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疫情爆發四十天：病毒攻城，為何醫護筋疲力竭、感染不斷？

急診室護理師劉承翰清楚記得，2021年5月13日，是噩夢的起點。

大約中午開始，大量病人湧進急診，要求做COVID-19病毒檢測。劉承翰與同事覺得奇怪，「很多民眾也說不太清楚為什麼自己要來；我們也不懂，為什麼他們會一直跑來？明明不是我們一般急診的病人⋯⋯」醫院此時並未設立專門的篩檢站，只好以急診室調用採檢量能來應急。

劉承翰所在的醫院是台北聯合醫院系統的七間醫院之一，鄰近萬華區。這家醫院的急診室，平時一天能應付的診量是20多人，他們也做好了在疫情時增加3倍、5倍的準備。但是沒想到，人數從5月13日開始爆增，到了5月14日，已經是平時診量的20倍，一天400人左右，每天都排隊到半夜——絕大多數都是要求做核酸檢測。

事後，劉承翰才知道，原來是5月13日，指揮中心給萬華區60萬民眾發送了細胞簡訊：「如您曾至COVID-19傳播高風險地區，且於4月15日之後曾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或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請至社區採檢院所評估。」覆蓋曾在過去兩週出入、居住在此區的所有人。

5月13日上午11點開始，已經有萬華區民眾陸續收到簡訊。當天下午2點，記者會上宣布簡訊發出，並提及「台北市政府在當地設立採檢站，開放當地民眾主動進行採檢」。而在60萬人已收到簡訊提醒時，萬華的採檢站並未設立，台北各大有採檢能力的醫院，很多都沒有收到通知、基層人員沒有提前準備，甚至不知道政府群發了簡訊給60萬人，請他們前來採檢。

「第一天開始，就是一片混亂。」劉承翰覺得無奈：「我們在上班，根本不知道這個消息，也還沒有收到正式命令。」將軍向病毒鳴起戰鼓，卻未通知士兵，劉承翰與同事只能盡力應付。

劉承翰並不是急診室的菜鳥。他曾擔任過四川地震醫療團志工、八仙塵爆當晚擔綱急診專責護理之一，面對過震災中倉皇重傷的民眾、數十位輾轉哀號的燒燙傷患者。

同樣是在急診室面對潮水般的患者湧入，劉承翰形容這一次格外無力。「不曉得你有沒有玩過電動？——八仙塵暴就像是『物理傷害』，是可見的、瞬間殺傷力高、不過只有一下下。但疫情有點像『魔法傷害』。物理傷害可能一次扣一千點血，但魔法傷害卻是每天連續扣八百，一直扣、一直扣，你看不到，但傷害一直持續。」

5月11日，陳時中宣布台灣進入「社區感染階段」。萬華、蘆洲群聚案例開始擴散。

5月13日，民眾湧入醫院篩檢。急診醫護的工作流程、現場動線幾被衝垮。

5月14日，萬華設立社區採檢站。5月14日，劉承翰所在的醫院設立採檢站。

5月15日，台灣政府正式宣佈雙北發佈「三級警戒」。

2021年5月，在新冠病毒已經出現四次變種，肆虐過全球絕大多數國家4至5輪，致使三百多萬人喪命之後，Alpha變種病毒打破了台灣防疫零確診的防線，令台灣首次面臨大規模感染的危機。

防線已破，過去一年備戰的成效面臨真實的考驗。

第一週：篩檢塞車，負面循環開始

開局不利。台灣的篩檢，在一開始就出現「塞車」的問題，嚴重拖垮了急診現場的動線安排。

疫情不嚴重時，台灣急診的量能可以處理的狀況會是：一位懷疑自己可能有症狀的患者走進來，醫護先替他安排快篩，等待90分鐘左右，快篩結果便可以出爐。由於快篩試劑存在「偽陽」或「偽陰」兩種可能性；所以若結果為陽性，必須留置在現場，進一步將檢體送進PCR實驗室，做精準的檢驗，費時約三至四小時。

假設一位快篩陽性的患者，最後PCR的結果是陰性，便是所謂的「偽陽」，可以回家繼續自主健康管理。若PCR結果還是陽性，就表示系統辨識出了一位確診者。接著，急診便要對這位確診者先進行簡單的處置，接著交給醫療系統來治療。

