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緬甸軍變五個月，以武力威脅的「正常」城市生活能走多遠？

又一個雨季

6月中旬的某個傍晚，雨天、大風，我決定出門走走。那天早些時候，一些結實的藤椅和地面燈具，可能來自附近的酒店，直接被強風吹到了池塘裏，無望地擱在淺水中。熱帶的雨季又來了，雨點像瀑布一樣從灰色的天空中傾瀉而下，卻無法洗刷過去幾個月這個國家發生的殺戮和流血。

可以肯定的是，作為緬甸的商業首都，仰光從來不是一個體諒步行者的地方。這裏的道路不是為行人而設的。即便在2月1日政變前的干燥月份，人們也不得不在鋪築得很差的人行道上掙扎行走，在按著喇叭的出租車和公共汽車中穿梭，以避免絆倒在坑洼中，一邊躲開城裏游蕩的流浪狗。街頭小販坐在地上或坐在凳子上賣他們的水果、蔬菜和各種產品，與行人爭奪人行道上的空間。

雨季來臨時，積水很快就覆蓋住了道路。路人更是不得不在擔驚受怕中行走，怕觸及被駭人天氣吹到水坑裡的電線和燈柱，觸電致死——這樣的事故並不罕見。城裏人在雨天看到帶電的裸露電線，就如農戶看到毒蛇一般。然而，自政變以來，這些麻煩都統統讓位於現今的威脅——被緬甸的安全部隊槍殺。

在一家位於市中心狹窄小巷裏、現已關閉的「英國會（伊洛瓦底分支）」俱樂部（British Club，Irrawaddy Arms）的門前，我撐起雨傘，小心地走在仰光的街上。

幾十年來，英國會俱樂部一直是很多仰光外籍人士的聚會場所，這裏有游泳池、網球場和酒吧。經理摩根（Morgan Zaw Win）自1972年起就在俱樂部工作，在1978年成為經理，直到2020年5月退休。70年代，俱樂部還被稱為 「貝爾菲爾德俱樂部」（Belfield Club），因為它位於貝爾菲爾德莊園（Belfield House）。1988年8月，也就是歷史性的1988緬甸起義、大學和街道上流血事件結束後的幾日後，摩根確立了俱樂部如今的地點，就在英國大使的官邸旁。1988年的起義扼殺了一代緬甸年輕人的希望，現在，許多人——再一次——被喚起他們當年的經歷。

2021年5月，英國會宣布：「COVID-19和政變的雙重危機下，大使館需要完全控制使館大院，其中包括英國俱樂部。這意味著，俱樂部將永久關閉。」

軍變五個月後，各行各業的外籍人士——外交官的配偶、教師、經理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多已離開了這個國家，特別是在各西方政府正式建議其所有國民離開之後。一些人在殺戮的高峰期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創傷，他們中不乏積極捐款和支持公民抗命運動的人。

2020年，大多數在疫情爆發期間離開緬甸的外籍人士都還有回緬甸的計劃。這一次，大多數人永遠地打包了他們的東西。商人傾向於計劃回來，而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記者和公共部門的專業人士通常準備在可預見的未來徹底離開。撇開安全不談，簽證是另一個問題，在仰光的外交官和企業高管還可能期待回來，但對公民社會或記者來說，卻很困難。

某種意義上，俱樂部的關閉象徵了緬甸與英國和西方之間愛恨交集的關係的結束。

自從昂山素姬2010年從軟禁中釋放出來，以及吳登盛總統2011年煞停中國出資的密松水電站後，國際政界和商界都極為熱衷，將緬甸稱為 「亞洲最後的前沿」。2014年，時任怡和集團大班亨利凱撒克爵士（Sir Henry Keswick）和董事薩松勳爵（Lord Sassoon）分別訪問了緬甸，會見了登盛、如日方中的下議院議長瑞曼（Thura Shwe Mann，前總參謀長，後來在與吳登盛的權力鬥爭中失敗，被解除執政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黨魁一職，全盤投靠素姬陣營）和素姬。 2014年7月，怡和集團與英國天然氣公司集團、保誠集團和渣打銀行，一起成為新成立的緬甸英國商會（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Myanmar）的創始贊助人，這是第一個在緬甸開店的國際企業組織。

