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着牛群的她們仨，跟你說一個香港真正的牛故事

牛在何來到達之前，已經餓了整整兩天。

這一星期，天沒有下過一滴雨，太陽高懸。大空地上的草長久被曬成枯褐色，土壤又因缺乏營養無法再長出新草高樹，牛無法找到一方陰涼，牠們就在這片荒地上百無聊賴。直到帶着草的人來了，牠們才漸顯生機。

何來和義工提着一袋鈍重的乾馬草，走進空地，趁牛還沒跑來之前把草倒出來。馬草氣味濃郁，嗅覺靈敏的牛群一湧而上，舌頭不斷打轉，把地上的乾草捲到嘴巴裏，發出清脆的喀咯喀咯聲。人類站在旁邊看，能感受牠們飢餓，好像也能品出青草的美味。

這裏是香港南大嶼山的塘福村，送草行動的第一站。牛腳下的地原是一片農田，後來人們發展，「地（原來）是這麼矮的，堆填這麼高，後邊全部都是垃圾。」何來指向數十階級上的停車場，說那邊原來也是田，「牠們吃草的地方一點一點這樣消失、一點一點這樣少。」

何來是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主席，個子不高，在牛群中想要找到她，還是要伸長一點脖子張望。四年前的冬季，南大嶼山昂坪氣温急降，草在一夜之間全被凍死，牛會趕忙向賽馬會買草，開始繞著牛的棲地派；之後牛慢慢變老，就由只派冬季，到每週一兩次，再隔天一次，一派便是四年。何來的髮根也開始變白。

四年時間冬去春來。牛不知道，捱過了漫長的等待，這一年有了城市人突如其來的關注——2021辛丑年，牛再次成為當紅主角。但當新年已過，熱情退散，牛的身影又得回歸落魄。

有人耕田，就有牛

人類大概是忘了，牛在香港乃至以農立國的中國，與人的關係一直緊纏互相羈絆，彼此造就了大家的歷史與文化。

翻開明列一年行事宜忌的《通勝》，首篇章就是一幅春牛圖：倘大的「辛丑年春牛」字在頁頂，圖中的主角是牧童芒神與牛。據傳統，無論是芒神站立的位置與衣著、春牛的大小甚至嘴巴開合都滿藏玄機，是來年農作收成的啟示、農夫幹活的一紙指路明燈。

大澳環境及發展關注協會主席何佩嫻過去多年一直研究牛的歷史，她下了一個這樣的推演：「有中國人住就有米，就有人耕地，耕田就需要黃牛。」一隻成年黃牛的體重為800公斤，水牛更可達1200公斤，舊時的人闢新地耕種，只有牛才有那麼大的力氣把田犁鬆，邊走邊拉的糞便又可以順帶當成天然肥料，豐沃土壤。也因為牛這麼重要，歷代皇帝曾為牠立下盟約，禁止百姓宰殺耕牛。

牛的價值備受肯定，文化傳統也不乏其身影：無論是佛教講述人修行以達致開悟的《十牛圖》、牛郎織女又或是牛魔王等民間故事，牛的出場率都相當高——這一部份也有賴於牛與人的親蜜關係，以及其温馴又固執的特性。在香港，不少地名以牛命名，如牛頭角、牛池灣、牛潭尾等，分別因為地貌與牛形酷似，或與過去種田的歷史有關。

其實，香港牛的歷史早可溯至4000多年的銅器年代——據香港歷史博物館館藏，出土自梅窩萬角咀的文物顯示當時已有控牛技教具。活在香港的耕牛分為黃牛與水牛兩種：屬華南牛種的黃牛天性怕水，長期泡在水田裏容易得病，多在旱田工作；水牛卻好水，大熱天必然跑沼澤泥濘中翻滾降温，是水稻田的指定工人。

後來港英政府修建水塘，河流被截斷後米業式微，村民相繼移居轉業。農田荒廢了，村民卻捨不得殺牛，放生後的牛群之後繁衍後代，為今天石屎叢林的香港留下了一群藏有歷史縮影的原居牛。

以前農活辛苦，但牛總有瓦遮頭受農民善待；人離開後，世代綿延下來的牛家族終於免於勞役，能自由來去。但命運的必然，當人再次回來，牛處在社會的位置卻開始落入狹縫——「牛都沒有來得及安置，人就已經進入城市，」何佩嫻苦笑道，「你看到今天是鄉村，明天就是城市了。」如是，牛真正的掙扎故事才正要開始。