在防疫戰線中，急診室也開設社區篩檢站，身兼「篩檢」與「醫療」兩種性質的工作，是「前迎篩檢、後接醫療」的轉運樞紐。整個急診流程，作戰目標就是盡量精確地瞄準、找出病毒，找出被病毒纏上的確診者，帶回醫療系統內治療；同時，將健康者與確診者分開，避免疫情持續擴大。

然而，在疫情一開始，5月14日，檢驗流程便出現「塞車」現象，便讓急診醫護形同拿盲槍、騎瞎馬，想找出誰是確診患者，奈何檢驗報告卻姍姍來遲。

劉承翰回憶，一開始，他們向現場民眾承諾，等待快篩的時間，只需要90分鐘。但檢驗科的同事很快就忙不過來，只好將等待時間往後延長至少2小時。現場民眾一聽，開始情緒浮躁，現場衝突不斷，爭吵誰先來排隊的、吵著問報告什麼時候出來的，「中間甚至有打起來的。」

現場意外太多，讓流程更受干擾，開始出現檢體遺失、名單錯漏的狀況，「民眾可能從早上等到快傍晚都沒有報告，才發現結果根本就沒有他，可能是因為改過名字（編按：台灣更改姓名不困難，改過姓名者不在少數）沒有叫到人。」

好不容易等到快篩結果出爐，部分快篩呈陽性的人，必須要將其檢體送到PCR實驗室做進一步檢驗。此時，護理師們發現，市政府事前沒有清楚規劃到底要讓這些「快篩陽」的人在哪裡「等」結果，甚至出現一日之內決策更改三次，活生生讓醫病雙方都體會何謂「政策一日三變」的折磨。

「一下子說快篩陽性的病人每個都不能跑、都要安置，所以要把他抓好；突然間，又改成可以放回家；結果到了下午，又說不行一個都不能跑，然後我們又變成不能放他們回家。民眾早上來、下午來，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樣。但如果再隔一天來，又不一樣，變成55歲以下看狀況、55歲以上不能回家。」

於是，第一週，無數做檢測者的共同遭遇是：

到了篩檢站，人山人海。做完快篩，要等待超過七八個小時，稀鬆平常。若快篩不幸「陽性」，馬上需要隔離，但要去哪裡，不確定；「陰性」回家，卻擔心「偽陰」。在流程中遇上任何問題，想打1922求助，持續忙線，好不容易接通，卻跌入各單位之間的「電話轉接」循環。而快篩過後的進一步PCR檢測結果，按照正常醫院流程，都需要等待5天，才能獲得結果報告。這是端傳媒記者在5月30日親身做PCR檢測、實際經驗的數字。

從第一週開始，檢驗量能不足，就讓每日的防疫流程，充滿了意外的漏洞。

篩檢的流程，原則上可分為採檢、送驗、通報三大步驟。檢體送進PCR責任實驗室後，會經過這樣的程序：檢體交給醫檢師後，醫檢師必須在特殊的實驗室環境下，用試劑把核酸從採集到的病毒中萃取出來。這一步必須一個個檢體慢慢萃取，所以最花時間的。處完之後，醫檢師會把一整批檢體放進機器裡判讀，大約需時兩小時左右，再繼續萃取核酸、判讀，如此往復多次。檢驗結果出來之後，醫檢師要撰寫詳細的檢驗報告，並把資料上傳到指揮中心的系統。

上傳資料，看似是大功告成的最後一步，但卻成為台灣這次防疫工作中，最關鍵的一處失誤。

一開始，醫療機構的感控護理師通報時，要填寫的項目非常多，林林總總高達20項。醫檢師全聯會常務監事、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檢驗科主任高智雄說，這是因為傳染病要得到控制，各項資訊一定要「鉅細靡遺」地寫清楚，才能進行流行病的分析、判斷，未料卻成為「塞車」的主因。後來才簡化成8項，以加快篩檢速度。

