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週年 深度 六四三十二週年 風物

六四悼念被畫「句號」,然後呢?五種可能的答案

「每一支曾經點燃的蠟燭,都是一個雕塑。」「大型集會那種視覺化的呈現會因打壓暫時喪失,但打不散人們幾十年來的默契⋯⋯」


2021年6月3日晚上,藝術家三木在銅鑼灣街頭舉起一個牌子,牌子有兩面,一面是不要在維園燃起燭光,一面是不要在心裡燃起燭光。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6月3日晚上,藝術家三木在銅鑼灣街頭舉起一個牌子,牌子有兩面,一面是不要在維園燃起燭光,一面是不要在心裡燃起燭光。 攝:陳焯煇/端傳媒

公共悼念活動被禁止,集會場地被封鎖,如想繼續面對記憶深處的集體哀痛,還可以做些什麼?怎樣做?我們帶著這些日子縈繞於許多香港人心頭的疑問,訪問了五位香港藝術家。藝術未必能給我們確切的解決方法,但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方式,來思考這件事。

在書裏傳遞維園「燭光」

「當人打開書本,就見到一隻燭火。」漂書架裏的書,總是在不同人手上流轉,書中藏着的「燭光」也會在不同人手中傳遞。

雖是藝術家,程展緯卻常出現在民生、社區有關的新聞版面上,他擅於從小處入手,再利用藝術手法,去推動一些社會議題,且往往能引起很多人的關注,比如為香港待遇較為苛刻的保安員、收銀員爭取一張可以坐的櫈子,或是改造街頭垃圾桶上的煙灰缸,方便清潔工倒煙灰。

有次在維園漫步,他看到大葉桉樹的落葉長得就像燭光。這種樹葉尖尖長長的,且有紅黃綠各種顏色,落在地上,猶如一地的燭光。

「像我這樣1970年代出生的人,一見到眾數的東西,就很容易有所觸動。譬如我現身在芬蘭,見到外面一大片蒲公英,也會想起30多年來,我們在維園締造的集體記憶。六四集會上,每個人都好像一個pixel,一個發光的最小單位。大家集結在一起,將維園發光,維園容納不下,就擴散出去。大家互相見到彼此,並在那個場合下再次互相肯定,大家仍然記住這樣一件事。所謂紀念儀式,就是為了確認大家同在一起,其實投票也是一樣,給大家確認一次理念相同的人有多少。」

程展緯從十年前以單人遊擊的方式,發起「請給保安員椅子運動」,發展至最近在臉書組織「放工後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運動」,關注收銀員有沒有椅子、清潔工的工作環境和工具、零售業在颱風天的上班安排等。

程展緯從十年前以單人遊擊的方式,發起「請給保安員椅子運動」,發展至最近在臉書組織「放工後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運動」,關注收銀員有沒有椅子、清潔工的工作環境和工具、零售業在颱風天的上班安排等。 攝:林振東/端傳媒

於是,他靈機一動,把維園這些落葉收集了來,夾進跑馬地一個漂書架的書裏。他說:「當人打開書本,就見到一隻燭火。」

這是他紀念六四的方式。而漂書架裏的書,總是在不同人手上流轉,書中藏着的「燭光」也會在不同人手中傳遞。當悼念一次重大公共事件的公衆集會被禁,即使疫情過去,將來能否繼續在維園點燃蠟燭,仍是當下香港人心頭的一大疑問,但或許,像程展緯放進書裏的這些「燭光」,仍會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在人們之間傳遞和發光。程展緯相信,政府只能壓制人們悼念的形式,只能打散某種形式上的聚集,卻打不散人們幾十年來的默契;即使因為政府的壓制,大型集會那種視覺化的呈現會因此暫時喪失,但每個人依然能夠用各自的方式去做。

蠟燭作為一種「社會雕塑」

「每一支曾經點燃過的蠟燭,都是一個雕塑。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就是社會記事的一個證據。如果未來有一個民主博物館,這支蠟燭必在其中。

同樣用從維園收集到的物件去創作的,是另一名藝術家黃國才。不過,他收集的,是在維園真實燃燒過的蠟燭。

黃國才認為,蠟燭是一個重要的意象:「燭光給人溫暖的感覺,它象徵了很多東西,像活生生的靈魂,或者像希望的燃點,雖然是一個老土的儀式,但也很人性。它的人性在於,人類最初也喜歡看著一堆火,未來的人當然也是。」

他看重的是,藝術在悼念這件事上,能否能真正喚起人們心底那種「毛管戙」(起雞皮)的情感。「如果不能夠喚起那種真實的、悲哀的情感,那麼,即使有1000萬人聚集,也只不過是一個儀式而已。」

黃國才是其中一個非常關注政治議題的藝術家。

黃國才是其中一個非常關注政治議題的藝術家。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香港,黃國才是其中一個非常關注政治議題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幽默、諷刺,不怕試探底線,又能瀟灑遊走其中。香港的每一場大型公衆遊行,幾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六四也一直是他的作品所關注的議題,他曾經踩單車扮六四學生,甚至扮演過解放軍,在街上拉手風琴。「像不同的鬼魂,在訴說故事。」他說。2021年6月4日下午兩點,香港警察以公安條例封鎖維園,有網民便戲謔道:這些人是否在cosplay警察在悼念六四?

