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缅甸军变五个月，以武力威胁的“正常”城市生活能走多远？

又一个雨季

6月中旬的某个傍晚，雨天、大风，我决定出门走走。那天早些时候，一些结实的藤椅和地面灯具，可能来自附近的酒店，直接被强风吹到了池塘里，无望地搁在浅水中。热带的雨季又来了，雨点像瀑布一样从灰色的天空中倾泻而下，却无法洗刷过去几个月这个国家发生的杀戮和流血。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缅甸的商业首都，仰光从来不是一个体谅步行者的地方。这里的道路不是为行人而设的。即便在2月1日政变前的干燥月份，人们也不得不在铺筑得很差的人行道上挣扎行走，在按著喇叭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中穿梭，以避免绊倒在坑洼中，一边躲开城里游荡的流浪狗。街头小贩坐在地上或坐在凳子上卖他们的水果、蔬菜和各种产品，与行人争夺人行道上的空间。

雨季来临时，积水很快就覆盖住了道路。路人更是不得不在担惊受怕中行走，怕触及被骇人天气吹到水坑里的电线和灯柱，触电致死——这样的事故并不罕见。城里人在雨天看到带电的裸露电线，就如农户看到毒蛇一般。然而，自政变以来，这些麻烦都统统让位于现今的威胁——被缅甸的安全部队枪杀。

在一家位于市中心狭窄小巷里、现已关闭的“英国会（伊洛瓦底分支）”俱乐部（British Club，Irrawaddy Arms）的门前，我撑起雨伞，小心地走在仰光的街上。

几十年来，英国会俱乐部一直是很多仰光外籍人士的聚会场所，这里有游泳池、网球场和酒吧。经理摩根（Morgan Zaw Win）自1972年起就在俱乐部工作，在1978年成为经理，直到2020年5月退休。70年代，俱乐部还被称为 “贝尔菲尔德俱乐部”（Belfield Club），因为它位于贝尔菲尔德庄园（Belfield House）。1988年8月，也就是历史性的1988缅甸起义、大学和街道上流血事件结束后的几日后，摩根确立了俱乐部如今的地点，就在英国大使的官邸旁。1988年的起义扼杀了一代缅甸年轻人的希望，现在，许多人——再一次——被唤起他们当年的经历。

2021年5月，英国会宣布：“COVID-19和政变的双重危机下，大使馆需要完全控制使馆大院，其中包括英国俱乐部。这意味著，俱乐部将永久关闭。”

军变五个月后，各行各业的外籍人士——外交官的配偶、教师、经理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多已离开了这个国家，特别是在各西方政府正式建议其所有国民离开之后。一些人在杀戮的高峰期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中不乏积极捐款和支持公民抗命运动的人。

2020年，大多数在疫情爆发期间离开缅甸的外籍人士都还有回缅甸的计划。这一次，大多数人永远地打包了他们的东西。商人倾向于计划回来，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记者和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通常准备在可预见的未来彻底离开。撇开安全不谈，签证是另一个问题，在仰光的外交官和企业高管还可能期待回来，但对公民社会或记者来说，却很困难。

某种意义上，俱乐部的关闭象征了缅甸与英国和西方之间爱恨交集的关系的结束。

自从昂山素季2010年从软禁中释放出来，以及吴登盛总统2011年煞停中国出资的密松水电站后，国际政界和商界都极为热衷，将缅甸称为 “亚洲最后的前沿”。2014年，时任怡和集团大班亨利凯撒克爵士（Sir Henry Keswick）和董事萨松勋爵（Lord Sassoon）分别访问了缅甸，会见了登盛、如日方中的下议院议长瑞曼（Thura Shwe Mann，前总参谋长，后来在与吴登盛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解除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党魁一职，全盘投靠素姬阵营）和素姬。 2014年7月，怡和集团与英国天然气公司集团、保诚集团和渣打银行，一起成为新成立的缅甸英国商会（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Myanmar）的创始赞助人，这是第一个在缅甸开店的国际企业组织。