不僅如此，填寫的時候，若在幾百筆資料中，有某一位患者的某一項資料（年齡、採檢日期等）輸入錯漏，整批資料就會上傳失敗，必須將該筆資料找出來補上，重新上傳。而平日指揮中心的雲端主機所能承受的流量太小，每當實驗室有多位醫檢師同時上傳大量資料時，常常發生上傳失敗、甚至整批資料消失的慘劇，必須耗時重新上傳。

亞東醫院實驗室也證實，他們發生過「明明在登錄結果時顯示上傳成功，疾管署卻打電話來跟實驗室說缺了一千多筆資料」的悲劇，導致大家第二天還要重key上千筆資料。

為何資料系統會這麼脆弱，一用就當機？高智雄說，這不難想像，「因為去年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本來就沒有這麼大的需求，以為一天四千多件應該已經夠了，假設有哪邊爆發應該夠了，哪知道他爆得太快，這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最後檢體來的量，比預期得更大，也讓通報系統不堪負荷，「我們傳染病通報系統，是很久以前就設計的，以前設計這個通報系統都是一些登革熱、腸病毒這些，不像這次病毒傳染力這麼強，系統開發設計的時候，可能沒有考量到這麼大的通報量需求。」

醫療現場，無法分流

跨越篩檢難關，千辛萬苦找出確診者，但在前期量能沖垮之後，醫院依舊無法可解：劉承翰所在的急診室，負壓隔離病房原本預計只能容納兩人，很快滿床。急診室外原先有臨時安放陽性患者的空間，可容納七至八人，但空間是以鐵皮製成的臨時貨櫃屋，無法架設冷氣，因擔心病毒飛揚，也沒有開電扇，在酷熱天氣之下，溫度極高，沒有患者坐得住。

結果，急診負壓病房原本只能安放2人，最後塞了7人。鐵皮屋太熱，醫院架設了「戶外帳篷區」，安置等待進一步安排的病患。很多頂帳篷並非事先安排好的物資，而是醫院跟房屋仲介公司出借辦活動的帳篷，並簡單用顏色做區隔：要量測生命徵象的病人、等待快篩的、「萬華專案」前來篩檢的、已快篩陽性病人、等待PCR篩檢的⋯⋯「每天都有三四百人出入帳篷區」。

帳篷區原本被設定為臨時安置區，但劉承翰回憶，在第一週內，帳篷區就累積住下了20幾位等待安置的病患，有些人一住就是兩三天。現場因為動線混亂造成擁擠，民眾之間並無法保持安全距離，每個人心裡都在害怕：會不會本來沒事，反而因為等採檢而被感染？

篩檢量能不足，不只讓急診兵荒馬亂，也拖累了專責病房。

從急診室到專責病房，是確診患者收治的最主要流程。急診室做出初步急救和處理、專責病房負責進行後續治療。民眾所熟悉的「負壓隔離病房」，所收治的，通常是病毒量較多傳染力較高，或需要插管有體液噴濺風險的病患。負壓病房可能在急診室，也可能在專責病房，但並非專責病房的必要條件，在實務上，也存在以一般病房規格做專責病房使用的現象。

在台北市防疫重點醫院專責病房的護理師陳欣宜回憶，當醫院發現急診工作開始混亂之後，「（院內）就開始說沒有生命危險就先盡量不開刀、沒事就盡量不要收住院、多出的人力就拉到急診，」但很快地，大家發現這種從各科「拉伕」到急診的作法，存在致命的缺陷：其他科的醫師沒有受過COVID-19的相關教育訓練，不熟悉急診運作，讓所有的工作流程，都充滿了低效率失誤與風險。

首先是資訊交接混亂：陳欣宜提到，「用電腦登記病人資料的護理師、跟電話交班的護理師、送病人從急診上來病房的護理師，可能是不同的三個人」，中間過程錯漏不斷。

其次是醫生受訓不同，難以應急：「例如復健科醫生，他原本的病人都非常穩定、難度也沒有這麼高，突然要他們穿上三級裝備去顧內科病人，可能會沒辦法快速反應。」「別科醫生（針對疫情）的訓練，最多是在加護病房見習怎麼照顧病人，三天後，就自己上線，造成很多問題。例如病人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不知道要反應，等到病人真的不行了，才開始急救⋯⋯」

