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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既蕪:時空膠囊裡的「台灣省政府」,最後的民國身影

位於台灣中心的「中興新村」,每個角落都寫著中華民國倉皇辭廟、反攻未竟的歷史。


已經廢止、但字樣仍存的「台灣省政府」。 攝:李易安/端傳媒
已經廢止、但字樣仍存的「台灣省政府」。 攝:李易安/端傳媒

正午剛過,洪慶達拿出自己帶的便當盒,在中興新村一座鄰里公園的涼亭裡坐了下來。

今年剛滿六十歲的洪慶達,是台灣南投一個清潔公司的約聘人員;他的雇主承包了中興新村的環境維護工作,他每個月都要來巡迴幾遍,偶爾除除草,更常做的事情則是撿垃圾。

此地曾是前台灣省政府的所在地,家就住在南投市區的洪慶達,年輕時也很常來這裡,但當時都是「來玩的」。「這裡沒什麼變——有啦,變冷清了。以前省府還在,這裡的房子都有人住,有人住比較熱鬧、比較漂亮。」

他說的「以前」,是李登輝還在擔任省主席、而台灣省政府也依然存在的 1980 年代初——那是解除戒嚴前夕的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民主化呼聲此起彼落,蔣家執政也邁入尾聲,黨國猶如強弩之末。「李登輝作省主席的時候,就很少待在這裡了,一直往外跑,等於作總統了。」

後來的這裡,也捲入了新時代的浪潮中,成了台灣新一輪政治角力的一個前線,一個今日已被淡忘的前線。

但時代變遷嘛,洪慶達覺得沒什麼好可惜的。他只覺得「現在沒房子住的人那麼多」,這裡的空屋如果規劃一下,能租出去也很好。他一邊說,一邊直直盯著公園草皮,彷彿這裡唯一能引起他興趣、仍在繁榮生長的,只有公園裡的雜草而已。

蓋上便當盒,他拿起割草機,繼續進行下一輪工作。

中興新村裡已經人去樓空的眷舍。

中興新村裡已經人去樓空的眷舍。攝:李易安/端傳媒

凝固在冷戰前線上的中興新村

或許是某種巧合,「新村」在我們所處的這個年代裡,似乎總是有些過時。

同樣巧合的是,位處冷戰前線、求新若渴的幾個東亞國家,也都擁有各自的「新村」,在各個角落裡繁榮著、衰敗著,反映了各地在現代化路線上的掙扎過程。

比如在日本,「新村」曾經是以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為首的一個思想體系、一場實踐行動,他主張互助協同、讚揚勞動,脫離舊社會建立「新村」,曾影響過中國的左翼運動,卻也被主張武裝革命的左派同行斥為空想。和大多數過時的左翼運動一樣,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今日在琦玉縣的毛呂山也只剩下博物館式的根據地,留有常駐居民和紀念館,供為數不多的追隨者瞻仰憑弔。

然而在日本作為左翼符號的「新村」,如果放到韓國的脈絡裡,指向的卻又是由右翼強人朴正熙,於 1970 年代號召的「新村運動」(새마을운동);在這場運動之中,他將新時代的工作倫理與消費文化,巧妙融進韓國傳統文化的「集體性」和「協同性」之中,也進一步促進了韓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經濟發展。

對於馬來西亞的華人來說,新村(kampung baru)這個詞,則和冷戰中的左右對抗脫不了關係:那是 1950 年代的英國殖民政府,為了避免華人接觸馬共游擊隊,因而將華人集中管理而設的聚落。

至於在台灣,「新村」則往往是外省眷村的同義詞;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些眷村也確實都是「新」的:對於在國共內戰之後,被時代洪流帶來台灣的外省軍民而言,「新」的是台灣這個島嶼、這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與反攻大陸的基地;對於台灣本省人而言,「新」的則是這群軍眷同胞們帶來的文化、語言、眷村聚落——以及更重要的,國家。

而在台灣所有被稱作「新村」的眷村之中,地位最重要、知名度也最高的,就是台灣省政府的所在地:中興新村。

如果扣掉那些黨國紀念物、省府官舍,中興新村眷舍區的氣氛,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新村確實有點類似,或許也跟都是英國人的規劃風格有關——馬來西亞的華人新村,是由英國殖民者在緊急之中設置的,而中興新村的社區規劃,引用的則是源於英國的「田園城市」概念。