在2015年選舉中，昂山素姬取得里程碑般的勝利，那之後，一些國際社群甚至希望緬甸能夠加入英聯邦。英國王位繼承人查爾斯王子和康沃爾公爵夫人計劃於2017年訪問緬甸，但由於緬甸軍隊對羅興亞穆斯林的血腥鎮壓而被取消。

如今，緬甸已被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領導的軍政府下統治近五個月，據活動組織 「政治犯援助協會 」（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簡稱 AAPP）統計，截止6月23日已有包括兒童在內的近900人被殺、6000多人被捕。緬甸軍隊與各民族武裝組織，特別是北部克欽邦和南部克倫邦的武裝組織之間爆發了邊境衝突。

國際上，大部分來自全國民主聯盟的民選議員於4月中旬成立了一個平行政府——民族團結政府，與軍政府競爭合法性。不管是西方政府和聯合國的譴責聲明、針對軍方領導人和軍事公司的製裁還是東盟在4月舉行的危機峰會，都未能阻止鎮壓和流血事件的發生。

3月31日，一名在仰光為韓國新韓銀行工作的緬甸婦女，在乘搭送她下班回家的公司麵包車時，被朝車輛方向開槍的士兵打死。無差別槍擊在3月和4月達到高峰。另一個令人擔憂的是炸彈的威脅——炸彈針對軍方，但並無法清楚知道誰在引爆這些炸彈。

最近幾週，針對軍政府任命的地方區級官員和軍人家屬的炸彈和軍事突襲越見頻繁。目前為止，這些炸彈的目標都是軍事建築和附屬車輛。但自政權接管校園以來，全國各地的父母都對送孩子回校——按政權的要求——感到尤其的焦慮，一部分是因為炸彈的風險，一部分則是因為校園裏有士兵。

以武力要脅的「復甦」

殺戮過後，軍方設在仰光市中心路上的障礙物被慢慢拆除——軍政權正嘗試使緬甸經濟「正常化」。穩定經濟的手段仍然是武力，以威脅和拘留工作人員的方式來命令銀行、超市和公司重新營業；工廠更被要求通知軍事當局工人是否支持公民抗命運動。

敏昂萊發動政變，以為他可以模仿泰國的巴育，有效地管理政權和國家。但是，緬甸對軍方政權的一致抵制，包括對整個經濟的干擾，使他失去了經濟控制和合法性。

私營部門的罷工正在消退，許多人已經重返工作崗位和工廠，但由於其他因素，特別是銀行危機和員工因槍擊和炸彈而引起的安全問題，「復甦」仍是有限。

仰光一位資深商業分析師對我說，「大多數計劃重返工作崗位的人已經重返工作崗位，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可以運作。當然，企業仍在從網絡問題和宵禁中恢復過來。但主要的挑戰是現金和安全——因為安全問題最影響人們上下班。」

銀行業面對的危機似乎最為嚴重。當局對不能將選擇罷工的員工召回並重新開業的私營銀行罰款，甚至威脅說，如果他們不強迫容易罷工的員工回去工作並重新開放分行，就將其國有化。根據洩露的指令，6月，當局曾要求銀行提交提款和存款的客戶信息。無法知道這些銀行是否照做。

私營銀行被夾在公民抗命運動和軍政府之間。作為面向消費者的公司，大型私人銀行害怕受到市民唾棄，不想被視為對政權言聽計從，但卻受到政權的限制，迫使其員工重返工作崗位。客戶也面臨威脅。KBZ銀行命令支持公民抗民運動的員工復工後，也面臨公眾的強烈抵制，裏外不是人。

由於擔心銀行擠提，中央銀行還設置了提款限額。軍隊任命的副行長Win Thaw猛烈抨擊那些冒雨在自動櫃員機外排隊，緊急提取現金的貧困居民，指責他們「擾亂國家並造成對銀行的不信任」。

緬甸中央銀行對私營銀行實行提款限制，反映了當局對大規模銀行擠兑的擔憂。自動取款機也經常出現現金耗盡的情況。6下旬，中央銀行命令各銀行將客戶儲蓄賬戶與往來賬戶、支付應用程序、移動錢包或銀行卡之間的轉賬限制為每週一次。到目前為止，央行還沒有宣布印鈔票的計劃；有分析認為，政權恐現金會支持公民抗命運動，因此希望限制現金的流動。

