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拒绝工作：陷入“社会工厂”的当代人，需要比躺平更激进的反抗？

躺平，或许是最能体现当代城市人口精神状态的热词。核心为回避、拒绝、消极抵抗的躺平，作为当代“打工人”自我标榜的选择，真的是一种普适的解药吗？它究竟是对工人运动精神的继承，发扬，还是背离？

当代的拒绝

躺平不是当代劳动者的时代革命。躺平作为一种拥有一定社会资源的群体，在既有社会空间中可以选择的消极抵抗，意味着它并不覆盖所有的劳动主体，更不覆盖真正长期处境艰难的劳动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

广为流行的《“内卷”和“躺平”之间挣扎的中国年轻人》 一文，可以被视为当下对躺平的代表性看法：躺平被视为“内卷”的反面，后者代表过度竞争，前者是退出竞争。二者的概念相对，主体一致，都是在城市生活的“中国年轻人”。

这个笼统的主体概括掩盖了一个问题，在能否选择躺平的背后，是个体间具有相当的社会资本差异。如果躺平能够作为内卷的出路，那么首先，选择这条出路的人必须有躺平的空间。因为躺平是一种消极抵抗，则意味着它不创造新的社会空间，而是在旧有体系里进行。也就是说，能够承担这种抵抗，意味着躺平的人在现有体系里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才能够负担这种策略性的消极。

但是在躺平相关的叙事里，我们很容易扩大躺平的适用范围和代表性。换句话说，如果内卷是贯穿各个行业和社会阶层的普遍张力，躺平则不是普遍的解药，即便它被视为内卷的反面。

《躺平主义者宣言》一文敏锐地发掘出， “中国年轻人”这一笼统概括，掩盖了现实中面目模糊的其他主体。在工作环境中被边缘化的女性、老年人、性少数群体等等，生活在性别、性向、年龄歧视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中。如果说激烈的竞争激发躺平的选择，那么对于这些在竞争中一开始就被排斥的群体，躺平会是ta们的出路或选择么？《宣言》一文显然认可了这种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躺平的共同选择中挖掘出共情的因素，作为社会变革的火花，纳入工作场所和工作文化中的弱势群体，尝试整合更广大范围的被压迫者。这种整合的尝试在变相承认躺平一词的无力和扁平。若工作叙事中的主流面孔也表现对工作的排斥，本应直接暗示工作文化的内在逻辑正面临着自内而外的溃败。

躺平似乎将边缘群体长久以来的挣扎带入主流劳动议题，而事实上未必与其自然而然地合流。与之处境类似的是千禧年后欧洲的零工运动（precarity movement）。学者Hardt和Negri《帝国》一书将不稳定的零工视为后福特时代的去中心化生产和数字资本流通的产物，在全球范围内种下跨阶级联合的火种。然而零工之所以被视为后福特时代的新现象，主要由于传统社会生产中的主流工作群体（青壮年白人男性）的稳定就业受到威胁，从正式稳定的雇佣关系滑入不稳定、低保障的零工经济。

但事实上在福特时代的传统就业中，移民劳工、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女性、老年人一直以来都处在雇佣关系的边缘，在不稳定和较低的收入中挣扎。对于这些群体，零工是长达几个世纪的生存常态，而非后福特时代的特例。诸多对《帝国》一书观点的批判认为，将零工视为后福特时代全球生产关系重组的产物，实质上与其自我定位的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对立。

“工人主义”的拒绝

躺平也不是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发明。从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开始，资本通过工作本身加剧着对工人的剥夺，同时通过社会关系变革形成的社会工厂对所有形式的社会劳动者进行剥夺。 拒绝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工人主义的核心。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拒绝工作不仅是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workerism）中的实践核心，也是社会运动理论争论的重点。工人主义以激进的姿态继承早期马克思著作中对于工人群体的人道关怀。区别于当时的先锋党叙事，工人主义认为，工人运动的核心应该在工人阶级，而非生产进步；社会运动的目标应该立足当下工人的处境，而非未来的共产主义图景。

