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關停、轉型，「雙減」之後中國教培行業經歷了什麼？

8月31日，中國教育部印發《關於加強義務教育學校考試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級不能進行紙筆考試，其他年級原則上只組織一次期末考試。考試結果不排名、不公佈、不傳播，不得根據考試成績設置「重點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緩解內卷、降低育兒成本，又觸及到中國應試教育系統的哪些痼疾？9月起，端傳媒推出「中國教育專題」，試圖從教培行業、職校教育、創新教育等領域回答上述問題。今天是專題的第四篇，透過從業者、老師、家長的視角，講述重壓下的中國教培行業。

馮菲在公司大會中聽到「原地解散」的消息時，既意外又好像聽到心裏的石頭終於「咚」一聲落了地。

自「雙減」政策出台，公司裏的氣氛就變得有些詭異——每個人都惴惴不安，卻又彼此心照不宣地遮掩著，依舊照常工作，焦慮的同時又心存僥倖。

馮菲所在的公司，是深圳一家面向中小學的小型教育培訓機構（下簡稱教培機構）。就在大會的前一天，馮菲還在逐個聯繫家長繳納新學期的費用。甚至有慕名而來的家長剛從另一家教培機構退費，搪塞的理由是「雙減」政策出台，孩子不再願意週末補習文化課，被馮菲通知機構結業後，轉身又立刻打回早先退費的教培——這次的理由是，「早上繼續做了一下孩子工作，他又願意了。」

2021年7月24日，中國政府發布《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被外界簡稱「雙減」——減輕作業負擔、減輕校外培訓負擔，措辭嚴厲與執行力度遠超外界預期。教培從業者、家長、甚至部分體制內的教師，均被政策的大手揮至不知所措的境地。管理諮詢公司奧緯諮詢（Oliver Wyman）2020年的報告評估指，2019年 K-12（Kindergarten to 12th Grade）教培行業規模超過8000億人民幣，其中課後輔導細分市場佔比六成。「雙減」發布後，已上市的新東方、好未來等大型培訓機構股價大跌，裁員過半，新東方更在10月25日宣布，將在11月底前完全裁減掉內地義務教育階段的在線培訓業務，同時，新東方在線開始招募編程、考研等領域人才，旗下多個子品牌也開始發展科技、藝術等領域的培訓。

從公司大會開始到宣布解散，只用了不到10分鐘，馮菲及同事們還沒有來得及整理情緒，便忙於逐個通知學生退費——如前一天通知繳費時一樣。據企業徵信機構企查查數據，在「雙減」公布後的三個月裏，中國有超過3.3萬家教育相關的企業註銷。從業者們或愁於房貸等生活壓力的突增，或苦於找尋出路，他們無法理解，這個教書育人、估值近千億的產業，為何會在短短兩、三個月內便土崩瓦解。

風暴之前

機構關停前，馮菲及同事們先經歷了一次舉報。

26歲的馮菲是2020年6月才進入教培領域的，她此前在一家媒體就職，經朋友推薦，到教培機構中輔導小學學生的閱讀和寫作，有時也會安排看護晚輔——主要在工作日傍晚，看管放學的學生在機構中完成作業。

這家教培機構最早的核心成員，是自另一家更大的機構中拆夥獨立，曾經的投資人因此很不滿。「雙減」出台後，這位前投資人便在微信朋友圈裏大呼「太棒了，早該管管了」，並不斷向深圳市政府、電視台等渠道寫舉報信、打舉報電話。由於舉報過於頻繁，當地城管及網格員（註：巡查、紀錄區域內疫情等社會管理事務的人員，是中國網格化管理的一部分）便對馮菲所在機構做了突擊檢查。