另一個新的「常態」是互聯網的准入。 軍政府不再像過去一樣封鎖特定的網站，而是只允許訪問他們認可的一些網站和平台，比如銀行和商業應用程式（領英、ZOOM或Grab等），這個清單並不公開；Facebook或推特當然仍無法訪問。

兩位電信產業的高管透露，自2月中旬以來，在每天凌晨1點至9點就不能上網，直至4月下旬才開始恢復固網網路。 但是，通過移動網絡進行的數據通信則全日被封鎖，從而切斷了大量依賴移動數據的農村人口的網路服務。

緬甸主要外國商會最近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將網路中斷確定為他們面臨的第二大挑戰，僅次於銀行業中斷，這影響了373多家接受調查的公司（包括本地企業）的七成。特別是電子商業行業和當地小企業面臨著重大挑戰，例如提供服務、轉移資金和開展日常業務，進一步加劇了銀行業的困境。

軍方只允許訪問他們認可的網站和平台的作法被人們稱為「白名單」，這令人聯想到舊有的審查委員，只是這次，控制的是誰可以在他們的電子設備上訪問什麼。「我們所看到的基本就是舊審查委員會的重新建立，但這次卻是針對網路世界，」數位人權組織（Free Expression Myanmar）的負責人雅德納登（Yin Yadanar Thein）說。

審查委員會是一個檢查和審查新聞出版物的機構， 直至2012年才被緬甸總統登盛解散，作為其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軍政府控制網路，市民只有在遵守軍事指令的情況下，才能瀏覽企業、媒體和社交等網上平台，」雅德納登說， 「對企業來說，這是不祥之兆，因為軍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地關閉公司或銀行的網路。」

5月，一個包括60多個網路、電信和民間社會組織的聯盟（the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與當地媒體《前線緬甸》（Frontier Myanmar）、緬甸電子錢包公司 Wave Money和緬甸企業責任中心（Myanmar Centre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發表聯合聲明，批評白名單的做法，並要求完全恢復所有網站和服務的互聯網准入。

聯合聲明認為，目前允許某些金融和網絡服務「列入白名單」的方法並不是解決方案，「雖然該方法避免了更廣泛的網路限制，但在技術上很困難，且實際上無效。它也可能構成歧視，因為它主要保留某些服務的營運，同時拒絕開放緬甸人民需要的其他服務和信息來源。」

但到現在為止，很明顯軍政府並不在乎公司（或任何人）的聯合聲明，只要大多數商界人士，特別是有權勢的緬甸富豪和中國及泰國商人，對政變保持沉默，並對人民的困境漠不關心。

在軍政府的「新常態」下，暴力行為已轉變為更隱蔽的酷刑、逮捕和家中夜襲。在仰光，光天化日之下，不再有無差別的射擊；在意識到士兵會直接向他們的頭部開槍後，大多人也不再上街抵抗。然而，暴力絕對沒有在緬甸消退。

6月22日上午，得到民族團結政府支持的人民保衞部隊（People’s Defence Force）與軍隊在曼德勒市交火。居民告訴當地雜誌《Mawkun Magazine》，戰鬥在早上7點左右開始，當時大批士兵和警察包圍了一所房子。「我不知道房子裏有多少人，他們向包圍房子的軍隊和警察開槍。」一位居民說，他還說附近的其他房子裏也有武裝人員。

在貧窮的欽邦，軍隊早些時候切斷了供水，迫使一個叛亂的城鎮向軍事統治投降。6月中旬，緬甸語媒體「撣邦新聞」（SHAN News）報導，馬圭省包鎮金馬村的所有房屋都被燒成灰燼。報導稱，6月15日晚上，軍隊在馬圭省包鎮南部的金馬村放火燒毀房屋，第二天早上，一切都被燒成灰燼。報導引援當地居民的證詞，很多無法逃離家園的老人和殘疾人士已經死去。該村本有250多戶人家、1000多人。

導致暴力事件看似減少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移動互聯網和寬帶服務都被切斷了，人們無法使用社交媒體。大多數人都無法或只能極其有限地連上網路，難以向全世界講述這些暴行。

那些曾經的雄心

英國會俱樂部所在的小路的盡頭停著一輛警車，路上沒有其他人影。我停了下來，向相反的方向走去——穿過繁忙的主幹道艾倫·皮亞塔街（Alan Pya Pagoda St），就是仰光市中心的商業中心區。

