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拒絕工作：陷入「社會工廠」的當代人，需要比躺平更激進的反抗？

躺平，或許是最能體現當代城市人口精神狀態的熱詞。核心為迴避、拒絕、消極抵抗的躺平，作為當代「打工人」自我標榜的選擇，真的是一種普適的解藥嗎？它究竟是對工人運動精神的繼承，發揚，還是背離？

當代的拒絕

躺平不是當代勞動者的時代革命。躺平作為一種擁有一定社會資源的群體，在既有社會空間中可以選擇的消極抵抗，意味着它並不覆蓋所有的勞動主體，更不覆蓋真正長期處境艱難的勞動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

廣為流行的《「內卷」和「躺平」之間掙扎的中國年輕人》 一文，可以被視為當下對躺平的代表性看法：躺平被視為「內卷」的反面，後者代表過度競爭，前者是退出競爭。二者的概念相對，主體一致，都是在城市生活的「中國年輕人」。

這個籠統的主體概括掩蓋了一個問題，在能否選擇躺平的背後，是個體間具有相當的社會資本差異。如果躺平能夠作為內卷的出路，那麼首先，選擇這條出路的人必須有躺平的空間。因為躺平是一種消極抵抗，則意味着它不創造新的社會空間，而是在舊有體系裏進行。也就是說，能夠承擔這種抵抗，意味着躺平的人在現有體系裏有一定的社會資源，才能夠負擔這種策略性的消極。

但是在躺平相關的敘事裏，我們很容易擴大躺平的適用範圍和代表性。換句話說，如果內卷是貫穿各個行業和社會階層的普遍張力，躺平則不是普遍的解藥，即便它被視為內卷的反面。

《躺平主義者宣言》一文敏鋭地發掘出， 「中國年輕人」這一籠統概括，掩蓋了現實中面目模糊的其他主體。在工作環境中被邊緣化的女性、老年人、性少數群體等等，生活在性別、性向、年齡歧視根深蒂固的社會環境中。如果說激烈的競爭激發躺平的選擇，那麼對於這些在競爭中一開始就被排斥的群體，躺平會是ta們的出路或選擇麼？《宣言》一文顯然認可了這種可能性，並在此基礎上試圖從躺平的共同選擇中挖掘出共情的因素，作為社會變革的火花，納入工作場所和工作文化中的弱勢群體，嘗試整合更廣大範圍的被壓迫者。這種整合的嘗試在變相承認躺平一詞的無力和扁平。若工作敘事中的主流面孔也表現對工作的排斥，本應直接暗示工作文化的內在邏輯正面臨着自內而外的潰敗。

躺平似乎將邊緣群體長久以來的掙扎帶入主流勞動議題，而事實上未必與其自然而然地合流。與之處境類似的是千禧年後歐洲的零工運動（precarity movement）。學者Hardt和Negri《帝國》一書將不穩定的零工視為後福特時代的去中心化生產和數字資本流通的產物，在全球範圍內種下跨階級聯合的火種。然而零工之所以被視為後福特時代的新現象，主要由於傳統社會生產中的主流工作群體（青壯年白人男性）的穩定就業受到威脅，從正式穩定的僱傭關係滑入不穩定、低保障的零工經濟。

但事實上在福特時代的傳統就業中，移民勞工、少數族裔、性少數群體、女性、老年人一直以來都處在僱傭關係的邊緣，在不穩定和較低的收入中掙扎。對於這些群體，零工是長達幾個世紀的生存常態，而非後福特時代的特例。諸多對《帝國》一書觀點的批判認為，將零工視為後福特時代全球生產關係重組的產物，實質上與其自我定位的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對立。

「工人主義」的拒絕

躺平也不是這個時代獨一無二的發明。從機械化和規模化生產開始，資本通過工作本身加劇着對工人的剝奪，同時通過社會關係變革形成的社會工廠對所有形式的社會勞動者進行剝奪。 拒絕工作，一直以來都是工人主義的核心。