活在冷酷異境的牛

第一次跟隨何來送草的地方，是位於西貢以北的離岸小島「塔門」。連接塔門的交通並不方便，往返需要搭乘街渡。義工們早上從西貢野外割了鮮草，而後把草抬下船再拉上山。現時島上20來隻黃牛就聚集在這山上的大片平原，都是耕牛的後代。

前往塔門的路程遠途拔涉，上山的路更頗為崎嶇，但它環山抱海，登上草原後，峭壁下就是整片清澈碧藍的大海。人們無法不愛這片土地，正如數百年前到來的英國人一樣，把塔門英文譯名為「Grass Island」——人們初來到時，這裏仍是一座綠草如茵的小島嶼。

當手拉車吱吱嘎嘎的拉到山上後，牛就嗅到了。牛的眼睛雖然巨大，但實際上只有兩種視錐細胞，並不擅於辨認食物，真正厲害的是嗅覺。十來個牛頭圍着義工的紅白藍膠袋哄，擋住來者的去路，頭兩側的大耳朵不斷搖動，餓了這麼久，誰都想搶先吃一口頭啖草。

近年，塔門成為露營熱門勝地。草地遭頻密的踩踏，沙質化後的土壤一年比一年流失嚴重，留不住水份也留不住有機物，長出的幼苗很容易枯萎，牛開始無法在貧瘠褐黃的土地找到食物。義工們開始戲稱這裏是「Grassless Island」。

據漁農自然護理署2018年的統計數字，全香港共有980隻黃牛及160隻水牛、主要散居在大嶼山、西貢及新界地區；這一數字，比起2015年少了90隻。活在城市的牛第一個要面對的問題，已經定位在其生存的基本——沒有草。

人們應該還是愛牛的。「你喜歡牠，一定會請牠吃東西，」何來說。但人不知道的是，「這隻牛吃完東西之後就會去吃垃圾」。人向牛喂食，牛記住了食物的氣味，就開始翻垃圾、搜尋營地搶食。現在塔門不少牛隻瘦得可見肋骨，只是肚子卻異常腫大，這些都是膠袋堵在胃裏的明顯癥狀。

2018年，大嶼山貝澳黃牛 Billy 死亡。漁護署在解剖時從其胃部抽出大量膠袋，足以裝滿兩個垃圾桶，判斷其因消化系統被阻塞致死。事件震驚社會，人們開始重新反思牛的生活狀況。但在塔門，這裏並非郊野公園範圍，漁護署稱不屬其管轄；地政總署表示，會為政府土地的天然植物提供「非經常性護養」；食環署則稱其職責只負責收集島上垃圾——牛隻面對的問題，政府部門按各自的職責並不全然受理。

在這片「三不管」地帶，草原復生與人類踐踏的速度競賽，每日都在發生，這同時也是義工與牛搶食（塑膠品）的拉鋸戰。

Camille 17年前搬入西貢十四鄉，退休之後成為全職牧牛人。十四鄉14條村落在西沙路兩旁連在一起，因為以前全是耕地，那裏仍有著香港最貼近城市生活的牛群。牛群偶爾會橫跨公路過村覓食，村民見到會自覺停車，「沒有人覺得很苦惱、很鼓噪，大家相處得好好。」

直到2017年，西沙公路擴闊工程開展，密林被連根拔起，整個十四鄉成了一個大地盤，「每一棵樹掉下來、剷植被，（牛）害怕得很要緊，經常衝出去馬路。」據端傳媒統計，自2017年至2019年兩年間，香港發生至少六宗牛隻被撞的交通意外，當中四宗發生在西貢。牛與人的拉鋸戰，在發展開始的那一刻，已經延續到了城市。

生物演化是個極緩慢且悠長的過程，達爾文說人類甚至未能在有生之年觀察到。但當人進一步介入自然，動物即使未及演化，其生活習性已不斷地適應改變。惟有些時候，想要動物「改變」也不見得容易。

牛是固執的。一直以來，牠們按着先輩的路線游牧，所以當工地佔有棲地，牛還是會走上舊路、在被圍封的高牆前等候。而公路頻密的車輛高速飛馳，牛遭受意外的風險就大大增加。Camille 每天早上及傍晚用髮帶盤起頭髮，蹬上湖水綠色的水靴就沿着西沙路巡，把路旁的牛趕回村裏，「你趕一次牠不去，你趕牠十次牠就會去。」在此之前，還沒退休的她從來都沒有這麼忙過。