再次是，從各科調度人力到急診或專責病房，因應每天的疫情變化，調度都有變動，大大增加了醫護跨越染污區、非染污區值勤的頻率，因而增加不少院內感染的風險。讓許多醫護每天都擔心受怕。

陳欣宜提到的狀況，正是消化外科病房護理師王俊漢遇到的。5月17日，完全不熟悉急診勤務的王俊漢，第一次到急診支援就碰上了「醫療量能黑暗期」——台灣疫情爆發以來醫療量能最緊繃、醫療現場最混亂的時期。

「一堆病人都跑來急診，說他接觸確診個案，要篩檢，急診就是爆炸的狀態」，王俊漢回憶，2020年4月，他確實曾在醫院接受過三天「專責病房」訓練，之後回到消化外科病房，一直到今年5月16日，整整一年，都沒有再碰過專責病房的勤務。5月17日，被院裡調來支援急診。

去年的訓練過於短暫、且已經有一段時間，王俊漢說，自己是開始在急診上班後，才一邊工作、「一邊回想去年受訓時是如何穿脫三級防護裝備的」。他也不太熟悉「插管」工作，但急診常常會遇到急重症或COVID-19患者需要緊急插管，護理師必須幫忙醫師插管，但王俊漢平日專業並不在此、臨時上陣無法應戰，他只能讓有經驗的護理師接手，自己處理病患和家屬的需求、推送氧氣鋼瓶等等。

等等，一位專業的護理師工作內容中，為什麼會有「推送氧氣鋼瓶」這麼土法煉鋼的工作？

王俊漢說，他的醫院在去年就搭起了組合屋，預備收治患者，但是，「組合屋沒有可以接在牆壁上的氧氣孔，所以裡面的確診病患需要氧氣的話，我們就要一直人工推氧氣鋼瓶進去。」王俊漢說，自己從消化外科調到急診室支援的每一天，有許多時間與力氣，是耗費在「人工搬運氧氣瓶」上面，疲倦不說，眾人頻繁進進出出，也平添感染風險。

即便是受過完整訓練、經驗豐富、按照標準流程穿戴三級個人防護裝備的醫護人員，在幫重症COVID-19病患插管時，染疫風險仍然相當高。因為插管過中，病人的體液、嘔吐物會噴濺，致使醫護暴露在大量病毒中。6月8日，聯合醫院陽明院區便傳出急診室醫護人員在插管過程中，遭到確診病患嘔吐物感染，當時便累計了8名醫護染疫。

醫護染疫，戰鬥減員

5月13日社區感染爆發之初，位處疫情熱區萬華、被列為「第一順位」COVID-19專責醫院的聯醫和平院區，爆發了院內感染，導致疫情的重要人力「呼吸治療師」全數被匡列。

「呼吸治療師」這類醫事人員，平常較不為人所知，在疫情中卻扮演重要角色：部分COVID-19染疫者會呼吸困難，更有甚者會出現嚴重肺炎、呼吸道窘迫症候群、多重器官衰竭、休克等症狀，因此呼吸治療師肩負著協助醫護執行抽痰、插管、用氧治療的重要工作，必須穿梭在加護病房、急診及負壓隔離病房等急重症單位，以及普通病房之間監控病人的呼吸儀器、生命徵象。

聯醫工會秘書高若想表示，在醫院裡，呼吸治療師其實是「稀有生物」，整間醫院只會有4至5個呼吸治療師，因此當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全部的呼吸治療師都在隔離，徹底陣亡。」

當院內有人確診、大量接觸醫院員工被匡列隔離時，許多醫院措手不及：如果員工全都按照規定隔離，該如何調度人力？確診者全都隔離、治療沒有疑問，但是，匡列的人力要怎麼辦？若全數隔離不上班，人力肯定不夠。

因此，淡水馬偕醫院的呼吸治療師許曉伍在工作上接觸到染疫者、進而被匡列後，卻還是要照樣上班。

許曉伍回憶，當時他已經打過AZ疫苗第一劑，但時間不足十四天，保護力還沒出來便已經暴露，所以確認暴露的當天，醫院便造冊通知了感染管制中心。不過，由於暴露當時正值5月下旬，雙北各醫院普遍人力不足，因此從發現暴露到確認PCR檢驗結果的這段期間，許曉伍和其他被匡列的同事，分明很有可能是確診者，仍必須正常上班，下班後各自回自己住處「自主健康管理」。對此，許曉伍與同事充滿了憤怒與無奈。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企業工會秘書高若想形容，台灣醫院人力長期一直處於有點緊繃的狀態，就像杯子裝滿了水、因為表面張力一時不會灑出來，可是一旦有重大事件震盪，醫院完全沒有緩衝空間可以應對。