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处于工业规模化生产的转型期，以菲亚特工厂为代表的生产场所急于满足工业品出口需求，大量吸纳来自南部非工业区的年轻工人。这是扩大化生产所需的群众工人（mass worker）的主要构成，其承担低工资、低技术、高重复性的劳动，不但受制于压低工资的雇佣方，也被青睐主流技术工人的工会组织边缘化。

高歌猛进的机械化生产使工厂劳动成为更加痛苦重复的折磨，低廉的薪水将年轻的工人困在贫困中。工人主义作家Virno在《意大利激进思想》（Radical Thoughts in Italy）一书中提到，加入反抗运动的工人有一半以上都在25岁以下，大部分来自南部非工业地区。在六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工人主义著作中，Virno和Lazzorato，Tronti等同时期作者将不断被吸纳入工厂扩张的年轻劳动力视为阶级结构剧变的特征。在工人主义的理论构想中，工厂生产的扩张不但是体量上的扩张，也是生产关系从厂墙内部至全社会的扩张，这样的扩张形成社会工厂，在国家权力和全社会组织（学校组织，法律机构，等等）高度协同合作下运转。在社会工厂里的个人，不但是马克思所说的薪水的奴隶，更是自精神到肉体都被社会化的工厂生产操控和剥削的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即整个社会化过程都以社会生产为中心而进行的社会个体。

社会工厂和社会工厂理论，与马克思对于机器和机械化的未来想象呼应，在机械化和规模生产的浪潮里，可以说是当时对工作这一概念最激进的解构。高度机械化生产依赖大量低廉的低技术重复劳动，加重底层工人的苦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写道，无差别的工人劳动促成了机器的发明、最终推动生产的发展，然而机器却被视为生产发展的产物，不被视为工人的所有物，而是工人劳动的操纵方。在无数工人劳动中被提取的技术和知识凝聚于机器，机器生产也意味着这些劳动的凝萃从工人身上被剥夺，成为冰冷的固定资产。随着机械化的加剧，人类劳动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庸，被紧紧禁锢于生产链的底层，工人加剧被异化，与自己的劳动彻底分离。

这种形式的异化来自工作本身。也就是说，生产的归属或财富的分配都无法改变异化的现状。无论机器属于资本家或者工人先锋党，劳动者都无法逃脱被剥夺的命运，因为剥夺来自工作过程本身。工人既被工作的控制者们剥夺，也被工作本身剥夺，工作将人存在的意义缩减为工人且仅仅为工人，就像在今天的语境里，人只能作为打工人而存在一样。

社会工厂和社会生产的概念也拓宽了“工人”本身的范畴。既然是全社会范畴内的生产，那么也就意味着资本对全社会成员进行着剥夺。因此，工人主义运动在传统工人之外，同时集合了失业者、无政府主义者、学生、家庭女性，包括1962、1963、1966年的菲亚特工人罢工，1967-68年的学生运动，到1972年的家庭妇女反对无偿家庭劳动运动。

工人主义的斗争核心是拒绝。拒绝工作，拒绝被工作定义和占有，拒绝工作侵占生活。如果工作已经侵占了厂墙以外的社会空间，那么拒绝工作意味也需要拒绝工厂以外被工作占领的社会关系，出走（exile）于已有社会空间之外。Hardt和Negri在《帝国》、以及Virno在《诸众的语法》（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中都表达出对这种出走的赞美。对出走的渴望使在国籍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在移民劳动模式中找到现实模式。该组织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组织了全美移民工人的斗争。而出走作为一种抵抗形式，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的现代殖民化产生共鸣。马克思写欧洲的劳动者逃离饥荒或抛弃工厂工作去耕作美国西部的自由土地，而意大利工人主义则创造性地将“工人成为独立的土地所有者”的愿景变成社会个体拒绝社会生产的象征。虽然Hardt和Negri认为这种出走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强大形式”，但Virno则认为出走也是逃亡，应当仅仅是一个短暂的阶段。