馮菲記得，那天是8月中旬的一個週五。暑期上午班一般排課在10點至12點，而網格員和城管是11點到的。

幾位表情嚴肅的男性站在教室外，貓著腰，通過窗口磨砂玻璃中間一條透明的窄縫，掃視教室。上課中途的馮菲，就這樣冷不丁看到窗邊的一張人臉。12點下課後，這些監管人員便在走廊通道裏各處指點，稱很多地方不符合消防標準，要求機構在週五下午及整個週末都停休整頓。

機構只好以電路整修為名停課了三天，學生們也被這次突擊檢查和網格員、城管們氣勢洶洶的樣子嚇到。

托管機構是否需有辦學許可證，這在中國各地的相關規定中是一個模糊地帶。辦學許可證要求嚴苛，需有符合標準的校園面積、消防安全申報材料、有資歷的校長及有數量規模的師資等；而一般托管機構，符合基本消防、衛生要求，在工商部門進行註冊即可。

由於辦學許可證審批難度大、日常並不會被有關部門檢查，因此多數中小教培機構會選擇申請托管，開設在商場或寫字樓內部，有需要時再轉換營業範圍，逐步申請辦學許可。「雙減」之前，有關部門對此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雙減」落地，標準就嚴格了起來，消防、疫情、辦學資格，什麼都可以成為勒令停辦的理由。

「標準是可鬆可緊的，」馮菲說，這種標準有些類似2018年年底，北京以消防安全為由清退「低端人口」。

在深圳以外的其他地方，舉報也作為打擊同行、表達對老師不滿的武器，越來越普遍地出現在社會新聞裏。有學生在中考後，家長將補課老師連同課程錄音舉報至教育局，老師全額退費並多加1000元，希望撤銷舉報；某地高中數學特級教師被授課學生舉報，全額退費，仍遭校方開除；安徽黃山一教師在別墅中開辦補習班，經舉報被查……

8月30日，中國教育部在新聞發佈會中表示，「雙減」一個月，專項舉報平台已收到8000餘條舉報。

「雙減」落地

經歷過舉報和接連不斷的壞消息，機構裏早已人心惶惶，因此宣布解散時，同事們或多或少都有了些心理準備。

與大多數從業者的描述相似，在馮菲看來，教培老師日常工作主要和孩子相關，不會受到應酬校方家長、填寫表格等雜務的侵擾，自由度較高，工資相對可觀，算得上是一份還不錯的職業。對意義感有追求的老師，可能還會協助親子溝通，給予一些家庭教育的建議。

「跟成年人打交道久了，你很容易被小朋友治癒的，」馮菲說，通知解散退費的過程中，聽過許多家長的場面話，但孩子們有時會給予真誠的同情——有人脫口而出「老師我好同情你啊」，有人安慰，還有人者偷偷買零食塞給馮菲。

不過，退費的通知一個個打到機構初中部學生，就沒那麼順利了。初中面臨中考升學，在應試教育的體系下，就讀高中的質量，某程度上決定著可以報考的大學。因此對於機構的停運，不少家長表達惶恐多於惋惜，甚至有人稱「我不退費，我孩子只有一年，耽誤不起。」

在馮菲看來，這樣願意退費、照發工資，虧損自償的教培公司，已是「很有良心的」。她轉述同事伴侶的經歷指，深圳「學而思」等部分機構，要求員工轉換為非全職的僱傭合同，不轉換便不給排課、沒有收入；而非全職解僱手續更簡單、未有明確工資計算方式，員工權益難以保障。這與網絡上的一些爆料基本相合。

很多機構將大幅裁員稱為「優化」、裁減冗餘，但這樣的措辭卻無法掩蓋所涉面積之廣，與方式的粗暴。不少媒體報導及網絡爆料提到，很多準備新入職的教師原本簽好了「三方協議」，卻突然被通知取消，求職群或新入職群被解散，甚至有機構上午通知解散，下午連宿舍都無法進入。