戰時人力不足，就算從其他單位調派人力，也不見得能緩解抗疫戰場前線的情況。高若想強調，就算調派一批會使用呼吸器的人力，也不見得就是「即戰力」，「呼吸器分很多不同的款式，每一款呼吸器上手也需要時間，比如說你用一般筆電的人，叫你立刻去用蘋果筆電開始，可能連習慣中英文輸入法轉換都要時間、不是一開始就會。」

醫院平時將人力繃到最緊、戰時無法應付大量病患，這一點，身為呼吸治療師的許曉伍也深有體會：「所有的醫療院所，不管是護理還是哪一個科別的人力，很多數字都是『做』出來的。這個是大家沒有戳破那個紙，事實就是這樣，醫師我不清楚，但非醫師的其他醫事人力是這樣，這非常非常普遍。」

床不夠、醫護不夠、重症告急

5月15日，劉承翰所屬的「聯醫工會」，發出了聲明，疾呼「急診人力不足、工作負荷超載」，要求改善人力調配問題，並指出醫護面臨院內感染風險。

台北市聯合醫院，簡稱「聯醫」，是直屬於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的公立醫院，直接受市政府指揮，自疫情爆發以來，是台北市的防疫專責醫院，轄下設有七大院區，堪稱台北市防疫的首都禁衛軍。結果，在三級警戒的第一天，就開始呼救。

感到不堪負荷的，不只有聯醫系統。5月26日，台北地區的重要醫院，台大醫院院長吳明賢在臉書上發出”Hospitals need help！”呼救，指確診病患已經超量，無法再收；28日，全台北市的醫師公會發出聯合聲明，指醫師已經普遍出現過勞現象。

醫院滿載，不只讓醫護過勞，更對防疫造成最直接的影響：救護車載送確診患者前往急診時，常常遇到被拒絕、耽誤的情形。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朱智宇透露，從消防員角度看來，從快篩站一設立後，收治「快篩陽」患者的量能就已經不夠了。朱智宇說，救護車甚至不時遇到被急診拒絕，讓病患在車上耽誤許久的狀況。

站在急診護理師劉承翰的角度，拒絕救護車，也是萬不得已：「有時候已經到了醫院很爆滿的情況，119還一直來，那請問病人要躺哪裡呢？他們進來需要躺床，現場沒有床給他躺，就只能躺在119的擔架床上，119就不能離開那張床，車子就卡在這裡。」

劉承翰還記得，在5月22日，有一位中年婦女被救護車送來醫院，但他們當下沒有辦法收人，便請119中心協調，讓病人趕快轉去其他醫院，「但119說不可能，說病人已經失去意識了。我們只好進去急診室儘快喬床出來，然後趕快把他收進去。」

劉承翰說，急診最後擠出人力治療這位病人，但病人最後還是過世了。「家屬說，他前一天明明就還好好的，」劉承翰不無遺憾地說，這位患者也是「一開始是快篩陰性，後來PCR才發現是陽性。」

像這樣的病人，是否是在這些程序來回、急診與119勤務中心的電話溝通中，被延誤治療，乃至失去性命的？劉承翰不敢確定。對於家屬來說，更會是心底永恆的疑問。

前兩週，台灣民眾不斷看到醫院前線的混亂消息：6月1日，有位民眾溺斃後相驗遺體才發現確診；6月4日，發生北投一家三口皆確診猝死案；6月7日，發生壹電視攝影在公司猝死，遺體檢測後確診。無論是在家中、或在防疫旅館中，也都發生確診者死亡的案例。