工人主义运动在工会与资本的合谋以及意大利政府的暴力镇压下逐渐走向式微。七十年代中期的自治运动（autonomism）只有一个松散的组织，大体继承了工人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同时积极宣扬摒弃以贩卖劳动力为中心的工资关系，个人的劳动应当在工资关系以外得到舒展，而非通过工资换取劳动所需，再因为生存需求继续出卖劳动。自治运动充满人本马克思主义的底色，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继而成为更全方面的“人”。七十年代末期，自治运动也在持续的暴力镇压下黯然落幕，自治运动学者们也纷纷离开故土。

拒绝与出走

某种意义上，拒绝之后的出走，恰好是躺平的反面。在新的时代，个人孤立的反抗面对资本前所未有深入社会肌理的联合体，躺平仅仅能提供一次喘息，躺平之后的出路在哪里？

八十年代后，整个西方世界都面对着社会运动的式微与保守主义的回归。最为讽刺的是，自治运动所追求的，工人免于被工作操纵的主动权与独立性，反而在后福特资本主义时代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实践蓝本。

追求脱离“工人”身份的自由与独立，在成为解放的武器之前，先成为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的控制工具。劳动者是“独立”且“自由”的个体。尤其在数字劳动时代，“独立”的劳动意味着劳动状况的隔绝与脆弱，个体与社会组织的疏离。所谓的自由的劳动关系则在劳动者间的激烈竞争中达成。当代劳动关系中的“自治”成为灵活市场的基础，而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在“内卷”，即过度竞争中达到赢家通吃。个体的社会权力（social rights）因公共领域的不断退缩岌岌可危，导致原本基于社会关系的安全感在个人叙事中被彻底私有化。至此，社会控制紧紧被“个人奋斗”叙事绑定、垄断。

躺平则是对这种绑定的回应。躺平拒绝进入过度竞争，拒绝不计成本成为劳动竞争的赢家。躺平的逻辑中，反对个人奋斗成为拒绝社会生产对个体的操纵的唯一方式。然而，Virno将后福特时代称为资本的共产主义时代，个人孤立的反抗面对资本前所未有深入社会肌理的联合体，这恰好是资本主义最喜爱的操作场所。在个人生活中，工作被包装成各种面孔，个体以消费、参与、日常休闲的方式，进行着可以产生价值的活动，却从未被视为价值的主体。当工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和霸占社会空间，普通人不但被排斥在价值分配之外，还不得不任由工作支配自己的时间、精力、社会关系，乃至生活的大部分。对于这种深度的控制，躺平无法寻求自我解放，仅仅只能提供一次喘息，或最低成本的回避。然而躺平以后的出路在哪里？

工人主义和自治运动做出了大量关于拒绝的尝试，无论结果如何，它们都从未止步于拒绝。相比于拒绝，出走意味着对社会空间的重新构建。Virno将出走称为“出埃及（Exodus）”，是一种核心为参与性退出（engaged withdrawal）的社会反抗。

“只有那些为自己开辟一条出路的人，才能够创造；反过来说，只有那些为自己创造的人，才能为自己开辟出路，他们才能离开埃及。”可以说，在被镇压而解体前，自治运动正致力将衣食住行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外。自治运动者们拒绝支付，占领无人居住的房屋，减少劳动时间也减少消耗，从而达到对工资生计、商业交换和拜物主义的终极拒绝。人类学家大卫·格雷博（David Graeber）则呼唤摒弃阻止劳动者出走和迁徙的国界和其它社会隔绝，创造一个劳动者可以自由移动的“真正的全球化”。无论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空间，都意味着以更激烈和激进的方式生活。

（作者为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