此外，多地教培機構出現負責人攜款消失的情況。深圳少兒英語機構 PlayABC，8月17日的經營狀態就已是「已註銷」，但直到8月底，家長們還在機構微信群中給老師上傳英語作業，甚至被通知繳費。繳費翌日，公司才宣告破產，並勸說家長們將剩餘課程轉入其他培訓機構。有超過100位家長因此蒙受損失，數十名家長聯合到政府部門討要說法。

在湖南省的政府投訴平台中，也有類似的案例。有投訴者指長沙“一書閣”書畫培訓機構45家門店，在一夜之間關門，捲走了家長們續費和考級的費用，長沙伯明翰英語培訓機構情況相似，又因學費高昂而涉及金額更加龐大，家長們被捲走的學費少則幾千，多則十幾萬。

田婧是長沙一家教培機構的從業者，她回憶，在8月底時，長沙市電視台的民生頻道，連續一週的新聞都是某某教培機構倒閉了，家長和任職教師討錢無門。

27歲的田婧在長沙本地一家較大的教培機構擔任中學英語老師，機構在她讀中學時就存在，當時還有很多體制內的老師在其中兼職，名師的課程往往一課難求，場場爆滿。後經幾次整頓及行業規模化 ，如今的教培機構都配備了「產品研發」部門，同一間教培機構中不同老師的課件、教學內容相差不大，在田婧看來，現在的教培老師們漸漸趨近於這條產業鏈上的一顆螺絲釘。

「我真的是萬萬沒想到，就是連教育這樣子老一輩眼裏常青的行業，也會迎來它殞落的一天。」

田婧所在的機構已運營多年，證件齊全，老闆是當地的人大代表。但「雙減」出台之後，機構仍免不了隔三岔五便要迎接檢查。一些年資老、教學功底深厚、但此前未在意考取教師資格證的老師，便在檢查後被辭退，還有一些教師因遲遲沒有新學期的招生計劃而離職，另做了打算。

除此之外，還有教材審查，主要審查內容是否超綱。以往只需要提交課程目錄，但「雙減」出台之後，必須要將完整的課件都要提交至有關部門。此外，廣告宣傳也是次教培行業被打擊的重點，以往「三個月速成」云云的廣告詞，都要進行整改。

對田婧而言，教培老師只是她職業的一個中轉站，因此未有太多失業困擾。但看着身邊在行業裏深耕數年的老師被辭退、大範圍機構倒閉，她還是很感慨：「我真的是萬萬沒想到，就是連教育這樣子老一輩眼裏常青的行業，也會迎來它殞落的一天。」

有關教培機構直面衝擊的原因，從業者們有很多自己的猜測。在廣州任職教培老師7年的李銳就總結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這次衝擊主要是因為中國缺乏大量低端勞務，「說白了就是（缺）幹體力活的」，而多年的大學本科擴招，使得職業教育缺失，但中央無法先觸動大學校方利益，使其縮減招生，於是選了「軟柿子」教育培訓行業，期望用這樣的方式，將一部分學生在中高考時分流進入職校。

此外，他還認為，教育行業的資本化運作可能也是原因之一。2018年，中國國家教育部，就曾要求對校外培訓進行專項治理，但政策的風口一過，這些機構就又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在線教育平台「猿輔導」甚至因疫情發展迅猛，一路將廣告打到了2021年年初的春晚。

資本運作，是多數受訪教培老師提到打擊教培的主要原因。教育市場蛋糕做大後，魚龍混雜，不少機構都有進行投融資，資金鏈並不健康。同時，境外資本也入場，一些一線城市的的英語培訓機構引入了境外教材，有分析認為，中國的審查部門可能對此心存芥蒂。

「你愛國家，但國家愛你嗎？唉，愛國是不能有前提的，國家每百年一次大變，只是剛好不幸砸中了我們。」

從業者們還有一些其他猜測。例如，不少機構用「培養你的對手」等宣傳詞擴大教育焦慮，教育培訓加劇了社會「內卷」；還有最多的是有關促進三胎生育的猜測。馮菲的同事們就不斷討論認為，近年在中國大陸，所有有關人口的職業都可能有風險，不好再進。