牛也會抑鬱與焦慮

「人一直以來都是以人為中心。他從來開發一個地方的時候，都沒有考慮過有其他生物的存在空間，包括牛。」何佩嫻說。

2017年，西沙路一隻牛王「大公牛」被的士撞傷右前腳，毛皮撕裂見肉，而整個牛家族就在公路中心守候不肯離開。Camille 回憶，當時到達現場，馬路上的車已經一直堵到市中心。她慢慢引領大公牛走回路邊吃草，一邊聯絡漁護署協助，但牛被帶走以後一直失去消息，直到後來有記者告知 Camille，大公牛已被人道毀滅。

「牠是我們的 icon，看着牠經常出出入入帶着一家大小在西沙路走，感情很深。」村民一直對大公牛一家愛護有加，而漁護署拒絕交出驗傷報告，引發了村民對署方任意人道毀滅的憤怒。這舉動在無形中，其實就契合了何佩嫻所說的：當人牛衝突浮現，需要改變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牛。

自2011年底起，漁護署開始實行牛隻「捕捉、絕育、遷移」計劃。他們認為，把「流浪牛」從原棲地遷移到附近郊野，或一個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牛不認得路折返，就會大大減少滋擾民居。當中，牛隻最常被遷移到西貢創興水上活動中心。據漁護處回覆端傳媒查詢，現時當地約有50隻黃牛活動。

然而何來強調，每群牛都有自己的地區特性，若將牛隻從原本的族群抽離，對牛造成的將是一種無法比擬的傷害，「你不可以將大嶼山的（牛）搬去西貢、將西貢搬來這裏，他們就迷惘、會 confused、會抑鬱的。」

牛的樣子堅拔、體格彪悍，但其實與人一樣，「人離鄉賤」。「去新的地方一定會被人欺負的，那些（牛）就會很容易病，加上抑鬱、沒有了自己族群；那些還要帶住孩子的媽媽，見到牠旁惶到都不知怎麼辦。」何來說來相當緊張。

更重要的是，牛在創興根本無法生存。創興前身由填海而成，土地擁有相當厚的沙石層，聚水條件不高，所以草在下種之後，很容易因為缺乏肥料而沒法持續成長。乍看之下，土地上只幾棵枯黃低矮的樹，牛隻目前的生活狀況，與漁護署所持的「擁有足夠天然資源維持牛群生活」說法存有距離。

「人們總是幻想大草原就適合牛生活，但其實草原是被牛吃出來的。不是因為有草原，就適合牛去那裏。」何來說，找不到食物的牛隻會開始離開，再次踏上公路覓尋食物。交通堵塞、意外重演，人牛衝突的命運，就這樣陷入了永遠都逃不出來的輪迴。

為了避免把牛推進循環中，最好的安排是保育者先了解牛族群行為的文明和習性，再設計合適的方法；而他們非得仔細觀察，才能知其箇中一二。何來舉例，一隻牛的出現，是比人嚇怕躲藏？還是在睡午覺？小牛被母親拋下，為什麼母親會懂得回去找牠？牛行為的種種，「我們需要多一些時間去理解和觀察」，而且「真的要 onsite 才會見到、你還要見很多次才會見到。」

牛是慢熱的，與人的一切關係和信任都需要時間建立。前些年，一隻公牛爭奪牛王之位不果，其中一隻角被打缺，懸在頭上、血流了快一年；Camille 把牠叫做「崩崩」、為牠療傷。但因為打輸了架就永遠不能回到牛家族，這隻牛開始自暴自棄——Camille 形容牠當時不肯進食，猶如自殺。村民於是每天去哄牠、採牛最喜歡的血桐葉喂他，甚至工地的判頭也主動和牠聊天，時間久了，「他就知道有人疼他，才開始吃草喝水。」

牛也是內斂的，「不喜歡你抱牠、親牠」。牧牛者可以做的是以耐性去軟化、贏取其信任。在十四鄉，每隻牛都有自己名字，像在牛界風流倜儻的周潤發「牛皇發」、自幼喪母跟著人類長大的牛家族恩典「家恩」，還有最疼愛牠的「八姨婆」——Camille 都一一記得背後的故事。名字是連接人牛關係的一座橋，當新搬來的村民和外來者記住了牛，願意配合 Camille 的工作，學會尊重彼此存在也開始成為可能。

