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疫情爆发四十天：病毒攻城，为何医护筋疲力竭、感染不断？

急诊室护理师刘承翰清楚记得，2021年5月13日，是噩梦的起点。

大约中午开始，大量病人涌进急诊，要求做COVID-19病毒检测。刘承翰与同事觉得奇怪，“很多民众也说不太清楚为什么自己要来；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跑来？明明不是我们一般急诊的病人⋯⋯”医院此时并未设立专门的筛检站，只好以急诊室调用采检量能来应急。

刘承翰所在的医院是台北联合医院系统的七间医院之一，邻近万华区。这家医院的急诊室，平时一天能应付的诊量是20多人，他们也做好了在疫情时增加3倍、5倍的准备。但是没想到，人数从5月13日开始爆增，到了5月14日，已经是平时诊量的20倍，一天400人左右，每天都排队到半夜——绝大多数都是要求做核酸检测。

事后，刘承翰才知道，原来是5月13日，指挥中心给万华区60万民众发送了细胞简讯：“如您曾至COVID-19传播高风险地区，且于4月15日之后曾有发烧、呼吸道症状、腹泻或嗅味觉异常等疑似症状，请至社区采检院所评估。”覆盖曾在过去两周出入、居住在此区的所有人。

5月13日上午11点开始，已经有万华区民众陆续收到简讯。当天下午2点，记者会上宣布简讯发出，并提及“台北市政府在当地设立采检站，开放当地民众主动进行采检”。而在60万人已收到简讯提醒时，万华的采检站并未设立，台北各大有采检能力的医院，很多都没有收到通知、基层人员没有提前准备，甚至不知道政府群发了简讯给60万人，请他们前来采检。

“第一天开始，就是一片混乱。”刘承翰觉得无奈：“我们在上班，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也还没有收到正式命令。”将军向病毒鸣起战鼓，却未通知士兵，刘承翰与同事只能尽力应付。

刘承翰并不是急诊室的菜鸟。他曾担任过四川地震医疗团志工、八仙尘爆当晚担纲急诊专责护理之一，面对过震灾中仓皇重伤的民众、数十位辗转哀号的烧烫伤患者。

同样是在急诊室面对潮水般的患者涌入，刘承翰形容这一次格外无力。“不晓得你有没有玩过电动？——八仙尘暴就像是『物理伤害』，是可见的、瞬间杀伤力高、不过只有一下下。但疫情有点像『魔法伤害』。物理伤害可能一次扣一千点血，但魔法伤害却是每天连续扣八百，一直扣、一直扣，你看不到，但伤害一直持续。”

5月11日，陈时中宣布台湾进入“社区感染阶段”。万华、芦洲群聚案例开始扩散。

5月13日，民众涌入医院筛检。急诊医护的工作流程、现场动线几被冲垮。

5月14日，万华设立社区采检站。5月14日，刘承翰所在的医院设立采检站。

5月15日，台湾政府正式宣布双北发布“三级警戒”。

2021年5月，在新冠病毒已经出现四次变种，肆虐过全球绝大多数国家4至5轮，致使三百多万人丧命之后，Alpha变种病毒打破了台湾防疫零确诊的防线，令台湾首次面临大规模感染的危机。

防线已破，过去一年备战的成效面临真实的考验。

第一周：筛检塞车，负面循环开始

开局不利。台湾的筛检，在一开始就出现“塞车”的问题，严重拖垮了急诊现场的动线安排。

疫情不严重时，台湾急诊的量能可以处理的状况会是：一位怀疑自己可能有症状的患者走进来，医护先替他安排快筛，等待90分钟左右，快筛结果便可以出炉。由于快筛试剂存在“伪阳”或“伪阴”两种可能性；所以若结果为阳性，必须留置在现场，进一步将检体送进PCR实验室，做精准的检验，费时约三至四小时。

假设一位快筛阳性的患者，最后PCR的结果是阴性，便是所谓的“伪阳”，可以回家继续自主健康管理。若PCR结果还是阳性，就表示系统辨识出了一位确诊者。接着，急诊便要对这位确诊者先进行简单的处置，接着交给医疗系统来治疗。