「感覺到了風口浪尖上，就什麼都成了理由，教育培訓就是眾矢之的，什麼都是這個行業的錯。」田婧無奈地補充。

馮菲所在機構宣布解散的當晚，同事們聚在一位家長開的小餐館裏吃散夥飯。席間，機構的負責人站了起來，一一舉杯感謝過同事後，又喃喃地自問自答到：你愛國家，但國家愛你嗎？唉，愛國是不能有前提的，國家每百年一次大變，只是剛好不幸砸中了我們。

焦慮的家長

8月31日晚，學校開學前一天，劉淑拉着要兒子畫畫問，「明天就要開學了，電視裏天天播雙減，你覺得雙減跟你有什麼關係嗎？」畫畫即將升小學五年級，不久前因馮菲所在機構解散而不再上暑期課。

「沒太大關係，我有我自己的目標。」劉淑轉述畫畫的回答。她說，畫畫的理想是做「為人民服務」的市長，他認為因此就要努力學習，沒有補習班和作業減少對他並沒有影響。

劉淑是保險業者，在畫畫二、三年級時曾一度非常焦慮，擔心自己的文化程度無法在後期幫助畫畫的學習，進而因成績不好而無法進入理想的大學。後來了解到可以不通過高考，轉而申請境外高校後，便逐漸放鬆了下來。「總有其他辦法，」劉淑說，「我只是覺得他一定需要上大學，因為那是一個人受完整教育的過程。」

在劉淑看來，她的客戶們相對焦慮得多。有一位客戶的小孩和畫畫同齡，自小學一年級起便開始上各式校外培訓課程。「雙減」出台的暑假裏，行業備受衝擊，這位媽媽便不斷轉換各家機構，一個停了便到下一家去，最誇張的時候，孩子有8個課程同時在進行。

這位客戶還在幾年前深圳學區房房價高位時入了手，如今房價大跌，損失慘重。劉淑認為，這些家長補課和買房都很盲目，看到身邊人都在這麼做，便一擁而上，焦慮是被身邊同樣焦慮的其他人帶動的，好像花錢了，便安心了。

「萬一就這樣渾渾噩噩過完了初三，最後自己是無法就讀高中的那50%，怎麼辦？」

女兒開學讀小學一年級的張蓓，也恰好撞上「雙減」。女兒放學後，張蓓還是會為沒有作業、沒有補習班的孩子，佈置一些如練字等的鞏固練習。

張蓓在珠海某小學任教，既是家長，又是教師，她眼看着教育行業裏學生們的競爭愈發激烈，內心也忍不住對孩子的教育感到焦慮。張蓓說，2020年珠海市中考數學很難，考哭了很多人，其中有的解題方式涉及高中知識，曾在外參加過教育培訓有這樣儲備的同學，就佔了先機。

無獨有偶，中國近年來大舉推動職校教育，就在教培行業受衝擊的同時，中考將分流成一半高中、一半職校的消息，也在坊間流傳。縱然有關部門稱不同地區形勢不同、職校教育將逐步推進等，仍無法緩解家長們心頭的不安。

田婧說，由於「雙減」要求初中不可進行月考，她常聽到一些家長慌張的抱怨：參加的教育培訓機構中途沒了蹤跡，找不到新的教育落點，經過一整個暑假，卻無法得知孩子目前的學習情況，萬一就這樣渾渾噩噩過完了初三，最後自己是無法就讀高中的那50%，怎麼辦？

在中國大陸，人們常把中高考比作「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如果不擠破頭衝過去，就有可能被社會所淘汰。「就是，你始終都要考試。」馮菲總結。

疲憊的老師

除了對教培的打擊，「雙減」還有指向體制內教學的改變——大幅削減作業總量和時長，小學一、二年級不佈置家庭書面作業，小學三至六年級書面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60分鐘，初中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90分鐘；小學提供課後服務時間，原則上不早於當地正常下班時間。