當牧者以前，Camille 在大學裏任教管理學。如今，她認為牧牛也像管理。從微觀角度上，牧者要勤力好記性，知道每一隻牛的性格脾氣，懂得跟牠溝通；在宏觀面而言，她更要拿著地圖去分析，為牛找一個安樂窩。但在管理的過程，面對城市人的誤解及投訴，牧者也要去疏解矛盾。Camille 說：「管理牛，其實（也）是管理人。」

牛屎變蚊香

何佩嫻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些鄉村建了公園以後，「就不給牛進去呢？以前那裏本來是牛棲息的地方；如果進去的話，（為什麼）又投訴牠污染環境、破壞我們的地方？」

何佩嫻現在住的地方也經常有牛出沒。這些年來，她眼看著住家附近的草地堆滿土，牛一隻隻地少、也看牠們變得無助。一次，牛群爬上一個人為的泥頭小坡覓食，但因為爬得太高不知道該怎麼下來。每當環境的遽變使牛產生不適應，何佩嫻有時反思，也會為人待牛的所為感到悔疚：「我們社會發展太快，而在這個城市現代化（過程）裏面遺留了原生動物的權益……我們城市沒有為牠們想一個（人牛融合的）空間。」

不過，在追求效益的社會，每種事物都好像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保留才被認為是值得。何來相當堅定說，「牛就是十二生肖裏面唯一一個物種、是給到我們人美好生活的一個動物。」

疫情之下，人們愛到自然躲避瘟疫。採訪那天輾轉一個下午，從塘福、水口到石壁，再到昂坪、羗山至大澳，端傳媒記者跟著何來走遍了南大嶼山各個層次的牛棲地，也看見不少遊人。但從曠野般的工地到沙灣、郊野公園及監獄外的石屎地，再到早被用鐵絲網圈起的荒地。整個過程就像見證著一個人類如何發展、而牛棲地卻慢慢死亡的儀式——高速的車輛、乾枯的植物，人們無法想像，牛的生存條件如何嚴峻。

但既然牛的生存都成問題，何來口中的美好何以形成？她解釋，水牛喜歡在廢地上挖洞，一個個像月球表面的磒石洞，在雨季時能夠儲存水份，讓泥土變得沼澤化，「一兩年就可以將本來一塊乾巴巴的、種不到東西的泥土，變成長到這樣，」何來一手指向塘福荒土邊上的「小綠洲」。那裏是由水牛挖開來的小坑洞，上面長滿的海芋，雨水經植物淨化後深入地底，「（下面）儲水量可以是水塘這麼大。」

眼前的綠洲不大，這話變得有點難懂。但在送草的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梅窩；這一回，我們才真正見識到何來口中的完美濕地。太陽的餘暉下，這裏就像水牛的故鄉。

放眼過去，被水牛踏鬆的土壤像一塊深褐色的軟墊。上面長滿已被牛吃得矮矮的野草，泥下藏着的百種昆蟲會吸引雀鳥來啄食；從雀鳥身上抖落的種子，又會順勢被這片沼澤地接住，再次長出樹和植物。在這個由水牛創建出來的地基之上，各種動植物跨越了彼此體積、習性，形成複雜的生物鏈，互相循環補充。「我們保護到牛，有牛就會有幸福的生活。」何來說，這一切都因牛而生。

2006年，米埔濕地保護區開始引入水牛營造濕地，改善候鳥生活環境。結果在數年間，有水牛放牧的濕地每公頃平均發現到18隻鳥類，比起沒有人管理的地方增加了三倍之多。不過，如果人不到郊野、看不見環境如何被牛改變，侊似還不足以說服人為何要為牛在城市裏留座。

何佩嫻很明白。她嘗試代入人類最關心的經濟角度去看：「如果我們善用資源，其實牛糞是很好的資源。」她舉例，在美國就有農場利用乳牛糞便發電，「牛糞亦都可以做蚊香」。

在護牛界翻滾二十多年，何佩嫻觀察到，人對事物的固有觀念，很多時候都源自於人只以「自己」作為本位去思考。比如提到牛糞時人們臉上總有難色，說很髒很臭；其實牛糞沒有臭味，甚至還有草香味。人們也覺得牛隨處大便後沒人清理，環境都被弄髒了，「但是坦白說，牛是沒有公廁的，而且有人教它們公廁在哪裏嗎？沒有啊。」她替牛抱打不平，「我們對牛不認識，亦都不願意認識牠」。

