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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民族主義的四個特徵:習時代的「愛國」動員,與過去究竟有何不同?

今天官方對民族主義塑造同過去的一個最大區別,是習近平第一次有意識地把民族主義作為國家戰略,成為所謂的全民族的共同意志。

 2021年7月1日中國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儀式上發表講話。

2021年7月1日中國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儀式上發表講話。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刊登於 2021-08-22

#鄧聿文#民族主義#評論

【編者按】對中國自信,是當下民族主義最外顯的特徵之一,從政治精英、知識階層,到大眾,近年來都不斷對此進行表達、競爭注意力。同時,互聯網也成為了各種論述、號召彙集,動員、舉報頻頻發生之地。端傳媒評論組八月推出專題,從理論到行動,從個體到組織,解析現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生態。今天這篇文章嘗試分析中國當下民族主義四點新的特徵,以及更重要的,習時代的民族主義與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究竟有何不同?

專題前兩篇請參看:中國新左三十年,「國師」的三重嬗變「跨境獵殺港台藝人,中國市場這碗飯不是那麼好吃的」

在後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的流行似乎是一個全球現象,無論是印度土耳其等國家,還是日韓等東亞國家,民族主義情緒都很濃厚;抑或美國,這幾年「美國優先」的意識也在上升,乃至在特朗普時期還成為官方政策。但是,和上述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比,中國的民族主義給人的印象特別突出,輿論不僅用「戰狼外交」來描述官方的民族主義,民眾的愛國情感和言行更是不遜於官方。

中國的民族主義之所以讓世人印象特別深刻,與它所呈現出的衝動和好鬥的性格特質有關。最近幾年,人們越來越感受到中國的民族主義有某種排山倒海之勢,不僅席捲的範圍廣,幾乎在每個領域,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情緒都在泛濫,而且非常敏感和衝動,高度簡化成「愛國」乃至「愛黨」兩字。

從最一般的意義講,只要一個人在某個特定的地方居住生活一段時間,就會產生某種對該區域的心理依賴,這就是人們說的地方/民族主義。當然,作為一種觀念、思想和思潮的民族主義,它是在自有民族國家成為國際關係的主體後才產生的。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化的產物,此前民族意識還在孕育中,中國人一般具有的,是所謂儒家文化的天下意識,但在中國被納入西方的殖民體系後,民族意識被覺醒了。

就此而言,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啟蒙的結果,即所謂「落後就要捱打」。而作為啟蒙的結果,它又是進一步「啟蒙」的手段,以及抗擊外來侵略的武器。它也是中國各種政治勢力依靠的力量。在中國近現代史兩個最重要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它們成立時,都扛着民族主義大旗,以民族解放和民族振興為使命。儘管中共隨後就轉變為一個國際主義的政黨,可它產生的背景是五四救亡運動。

中共在之後的很長時期,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兩種面目交替顯現。在全國建政後,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主導中共意識形態的是階級和革命意識,以及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那時民族主義被中共「冷凍」,雖然在中蘇分裂後中共的民族意識一度有所回歸,但在毛澤東要做世界革命導師的心理支配下,中共也急於向世界輸出革命和共產主義,因此,在對外交往和援助中,黨更多的不是從國家利益出發,而是國際共運的利益和需要。

2021年7月1日中國北京,中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儀式上揮舞黨旗和國旗。
2021年7月1日中國北京,中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儀式上揮舞黨旗和國旗。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這裏需要區分兩個階段的民族主義,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時代的民族主義。

人們今天所談的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隨着中國崛起和國力強大自然衍生出的民族自豪感及其表現和行為。應該說,為自己國家的發展與進步──儘管它還存在許多巨大的問題──感到自豪,這是一個人的正常情感的表露。但在外界尤其西方輿論看來,中國今天所爆發出的民族主義,已經遠遠超出了表達民族情感的正常需求,甚至到了一種過度膨脹和病態的地步,正露出「利齒」,讓人害怕。

這裏需要區分兩個階段的民族主義,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時代的民族主義。表面看,在江胡時代,中國發生過幾起大規模的針對美日等國的「愛國大遊行」,如2001年因南海撞機激發的反美遊行,2012年因釣魚島紛爭刺激的反日遊行,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受阻而引發的國內民眾對西方的抗議,上述三次特別是前兩次大遊行全國參與者眾。但在習時代,雖然也出現了抵制韓貨等行為,然而類似幾十萬人的反美反日遊行再未出現。這並不表明習時代的民族主義比江胡時代弱化,恰恰相反,它更強硬。原因在於,習時代的民族主義帶有自身的鮮明特色和背景,兩個階段的民族主義儘管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然而習時代將民族主義上升為國家戰略和國家意志,官方對民族主義的操控更自覺,手法更老練,加上中國崛起以及美中對抗、美國的制度危機和西方治理的一些缺陷,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在習時代有一個大改變和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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