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年前中國民眾同情本·拉登，多少是因為世紀之交的兩次中美衝突：1999年5月7日，因科索沃戰爭而引發的北約空襲中，位於貝爾格萊德的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遭美軍導彈擊中，致三人遇難。2001年4月1日，美國偵察機在南海空域面臨中國空軍攔截時和解放軍軍機相撞，導致解放軍飛行員王偉少校失蹤。

二十年後，中國民眾中對美國的敵意和對塔利班的青睞，更多來自「新冷戰」的氣氛。畢竟，「反恐戰爭」某種程度上讓「新冷戰」的到來推遲多年。中國的民族主義分析人士們，早就將反恐戰爭視為中國難得的戰略機遇。時間回到21世紀初，美國差一點將戰略目標對準中國。前總統小布什（George W. Bush）曾經在2000年8月的競選講話中將中國稱為「競爭對手」和「美國在亞洲的主要挑戰」。但這種戰略競爭氛圍很快被反恐戰爭打斷。如今，從2001年那場反恐戰爭開始的中美默契，已經隨着兩個超級大國圍繞新疆反恐議題的對抗而宣告終結。

在近來的簡體中文互聯網輿論場上，有一些有趣的言論。比如，就筆者個人觀察而言，一些穆斯林朋友的評論很值得我們思考。過去幾年，北京政府大力推行「伊斯蘭教中國化」政策，拆除了許多清真寺的圓頂，對禮拜增加諸多限制，並且「去沙特化」、「去阿拉伯化」、「去清真泛化」，管控阿語學校。許多中國穆斯林都對這些政策頗不同意，認為是「執行過頭」或過於嚴厲。但是，面對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重新上台，其中一些穆斯林友人熱忱地表示了支持（儘管並不能說他們代表中國穆斯林中的多數）。這樣一來，他們就在這個話題上，和同樣支持塔利班趕走美國人的中國民族主義網民合流在了一起。

在這些朋友的發言中，我們能夠分辨出兩種很重要的意識形態。其一是「反西方」。他們回溯歷史，認為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導致了從中亞到中東的穆斯林群體乃至伊斯蘭教的困境：阿富汗戰爭破壞了中亞的地緣戰略平衡，伊拉克戰爭破壞了中東的穩定，導致了伊斯蘭國崛起，從而穆斯林承擔了更多污名，遭遇了更多的打壓。他們也批評西方通過戰爭試圖將自己的現代性——女權主義、世俗主義和消費主義——強加在伊斯蘭世界的頭上。從而，如今美國從阿富汗撤離，塔利班重奪政權，在他們眼中是一個信號：自主的、非西方的力量獲得了勝利，從而打擊了西方強行地推廣現代性的政治議程。打擊了那些認為伊斯蘭教必須「西化」和「世俗化」才能應對現代挑戰的人。

另一種意識形態是「隔離」。這種心態非常微妙。它意味着「你不要管我，我也不會管你」。對一些人來說，理想的世界秩序是，存在着一個個封閉的文化共同體，這些共同體由某類族群所擁有所管理所治理。那裏的生活習慣和人際關係，都按照自身的理想來運作。同時，其他的文化也擁有自己的封閉共同體，共同體之間互相尊重，相安無事。在這種論述中，現代化——無論是自由主義的，還是共產主義的現代化，都是一種急於改變他人，將他人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的意識形態。他們反感現代化理論教育他們如何對待女性，如何做「現代人」。因而他們追求一種「隔離但平等」的世界——按照文化將世界分成各個國家，每個國家固守自己的「文化」就好了。這種隔離理論甚至可以衍生出一種對現代性的女權主義視角批判——「教育別人怎麼做現代人本身是一種父權家長制度，現代性是通過這種父權制擴張的。」

有一種從自由主義出發的批評，認為這些網民被民族主義「綁架」或「洗腦」了，所以才走向反美和自我封閉。這種批評恐怕嚴重忽略了現實的情況。從巴爾幹地區到中東再到中亞，美利堅帝國留下的問題和激化的矛盾在過去二十年中確實愈發突出。完全可以理解這些地方有許多民眾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抱有很強的敵意，並使得他們走向一種更民族主義或者更文化保守、更反對西方的立場。