民盟政府執政期間在爭議中從中國購買的公共巴士，如2月之前一樣，在路上飛馳。交通狀況變得更糟了，因為軍政府任命的地方政府辦公室、大使館和聯合國機構外經常設置路障，以防止任何攜帶炸彈的車輛靠近這些建築。

比政變前，這裏行人要少得多，但最近幾週，交通狀況漸漸恢復。人們開始出勤——一些銀行、工廠、辦公室、餐館和商店在2月或3月停業後重新開張。

我路過了Yaw Min Gyi，這是仰光外國教師和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的主要聚集地區，到處是酒吧和日本餐館，還有德國物流巨頭麥德龍（Metro）和美國維薩卡公司（Visa Inc.）的辦公室。這一片基本上沒有發生暴力和抗議活動，但在4月有一枚炸彈在駐紮法國小酒館Othentic旁邊的軍車附近爆炸，此後有住戶表示擔憂。

一家非常受歡迎的餐廳巴貝特（Babett）已經重新開張，但過去幾年湧駐這裡的人群已經不復存在。一旁受本地居民力捧的塔瑪達電影院（Thamada Cinema）也大門緊閉。在狀況有好轉的跡象前，大大小小的商家、駐仰光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員都預計會發生經濟災難。

沿著艾倫·皮亞塔街，我越過了仰光中央火車站及多條空蕩蕩的鐵路。國營緬甸鐵路公司幾乎將近2萬名工人都參與了罷工以抗議政變，當中大部分人被趕出國配住房並辭去了工作。政變前，火車乘載工人、小販和居民穿越城市和國家的日子，與現在看不見火車的情景相去甚遠。

鐵軌旁邊矗立著仰光半島酒店項目（Yoma Central）的深灰色半完成建築，這是緬甸最雄心勃勃的房地產開發項目，由香港嘉道理家族（Kadoorie family）領導的半島集團、緬甸華裔大亨潘繼澤（Serge Pun）的緬甸企業祐瑪集團（Yoma Strategic Holdings）、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和其他大投資者參與。這家價值4億多美元合資企業、位於仰光市中心的旗艦物業和酒店開發項目在政變後暫停。半島公司說將暫停該項目一年。已經沒有了工人們的蹤影。

蘇萊（Sule）香格里拉酒店、蘇萊商場和寫字樓，由郭鶴年家族擁有的香格里拉（亞洲）開發，就位於 半島酒店項目建築工地的馬路對面。酒店在疫情時就關閉，尚未開業；商場則從2月爆發大規模和平抗議時開始關閉，直到最近才重新開啟。

蘇萊廣場受到了示威者和人權組織「緬甸正義」（Justice for Myanmar）的批評，因為它建在軍方擁有的緬甸經濟公司的土地上，促使一些租戶搬出。

隨著COVID-19的來襲及其與軍隊的關聯，蘇萊香格里拉建築群的最好日子就可能已經過去了——那時候，外交晚會、國家論壇和公司招待會佔據著宴會廳和貴賓房；跨國公司，包括麥健時諮詢公司、挪威電信及香港太古集團的國泰航空在搬到這裏的頂級商務辦公室。

蘇萊綜合大樓外的兩條道路——蘇萊塔路（Sule Pagoda Roads）和昂山將軍路 （Bogyoke Aung San Road）——定義了緬甸最重要的商業區。從香格里拉建築群出發，沿著昂山將軍路步行僅需幾分鐘，即可穿過標誌性的昂山市場，一個自殖民時代便存在的市場（舊稱斯哥特市場，Scott’s Market），然後到達泛太平洋酒店、Junction City 商場和辦公樓，另一個由 Aik Htun（李松枝）帶領的金山集團興建的現代地產項目。

在這個擁有現代化行人道的高檔地區，投資者的目標是讓富裕的仰光居民在現代化的咖啡館和餐館裡閒逛、購物和交集。這在仰光非常少見。該地區的三個項目——仰光半島酒店、蘇萊香格里拉和 Junction City——涉及了近10億美元的投資。

常駐仰光的澳洲商人迪德（Stuart Deed） ，經營一家房地產諮詢公司，已在緬甸待了十年多，說：「這裏無疑是一個很有前景的樞紐，消費者和上班族都可以在步行距離內獲得高品質的購物、餐飲、休閒和工作的選擇。」