一名不願具名、在醫院專責處理防疫旅館的醫護透露，有一天，光在他的當班時間，便處理了不只一具從防疫旅館送過來的遺體，「而且有的不是馬上死的，是已經死一段時間了。」

尚未收過細胞簡訊、身邊也未出現確診者的市民，仍在努力自我打氣；但只要與確診者沾上一點點邊、試圖採檢的民眾，都嚐到了「自力救濟」的茫然與痛苦。這些案例都打擊了民眾原本對台灣防疫體系的信賴，醫護士氣低落、民眾信心下滑，也讓醫病關係緊張。

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陳玉鳳向媒體表示，2021年2至5月，就有795名護理師離職。對此，陳時中特別予以反駁，但僅聲明經他詢問醫院後，「醫院說並無離職潮」，且「五月份還多了469位護理師」，雙方各執一詞，官方亦無統一數據可以查詢。

解除隔離，也會受到程序延宕

解除隔離，指確診患者來到痊癒階段，檢體相關數值達到標準後，便可以進行出院程序。

但即便在這個關卡，也需要經過冗長而不夠順暢的行政流程：醫院無法自主查詢，需等衛福部透過傳真發送到醫院的感染管制中心，感控中心確認後，通知前線醫護，醫護請家屬簽名，才能讓病人解隔離出院。

一旦系統「塞車」，這一流程就層層延宕。

陳欣宜說：「等報告那幾天，所有事情都會卡在那裡，一定要等他們傳真過來解除隔離單，給家屬簽名，可是有時候又遇到確診者的家屬都在隔離，沒有人可以過來簽名...原本一個病人，隔天報告出來就能轉出去，變成又臥床三、四天。」

康復患者無法出院，病床空不出來，重症病人就繼續無法入住。是一個可怕的死亡循環。

「普 / 廣篩」議題

5月11日，台灣疫情進入「社區感染」。一個月的時間，截至6月10日，台灣本土累計確診12,222例，確診個案中有361例死亡。

6月10日，陳時中宣布，將推進廣設社區篩檢站、協助企業自主快篩、導入診所自費快篩、鼓勵廠商引進在家快篩等四大策略，希望儘速找出潛在感染者。

至此，指揮中心此前一直明確認為還不需採取廣篩的策略，正式轉向。

「是否應該普 / 廣篩」，從去年到今年，除了疫苗爭議之外，一直是台灣防疫戰線上執政黨與在野黨、指揮中心與部分公衛專業人士爭議最激烈的問題。而相較之下，「是否有能力廣篩」——篩檢量能儲備、篩檢流程安排，無論是此前，還是當下，都未得到充分討論與檢視。

從去年初疫情在全球爆發開始，指揮中心一直立場明確：台灣不做大規模的普篩。

2020年3月，陳時中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詳細陳述理由：普篩可能會出現「偽陰」情形，讓被感染者有誤判情形，進而增加傳播、感染等風險。他解釋，若民眾有特定風險的情況才做篩檢，也以利後續進行適當的分流和隔離。陳時中的說法引起學界許多爭議與討論。

4月23日，當時還未被罷免的高雄市長、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提出：「先要為第一線醫護約4000名做採檢，再為5000名相關第一線夥伴，包括里幹事、環保及民政等人員做篩查。」韓的發言，令「普篩」議題的討論聲浪猛增，意見也迅速走向極化、政治化。學界的嚴肅爭議，伴隨著民間因挺 / 反韓而挺 / 反普篩的情緒，讓篩檢爭議失焦。

8月17日，彰化縣衛生局長葉彥伯主動採驗無症狀居家檢疫者，成功找出其中一位確診者。但卻由於不符合指揮中心篩檢作業程序，陳時中同日下令政風處（編按：調查官員是否有不當行為的單位）調查，引起不少民眾質疑：「為什麼找到確診者還要受罰？」

8月18日，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特別強調，調查不代表衛生單位有錯，主要問題在於，中央規定「無症狀者不採檢」，地方衛生局卻不同步。彰化縣衛生局反駁，他們只是「多做一點」，不懂中央為何要啟動調查。為此，陳時中特別在指揮中心記者會，花了17分鐘解釋。

陳時中再次重申不普篩的立場，並這樣模擬：當時台灣有25萬居家檢疫者，若全部普篩，按預估模型的比例，大約會有50人偽陰性，還會產生12475個偽陽性。醫院負壓病房1000間左右，隔離病房大概將近700個，清空病房專責病院有1600個，縱使把這些病房全都清完，病床也只有3000多。陳時中據此判斷，普篩不但成本高昂，而且12475人很可能會壓垮醫療量能。