二

這種立場，如今也和塔利班當前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共振——我們都讀到，在接受各種訪談時，塔利班的發言人不斷表示希望外界不要干涉他們在阿富汗的施政。儘管他們也強調自己會滿足國際社會的要求，但又將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政治追求歸為文化——塔利班希望保守住阿富汗的「傳統」不被西方的各種現代思潮和生活方式所影響。正如他們所說，阿富汗不干涉美國，美國為什麼要干涉阿富汗呢？相比二十年前執政的那個塔利班，如今的塔利班也和基地組織（Al-Qaeda，阿爾蓋達）等國際恐怖主義運動乃至海灣國家的政治伊斯蘭運動進一步做了切割。

也就是說，如今的塔利班選擇了一條更民族主義或者說孤立主義的，反「國際主義」路線。就算要說他們還是1970年代伊朗革命和政治伊斯蘭的繼承人，這種政治伊斯蘭運動本身也逐漸在如今「民族國家化」了。這種變化，我們也可以從塔利班對維吾爾聖戰武裝的態度看到。他們承諾包括北京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說阿富汗不會成為威脅他國國內安全的策源地。這多少意味着對阿富汗境外「聖戰」的放棄，變相承認了其他民族國家「不受干涉」的主權邊界。

這樣的塔利班，我們完全可以將其政治議程歸為「隔離而平等」。近年來，「隔離而平等」越來越可以被看作是當今世界保守主義議程的主軸了。在歐洲，尤其是東歐，面對難民和移民浪潮，右翼政治推出結合了生育計劃、文化保育和國境封控的「隔離而平等」的議程，其假想敵是西歐的「墮落文化」和「移民的入侵」；在俄羅斯，普京為代表的反LGBTQ政策旨在保護以東正教為代表的「俄羅斯文化」不被外來的文化衝擊所「玷污」；美國和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右翼也完全可以放在同一範疇裏。歸根到底，這些政治都有共同的心理背景——對自由主義所代表的現代性的不滿，和對一個充滿了變化的世界的焦慮。

與其說阿富汗是「帝國墳場」，不如說阿富汗是各種「普世主義」的墳場。這裏恰恰反映着所有普世努力的失敗：1970年代蘇聯的共產主義世界主義傳入阿富汗，締造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國，這個作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政權的最終瓦解，也間接葬送了蘇聯和它代表的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美國阿富汗戰爭的二十年則是阿富汗人從相信自由主義普世主義到日漸幻滅的過程：重建計劃消耗了無窮無盡的美元和人力，最終依然是低效而腐敗的政府，結果塔利班再次上台，阿富汗回到某種和西方與現代性「隔離」的心態。

就連普世的政治伊斯蘭主義也在阿富汗折戟沉沙，走上了類似的道路。回看1980年代時，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幾乎是世界性的事件。霍梅尼主義（Khomeinism）也嘗試輸出基於伊斯蘭的普世性。1989年時，伊朗最高領袖大阿亞圖拉霍梅尼寫信給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戈巴契夫），勸他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作為伊斯蘭世界最偉大和有力的一員，能夠很容易地填補你們社會的信仰真空」。到了二十一世紀，在阿拉伯之春和土耳其埃爾多安時代擴張性外交政策的強烈推動下，伊斯蘭將自己和現代化與普世化結合的嘗試達到了最高峰，然後它又迅速衰弱。它先是遭到了「伊斯蘭國」式的普世性恐怖主義的嚴重打擊，再到如今，讓位給了塔利班式的成功。塔利班的內核來自普什圖民族主義和南亞的迪奧班德（Deoband）伊斯蘭。這個南亞伊斯蘭流派在阿富汗的實踐中愈發強調宗教的純潔性，尤其是和世俗社會在空間上的隔離，因而也就更缺乏將伊斯蘭的普世宗教特徵推廣出去的精神動力。它的成功多少說明了如今的世界範圍內風吹的方向。

三

反恐戰爭看似保衞「自由世界」，卻也摧毀了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理想。正如有文章指出的，反恐意味着在身邊發現一種不可名狀的敵人，從而要求對邊界，對安全的重新設定。這一切自然而然滑向了對「隔離」和維持「自我」的需要。美國「捍衞自由」的反恐戰爭最後走向了「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和更龐大的監控社會。中國、印度和土耳其等國的反恐戰爭則走向了重塑和保衞民族國家的議程。今年更令人覺得歷史如此狡黠的新聞則是塔利班也要發動自己的「反恐戰爭」面對來自「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K）的威脅，甚至在喀布爾機場遇襲時，已有報導指出塔利班和美國情報機構有所接觸並部分共享了情報。