「現在？ 我看不出這個野心將如何被實現。明知無法獲得政變前預期的回報，發展商怎麼還會繼續向項目注入資金呢？」 迪德說，大部分的大品牌在未來的12或24個月內不會願意進入緬甸市場。

在Junction City 商場，大部分零售店和餐廳，在4月的緬甸潑水節新年假期（Thingyan）後逐漸重新營業，但非必需品商店的顧客數量，急劇下降。

「對於本地商店來說，這將非常艱難，尤其是零售企業，」一家總部設在 Junction 辦公樓的跨國公司員工並參加了早些時候的和平抗議活動的莫伊（Moe）說，「人們的現金用完了。 經濟動盪可能才是導致緬甸毀滅的真正原因。」

這片高檔地區也是抗議的核心地點之一，在軍方發動政變後，每天都有數萬人在這個高檔地區抗議。那些充滿樂觀、歡騰但又充滿挑釁的情緒，高舉民主口號、高唱革命歌曲和舉著標誌性的三指手勢的人群，直到3月和4月，軍方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的大肆殺戮。

軍隊隨後封鎖了面向香格里拉建築群的整個蘇萊塔路地區，以阻止那些即使在數週的無差別和瘋狂的射擊中，也敢於聚集的勇敢的抗爭者們。如今，封鎖已經放鬆。

換取最後的現金

在唐人街，人們搭起了帳篷，為賣小吃、蔬菜水果和雞蛋的街頭小販遮擋雨水。一位中年水果商販告訴我，在4月的新年假期之後，鷹嘴芒果、蘋果和葡萄的運輸已基本恢復正常，「但買家比以前少得多。」許多商店和餐館——主要由華裔社區所有——仍然關閉，即使軍政府已經最大限度地施加壓力，要求整個商業首都的企業重新開業。

年輕的華裔商人Pyae經營一家小型金舖，她說：「自政變以來，我們已經關閉了金店，因為存在安全風險。我們擔心搶劫。」Pyae的家人還經營其他生意，儘管部分經濟部門已經恢復運作，但Pyae說，現金短缺對民眾和企業構成了嚴重的問題。

雨季來臨之前，我常看到幾十個人在烈日下在自動取款機外排隊。老老少少，穿着T恤衫和緬甸服裝，站在明亮的陽光下。有時隊伍甚至更長——長達數百人。安全部隊往往駐紮在自動取款機旁邊，監視誰在取錢。

有一位不具名的抗議者告訴我，5月的時候，他和家人曾幾次試圖從自動取款機上獲取現金，以購買食品和日用品，每次都要排隊三四個小時以上，但是每次都是徒勞無功：還沒輪到他們，自動取款機就把現金用完了。人們因而被迫在凌晨3點開始排隊，冒著違背宵禁的指令。他們對現金如此渴望，寧願冒着被軍政府逮捕的風險。

Pyae說，「我們的很多客戶，包括下層和中下層家庭，以及小企業，都賣掉了他們的廢舊黃金換取現金。這些家庭沒有多少儲蓄，他們迫切需要錢來購買食物和生存。同時，小企業主的庫存現金也快用完了，需要流動資金來經營和支付工人的工資。」

「我感覺自己生活在20世紀90年代（軍事統治時期的舊時代）。每個人，包括商人，都必須非常小心他們的行為和言論。這對國家來說是很大的退步。」

「如今，對各種硬通貨的需求都很大——黃金、房地產甚至汽車。現金正變得越來越短缺，供應越來越不可靠。」Pyae感歎道，「很難想像一個嚐到了電子商務繁榮和一系列在線支付平台的現代經濟，會一下子回到傳統的現金社會。」

「中央銀行本可以做得更多，也應該做得更多，以解決現金短缺和銀行危機，」她補充說，而不是跟蹤自動取款機的提款和客戶信息。

她說她沒有離開的打算，因為她家的生意都在緬甸。

「我們去年因疫情已經縮減了規模，目前直接和間接僱用了約100人，同時儘可能向他們支付全額工資。如果情況在2021年底前沒有改善，他們的工作就會面臨風險，在那之前，我們還可以通過部分在線銷售存活。」

當市場上的現金耗盡時，真正的絕望才會出現。「我非常努力地想保持樂觀，但現在真的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