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差的飯局上，林俊萍的直屬男領導盯著她，又對他人談論道：「要是像古代一樣，人還有小老婆就好了。」
「我感到不太舒服。」林俊萍說。
男領導曾半夜給她打電話，她不敢接。得知林俊萍在上海待過，他頻繁讓她推薦吃喝玩樂的地方。有天半夜，男領導問她：在上海去哪喝一杯比較好？林俊萍告訴他後，他說找不到。她給他發了導航路線。
過了很久，男領導回覆說：「你要是在，就可以直接帶我過去了！」林俊萍沒多想：「明天週一我還得工作呢老師。」他馬上回：「我現在就給你買票請假。」
林俊萍感到頭皮發麻。她想：或許他只是隨便調戲、隨便試探，也不打算做什麼。「可我一想到這件事，就有種『被命運扼住喉嚨』的窒息感。」
22歲的劉玲從沒想到危險離自己這麼近。今年4月部門聚餐結束後，晚上十一二點時，她和組長兩人一起坐車。組長叫代駕把車開到宿舍附近的一家公館（類似酒店）。她心裏很疑惑，覺得可能只是宿舍附近不好停車。中途有同事打電話問他們是否到宿舍，沒到的話可以一起去吃宵夜。組長回答：已經到宿舍，不去了。
這句回答讓劉玲覺得不妙，下車之後，他對劉玲說：「我教你乙方是怎麼搞定我們公司的領導。」
她恍然意識到：原來組長想帶她「洗葷腳」（通常指購買邊緣性服務，如「打飛機」、口交等）。劉玲拼命想要如何應對，她只知道：千萬不能和他一起去。反復拒絕後，她扭頭走回宿舍。
組長又追上來，以抱怨的口吻說：打電話的同事情商真低、不上道，另一個同事就不會打電話詢問，又叮囑劉玲不要讓其他人知道這件事。
不知所措的劉玲裝作沒事回到宿舍，當理智回神時，她感覺自己受到非常大的打擊。「這件事對我非常震撼，一個男人正常情況下怎麼可能帶女同事去那種地方？我覺得自己差點被強姦。」為了不影響工作，劉玲沒有說出去這件事，只能保持和組長的距離。
林俊萍和劉玲的經歷並非孤例，澎湃新聞2018年對「職場性騷擾」話題進行了調查問卷，106位受訪者中，有87人次親身經歷過職場性騷擾，聽同事或朋友講述他們親身經歷的有40人次，對身邊的性騷擾事件「略有耳聞」的在17人次。
其中，在實施性騷擾的人中，被勾選最多的是領導、上級，比例高達65%，其次是同級同事（45%）、顧客或工作對象（27%）、業內的名流與前輩（17%），還有三人被下屬騷擾過。
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性騷擾是不受歡迎的性行為，讓一個人感到被冒犯、羞辱和畏懼。它有多種表現形式：不受歡迎的觸碰、擁抱、親吻；凝視或色眯眯地看；暗示性的言語或玩笑；在拒絕或表示不感興趣的情況下，反復要求進行社交活動；對私人生活的侵入性問題；故意的親密行為；性侮辱；發送黃色圖片、海報、短信、郵件；下班後跟蹤尾隨等。
中國女權主義行動家呂頻對端傳媒表示：性騷擾是資本主義的伴生物。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勞動力，需要女性的勞動力，女性藉此爭取到權力、能夠參與公共生活。然而社會仍然是男性主導的，女性進入被男性主導的社會裏，社會並沒有做好相應準備，平等地接納女性，社會告訴她：雖然你來到職場、學校，公共汽車等等，這個空間不屬於你們，在這個空間裏，你們沒有平等的權力。
在中國，2005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首次立法禁止性騷擾，該條文對法律義務和法律責任沒有進行規定。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從2019年1月1日開始，性騷擾可以作為獨立案由立案。此前，性騷擾個案往往以「人格權糾紛」、「名譽權糾紛」等案由立案。
今年開始實行的民法典則對性騷擾做出明確界定，首次把性騷擾定義為「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
同事小A給李帆看過領導發給自己的微信：「今晚讓你見識一下我的厲害」、「你跟你老公的性生活如何？」.......
「這種事情就是很普遍啊，領導沒有什麼行動，情況又不嚴重。他可以辯稱：『我是嘴上不注意，就是發發微信。』那沒有實質性的行為要怎麼舉報？」李帆說。不久，小A因忍受不了選擇離職。
「不舒服」、「恐懼」、「噁心」是不少性騷擾受害者的最初感受，她們中的很多人在第一時間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遭受了性騷擾。而性騷擾是如此的難以界定，從企業制度、社會輿論到法律法規，都存在著重重漏洞與令人絕望的漠視。因此，「不知所措」、「不了了之」、「離職」也成為多數受害者的應對方式。
但張月寒選擇了另一條路，並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2021年3月，張月寒收到來自法院的民事起訴狀。這是謝楚眾對她第二次起訴，兩次案由都是名譽侵犯，主要的起訴依據是張月寒的舉報信。不同的是，原告謝楚眾在新的起訴狀裏提高了賠償金額，要求張月寒賠償近5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