在防疫战线中，急诊室也开设社区筛检站，身兼“筛检”与“医疗”两种性质的工作，是“前迎筛检、后接医疗”的转运枢纽。整个急诊流程，作战目标就是尽量精确地瞄准、找出病毒，找出被病毒缠上的确诊者，带回医疗系统内治疗；同时，将健康者与确诊者分开，避免疫情持续扩大。

然而，在疫情一开始，5月14日，检验流程便出现“塞车”现象，便让急诊医护形同拿盲枪、骑瞎马，想找出谁是确诊患者，奈何检验报告却姗姗来迟。

刘承翰回忆，一开始，他们向现场民众承诺，等待快筛的时间，只需要90分钟。但检验科的同事很快就忙不过来，只好将等待时间往后延长至少2小时。现场民众一听，开始情绪浮躁，现场冲突不断，争吵谁先来排队的、吵着问报告什么时候出来的，“中间甚至有打起来的。”

现场意外太多，让流程更受干扰，开始出现检体遗失、名单错漏的状况，“民众可能从早上等到快傍晚都没有报告，才发现结果根本就没有他，可能是因为改过名字（编按：台湾更改姓名不困难，改过姓名者不在少数）没有叫到人。”

好不容易等到快筛结果出炉，部分快筛呈阳性的人，必须要将其检体送到PCR实验室做进一步检验。此时，护理师们发现，市政府事前没有清楚规划到底要让这些“快筛阳”的人在哪里“等”结果，甚至出现一日之内决策更改三次，活生生让医病双方都体会何谓“政策一日三变”的折磨。

“一下子说快筛阳性的病人每个都不能跑、都要安置，所以要把他抓好；突然间，又改成可以放回家；结果到了下午，又说不行一个都不能跑，然后我们又变成不能放他们回家。民众早上来、下午来，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但如果再隔一天来，又不一样，变成55岁以下看状况、55岁以上不能回家。”

于是，第一周，无数做检测者的共同遭遇是：

到了筛检站，人山人海。做完快筛，要等待超过七八个小时，稀松平常。若快筛不幸“阳性”，马上需要隔离，但要去哪里，不确定；“阴性”回家，却担心“伪阴”。在流程中遇上任何问题，想打1922求助，持续忙线，好不容易接通，却跌入各单位之间的“电话转接”循环。而快筛过后的进一步PCR检测结果，按照正常医院流程，都需要等待5天，才能获得结果报告。这是端传媒记者在5月30日亲身做PCR检测、实际经验的数字。

从第一周开始，检验量能不足，就让每日的防疫流程，充满了意外的漏洞。

筛检的流程，原则上可分为采检、送验、通报三大步骤。检体送进PCR责任实验室后，会经过这样的程序：检体交给医检师后，医检师必须在特殊的实验室环境下，用试剂把核酸从采集到的病毒中萃取出来。这一步必须一个个检体慢慢萃取，所以最花时间的。处完之后，医检师会把一整批检体放进机器里判读，大约需时两小时左右，再继续萃取核酸、判读，如此往复多次。检验结果出来之后，医检师要撰写详细的检验报告，并把资料上传到指挥中心的系统。

上传资料，看似是大功告成的最后一步，但却成为台湾这次防疫工作中，最关键的一处失误。

一开始，医疗机构的感控护理师通报时，要填写的项目非常多，林林总总高达20项。医检师全联会常务监事、天主教圣马尔定医院检验科主任高智雄说，这是因为传染病要得到控制，各项资讯一定要“钜细靡遗”地写清楚，才能进行流行病的分析、判断，未料却成为“塞车”的主因。后来才简化成8项，以加快筛检速度。