台灣省政府前的入口圓環。

台灣省政府前的入口圓環。攝:李易安/端傳媒

要講中興新村這個帶點「田園」風情的黨國故事,時間得拉回到 1950 年代初。

當時剛脫離日本殖民沒多久的台北,在劇變的局勢之中,突然同時被賦予了兩個身份:它不只是台灣島從清末、日治以來的行政中樞,也成了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

由於剛失去大片江山的國民黨,遷至台灣之初仍在積極籌備反攻,並無在台久待之意,因此大部分政府部門,都是採取臨時性的安置措施,而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於是只好和台灣省政府的各機關採「合署」(編按:與其他不同政府機關合用辦公室)形式辦公。

到了 1954 年,九三砲戰開打、台海上空亦發生多次交戰,局勢愈顯危急。此外,蔣介石與美國在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時,由於美方希望蔣「棄守金馬」,一時之間也讓台美之間出現齟齬,迫使國民政府必須進一步提高戒備、加速「防空疏散計畫」,以便在空襲時疏散辦公。

在這個背景之下,台北這個「省會」也被迫讓位給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而台灣省政府,則開始搬遷至台灣中部地區。

在最初的疏散計畫之中,省府原本會分散在中部五個縣市,然而後來為了顧及行政效率,並促進城鄉發展、地方建設,因此決定改設「省府行政特區」,將省府各機關集中於一處辦公。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省府特區在選址時,也擬定了幾個原則,比如:必須選擇旱地,以避免和農民搶地;最好沿著山脈開發、遠離西部海岸線,以防共軍登陸後直接佔領。這些原則,也再次反映了國民政府當時對統治正當性、和防禦需求的考量。

歷經 8 個月的規劃、選址和審查之後,疏散規畫單位最後於 1956 年初決定在南投「營盤口」建立新市鎮、作為「省政中心」,並由蔣介石命名為「中興新村」,承載「中興復國」之期許。

起初的中興新村,由一個行政辦公區、兩個眷舍區,以及一個市鎮生活中心區組成;到了 1960 年代,又相繼在南側興建了第二個行政辦公區,以及第三個眷舍區,由此逐漸形成今日由光輝、光華、光榮、光明等四個里組成的中興新村。

從地圖上看,省府大部分的辦公廳舍,主要都坐落在最北側的行政辦公區,而郵局、中心市場、省府員工消費合作社、大操場,以及村內規模最大的室內集會場「中興會堂」,則集中在村裡中央的市鎮中心區,為居民供應生活、購物、娛樂等日常生活需求。

等待整修的台灣省政資料館。

等待整修的台灣省政資料館。攝:李易安/端傳媒

尷尬的台灣省:中華民國未竟的反攻心願

然而這種集中於一處、新建市鎮的作法,卻在當年招來過不少爭議。

有人批評,省府「疏散計畫」理應是暫時性措施,如今卻投注鉅資、新建永久性的官舍和市鎮,顯然與原意不符。而今日回看,這種爭議大抵也再次展現了國民黨來台初期,並沒有在台灣久待的打算。

為了合理化耗費鉅資、將省府搬遷至中部的決定,同時避免給人「將永久偏安台灣」的「錯覺」,當時的規劃人員於是將中興新村的官舍,依照「教室」的形制進行設計,為的就是在反攻大陸成功、省府遷回台北之後,讓這些廳舍依然可以改為學校使用。

循此,王怡雯便曾在《中興新村的現代性:西方理想城鎮規劃的臺灣經驗》中主張,中興新村的「疏遷」,凸顯的正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尷尬之處:一方面,國民政府為了維持中華民國的框架,必須保留、甚至強調「省」這個行政層級,如此才能持續宣稱位在大陸的其他省份,在法理上也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然而另一方面,台灣省和中華民國有效統治範圍的高度重疊,卻又提醒了國民政府被迫退守一個蕞爾小島的事實,以及其岌岌可危的統治正當性。

循此,將省政府廳舍遷離省會台北,便能解決這個一體兩面的矛盾之處,至少在視覺上、在空間中,將中央政府的「臨時所在地」,和省政府的位置區隔開來——雖然「管轄範圍」高度重疊,但至少「廳舍位置」是分開的,藉此在「凸顯省的存在」和「維持統治正當性」之間取得平衡。

王怡雯亦認為,遷離台北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一事,也能證明這種關於「統治正當性」的考量:如果新建的「中樞行政特區」由中央政府使用,便會和美國的華盛頓、澳洲的坎培拉一樣,難免帶有「新建國都」的意味,也不符合國民政府只是臨時退守台灣、訴求反攻大陸的論述。