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拒絕工作不僅是意大利工人主義運動（workerism）中的實踐核心，也是社會運動理論爭論的重點。工人主義以激進的姿態繼承早期馬克思著作中對於工人群體的人道關懷。區別於當時的先鋒黨敘事，工人主義認為，工人運動的核心應該在工人階級，而非生產進步；社會運動的目標應該立足當下工人的處境，而非未來的共產主義圖景。

當時的意大利社會處於工業規模化生產的轉型期，以菲亞特工廠為代表的生產場所急於滿足工業品出口需求，大量吸納來自南部非工業區的年輕工人。這是擴大化生產所需的群眾工人（mass worker）的主要構成，其承擔低工資、低技術、高重複性的勞動，不但受制於壓低工資的僱傭方，也被青睞主流技術工人的工會組織邊緣化。

高歌猛進的機械化生產使工廠勞動成為更加痛苦重複的折磨，低廉的薪水將年輕的工人困在貧困中。工人主義作家Virno在《意大利激進思想》（Radical Thoughts in Italy）一書中提到，加入反抗運動的工人有一半以上都在25歲以下，大部分來自南部非工業地區。在六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工人主義著作中，Virno和Lazzorato，Tronti等同時期作者將不斷被吸納入工廠擴張的年輕勞動力視為階級結構劇變的特徵。在工人主義的理論構想中，工廠生產的擴張不但是體量上的擴張，也是生產關係從廠牆內部至全社會的擴張，這樣的擴張形成社會工廠，在國家權力和全社會組織（學校組織，法律機構，等等）高度協同合作下運轉。在社會工廠裏的個人，不但是馬克思所說的薪水的奴隸，更是自精神到肉體都被社會化的工廠生產操控和剝削的社會工人（social worker），即整個社會化過程都以社會生產為中心而進行的社會個體。

社會工廠和社會工廠理論，與馬克思對於機器和機械化的未來想像呼應，在機械化和規模生產的浪潮裏，可以說是當時對工作這一概念最激進的解構。高度機械化生產依賴大量低廉的低技術重複勞動，加重底層工人的苦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中寫道，無差別的工人勞動促成了機器的發明、最終推動生產的發展，然而機器卻被視為生產發展的產物，不被視為工人的所有物，而是工人勞動的操縱方。在無數工人勞動中被提取的技術和知識凝聚於機器，機器生產也意味着這些勞動的凝萃從工人身上被剝奪，成為冰冷的固定資產。隨着機械化的加劇，人類勞動逐漸成為機器的附庸，被緊緊禁錮於生產鏈的底層，工人加劇被異化，與自己的勞動徹底分離。

這種形式的異化來自工作本身。也就是說，生產的歸屬或財富的分配都無法改變異化的現狀。無論機器屬於資本家或者工人先鋒黨，勞動者都無法逃脱被剝奪的命運，因為剝奪來自工作過程本身。工人既被工作的控制者們剝奪，也被工作本身剝奪，工作將人存在的意義縮減為工人且僅僅為工人，就像在今天的語境裏，人只能作為打工人而存在一樣。

社會工廠和社會生產的概念也拓寬了「工人」本身的範疇。既然是全社會範疇內的生產，那麼也就意味着資本對全社會成員進行着剝奪。因此，工人主義運動在傳統工人之外，同時集合了失業者、無政府主義者、學生、家庭女性，包括1962、1963、1966年的菲亞特工人罷工，1967-68年的學生運動，到1972年的家庭婦女反對無償家庭勞動運動。

工人主義的鬥爭核心是拒絕。拒絕工作，拒絕被工作定義和佔有，拒絕工作侵佔生活。如果工作已經侵佔了廠牆以外的社會空間，那麼拒絕工作意味也需要拒絕工廠以外被工作佔領的社會關係，出走（exile）於已有社會空間之外。Hardt和Negri在《帝國》、以及Virno在《諸眾的語法》（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中都表達出對這種出走的讚美。對出走的渴望使在國籍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在移民勞動模式中找到現實模式。該組織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組織了全美移民工人的鬥爭。而出走作為一種抵抗形式，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的現代殖民化產生共鳴。馬克思寫歐洲的勞動者逃離饑荒或拋棄工廠工作去耕作美國西部的自由土地，而意大利工人主義則創造性地將「工人成為獨立的土地所有者」的願景變成社會個體拒絕社會生產的象徵。雖然Hardt和Negri認為這種出走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強大形式」，但Virno則認為出走也是逃亡，應當僅僅是一個短暫的階段。