不仅如此，填写的时候，若在几百笔资料中，有某一位患者的某一项资料（年龄、采检日期等）输入错漏，整批资料就会上传失败，必须将该笔资料找出来补上，重新上传。而平日指挥中心的云端主机所能承受的流量太小，每当实验室有多位医检师同时上传大量资料时，常常发生上传失败、甚至整批资料消失的惨剧，必须耗时重新上传。

亚东医院实验室也证实，他们发生过“明明在登录结果时显示上传成功，疾管署却打电话来跟实验室说缺了一千多笔资料”的悲剧，导致大家第二天还要重key上千笔资料。

为何资料系统会这么脆弱，一用就当机？高智雄说，这不难想像，“因为去年疫情爆发之前，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么大的需求，以为一天四千多件应该已经够了，假设有哪边爆发应该够了，哪知道他爆得太快，这是没有办法预期的。”

最后检体来的量，比预期得更大，也让通报系统不堪负荷，“我们传染病通报系统，是很久以前就设计的，以前设计这个通报系统都是一些登革热、肠病毒这些，不像这次病毒传染力这么强，系统开发设计的时候，可能没有考量到这么大的通报量需求。”

医疗现场，无法分流

跨越筛检难关，千辛万苦找出确诊者，但在前期量能冲垮之后，医院依旧无法可解：刘承翰所在的急诊室，负压隔离病房原本预计只能容纳两人，很快满床。急诊室外原先有临时安放阳性患者的空间，可容纳七至八人，但空间是以铁皮制成的临时货柜屋，无法架设冷气，因担心病毒飞扬，也没有开电扇，在酷热天气之下，温度极高，没有患者坐得住。

结果，急诊负压病房原本只能安放2人，最后塞了7人。铁皮屋太热，医院架设了“户外帐篷区”，安置等待进一步安排的病患。很多顶帐篷并非事先安排好的物资，而是医院跟房屋仲介公司出借办活动的帐篷，并简单用颜色做区隔：要量测生命征象的病人、等待快筛的、“万华专案”前来筛检的、已快筛阳性病人、等待PCR筛检的⋯⋯“每天都有三四百人出入帐篷区”。

帐篷区原本被设定为临时安置区，但刘承翰回忆，在第一周内，帐篷区就累积住下了20几位等待安置的病患，有些人一住就是两三天。现场因为动线混乱造成拥挤，民众之间并无法保持安全距离，每个人心里都在害怕：会不会本来没事，反而因为等采检而被感染？

筛检量能不足，不只让急诊兵荒马乱，也拖累了专责病房。

从急诊室到专责病房，是确诊患者收治的最主要流程。急诊室做出初步急救和处理、专责病房负责进行后续治疗。民众所熟悉的“负压隔离病房”，所收治的，通常是病毒量较多传染力较高，或需要插管有体液喷溅风险的病患。负压病房可能在急诊室，也可能在专责病房，但并非专责病房的必要条件，在实务上，也存在以一般病房规格做专责病房使用的现象。

在台北市防疫重点医院专责病房的护理师陈欣宜回忆，当医院发现急诊工作开始混乱之后，“（院内）就开始说没有生命危险就先尽量不开刀、没事就尽量不要收住院、多出的人力就拉到急诊，”但很快地，大家发现这种从各科“拉伕”到急诊的作法，存在致命的缺陷：其他科的医师没有受过COVID-19的相关教育训练，不熟悉急诊运作，让所有的工作流程，都充满了低效率失误与风险。

首先是资讯交接混乱：陈欣宜提到，“用电脑登记病人资料的护理师、跟电话交班的护理师、送病人从急诊上来病房的护理师，可能是不同的三个人”，中间过程错漏不断。

其次是医生受训不同，难以应急：“例如复健科医生，他原本的病人都非常稳定、难度也没有这么高，突然要他们穿上三级装备去顾内科病人，可能会没办法快速反应。”“别科医生（针对疫情）的训练，最多是在加护病房见习怎么照顾病人，三天后，就自己上线，造成很多问题。例如病人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反应，等到病人真的不行了，才开始急救⋯⋯”