不過雖是「台灣省政府」,在裡頭工作的公務員,早期卻又多以外省人居多,而村外打赤腳、踩在泥土地上的本省農民,和村裡著襯衫、穿皮鞋走在柏油路上的公務員,在視覺上也形成了強烈對比。

中興新村這種「高人一等」、和「村外人」有所區隔的感覺,小時候在中興新村念小學的賴岳鈴也體會過。嚴格來說,賴岳鈴並不是「中興新村人」——她和父母,十多年前才從南投市區,搬到中興新村外圍的社區。

「中興新村有分『內中興新村』和『外中興新村』,現在不見得一看就分得出來,但有時候他們還是會問你『是不是住裡面的』」,給她一種在分類、在劃界的感覺,「有點像天龍國(編註:台灣人對「台北」的戲稱)那樣。」

許多中興新村的老住戶,甚至不會認為自己「住在南投」:直到 1990 年代之前,中興新村居民在寄信、書寫地址時,還會跳過南投縣、南投市,直接寫上中興新村。

由於小時候在「村內」上學、卻又住在「村外」,賴岳鈴一直都想搬進「村內」住住看,也很喜歡中興新村的眷舍;後來中興新村開放團隊申請進駐、活化廢棄眷舍,她便和父親寫了一份企劃書,租下一間房舍,整修過後在裡頭經營茶館。

「像我這種茶館啊,在南投市區其實開不起來,但在這邊可以,因為這裡住戶的消費力比南投好,他們都是公務人員嘛,退休金也比較多,尤其以前公務人員的待遇比現在好,之前還聽一個婆婆月退俸就十幾萬(台幣,1 台幣約為 0.28 港幣、0.23 人民幣)!」

也是因為這樣,賴岳鈴從來不在中興新村買菜,「我們都去南投買,這裡市場裡的菜太貴了。」

在中興新村經營「丘山茶」的賴岳鈴。

在中興新村經營「丘山茶」的賴岳鈴。攝:李易安/端傳媒

台版田園城市:「西方規劃」融入「黨國體制」的拼裝體

不過中興新村為何會採用「田園城市」這種源自英國的規劃模式呢?箇中原因,原來依然和國共內戰的遺緒,以及美國在遠東地區的介入和冷戰架構脫不了關係。

1953 年,蔣介石提出了「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的概念,除了美化城市、改善人民生活,為反攻大陸做好準備之外,也讓這句標語,在當時的台灣成為規劃師和技術官僚經常高呼、標舉的口號——今日台灣主要都市裡的林蔭大道、社區公園,以及各種衛生設施,某程度上都是這個口號的間接產物。

此外,當時負責規劃中興新村的的工程人員,主要都出身自上海交大的土木工程學院,他們在校時便接受過西方都市規劃理論的薰陶;跟隨國民黨來台之後,又接受了美援會、農復會等機構的補助,在美國資助下赴美進修、在英國進行考察,最後才帶回了英國新市鎮、田園城市的規劃模式。

田園城市作為一種規劃理論,最初是由英國的霍華德爵士(Sir Ebenezer Howard)於十九世紀末提出的。

當時的英國,正處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之中,幾個工業大城居住環境惡劣、人口也過於擁擠;而田園城市,就是他試圖提出的解方,希望透過都市規劃的手段改善居民生活,並將大自然融入都市環境之中——由此,台灣當年的技術官僚,會引用田園城市來呼應蔣介石的「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倒也相當適切。

此外,田園城市還有一個特點,讓它和西方今日常見的「郊區臥房城鎮」(bedroom suburb)非常不同——在霍華德爵士的構想裡,田園城市必須能為居民提供農地和工作機會、讓城鎮「自給自足」,因而和「臥房城鎮」只有睡覺功能,但工作、購物、娛樂都必須前往其他地方的模式並不相同。

今日在西方住宅區常見的空間特徵,你在中興新村也都能看到,比如各個鄰里單元的囊底路(cul de sac,也就是死路)、圓環、T字路口,以及刻意蜿蜒、並依據層級而有不同寬度的道路等,目的都是為了將「穿越型車流」和「鄰里車流」區隔開來,並藉由物理空間的設計降低車速。