工人主義運動在工會與資本的合謀以及意大利政府的暴力鎮壓下逐漸走向式微。七十年代中期的自治運動（autonomism）只有一個鬆散的組織，大體繼承了工人主義的主要理論貢獻，同時積極宣揚摒棄以販賣勞動力為中心的工資關係，個人的勞動應當在工資關係以外得到舒展，而非通過工資換取勞動所需，再因為生存需求繼續出賣勞動。自治運動充滿人本馬克思主義的底色，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自己勞動的主人，繼而成為更全方面的「人」。七十年代末期，自治運動也在持續的暴力鎮壓下黯然落幕，自治運動學者們也紛紛離開故土。

拒絕與出走

某種意義上，拒絕之後的出走，恰好是躺平的反面。在新的時代，個人孤立的反抗面對資本前所未有深入社會肌理的聯合體，躺平僅僅能提供一次喘息，躺平之後的出路在哪裏？

八十年代後，整個西方世界都面對着社會運動的式微與保守主義的回歸。最為諷刺的是，自治運動所追求的，工人免於被工作操縱的主動權與獨立性，反而在後福特資本主義時代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提供實踐藍本。

追求脱離「工人」身份的自由與獨立，在成為解放的武器之前，先成為後福特時代資本主義的控制工具。勞動者是「獨立」且「自由」的個體。尤其在數字勞動時代，「獨立」的勞動意味着勞動狀況的隔絕與脆弱，個體與社會組織的疏離。所謂的自由的勞動關係則在勞動者間的激烈競爭中達成。當代勞動關係中的「自治」成為靈活市場的基礎，而靈活流動的勞動力在「內卷」，即過度競爭中達到贏家通吃。個體的社會權力（social rights）因公共領域的不斷退縮岌岌可危，導致原本基於社會關係的安全感在個人敘事中被徹底私有化。至此，社會控制緊緊被「個人奮鬥」敘事綁定、壟斷。

躺平則是對這種綁定的回應。躺平拒絕進入過度競爭，拒絕不計成本成為勞動競爭的贏家。躺平的邏輯中，反對個人奮鬥成為拒絕社會生產對個體的操縱的唯一方式。然而，Virno將後福特時代稱為資本的共產主義時代，個人孤立的反抗面對資本前所未有深入社會肌理的聯合體，這恰好是資本主義最喜愛的操作場所。在個人生活中，工作被包裝成各種面孔，個體以消費、參與、日常休閒的方式，進行着可以產生價值的活動，卻從未被視為價值的主體。當工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和霸佔社會空間，普通人不但被排斥在價值分配之外，還不得不任由工作支配自己的時間、精力、社會關係，乃至生活的大部分。對於這種深度的控制，躺平無法尋求自我解放，僅僅只能提供一次喘息，或最低成本的迴避。然而躺平以後的出路在哪裏？

工人主義和自治運動做出了大量關於拒絕的嘗試，無論結果如何，它們都從未止步於拒絕。相比於拒絕，出走意味着對社會空間的重新構建。Virno將出走稱為「出埃及（Exodus）」，是一種核心為參與性退出（engaged withdrawal）的社會反抗。

「只有那些為自己開闢一條出路的人，才能夠創造；反過來說，只有那些為自己創造的人，才能為自己開闢出路，他們才能離開埃及。」可以說，在被鎮壓而解體前，自治運動正致力將衣食住行獨立於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之外。自治運動者們拒絕支付，佔領無人居住的房屋，減少勞動時間也減少消耗，從而達到對工資生計、商業交換和拜物主義的終極拒絕。人類學家大衞·格雷博（David Graeber）則呼喚摒棄阻止勞動者出走和遷徙的國界和其它社會隔絕，創造一個勞動者可以自由移動的「真正的全球化」。無論如何建立新的社會空間，都意味着以更激烈和激進的方式生活。

（作者為印第安納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