再次是，从各科调度人力到急诊或专责病房，因应每天的疫情变化，调度都有变动，大大增加了医护跨越染污区、非染污区值勤的频率，因而增加不少院内感染的风险。让许多医护每天都担心受怕。

陈欣宜提到的状况，正是消化外科病房护理师王俊汉遇到的。5月17日，完全不熟悉急诊勤务的王俊汉，第一次到急诊支援就碰上了“医疗量能黑暗期”——台湾疫情爆发以来医疗量能最紧绷、医疗现场最混乱的时期。

“一堆病人都跑来急诊，说他接触确诊个案，要筛检，急诊就是爆炸的状态”，王俊汉回忆，2020年4月，他确实曾在医院接受过三天“专责病房”训练，之后回到消化外科病房，一直到今年5月16日，整整一年，都没有再碰过专责病房的勤务。5月17日，被院里调来支援急诊。

去年的训练过于短暂、且已经有一段时间，王俊汉说，自己是开始在急诊上班后，才一边工作、“一边回想去年受训时是如何穿脱三级防护装备的”。他也不太熟悉“插管”工作，但急诊常常会遇到急重症或COVID-19患者需要紧急插管，护理师必须帮忙医师插管，但王俊汉平日专业并不在此、临时上阵无法应战，他只能让有经验的护理师接手，自己处理病患和家属的需求、推送氧气钢瓶等等。

等等，一位专业的护理师工作内容中，为什么会有“推送氧气钢瓶”这么土法炼钢的工作？

王俊汉说，他的医院在去年就搭起了组合屋，预备收治患者，但是，“组合屋没有可以接在墙壁上的氧气孔，所以里面的确诊病患需要氧气的话，我们就要一直人工推氧气钢瓶进去。”王俊汉说，自己从消化外科调到急诊室支援的每一天，有许多时间与力气，是耗费在“人工搬运氧气瓶”上面，疲倦不说，众人频繁进进出出，也平添感染风险。

即便是受过完整训练、经验丰富、按照标准流程穿戴三级个人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在帮重症COVID-19病患插管时，染疫风险仍然相当高。因为插管过中，病人的体液、呕吐物会喷溅，致使医护暴露在大量病毒中。6月8日，联合医院阳明院区便传出急诊室医护人员在插管过程中，遭到确诊病患呕吐物感染，当时便累计了8名医护染疫。

医护染疫，战斗减员

5月13日社区感染爆发之初，位处疫情热区万华、被列为“第一顺位”COVID-19专责医院的联医和平院区，爆发了院内感染，导致疫情的重要人力“呼吸治疗师”全数被匡列。

“呼吸治疗师”这类医事人员，平常较不为人所知，在疫情中却扮演重要角色：部分COVID-19染疫者会呼吸困难，更有甚者会出现严重肺炎、呼吸道窘迫症候群、多重器官衰竭、休克等症状，因此呼吸治疗师肩负着协助医护执行抽痰、插管、用氧治疗的重要工作，必须穿梭在加护病房、急诊及负压隔离病房等急重症单位，以及普通病房之间监控病人的呼吸仪器、生命征象。

联医工会秘书高若想表示，在医院里，呼吸治疗师其实是“稀有生物”，整间医院只会有4至5个呼吸治疗师，因此当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全部的呼吸治疗师都在隔离，彻底阵亡。”

当院内有人确诊、大量接触医院员工被匡列隔离时，许多医院措手不及：如果员工全都按照规定隔离，该如何调度人力？确诊者全都隔离、治疗没有疑问，但是，匡列的人力要怎么办？若全数隔离不上班，人力肯定不够。