然而嚴格說來,中興新村和霍華德當年擘劃的田園城市,還是存在不少差異。

台灣地理學家吳鄭重便曾提醒,不論就面積、或是農地與市地的比例來看,中興新村和田園城市都存在不小差異,而中興新村以國家作為設計、打造、管理的主體,和田園城市希望由地方政府主導的「自治市」概念也相去甚遠;至於前述的囊底路、層級道路規劃手法,則主要是源自美國社區計畫的設計手法,而不是田園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的新北市永和區,之所以有大量T字路口、道路狹窄彎曲,甚至被人戲稱為「新北大迷宮」、「住了三十年還是會迷路」,其實就是因為在 1950 年代仍被視為「台北郊區」的永和,正是田園城市和西方新市鎮在台灣的另一個案例——只不過永和沒有嚴守最初規定的容積率,而原本規劃的工業區和農田,也在都市發展過程中成為住宅用地,導致人口密度大幅超過初始設計,也因此經常被稱為「失敗的田園城市」,和中興新村內至今依然寬敞的空間氛圍截然不同。

如此說來,中興新村能在台灣成為相對成功的田園城市案例,或許也不令人意外:由於中興新村內的眷舍只能由省府分配、不得繼承轉賣,因此也阻絕了外人的湧入,讓中興新村得以維持較低的密度;再說,田園城市的其中一個願景,便是「自給自足」、能提供工作機會,而在 1950 年代的台灣,大概也沒有其他產業,能比省政府體面的公務員工作,更適合作為一座田園城市的經濟後盾。

換言之,中興新村雖然帶點「田園城市」的影子,後來在口耳相傳之中又成了「花園城市」,但其實更像一個混合各種西方規劃模式的「拼裝體」,被平行移植到了台灣之後,又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黨國土壤上逐漸生根。

「華麗轉身」創辦人朱怡甄。

「華麗轉身」創辦人朱怡甄。攝:李易安/端傳媒

台灣省消失之後,中華民國是台灣嗎?

不論是曾在中興新村長期居住、或短期勾留的人,今日提起這裡,大多都會表現出一種介於緬懷和惋惜之間的情緒,而朱怡甄就是其中之一。

「當然還是有點可惜啊,以前中興新村很輝煌的。」

雖然也在南投長大,但朱怡甄並不是中興新村的「村裡人」,年輕時只跟著村裡的同學來玩過一兩次,「當時只覺得這個村子好特別,裡面的道路感覺都彎彎曲曲、繞來繞去的樣子。」

而像朱怡甄這樣的說法,也證明了中興新村的特別之處:雖然這裡只是個由官廳和眷舍組成的「村子」,卻曾經也是個人們會特地「去玩」的「觀光景點」。

現在的她,在中興新村經營「華麗轉身」和臉書粉絲專頁「省府日常散策」,主要業務是開設文史課程、導覽走讀活動,也協助店家撰寫企劃書、申請進駐中興新村,「我之前也在政府機關工作,知道要用什麼語言去和公部門溝通。」

讓她感到惋惜的,不只是一幢幢人去樓空、日漸凋敝的眷舍,也還包括眷舍曾經容納的生活記憶。

「現在還有些外省媽媽住在這裡,各個省份的都有,所以我們之前也去敲門、請她們教我們做她們的拿手菜,再透過記錄、訪談的方式,把她們的手藝傳承下來,讓來玩的遊客可以體驗,也希望這些味覺記憶不會消失。」

省府過去規定,眷舍住戶只有眷舍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但員工退休之後仍可繼續住到過世為止;有配偶的員工過世之後,配偶也可以住到過世為止,因此今日仍在獨守眷舍的,有不少就是那些「外省媽媽」。

朱怡甄曾在去年總統大選前夕和里長請教,村子裡今日究竟還剩下多少住戶。「從有投票權的人數來看,戶籍還在這個里的大概只剩一百多戶,但也有些住戶年紀太大,其實早就被後代接到別的地方照顧了。」

讓這些眷屬住戶和烹調手藝消失的原因,歸根究底,其實還是台灣在 1990 年代以降快速變遷的憲政制度與社會氣氛。

直到 1990 年代以前,台灣的憲政體制長期都處於不正常的「內戰狀態」,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大總統的緊急處分權、限縮地方自治;在這個背景之下,台灣省的最高行政長官,長期以來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指派、職稱則為「台灣省主席」,並未被納入民選的範疇之中。

這個持續了四十年的「緊急狀態」,一直要到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才終於有所變化。

1994 年,台灣立法院終於通過《省縣自治法》,將「省主席」改為直接民選、名稱改為「省長」,並在當年便根據該法,舉行了台灣史上第一次的省長選舉,而當時獲得過半選票、高票當選的,就是宋楚瑜。