9月23日，中國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記者會中表示，目前有96.3%的學校提供課後服務，約7,743萬學生參加，由500萬教師負責看護或教學，97.5%的家長對新學期的減負政策表示滿意。「雙減」之下，各地小學開始增加午托和晚托服務，安排任課老師及班主任值班。

事實上，「雙減」出台前，為學生「減負」的口號就不時會在教育政策中出現。有網民調侃稱，曾經「減負」沒了晚自習，如今「減負」又加回了晚自習。

在珠海任教的張蓓就是小學安排值班的教師之一。她說，一些學校會和校外培訓機構合作，將體育、美術等晚托的興趣類課程外包，但她所在的小學均是校內老師承擔，加大了教學之外的工作量。據她說，晚托到下班時間尚可接受，但午托時間是12:50至14:00，午餐之後無論孩子還是老師，都需要短暫的休息和調整，否則沒辦法順利完成下午的課程，因此午托讓老師很為難。

「雙減政策下，其實老師是更焦慮的。」

馮菲也聽過體制內教師朋友稱「日均工作10小時」的抱怨。此外，在她10月參加的一次兒童藝術論壇裏，聽眾有許多是深圳小學的美術、聲樂等藝術類課程的老師，這些老師原本就承擔著校內樂團、運動隊等的教練輔導，如今又要為全校學生提供每日40分鐘的課後服務。曾不被重視的「副課」，忽然同時有了數量和質量的要求，這讓藝術類課程的老師們也感到無所適從。

「我覺得雙減政策下其實老師是更焦慮的，」在初三擔任化學老師的陳好說。初中的體制內老師，也在疲憊和焦慮之列。

陳好任職於北方的一所中學，「雙減」出台後，學校一開學便召開大會強調政策，要求嚴格執行每一科額定時間作業量，每週相應課組都要開會，討論如何對作業精挑細選，如何在20分鐘內完成課程鞏固。

陳好認為，「雙減」政策對體制內教師課堂授課效率及對每一個學生的關注度，都要求更高了：「因為你面對的孩子要參加中考，中考難度就在那放着，作業減少了，考試也減少了，可你得把孩子教會啊！」

無奈的轉型

教育培訓機構，從業教師，家長，甚至體制內的老師們，似乎每一個人都在這場大風暴中承受重壓，但在大環境難以改變的情況下，只有轉型尋找新出路。

10月20日，業務板塊大幅縮水的「猿輔導」跨界投資羽絨服產業，引起不少討論。其工作人員回應稱，羽絨服是獨立的「小業務」，「猿輔導」宣布推出新品牌，為公立學校提供智能教育平台及相關教學產品。

最常見的，是「素質教育轉型」。已上市的教培企業新東方就在北京、南京、天津等地推出素質教育成長中心，一家以英語教輔起家的企業，如今開設人文發展學院、優質父母智慧館、圍棋國際象棋等訓練項目，廈門校區更推出街舞課程。

更多的機構則是用疑似「擦邊球」的方式，試圖在夾縫裏求生。例如，將英語培訓更名為「外國文學賞析」，或在體育活動的素質教育課程中全程使用英文。

田婧所在的機構也在嘗試素質教育轉型，老師們都被要求去接受素質類課程的培訓。例如，英語老師被培訓的課程是思維導圖，即第一天上課內容是一篇英文閱讀，第二天一篇中文閱讀，第三天是一首詩歌，請學生在這其中找出一些思路和脈絡，用思維導圖的形式畫出來。

「這不就是我小學時候的手抄報嗎？」田婧對這樣的上課內容非常不解。

8月，中國教育部在其官網轉發了《校外培訓機構轉型路子多》一文，提出助力校內教育、加強素質教育、指導家庭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服務終身教育、促進鄉村振興、擴大教育對外開放七個轉型方向。於是，提升專注力、記憶力，學習素養課，家庭教育，情商課，機構們絞盡腦汁擴展着教育培訓定義的邊界，但據一位仍在教培行業中的從業者向端傳媒透露，這些課程開課時間都很短，師資大多為重新招募，並沒有哪家企業打響了名聲。