在2015年选举中，昂山素季取得里程碑般的胜利，那之后，一些国际社群甚至希望缅甸能够加入英联邦。英国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和康沃尔公爵夫人计划于2017年访问缅甸，但由于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的血腥镇压而被取消。

如今，缅甸已被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领导的军政府下统治近五个月，据活动组织 “政治犯援助协会 ”（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简称 AAPP）统计，截止6月23日已有包括儿童在内的近900人被杀、6000多人被捕。缅甸军队与各民族武装组织，特别是北部克钦邦和南部克伦邦的武装组织之间爆发了边境冲突。

国际上，大部分来自全国民主联盟的民选议员于4月中旬成立了一个平行政府——民族团结政府，与军政府竞争合法性。不管是西方政府和联合国的谴责声明、针对军方领导人和军事公司的制裁还是东盟在4月举行的危机峰会，都未能阻止镇压和流血事件的发生。

3月31日，一名在仰光为韩国新韩银行工作的缅甸妇女，在乘搭送她下班回家的公司面包车时，被朝车辆方向开枪的士兵打死。无差别枪击在3月和4月达到高峰。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是炸弹的威胁——炸弹针对军方，但并无法清楚知道谁在引爆这些炸弹。

最近几周，针对军政府任命的地方区级官员和军人家属的炸弹和军事突袭越见频繁。目前为止，这些炸弹的目标都是军事建筑和附属车辆。但自政权接管校园以来，全国各地的父母都对送孩子回校——按政权的要求——感到尤其的焦虑，一部分是因为炸弹的风险，一部分则是因为校园里有士兵。

以武力要胁的“复苏”

杀戮过后，军方设在仰光市中心路上的障碍物被慢慢拆除——军政权正尝试使缅甸经济“正常化”。稳定经济的手段仍然是武力，以威胁和拘留工作人员的方式来命令银行、超市和公司重新营业；工厂更被要求通知军事当局工人是否支持公民抗命运动。

敏昂莱发动政变，以为他可以模仿泰国的巴育，有效地管理政权和国家。但是，缅甸对军方政权的一致抵制，包括对整个经济的干扰，使他失去了经济控制和合法性。

私营部门的罢工正在消退，许多人已经重返工作岗位和工厂，但由于其他因素，特别是银行危机和员工因枪击和炸弹而引起的安全问题，“复苏”仍是有限。

仰光一位资深商业分析师对我说，“大多数计划重返工作岗位的人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可以运作。当然，企业仍在从网络问题和宵禁中恢复过来。但主要的挑战是现金和安全——因为安全问题最影响人们上下班。”

银行业面对的危机似乎最为严重。当局对不能将选择罢工的员工召回并重新开业的私营银行罚款，甚至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强迫容易罢工的员工回去工作并重新开放分行，就将其国有化。根据泄露的指令，6月，当局曾要求银行提交提款和存款的客户信息。无法知道这些银行是否照做。

私营银行被夹在公民抗命运动和军政府之间。作为面向消费者的公司，大型私人银行害怕受到市民唾弃，不想被视为对政权言听计从，但却受到政权的限制，迫使其员工重返工作岗位。客户也面临威胁。KBZ银行命令支持公民抗民运动的员工复工后，也面临公众的强烈抵制，里外不是人。

由于担心银行挤提，中央银行还设置了提款限额。军队任命的副行长Win Thaw猛烈抨击那些冒雨在自动柜员机外排队，紧急提取现金的贫困居民，指责他们“扰乱国家并造成对银行的不信任”。

缅甸中央银行对私营银行实行提款限制，反映了当局对大规模银行挤兑的担忧。自动取款机也经常出现现金耗尽的情况。6下旬，中央银行命令各银行将客户储蓄账户与往来账户、支付应用程序、移动钱包或银行卡之间的转账限制为每周一次。到目前为止，央行还没有宣布印钞票的计划；有分析认为，政权恐现金会支持公民抗命运动，因此希望限制现金的流动。