因此，淡水马偕医院的呼吸治疗师许晓伍在工作上接触到染疫者、进而被匡列后，却还是要照样上班。

许晓伍回忆，当时他已经打过AZ疫苗第一剂，但时间不足十四天，保护力还没出来便已经暴露，所以确认暴露的当天，医院便造册通知了感染管制中心。不过，由于暴露当时正值5月下旬，双北各医院普遍人力不足，因此从发现暴露到确认PCR检验结果的这段期间，许晓伍和其他被匡列的同事，分明很有可能是确诊者，仍必须正常上班，下班后各自回自己住处“自主健康管理”。对此，许晓伍与同事充满了愤怒与无奈。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企业工会秘书高若想形容，台湾医院人力长期一直处于有点紧绷的状态，就像杯子装满了水、因为表面张力一时不会洒出来，可是一旦有重大事件震荡，医院完全没有缓冲空间可以应对。

战时人力不足，就算从其他单位调派人力，也不见得能缓解抗疫战场前线的情况。高若想强调，就算调派一批会使用呼吸器的人力，也不见得就是“即战力”，“呼吸器分很多不同的款式，每一款呼吸器上手也需要时间，比如说你用一般笔电的人，叫你立刻去用苹果笔电开始，可能连习惯中英文输入法转换都要时间、不是一开始就会。”

医院平时将人力绷到最紧、战时无法应付大量病患，这一点，身为呼吸治疗师的许晓伍也深有体会：“所有的医疗院所，不管是护理还是哪一个科别的人力，很多数字都是『做』出来的。这个是大家没有戳破那个纸，事实就是这样，医师我不清楚，但非医师的其他医事人力是这样，这非常非常普遍。”

床不够、医护不够、重症告急

5月15日，刘承翰所属的“联医工会”，发出了声明，疾呼“急诊人力不足、工作负荷超载”，要求改善人力调配问题，并指出医护面临院内感染风险。

台北市联合医院，简称“联医”，是直属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公立医院，直接受市政府指挥，自疫情爆发以来，是台北市的防疫专责医院，辖下设有七大院区，堪称台北市防疫的首都禁卫军。结果，在三级警戒的第一天，就开始呼救。

感到不堪负荷的，不只有联医系统。5月26日，台北地区的重要医院，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在脸书上发出”Hospitals need help！”呼救，指确诊病患已经超量，无法再收；28日，全台北市的医师公会发出联合声明，指医师已经普遍出现过劳现象。

医院满载，不只让医护过劳，更对防疫造成最直接的影响：救护车载送确诊患者前往急诊时，常常遇到被拒绝、耽误的情形。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朱智宇透露，从消防员角度看来，从快筛站一设立后，收治“快筛阳”患者的量能就已经不够了。朱智宇说，救护车甚至不时遇到被急诊拒绝，让病患在车上耽误许久的状况。

站在急诊护理师刘承翰的角度，拒绝救护车，也是万不得已：“有时候已经到了医院很爆满的情况，119还一直来，那请问病人要躺哪里呢？他们进来需要躺床，现场没有床给他躺，就只能躺在119的担架床上，119就不能离开那张床，车子就卡在这里。”

刘承翰还记得，在5月22日，有一位中年妇女被救护车送来医院，但他们当下没有办法收人，便请119中心协调，让病人赶快转去其他医院，“但119说不可能，说病人已经失去意识了。我们只好进去急诊室尽快乔床出来，然后赶快把他收进去。”

刘承翰说，急诊最后挤出人力治疗这位病人，但病人最后还是过世了。“家属说，他前一天明明就还好好的，”刘承翰不无遗憾地说，这位患者也是“一开始是快筛阴性，后来PCR才发现是阳性。”

像这样的病人，是否是在这些程序来回、急诊与119勤务中心的电话沟通中，被延误治疗，乃至失去性命的？刘承翰不敢确定。对于家属来说，更会是心底永恒的疑问。

前两周，台湾民众不断看到医院前线的混乱消息：6月1日，有位民众溺毙后相验遗体才发现确诊；6月4日，发生北投一家三口皆确诊猝死案；6月7日，发生壹电视摄影在公司猝死，遗体检测后确诊。无论是在家中、或在防疫旅馆中，也都发生确诊者死亡的案例。

一名不愿具名、在医院专责处理防疫旅馆的医护透露，有一天，光在他的当班时间，便处理了不只一具从防疫旅馆送过来的遗体，“而且有的不是马上死的，是已经死一段时间了。”