1994 年省長選舉結束之後,台灣緊接著又在 1996 年迎來了第一次總統大選,卻也讓輿論開始質疑:雖然選民在兩年之內選出了兩個官職,但就行政轄區來說,總統管轄的範圍,只比台灣省長多了福建省的金門縣、連江縣,以及台北、高雄兩個直轄市而已,再次凸顯「中華民國在台灣」疊床架屋的體制。於當時的種種政治勢力的傾軋、社會漸趨民主開放的氛圍下,也引起眾人對於「台灣省」存在必要性的討論。

於是總統選舉結束之後,國民大會便於 1997 年再次修憲,將台灣省政府改為行政院的派出機關,也不再有地方自治的功能,並於 1999 年通過地方制度法,增強地方縣市的權責——今日台灣人熟悉的「中央-地方縣市」體制,於是就此成形,兩者之間實質上不再有「省」這個層級。

此外,由省政府管轄的事務,也開始陸續轉交中央,而原有的省府機構,則改為中央政府的「中部辦公室」,比如原來的省政府建設廳,便改為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而省政府教育廳,則成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後來曾經五次參選總統的宋楚瑜,至今仍不時會被媒體稱為「宋省長」,倒也恰如其分,因為他確實就是中華民國史上唯一一位真正的「台灣省長」。

今日回看,台灣的民主化帶來了總統、省長的直接民選,卻也讓台灣人切身感受到了「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的荒謬之處,因而促成了「台灣省」的消失、讓台灣進一步往「中華民國是台灣」的階段邁進,而這過過程,也再次反映了一件事:民主化和本土化,在台灣經常是攜手並進、一體兩面的。

歷經多年的緩衝、過渡期後,台灣省政府最後在 2018 年悄然走入歷史,不再編列預算,也沒有任何人員編制;至於省府廳舍,則全數移交給了國家發展委員會(亦即「國發會」),而「台灣省主席」一詞,也正式走入了歷史。

不過礙於憲法架構,台灣省至今在名義上仍無法廢除,因此台灣省政府的「組織調整」,一般都被稱為「虛級化」、「凍省」或「精省」,而無法稱之為「廢省」。

實際走一遭中興新村,「凍省」的概念也能獲得非常具象化的呈現:由於村裡的建物都是1950 至 70 年代的樣式,而省政府從 1998 年被虛級化之後,財政預算就一直不斷減少、員工也不斷搬離,於是整個中興新村就這樣在年久失修之中逐漸沒落,卻反而保留了 1950 至 90 年代的聚落氛圍和空間細節。

巧合的是,村裡眷舍無法永久持有、無法由後代繼承的制度,卻也像是個巧合的空間隱喻,預言了台灣省政府的命運:不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制度架構、或是村裡一棟棟的房舍,都是在法理上難以繼承的東西,今日只能徒留外殼、框架,而且終究是要還回去的。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這個曾經作為省治中心的地方,彷彿處處都有民國幽靈在遊蕩著,畢竟台灣省的存在、以及台灣省和中華民國有效統治範圍的高度重疊,本身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體制的體現,而「凍省」,也意外凍結了這個體制終結前夕的風景。

就此而言,省府在 2018 年的正式消失、以及中興新村的沒落,或許也標注了台灣從「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階段,往「中華民國是台灣」的階段又邁進了一步——倘若有天我們真要憑弔民國,那麼中興新村,或許就是其中一個最迷人的去處:一個消失的省,一座半廢棄的田園城市。

中興會堂前的蔣介石塑像。

中興會堂前的蔣介石塑像。攝:李易安/端傳媒

各方角力下,中興新村土地的華麗轉身

然而「半廢棄」這個說法,朱怡甄是不會同意的,而她之所以會來中興新村租下老屋、花錢整修創業,說來說去還是因為各種「近水樓台」。

時間回到 2008 年,當時剛就任總統的馬英九提出「愛台十二建設」,決定將失去活力的中興新村改為「高等研究園區」,並由科技部的「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負責管理。

然而由於中興新村內仍有部分政府機關,而村內大部分建物又有「文化資產」身份,這些因素都大大限縮了空間的使用功能,和科技部、科學園區熟悉的空間形式和業務種類也差距過大,因此規劃、招商都並不順利。

而原本在資策會工作的朱怡甄,辦公室正好就和科技部在同一棟大樓裡;2017 年,她耳聞科技部即將釋出中興新村這個燙手山芋,只保留最南區的核心開發區,其他部分則會跟著省政府,一起移交給國發會。