相對於仍有資金支持的企業，曾經的從業教師們則更孤立無助。據線上招聘平台智聯招聘8月發布的《2021教培行業人才市場分析報告》，教培行業7月新發布的職位數較「雙減」政策前的3月大幅縮減32.4%，一線城市降幅最大，為38.2%，其中，北京又以49.3%的縮減程度居首位。

北京市於8月中旬召開「教培行業人才專項服務季」的活動，稱將由9800餘家企業提供近9萬相關崗位。在首場招聘會中，共354家企業參與，發佈4300個崗位，多為銷售、運營等行業；另有從業者在播客節目中提到，北京的部分公立學校也打開300餘個崗位，但這些僅對有北京戶口的人開放。

教培從業者在離開原先機構後，有人重新準備讀書，有人先暫停工作出去旅行，有人選擇考公務員或考取事業單位編制，還有新東方高層選擇到山區支教。不過，根據智聯招聘的數據，六成業者仍期望能繼續從事教培行業。

升學壓力下，市場對教培的需求仍然龐大，尤其是直面中考的中學學生和家長。於是除了轉型之外，業者們更直接的改變是更地下、更隱形，從事一對一教學或搭夥租用小場地。

馮菲的前同事們，就在普通商業樓裏臨時租用了一間小的辦公區，只擺課桌和上課，不掛任何機構名稱或介紹，也有人暫時租用家長的地方。在網絡社群平台豆瓣小組「教育培訓」小組中，也有大量「會議室場地出租」、「員工宿舍出租」等為標題的帖文。

更有誇張的社會新聞稱，上海「保姆式家教」月薪超過3萬元人民幣，要求本科以上學歷、英語六級、有教師資格證、可用英文輔導全科、有海外留學經歷、且年齡在40歲以下。

「補不補課，有沒有教培，好像都進入了一個黑匣子裏，」田婧說，自己偶爾也會接一些一對一課程，在準備出國留學期間賺點零花錢，她自嘲業者們的狀態，是「薛定諤的補課」。

尾聲

發稿前一週，田婧也從原機構離職了。縱然是長沙屈指可數、運營多年的教培機構，仍免不了資金鏈斷裂、情況急轉直下的命運。

公司內部有傳言稱，老闆將公司一部分錢拿去廣東成立私立學校，掏空了這家公司。有部分家長因遲遲未拿到退款，每天都到公司大樓前討要說法。就在田婧辦理離職手續時，還撞見同事們躲在漆黑的辦公樓裏，借助電腦微弱的光亮辦公，而大樓裏唯一的燈光，落在了門口家長、警察、公司管理層的談判中。

「很奇怪的是，這件事一直沒有被鬧大，」田婧說，8月看到民生新聞欄目日日播報類似新聞，以為公司的事至少會在當地地方台中見到，但卻未見半點風聲。「9月這種新聞就很少了，我感覺就是有意在壓吧。」田婧猜測。

與此同時，公司也開始強迫仍留在機構的老師們離職，通知所有人將勞工合同轉為兼職——就和之前深圳「學而思」的某校區一樣，且部分員工的工資未能正常發放，仍在職的員工們私下組成了集體仲裁群，希望能找公司談判。

田婧提到，這些仍在職的同事裏，有一些是從周邊其他地級市到長沙工作的，每個月有房租水電的壓力，還有的同事要扶養弟弟、妹妹。雖然行業新聞已狂風暴雨刮了兩、三個月，但生活的壓力讓他們難以做出主動離職決定，都在等待一個「判決」。

「被時代的巨浪反覆拍打的年輕人。」田婧發了一個「捂臉」的表情。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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