尚未收过细胞简讯、身边也未出现确诊者的市民，仍在努力自我打气；但只要与确诊者沾上一点点边、试图采检的民众，都尝到了“自力救济”的茫然与痛苦。这些案例都打击了民众原本对台湾防疫体系的信赖，医护士气低落、民众信心下滑，也让医病关系紧张。

台湾护师医疗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凤向媒体表示，2021年2至5月，就有795名护理师离职。对此，陈时中特别予以反驳，但仅声明经他询问医院后，“医院说并无离职潮”，且“五月份还多了469位护理师”，双方各执一词，官方亦无统一数据可以查询。

解除隔离，也会受到程序延宕

解除隔离，指确诊患者来到痊愈阶段，检体相关数值达到标准后，便可以进行出院程序。

但即便在这个关卡，也需要经过冗长而不够顺畅的行政流程：医院无法自主查询，需等卫福部透过传真发送到医院的感染管制中心，感控中心确认后，通知前线医护，医护请家属签名，才能让病人解隔离出院。

一旦系统“塞车”，这一流程就层层延宕。

陈欣宜说：“等报告那几天，所有事情都会卡在那里，一定要等他们传真过来解除隔离单，给家属签名，可是有时候又遇到确诊者的家属都在隔离，没有人可以过来签名...原本一个病人，隔天报告出来就能转出去，变成又卧床三、四天。”

康复患者无法出院，病床空不出来，重症病人就继续无法入住。是一个可怕的死亡循环。

“普 / 广筛”议题

5月11日，台湾疫情进入“社区感染”。一个月的时间，截至6月10日，台湾本土累计确诊12,222例，确诊个案中有361例死亡。

6月10日，陈时中宣布，将推进广设社区筛检站、协助企业自主快筛、导入诊所自费快筛、鼓励厂商引进在家快筛等四大策略，希望尽速找出潜在感染者。

至此，指挥中心此前一直明确认为还不需采取广筛的策略，正式转向。

“是否应该普 / 广筛”，从去年到今年，除了疫苗争议之外，一直是台湾防疫战线上执政党与在野党、指挥中心与部分公卫专业人士争议最激烈的问题。而相较之下，“是否有能力广筛”——筛检量能储备、筛检流程安排，无论是此前，还是当下，都未得到充分讨论与检视。

从去年初疫情在全球爆发开始，指挥中心一直立场明确：台湾不做大规模的普筛。

2020年3月，陈时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详细陈述理由：普筛可能会出现“伪阴”情形，让被感染者有误判情形，进而增加传播、感染等风险。他解释，若民众有特定风险的情况才做筛检，也以利后续进行适当的分流和隔离。陈时中的说法引起学界许多争议与讨论。

4月23日，当时还未被罢免的高雄市长、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提出：“先要为第一线医护约4000名做采检，再为5000名相关第一线伙伴，包括里干事、环保及民政等人员做筛查。”韩的发言，令“普筛”议题的讨论声浪猛增，意见也迅速走向极化、政治化。学界的严肃争议，伴随着民间因挺 / 反韩而挺 / 反普筛的情绪，让筛检争议失焦。

8月17日，彰化县卫生局长叶彦伯主动采验无症状居家检疫者，成功找出其中一位确诊者。但却由于不符合指挥中心筛检作业程序，陈时中同日下令政风处（编按：调查官员是否有不当行为的单位）调查，引起不少民众质疑：“为什么找到确诊者还要受罚？”

8月18日，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祥特别强调，调查不代表卫生单位有错，主要问题在于，中央规定“无症状者不采检”，地方卫生局却不同步。彰化县卫生局反驳，他们只是“多做一点”，不懂中央为何要启动调查。为此，陈时中特别在指挥中心记者会，花了17分钟解释。