另一个新的“常态”是互联网的准入。 军政府不再像过去一样封锁特定的网站，而是只允许访问他们认可的一些网站和平台，比如银行和商业应用程序（领英、ZOOM或Grab等），这个清单并不公开；Facebook或推特当然仍无法访问。

两位电信产业的高管透露，自2月中旬以来，在每天凌晨1点至9点就不能上网，直至4月下旬才开始恢复固网网路。 但是，通过移动网络进行的数据通信则全日被封锁，从而切断了大量依赖移动数据的农村人口的网路服务。

缅甸主要外国商会最近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将网路中断确定为他们面临的第二大挑战，仅次于银行业中断，这影响了373多家接受调查的公司（包括本地企业）的七成。特别是电子商业行业和当地小企业面临著重大挑战，例如提供服务、转移资金和开展日常业务，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的困境。

军方只允许访问他们认可的网站和平台的作法被人们称为“白名单”，这令人联想到旧有的审查委员，只是这次，控制的是谁可以在他们的电子设备上访问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基本就是旧审查委员会的重新建立，但这次却是针对网路世界，”数位人权组织（Free Expression Myanmar）的负责人雅德纳登（Yin Yadanar Thein）说。

审查委员会是一个检查和审查新闻出版物的机构， 直至2012年才被缅甸总统登盛解散，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军政府控制网路，市民只有在遵守军事指令的情况下，才能浏览企业、媒体和社交等网上平台，”雅德纳登说， “对企业来说，这是不祥之兆，因为军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关闭公司或银行的网路。”

5月，一个包括60多个网路、电信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联盟（the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与当地媒体《前线缅甸》（Frontier Myanmar）、缅甸电子钱包公司 Wave Money和缅甸企业责任中心（Myanmar Centre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发表联合声明，批评白名单的做法，并要求完全恢复所有网站和服务的互联网准入。

联合声明认为，目前允许某些金融和网络服务“列入白名单”的方法并不是解决方案，“虽然该方法避免了更广泛的网路限制，但在技术上很困难，且实际上无效。它也可能构成歧视，因为它主要保留某些服务的营运，同时拒绝开放缅甸人民需要的其他服务和信息来源。”

但到现在为止，很明显军政府并不在乎公司（或任何人）的联合声明，只要大多数商界人士，特别是有权势的缅甸富豪和中国及泰国商人，对政变保持沉默，并对人民的困境漠不关心。

在军政府的“新常态”下，暴力行为已转变为更隐蔽的酷刑、逮捕和家中夜袭。在仰光，光天化日之下，不再有无差别的射击；在意识到士兵会直接向他们的头部开枪后，大多人也不再上街抵抗。然而，暴力绝对没有在缅甸消退。

6月22日上午，得到民族团结政府支持的人民保卫部队（People’s Defence Force）与军队在曼德勒市交火。居民告诉当地杂志《Mawkun Magazine》，战斗在早上7点左右开始，当时大批士兵和警察包围了一所房子。“我不知道房子里有多少人，他们向包围房子的军队和警察开枪。”一位居民说，他还说附近的其他房子里也有武装人员。

在贫穷的钦邦，军队早些时候切断了供水，迫使一个叛乱的城镇向军事统治投降。6月中旬，缅甸语媒体“掸邦新闻”（SHAN News）报导，马圭省包镇金马村的所有房屋都被烧成灰烬。报导称，6月15日晚上，军队在马圭省包镇南部的金马村放火烧毁房屋，第二天早上，一切都被烧成灰烬。报导引援当地居民的证词，很多无法逃离家园的老人和残疾人士已经死去。该村本有250多户人家、1000多人。

导致暴力事件看似减少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移动互联网和宽带服务都被切断了，人们无法使用社交媒体。大多数人都无法或只能极其有限地连上网路，难以向全世界讲述这些暴行。

那些曾经的雄心

英国会俱乐部所在的小路的尽头停著一辆警车，路上没有其他人影。我停了下来，向相反的方向走去——穿过繁忙的主干道艾伦·皮亚塔街（Alan Pya Pagoda St），就是仰光市中心的商业中心区。