陳時中當時說，許多國外國家都是陷入這樣的模式：大量病人、大量篩檢、大量住院、醫療崩潰，導致病人只能放回去社區，沒有確切執行居家隔離下，家人傳播在社區傳染，造成惡性循環。

在他簡報的ppt上，大標題是：「現行檢疫政策CP值較高」，下方則有一行字：「國際疫情依然嚴峻，我們應該珍惜每一發子彈，以備隨時應付各種突發的挑戰。」

這一策略用在疫情爆發之前，或還可說是平衡之舉。但在爆發之後，在「大量病人」已經出現、「突發挑戰」已經到來時，因為篩檢量能不足、流程不暢，子彈卻依然卡匣了。卡匣的結果，依然造成台灣陷入「大量病人、大量篩檢、大量住院、醫療崩潰，導致病人只能放回去社區，沒有確切執行居家隔離下，家人傳播在社區傳染」的惡性循環。

問題出在哪？

無論是數據塞車，或是篩檢量能不足的情況，都不是台灣獨有的困境。過去一年，各國在疫情爆發時都遭遇了類似的困難，如自2020年3月底疫情開始在新加坡蔓延後，新加坡政府便花了近半年的時間才逐漸提升PCR檢驗量能，並完備整套篩檢流程。

如今在新加坡，民眾只要發燒或有任何呼吸道症狀，可以到絕大多數的家醫診所進行公費篩檢。抗原快篩的結果15到30分鐘出爐。診所也會將PCR檢體送到實驗室檢驗。實驗室完成PCR檢驗後，會通知診所檢驗結果，再由診所電話通知陽性確診者，PCR陰性者則不另行通知、自行使用app查詢。整個PCR檢驗流程從採檢到通知確診，耗時約1天；同時，診所工作人員只要上國家網站，花幾分鐘鍵入病人資料，就能完成通報政府的程序。

也就是說，新加坡政府將篩檢、通報的權責分散下放到基層的診所，而政府的專責COVID-19團隊只要負責在接獲通報之後，安排確診者後續的安置、治療措施，避免政府衛生單位以及醫療院所的醫事人員，在忙於執行防疫工作、治療重症患者時，還得分心處理繁瑣的通報事宜。

這些他國經驗無法及時被吸取，在疫情並不緊繃、有充分時間去儲備篩檢量能和設計流程時，卻未落實成仔細的戰備計畫。台灣指揮中心與社會輿論的爭議焦點，過去一年，始終放在普篩與否，導致了更關鍵的問題被輕忽：普篩，或說廣篩與否，是審時度勢的戰略判斷問題；但是否具備「想多篩就可以快速多篩」的能力，才是應該提前準備的戰備問題。

而要做好戰備，不只需要專業醫療判斷，更需要資源盤點與調配的能力。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常務監事謝文祥分析，指揮中心應該要有個「檢驗量能」的總體調控系統，平日就要進行規劃、演練，而且必須精算到「醫生的量可以多少？用全自動還是半自動做？除了醫院自己的急診之外，有哪些像長庚這樣的大醫院可以幫小醫院？除了盤點每個機構自己的量，還要盤點體系內的量。」「疫情一啟動，應該有個工作小組去管控每一間醫院回報的量。例如部立桃園醫院院內感染，表示他已經不行了，就沒有量能再做檢驗，桃園的其他醫院、甚至其他的縣市可以去幫忙。中央應該去做這個調配的角色。」

謝文祥說，這些規劃，目前看來都很不完整。「指揮中心有很多流行病學專家，但能做到資源盤點、調配的專家真的不夠。這並不是同一件事。」

蝸牛與蝴蝶

台灣疫情爆發之後，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石富元多次在臉書、媒體上批評政府的防疫措施，認為台灣的醫療量能，原本就遠比指揮中心想像得要低很多。