陈时中再次重申不普筛的立场，并这样模拟：当时台湾有25万居家检疫者，若全部普筛，按预估模型的比例，大约会有50人伪阴性，还会产生12475个伪阳性。医院负压病房1000间左右，隔离病房大概将近700个，清空病房专责病院有1600个，纵使把这些病房全都清完，病床也只有3000多。陈时中据此判断，普筛不但成本高昂，而且12475人很可能会压垮医疗量能。

陈时中当时说，许多国外国家都是陷入这样的模式：大量病人、大量筛检、大量住院、医疗崩溃，导致病人只能放回去社区，没有确切执行居家隔离下，家人传播在社区传染，造成恶性循环。

在他简报的ppt上，大标题是：“现行检疫政策CP值较高”，下方则有一行字：“国际疫情依然严峻，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发子弹，以备随时应付各种突发的挑战。”

这一策略用在疫情爆发之前，或还可说是平衡之举。但在爆发之后，在“大量病人”已经出现、“突发挑战”已经到来时，因为筛检量能不足、流程不畅，子弹却依然卡匣了。卡匣的结果，依然造成台湾陷入“大量病人、大量筛检、大量住院、医疗崩溃，导致病人只能放回去社区，没有确切执行居家隔离下，家人传播在社区传染”的恶性循环。

问题出在哪？

无论是数据塞车，或是筛检量能不足的情况，都不是台湾独有的困境。过去一年，各国在疫情爆发时都遭遇了类似的困难，如自2020年3月底疫情开始在新加坡蔓延后，新加坡政府便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才逐渐提升PCR检验量能，并完备整套筛检流程。

如今在新加坡，民众只要发烧或有任何呼吸道症状，可以到绝大多数的家医诊所进行公费筛检。抗原快筛的结果15到30分钟出炉。诊所也会将PCR检体送到实验室检验。实验室完成PCR检验后，会通知诊所检验结果，再由诊所电话通知阳性确诊者，PCR阴性者则不另行通知、自行使用app查询。整个PCR检验流程从采检到通知确诊，耗时约1天；同时，诊所工作人员只要上国家网站，花几分钟键入病人资料，就能完成通报政府的程序。

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将筛检、通报的权责分散下放到基层的诊所，而政府的专责COVID-19团队只要负责在接获通报之后，安排确诊者后续的安置、治疗措施，避免政府卫生单位以及医疗院所的医事人员，在忙于执行防疫工作、治疗重症患者时，还得分心处理繁琐的通报事宜。

这些他国经验无法及时被吸取，在疫情并不紧绷、有充分时间去储备筛检量能和设计流程时，却未落实成仔细的战备计划。台湾指挥中心与社会舆论的争议焦点，过去一年，始终放在普筛与否，导致了更关键的问题被轻忽：普筛，或说广筛与否，是审时度势的战略判断问题；但是否具备“想多筛就可以快速多筛”的能力，才是应该提前准备的战备问题。

而要做好战备，不只需要专业医疗判断，更需要资源盘点与调配的能力。

台湾医事检验学会常务监事谢文祥分析，指挥中心应该要有个“检验量能”的总体调控系统，平日就要进行规划、演练，而且必须精算到“医生的量可以多少？用全自动还是半自动做？除了医院自己的急诊之外，有哪些像长庚这样的大医院可以帮小医院？除了盘点每个机构自己的量，还要盘点体系内的量。”“疫情一启动，应该有个工作小组去管控每一间医院回报的量。例如部立桃园医院院内感染，表示他已经不行了，就没有量能再做检验，桃园的其他医院、甚至其他的县市可以去帮忙。中央应该去做这个调配的角色。”

谢文祥说，这些规划，目前看来都很不完整。“指挥中心有很多流行病学专家，但能做到资源盘点、调配的专家真的不够。这并不是同一件事。”

