法律代表的意見左右。假如杜官的意思是前任大律師可能曾經向法庭作出某些承諾或發表某些意見，而新任大律師不願意受其束縛，則無論有沒有傳媒作出報道，這個憂慮都仍然會存在，客觀上根本沒有分別。

另一《國安法》指定法官、署理總裁判官羅德泉早前拒絕支聯會副主席、《國安法》被告鄒幸彤提出的放寬9P申請時，就解釋指辯方在保釋聆訊中的發言牽涉對某事項的詮釋，而由於詮釋是案件審訊關鍵部分，「如果今日寬鬆報道限制，必然引起不同意見及討論……如果這個階段未審件案，就出現廣泛性討論，這樣基礎下絕對不是司法利益」。不過，羅官沒有指出的是，無論9P是否存在，學者、律師、傳媒以至小市民早已廣泛地討論《國安法》的各種議題，法律亦從無禁止公眾討論《國安法》。再者，所謂的「絕對不是司法利益」，說到底也是關於保障被告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既然被告不介意傳媒報道，法官為何要反對？

司法公正需接受審視

公開審訊的終極目標就是讓公眾監察法庭的運作，假如公眾無法透過傳媒了解聆訊內容，自然就無從監察，結果這個表面上公開的聆訊，實質上就與秘密審訊無分別

或許有人認為保釋聆訊的內容保密也無傷大雅，最重要是正式審訊公開進行。然而，提出這類觀點的人很可能遺忘了保釋聆訊的本質──法官有權褫奪一個無罪者的人身自由。《基本法》第28條列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不受任意或非法拘留。《香港人權法案》第10條則指出，除特殊情況外，任何人的權利面臨訴訟裁決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庭公開審問。

由於保釋聆訊的結果會直接影響被告的人身自由，筆者認為法庭更加有必要透過傳媒報道，讓公義能在公眾目睹下彰顯，以示真正的無私與公允。否則，在黑箱作業的情況下，公眾難免會質疑法官的裁決是否公正，也會懷疑法庭偏袒律政司。誠如前首席按察司（相當於現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羅弼時爵士1987年在一份判詞所言（R v Mohamed Hashim Shamsudin [1987] HKCFI 361），公開審訊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容許傳媒自由地報道及評論，因此禁令本身已不符這個原則，而且有可能會引起公眾懷疑法院沒有全面地按照慣常的刑事程序辦事。

說到底，公開審訊的終極目標就是讓公眾監察法庭的運作，假如公眾無法透過傳媒了解聆訊內容，自然就無從監察，結果這個表面上公開的聆訊，實質上就與秘密審訊無分別。事實上，迄今的多宗《國安法》案件中，法院只曾2次全面放寬9P的報道限制，另外亦試過只額外准許傳媒報道被告提出的保釋條件，其餘案件則仍然是在歷史真空下進行。

富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公正不止是深閨，甚至可能是一個被鎖在家中不見天日的可憐人。

以往「秘密審訊」四字對香港人而言只是小說橋段或歷史事件，但隨着「新香港」的來臨，我們與它的距離愈來愈近。須知道，《條例》以外，《國安法》第41條更是明文批准全面的秘密審訊。該條列明，若案件涉及國家秘密及公共秩序等不宜公開審理的情形，就可「禁止新聞界和公眾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

問題是，第41條沒有定義什麼是「國家秘密」，而且一個「等」字亦意味政府尚可提出其他反對公開審訊的理由，加上條文並無主語，究竟屆時是政府還是法院負責作出閉門聆訊的決定，至今無人知道答案。另外，《國安法》第63條亦規定，處理國安案件的律師、執法機構、司法機構及其人員等，應當對案件中知悉的個人私隱予以保密。如此一來，秘密審訊期間發生的任何事，法律上就更加不允許被報道。

「司法公正不是深閨淑女，她必須接受常人的觀察關注（Justice is not a cloistered virtue: she must be allowed to suffer the scrutiny…of ordinary men）。」英國樞密院85年前在一份判詞留下這句名言（Ambard v AG for Trinidad and Tobago [1936] AC 322），可惜法官當時沒有想到，富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公正不止是深閨，甚至可能是一個被鎖在家中不見天日的可憐人。

（劉賢學，法律人，喜以簡單文字解釋複雜法律問題，文章見於fb專頁「平民の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