反恐戰爭推動的另一個趨勢，是全球進一步的民族國家化。這個趨勢在冷戰結束後從未停止過——無論是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之後的巴爾幹戰爭，還是中國逐漸從多元帝國體制日漸過渡到「書同文，車同軌」的現代民族國家，又或者是高加索等地不斷的民族衝突，乃至美國開始限制移民。研究民族主義和族群暴力的最重要學者、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就在2001年「911」事件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化分為幾個層次，擴展得最快的是商品貿易和消費方式——比如快餐，快時尚。而全球化程度最低，或者最無力推進的，就是政治、文化制度的均一化。反過來，全球化的不均勻混合着地緣政治的運作，加強了民族國家的進程。

民族國家化藴含着的，是一個自我矛盾的命題：對外，如今的民族國家提倡「隔離而平等」的邏輯，要求各個民族無論大小都彼此尊重，不干涉內政，不改變對方的文化和習俗。然而在內部，民族國家往往都有采取強制手段對民族和文化進行整合的傾向——通常是以優勢民族或者主流民族為準繩，要求少數群體加入多數族群的議程。

比如，阿富汗就在最大程度上體現了民族國家和「隔離而平等」理想的現實困境——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阿富汗擁有多個跨境大民族。當阿富汗人表示不要干涉「本民族的事務」時，對內可能意味着哈扎拉人的邊緣化，又或者對外意味着挑動巴基斯坦內部的普什圖民族主義。像阿富汗這樣的多民族國家恰恰在今天這個追求民族主義的世界上並不少見。而這種現實會持續阻礙着民族國家進程，並且繼續碰撞出地緣和國家內部的衝突。

民族國家形成的「隔離而平等」的格局，是新冷戰時代繼承自冷戰時代的遺產，也是新冷戰和舊冷戰最不同的地方。舊冷戰是美蘇兩個超級強權的爭奪。兩者都自居為西方現代性和普世性的正統繼承者。隨着冷戰的爭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獨立民族國家所構成的「第三世界」開始在美蘇兩強中間尋求平衡，成為蘇聯和美國爭奪的重要空間，從而其世界意義也愈發變大。中國在上一次冷戰中是「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在當下的「新冷戰」格局中，北京依舊沒有選擇莫斯科在上一次冷戰中的位置，它仍然試圖繼承「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遺產，並且選擇擁抱這些民族國家的非西方議程。這一點筆者在2020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到過。

在「911」襲擊過去二十年後，發現自己無論如何也要挑戰美國霸權的北京，將會面臨一個困境：將美國版本的現代化作為對手，是否意味着推動一種中國版本的全球化——基礎設施和投資的全球化，結合文化上逆全球化——和經典的全球化正好翻轉過來？然而，這一切又意味着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民族國家體系，這個體系藴含的內部矛盾和衝突，又如何能維持中國的投資和利益安全？畢竟，民族國家體系無法實現真正的「隔離而平等」的理想，它仍然是一個互相交融，彼此有「隔離」和「擴張」慾望的世界體系。尤其是，新冷戰時代和二十年前相比，有一點是沒有變的，那就是「發展」仍然是一個困擾着南方不發達國家的嚴重問題，而全球的資源分配仍然在先進國家和後發國家之間嚴重不均衡。

我們如今已經看到，並且在未來也可以預見的是，隨着新冷戰的對抗和疫情的延續，「隔離」和「自主」的語言會被前所未有地提高到重塑世界體系的高度；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義和對「不干涉」與「安全」的政治憧憬，將在「第三世界」激化更多的衝突和矛盾。這些矛盾很可能刺激或引誘着新冷戰時代的大國下場博弈。

「隔離」意味注重彼此不同和相對主義的「文化」，而弱化帶有達爾文主義和進步主義色彩的「文明」。我們該把它看作對殖民主義的歷史清算，還是看成對現代性的歷史清算？但也許可以設想的是，被地緣政治競爭所推動着的博弈，會否到頭來又發現自己必須打破這樣一個隔離與自我固化的循環？

在過去的二十年，我們見慣了文化保守的思維，或習慣了其反面的全球化進步語言。如今在「保衞文化」之下潛藏着的是割裂、保守與壓制；在全球化的背後是巨大的無力感和肉眼可見的民族國家體系。往壞了說，早在2001年前後，那個理想中的「地球村」就已經有難以為繼的趨勢了，如今它作為一種人類理想衰敗得更明顯了。

往好了說，新冷戰時代未必意味着徹底無可挽回的世界。這是因為，如何面對未來，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人類的多樣性和創造進步的能力。我們是把它們當作一種已經被歷史創造出來的東西，喪失了一點就會更少一點？還是把它們當作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值得被不斷保存和激發出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