聽到風聲的朱怡甄,猜想脫離科學園區之後的中興新村,經營型態或許會變得更有彈性,於是便在移交前夕,和中部科學園區租下了光明里的一幢雙層連棟單位,作為發展文創聚落的據點。

「初期為了符合科技部、『高等研究園區』的想像,當然還是要掰很多說法啦,比如一開始我們就要想,有沒有什麼數位應用工具,是我們可以用的,再把它寫進企劃書裡——不然上面的主管會問,為什麼要拿科技部的資源,去做文化部的事情?」

然而在資策會工作過的朱怡甄,當然知道政府希望聽到什麼:同時期和他們一起進駐的,還有另一間餐廳,「他們就會說自己是『智慧點餐』、『明日餐桌』,聽起來比較有『科技含量』,也比較能說服科技部。」

後來,果然不出朱怡甄所料,國發會接下中興新村之後,便開始參考台灣其他眷村的活化模式,推動「地方創生」、吸引店家進駐。

很有意思的是,從最初為了防禦而「疏遷」的省治中心、為了照顧公教人員而設的眷舍、引進西式規劃理念的社區,再到近年的科學園區、地方創生與文創聚落,雖然看起來南轅北轍,講述的卻全都是關於統治和土地利用正當性的故事。

回到中興新村經營咖啡店的曾伯義。

回到中興新村經營咖啡店的曾伯義。攝:李易安/端傳媒

尾聲:「老天會有規劃」

一個南投山麓典型的夏日午後,曾伯義開車回到自己在中興新村租下的老屋。

當天早上,他剛去醫院打了肺炎疫苗,原本還想休息一天,沒想到等了幾個小時,副作用始終沒有出現,於是又跑來自己開的咖啡店忙。

其實也沒什麼好忙的。自從台灣疫情在五月爆發後,他的店已經休息了快三個月。但眼看疫情趨緩、遊客最近開始回流,他想起自己堆滿雜物的咖啡吧檯,覺得是時候整理整理了。

曾伯義是進駐中興新村、地方創生的另一個案例。然而他的故事和其他人很不一樣,因為他是在中興新村長大的,也是所謂的「村裡人」。

「我家從那邊走過去就到了,我爸還住在那裡。」2020 年剛回來開咖啡店的他,還準備讓老婆、孩子搬回來住,孩子也會讀這裡的小學。

曾伯義的父母親都是省府公務員,也是村裡少見的本省人,退休前在村內的中興醫院工作;雖然中興醫院現在改隸地方的南投醫院,但在省府時期卻是獨立的,「以前為了方便省長就近看醫生,最頂尖的醫生都會派來這裡。」

或許是因為在村裡長大,口音受環境影響,曾伯義一開口,經常會被別人以為是外省人。「我有陣子在中國工作,同事們講話的各種口音,我也都能聽得懂。這可能就是中興新村留給我的能力吧。」

後來曾伯義離開公司、決定創業,在台中、草屯都開過咖啡店。去年四月,他在臉書上的「省府日常散策」粉絲專頁看到中興新村釋出空間,一直都夢寐以求回到中興新村開店的他,於是便趕來找房子、丈量尺寸,開始準備寫企劃書——現在店門口看板上寫的那句話,就是他當時企劃的口號:「在花園城市中,打造一個雨林咖啡館。」

「我那時一進來這間,量了入口兩個牆面之間的距離,皮尺一拉過去,那個尺寸是192公分——我的店名剛好就叫『e92』。當時我就想,這就是我的房子。」

講到這裡,曾伯義指了指他掛在牆上的一幅字畫,上頭寫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也是這樣,在外面繞了一圈,最後回到這裡,冥冥之中都是老天在幫我規劃。」

雖然外人覺得中興新村沒落,但他不這麼想。「其實這波疫情爆發之前,在我們的經營之下,這個街區已經慢慢活回來了。中興大學接下來也準備會進駐這裡,到時候你看到的就不會只是退休老人,年輕人也會開始出現。」

在很多老一輩外省人的眼裡,凍省不只阻擋了宋楚瑜的政治生涯,也斷絕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統制度。但對於曾伯義來說,凍省卻也在無意間保留了一段歷史。

「我覺得,凍省也沒什麼不好,反正就是稍作休息嘛——老天爺要我們休息,我們就休息一下。就像我們現在遇到疫情也是休息呀,遲早有一天,又會華麗轉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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