民盟政府执政期间在争议中从中国购买的公共巴士，如2月之前一样，在路上飞驰。交通状况变得更糟了，因为军政府任命的地方政府办公室、大使馆和联合国机构外经常设置路障，以防止任何携带炸弹的车辆靠近这些建筑。

比政变前，这里行人要少得多，但最近几周，交通状况渐渐恢复。人们开始出勤——一些银行、工厂、办公室、餐馆和商店在2月或3月停业后重新开张。

我路过了Yaw Min Gyi，这是仰光外国教师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主要聚集地区，到处是酒吧和日本餐馆，还有德国物流巨头麦德龙（Metro）和美国维萨卡公司（Visa Inc.）的办公室。这一片基本上没有发生暴力和抗议活动，但在4月有一枚炸弹在驻扎法国小酒馆Othentic旁边的军车附近爆炸，此后有住户表示担忧。

一家非常受欢迎的餐厅巴贝特（Babett）已经重新开张，但过去几年涌驻这里的人群已经不复存在。一旁受本地居民力捧的塔玛达电影院（Thamada Cinema）也大门紧闭。在状况有好转的迹象前，大大小小的商家、驻仰光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都预计会发生经济灾难。

沿著艾伦·皮亚塔街，我越过了仰光中央火车站及多条空荡荡的铁路。国营缅甸铁路公司几乎将近2万名工人都参与了罢工以抗议政变，当中大部分人被赶出国配住房并辞去了工作。政变前，火车乘载工人、小贩和居民穿越城市和国家的日子，与现在看不见火车的情景相去甚远。

铁轨旁边矗立著仰光半岛酒店项目（Yoma Central）的深灰色半完成建筑，这是缅甸最雄心勃勃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由香港嘉道理家族（Kadoorie family）领导的半岛集团、缅甸华裔大亨潘继泽（Serge Pun）的缅甸企业祐玛集团（Yoma Strategic Holdings）、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其他大投资者参与。这家价值4亿多美元合资企业、位于仰光市中心的旗舰物业和酒店开发项目在政变后暂停。半岛公司说将暂停该项目一年。已经没有了工人们的踪影。

苏莱（Sule）香格里拉酒店、苏莱商场和写字楼，由郭鹤年家族拥有的香格里拉（亚洲）开发，就位于 半岛酒店项目建筑工地的马路对面。酒店在疫情时就关闭，尚未开业；商场则从2月爆发大规模和平抗议时开始关闭，直到最近才重新开启。

苏莱广场受到了示威者和人权组织“缅甸正义”（Justice for Myanmar）的批评，因为它建在军方拥有的缅甸经济公司的土地上，促使一些租户搬出。

随著COVID-19的来袭及其与军队的关联，苏莱香格里拉建筑群的最好日子就可能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外交晚会、国家论坛和公司招待会占据著宴会厅和贵宾房；跨国公司，包括麦健时咨询公司、挪威电信及香港太古集团的国泰航空在搬到这里的顶级商务办公室。

苏莱综合大楼外的两条道路——苏莱塔路（Sule Pagoda Roads）和昂山将军路 （Bogyoke Aung San Road）——定义了缅甸最重要的商业区。从香格里拉建筑群出发，沿著昂山将军路步行仅需几分钟，即可穿过标志性的昂山市场，一个自殖民时代便存在的市场（旧称斯哥特市场，Scott’s Market），然后到达泛太平洋酒店、Junction City 商场和办公楼，另一个由 Aik Htun（李松枝）带领的金山集团兴建的现代地产项目。

在这个拥有现代化行人道的高档地区，投资者的目标是让富裕的仰光居民在现代化的咖啡馆和餐馆里闲逛、购物和交集。这在仰光非常少见。该地区的三个项目——仰光半岛酒店、苏莱香格里拉和 Junction City——涉及了近10亿美元的投资。

常驻仰光的澳大利亚商人迪德（Stuart Deed） ，经营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已在缅甸待了十年多，说：“这里无疑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枢纽，消费者和上班族都可以在步行距离内获得高品质的购物、餐饮、休闲和工作的选择。”