蜗牛与蝴蝶

台湾疫情爆发之后，台大医院急诊医学部主治医师石富元多次在脸书、媒体上批评政府的防疫措施，认为台湾的医疗量能，原本就远比指挥中心想像得要低很多。

石富元曾经历过2003年的SARS，后来到美国进修灾难医学，回国后参加过大大小小医院的演习与勘查，看过无数份疫病应变计划书。石富元说，到美国留学，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国人对灾难演习的SOP执行得十分细致，“小小一个步骤就写十页，哪一个人要站在哪里、遇到问题要打给谁、问题怎么处理，都可以演练好久。我一开始觉得他们吹毛求疵，后来才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石富元说，灾难会放大系统原有的问题，若在演习时觉得“差不多、大概这样、想当然耳”是这样，“灾难真正发生时，问题会变成原来的一百倍。”

学成回国后，石富元想把自己学到的“吹毛求疵”式防灾演习引进台湾，但却发现处处是难关。“台湾的灾难演习就是要写稿子、要让长官照着稿子念出来，你没写好稿子，长官还会生气，说这样我怎么说？但长官明明是应该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的人，不是吗？”

石富元说，在美国的灾难指挥系统中，指挥官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重要，重要的是指挥团队、“是一个planning sector，去沙盘推演出说现在状况可能有几种、应对方法有几种，让指挥官去做裁决”，而在台湾，众人往往是坐等指挥官下命令，背后没有完整的团队与系统作战思维，“坦白讲我还蛮同情指挥官。台湾对指挥官过度神格化，万一应变不好，又把它过度贬低。”

石富元譬喻，指挥官就好比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演奏不好，指挥有责任，但底下乐手也有责任，第一小提琴手也要对小提琴演奏负责，”但台湾的防灾思维里，却把灾难场景与应对方式扁平化、单纯化，不对当中的每一个步骤详加推敲反覆推演。

“你说检验会塞车，也是必然的事情。平常演习时，我问他们做一个检体要多久，很多人都回答我，『一个要三十分钟』，老实说，我心想，这都是屁。我要看的是你从第一点做到最后一点，从采检、传送、每一个流程走过去、最后key到电脑里面上传，才是你真正花费的时间，”把层层步骤走完后，石富元说，把流程真正仔细问完，就会发现，“三十分钟？是检体放进去机器出来的时间而已。”

石富元说，按照真正扎实的作法，是应该要进行压力测试、流程一步步分析，找出哪几个是可能“塞车”的关键瓶颈，“每次测试都是上传一两笔、几十笔，没想过一次上传几千笔时会出问题，”而用“发google表单调查量能”的方式调查的量能，最后不切实际，并不令人意外。

石富元说，台湾过去一年防疫之所以没有问题，是因为严格的边境管制。这也导致无法看出防灾系统的弱点，专注处理一两个确诊个案没问题，“久而久之，大家就以为我们也可以处理几十个、几百个。这些量能的问题，都是卡在你从来没想到的环节上面。”

十余年来，石富元曾经去许多医院进行防疫演习与训练。他回忆，到了现场，许多医生都说有会议、有门诊，最后只剩下清洁工是他演讲最忠实的听众。而这些第一线接触危害、深入了解医院脏污角落的清洁工，不但专心听讲、踊跃发问，还会提出精辟见解，让他得以改善SOP。

“例如他会提醒我，有些角落你没注意到，但其实是病床必经的动线，很脏，应该要多清洁几次；或者提醒我电脑的键盘、开关也要列入清洗的项目，我一听就觉得很有道理，还发现他们还自己订了清洁电脑的SOP。”

在整个医疗流程中，“他们（清洁工）是蜗牛，一路爬过去，我们医生像蝴蝶，一路飞过去，看看差不多就好。你一句话，他们要做到死。”石富元说，疫情失守后，许多人都批评指挥中心，“我倒觉得不是只有指挥中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蝴蝶心态，整个台湾就没有认真演习、落实防灾与注重细节的文化，不要只想着批评指挥中心，这是我们共同造成的。”

截至2021年6月22日，疫情爆发四十日，台湾累计本土确诊人数12,938人，死亡575人。

（应受访者要求，刘承翰、陈淑芬、陈欣宜、王俊汉、许晓伍皆为化名）

（实习记者黄傲天、林采萱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