人類只抓到事物的表面，對種種細節事情不問因由，牛對於香港的重要性就逐漸被遺忘，甚至牛存在本身就成為一種「獵奇」。多年前，一隻小牛受傷，何佩嫻暫代照顧三個月。朋友聽到以後都問：為什麼你養了隻牛這麼有趣？但她不解：「你養貓狗來幹嘛呢？『陪我咯』，養牛都一樣啊，牠都善解人意的」，「其實牛很乖，你跟牠相處了以後，你會發現牠很有性。」

在余華的《活着》裏頭，也有這麼的一段：「牛是半個人，它能替我幹活，閒下來時我也有個伴，心裏悶了就和它說說話……牛是通人性的，我拉着它往回走時，它知道是我救了它的命，身體老往我身上靠，親熱得很。」從文化歷史來看，牛之於人類是種有益的動物，「以前香港人吃米，牠養到好多人的喔」，「那麼現在，（城市人）已經沒有這種態度了。」

採訪當天，從何佩嫻住家陽台往外看，在疏落的樓宇之間，有一大片如茵草地。閒時，牛隻就會跳過屋苑的欄柵躺在這邊休息，「我就遠觀牠們，看牠們曬太陽。」說時屋子裏沒有亮燈，任由午後陽光映著，「我覺得動物是有自由的。」她靠在椅背上幽幽說，「其實我們渴望的東西，牠也渴望的。」

外界一直鍥而不捨追問個別物種的存在意義，但對何佩嫻來說，物種之間都是相互依存、都有它的意義；而這個意義，並不應該是由人去衡量。

90%的牛消失後

過去的元宵節，十四鄉的公牛「崩崩」終於偷到機會，見鍾意的牛女「獅子女女」一面。在牛家族棲身的獅子女女跟崩崩情投意合，但卻又不敢跟崩崩私奔。牛其實像極了人，甚至在牛的父權社會，苦命鴛鴦就更常見。Camille 說，牛與貓狗不同，一年一生，還要講感情，「我喜歡你才追你、才拍拖的」。

要做好物種保育，除了維持牠們的生存基本以外，不可忽視的還有牠們繁衍下代的關鍵角色。人類的介入間接提升了小牛的夭折率：母親受驚難產、走失後小牛餓死、或被狗咬死。所以當知到有母牛懷孕，Camille 和一眾義工就會「計著牠什麼時候要生」，在準備迎接新生命的同時，還要在母牛疏忽照顧的時候補位。「你說我們會否越來越多牛呢？一定不會。是越來越少。」Camille 皺著眉頭說。

儘管有心人各出保護牛群的妙計，這也大抵能暫時從牛滅絕中偷來點時間。2010年，漁護署開始試驗流浪牛絕育計劃。截至今年2月，署方稱香港約有800隻牛經已絕育，達全體牛隻數量七成；預料十年後，牛隻數目將會減少約一半。

但按照牛隻的絕育速度，何來覺得時間對牛沒有那麼寬容：「15年之內，我們就會消失90%的牛」。

事實上，絕育計劃最先由牛會引入，目標定位在已離群及四歲以上的牛，只佔牛族群裏的2-3%；牛會再會按牛群繁殖速度，留下區間讓牠們自然淘汰。不過，現在漁護署從環境承載力出發，除了擁有交配優先權的牛王以外，其餘牛隻均會進行絕育，這就讓關心牛保育的人感到緊張，「這是危險的，下一代真的會沒有了90％的牛的。」

何佩嫻同樣覺得，即便牛的絕育不一定成功，牠們「能夠繁衍下一代的機會是很小的」，牛很有機會在下個世紀前就完全滅亡。更進一步的是，牛在香港存活多久、剩下的數字能多大程度支撐香港的生態功能，何來直言，這是人們仍然要去追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需要美好一點的城市，我們想要什麼形式的美好？」努力保護物種的延續，然後迎接更好的生態環境，是一場集體的行動，甚至小孩子也要參與在其中。每一次何來與義工進行送草時，都會備好單張向遊人教育如何與牛隻共處，當中也不乏特意牽著小朋友來看牛的家長。

何來覺得，牛保育就正好是人去學習尊重生命的一個課題，「小朋友最 honest，你問小朋友想不想見到牛牛？佢一定話想的。」人生而單純，從來不會拒絕任何他者生命的存在。但牛能活多久、快不快樂，決定的就在於城市對牠們有多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