“现在？ 我看不出这个野心将如何被实现。明知无法获得政变前预期的回报，发展商怎么还会继续向项目注入资金呢？” 迪德说，大部分的大品牌在未来的12或24个月内不会愿意进入缅甸市场。

在Junction City 商场，大部分零售店和餐厅，在4月的缅甸泼水节新年假期（Thingyan）后逐渐重新营业，但非必需品商店的顾客数量，急剧下降。

“对于本地商店来说，这将非常艰难，尤其是零售企业，”一家总部设在 Junction 办公楼的跨国公司员工并参加了早些时候的和平抗议活动的莫伊（Moe）说，“人们的现金用完了。 经济动荡可能才是导致缅甸毁灭的真正原因。”

这片高档地区也是抗议的核心地点之一，在军方发动政变后，每天都有数万人在这个高档地区抗议。那些充满乐观、欢腾但又充满挑衅的情绪，高举民主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和举著标志性的三指手势的人群，直到3月和4月，军方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大肆杀戮。

军队随后封锁了面向香格里拉建筑群的整个苏莱塔路地区，以阻止那些即使在数周的无差别和疯狂的射击中，也敢于聚集的勇敢的抗争者们。如今，封锁已经放松。

换取最后的现金

在唐人街，人们搭起了帐篷，为卖小吃、蔬菜水果和鸡蛋的街头小贩遮挡雨水。一位中年水果商贩告诉我，在4月的新年假期之后，鹰嘴芒果、苹果和葡萄的运输已基本恢复正常，“但买家比以前少得多。”许多商店和餐馆——主要由华裔社区所有——仍然关闭，即使军政府已经最大限度地施加压力，要求整个商业首都的企业重新开业。

年轻的华裔商人Pyae经营一家小型金舖，她说：“自政变以来，我们已经关闭了金店，因为存在安全风险。我们担心抢劫。”Pyae的家人还经营其他生意，尽管部分经济部门已经恢复运作，但Pyae说，现金短缺对民众和企业构成了严重的问题。

雨季来临之前，我常看到几十个人在烈日下在自动取款机外排队。老老少少，穿着T恤衫和缅甸服装，站在明亮的阳光下。有时队伍甚至更长——长达数百人。安全部队往往驻扎在自动取款机旁边，监视谁在取钱。

有一位不具名的抗议者告诉我，5月的时候，他和家人曾几次试图从自动取款机上获取现金，以购买食品和日用品，每次都要排队三四个小时以上，但是每次都是徒劳无功：还没轮到他们，自动取款机就把现金用完了。人们因而被迫在凌晨3点开始排队，冒著违背宵禁的指令。他们对现金如此渴望，宁愿冒着被军政府逮捕的风险。

Pyae说，“我们的很多客户，包括下层和中下层家庭，以及小企业，都卖掉了他们的废旧黄金换取现金。这些家庭没有多少储蓄，他们迫切需要钱来购买食物和生存。同时，小企业主的库存现金也快用完了，需要流动资金来经营和支付工人的工资。”

“我感觉自己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军事统治时期的旧时代）。每个人，包括商人，都必须非常小心他们的行为和言论。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退步。”

“如今，对各种硬通货的需求都很大——黄金、房地产甚至汽车。现金正变得越来越短缺，供应越来越不可靠。”Pyae感叹道，“很难想像一个尝到了电子商务繁荣和一系列在线支付平台的现代经济，会一下子回到传统的现金社会。”

“中央银行本可以做得更多，也应该做得更多，以解决现金短缺和银行危机，”她补充说，而不是跟踪自动取款机的提款和客户信息。

她说她没有离开的打算，因为她家的生意都在缅甸。

“我们去年因疫情已经缩减了规模，目前直接和间接雇用了约100人，同时尽可能向他们支付全额工资。如果情况在2021年底前没有改善，他们的工作就会面临风险，在那之前，我们还可以通过部分在线销售存活。”

当市场上的现金耗尽时，真正的绝望才会出现。“我非常努力地想保持乐观，但现在真的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