石富元曾經歷過2003年的SARS，後來到美國進修災難醫學，回國後參加過大大小小醫院的演習與勘查，看過無數份疫病應變計劃書。石富元說，到美國留學，讓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國人對災難演習的SOP執行得十分細緻，「小小一個步驟就寫十頁，哪一個人要站在哪裡、遇到問題要打給誰、問題怎麼處理，都可以演練好久。我一開始覺得他們吹毛求疵，後來才覺得，這樣才是對的。」

石富元說，災難會放大系統原有的問題，若在演習時覺得「差不多、大概這樣、想當然耳」是這樣，「災難真正發生時，問題會變成原來的一百倍。」

學成回國後，石富元想把自己學到的「吹毛求疵」式防災演習引進台灣，但卻發現處處是難關。「台灣的災難演習就是要寫稿子、要讓長官照著稿子唸出來，你沒寫好稿子，長官還會生氣，說這樣我怎麼說？但長官明明是應該知道自己要說什麼的人，不是嗎？」

石富元說，在美國的災難指揮系統中，指揮官實際上並沒有這麼重要，重要的是指揮團隊、「是一個planning sector，去沙盤推演出說現在狀況可能有幾種、應對方法有幾種，讓指揮官去做裁決」，而在台灣，眾人往往是坐等指揮官下命令，背後沒有完整的團隊與系統作戰思維，「坦白講我還蠻同情指揮官。台灣對指揮官過度神格化，萬一應變不好，又把它過度貶低。」

石富元譬喻，指揮官就好比一個交響樂團的指揮，「演奏不好，指揮有責任，但底下樂手也有責任，第一小提琴手也要對小提琴演奏負責，」但台灣的防災思維裡，卻把災難場景與應對方式扁平化、單純化，不對當中的每一個步驟詳加推敲反覆推演。

「你說檢驗會塞車，也是必然的事情。平常演習時，我問他們做一個檢體要多久，很多人都回答我，『一個要三十分鐘』，老實說，我心想，這都是屁。我要看的是你從第一點做到最後一點，從採檢、傳送、每一個流程走過去、最後key到電腦裡面上傳，才是你真正花費的時間，」把層層步驟走完後，石富元說，把流程真正仔細問完，就會發現，「三十分鐘？是檢體放進去機器出來的時間而已。」

石富元說，按照真正紮實的作法，是應該要進行壓力測試、流程一步步分析，找出哪幾個是可能「塞車」的關鍵瓶頸，「每次測試都是上傳一兩筆、幾十筆，沒想過一次上傳幾千筆時會出問題，」而用「發google表單調查量能」的方式調查的量能，最後不切實際，並不令人意外。

石富元說，台灣過去一年防疫之所以沒有問題，是因為嚴格的邊境管制。這也導致無法看出防災系統的弱點，專注處理一兩個確診個案沒問題，「久而久之，大家就以為我們也可以處理幾十個、幾百個。這些量能的問題，都是卡在你從來沒想到的環節上面。」

十餘年來，石富元曾經去許多醫院進行防疫演習與訓練。他回憶，到了現場，許多醫生都說有會議、有門診，最後只剩下清潔工是他演講最忠實的聽眾。而這些第一線接觸危害、深入了解醫院髒汙角落的清潔工，不但專心聽講、踴躍發問，還會提出精闢見解，讓他得以改善SOP。

「例如他會提醒我，有些角落你沒注意到，但其實是病床必經的動線，很髒，應該要多清潔幾次；或者提醒我電腦的鍵盤、開關也要列入清洗的項目，我一聽就覺得很有道理，還發現他們還自己訂了清潔電腦的SOP。」

在整個醫療流程中，「他們（清潔工）是蝸牛，一路爬過去，我們醫生像蝴蝶，一路飛過去，看看差不多就好。你一句話，他們要做到死。」石富元說，疫情失守後，許多人都批評指揮中心，「我倒覺得不是只有指揮中心，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蝴蝶心態，整個台灣就沒有認真演習、落實防災與注重細節的文化，不要只想著批評指揮中心，這是我們共同造成的。」

截至2021年6月22日，疫情爆發四十日，台灣累計本土確診人數12,938人，死亡575人。

（應受訪者要求，劉承翰、陳淑芬、陳欣宜、王俊漢、許曉伍皆為化名）

（實習記者黃傲天、林采萱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