去年他做了一個作品,叫《黃雀的羽毛》,用那些從維園收集回來的蠟燭,熔化後再倒模成一個羽毛;而今年他又再次利用收集回來的維園蠟燭,做一個叫《燭光有罪》的作品,作品的名字啓發自黃耀明的歌曲《回憶有罪》。 黃國才將這個作品稱為「社會雕塑」,一支三角錐形狀的白色蠟燭,它很容易讓人想到在維園點燃的蠟燭。每年的悼念活動上,民衆舉起的蠟燭都會套上一個三角錐形紙杯,防止蠟滴落到手上,而蠟熔了在紙杯裏就會變成三角錐形。黃國才說:

「每一支曾經點燃過的蠟燭,都是一個雕塑。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就是社會記事的一個證據。如果未來有一個民主博物館,這支蠟燭必在其中。我的這個作品有雙重意思,其一當然是哀悼八九年的六四民運,而同一時間也是哀悼香港失去了哀悼的權利。」

黃國才的創意和勇氣,對於一般人來說,或許難以複製,但在公衆集會成為禁忌之後,如何保有最真實的情感,避免在高氣壓下慢慢麻木,卻值得參考。

更重要的,是如何製造出同在感

黃宇軒認為,如今雖然失去了這座每年都會出現的臨時紀念碑,但每個人仍有自由各自悼念,所以最重要的是整合這些悼念的畫面。「最重要的就是令大家有一種雖然在網上但又同在一起的感覺,而這正是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可以介入的地方。」

在網上看到黃國才《燭光有罪》的概念後,黃宇軒甚是欣賞。黃宇軒是城市研究方面的學者,也是藝術家,他和創作拍檔林志輝一齊創作過不少公共藝術作品,像「打氣機」、「倒數機」,都是比較知名的作品,也常能引發香港市民的共鳴。他形容,其實香港人每年都有一個虛擬紀念館在網上,到了六四前後,人們便自發地分享相關的文章、影片和新聞,創造一些新的說法,而這些比維園這個物理空間來得更加重要。「如果網上的這些東西都失去了,其實比失去維園帶來的打擊會更大。」他說。

三年前香港電台有一集《五夜講場》,黃宇軒和李立峯等學者上去討論紀念碑,說起怎樣的紀念碑才算好的設計。至今他仍記得有個嘉賓提出的說法,就是每年維園的燭光都好像一個臨時的紀念碑。黃宇軒認為,如今雖然失去了這座每年都會出現的臨時紀念碑,但每個人仍有自由各自悼念,所以最重要的是整合這些悼念的畫面。

在創作上,黃宇軒有過不少整合的經驗。「我經常做這種整合的東西,叫大家做同一件事,再整合成一個畫面。」他說。

兩名藝術家黃宇軒和林志輝希望藉《倒數機》,呼籲全部人關注這個城市裡藝術家和學者黃宇軒曾在雨傘運動時設立「佔中打氣機」,讓全世界同行者的鼓勵得以呈現在佔領現場;他又曾策劃「倒數機」的幕牆動畫,在環球貿易廣場外投射,倒數距2047年大限的時間。

兩名藝術家黃宇軒和林志輝希望藉《倒數機》,呼籲全部人關注這個城市裡藝術家和學者黃宇軒曾在雨傘運動時設立「佔中打氣機」,讓全世界同行者的鼓勵得以呈現在佔領現場;他又曾策劃「倒數機」的幕牆動畫,在環球貿易廣場外投射,倒數距2047年大限的時間。 攝:吳煒豪/端傳媒

2017年特首選舉時,黃宇軒叫大家拍下各自特首選舉投票時做的事情。「因為我們都沒票可投嘛,結果大家拍下的畫面,有的是在吃麵,有的是在放狗,有的是在做其他事情。前些日子我又在想,是否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將無數的燭光畫面整合到一起。」

其實自去年七月以來,黃宇軒就經常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在虛擬的空間裏,通過網上的展示也能產生衆人一同參與的感覺。他說:「就像網絡遊戲裏的萬人公會大戰,玩家會有一種同在感;又或者像Clubhouse,那種一兩千人在同一房間討論的感覺,和開Zoom是不一樣的。我們如果要做一個平台出來,最重要的就是令大家有一種雖然在網上但又同在一起的感覺,而這正是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可以介入的地方。」

黃宇軒還提到,類似香港這樣幾十年都在紀念同一件公共事件,在外國也有不少例子,像利物浦球迷紀念1989年的「希斯堡慘劇」。一直以來,利物浦球迷都被當成肇事者,而直到2012年英國政府公佈了所有的相關檔案,利物浦球迷才洗刷了罪名。

藝術無用但能傳達善意

他又相信,來自政治文化的壓迫,總有一天可能轉化成一種創作的動力。「我們可以看看1989年前東歐的藝術家,以及中國大陸現在的藝術家,怎麼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

在剛過去的6月3日晚上,藝術家三木在銅鑼灣街頭舉起一個牌子,牌子上寫著:「不要去維園點燃燭光」。6月4日晚上,他也在維園閘前舉起吉他,背貼同一句話。這是他對政府禁止維園集會的無聲抗議,也是他紀念六四的方式。這個名為「這一代的六四」的活動,已經連續舉辦十多年,像是香港藝術家之間的一個約定,每年這個時候,他們就會自動出現在銅鑼灣東角道,然後以各自的方式悼念六四。黃國才就是在這個活動上扮演過解放軍拉手風琴。

1989年,三木還是一個年輕人。他說在那之前,他一直迴避自己的創作與政治有關,而六四事件的發生,成了他的轉折點,從此他的命運就彷彿和六四捆綁在了一起。當時他發現,對於六四這樣的人道災難,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做什麼,只有藝術。

他清楚,其實藝術也是無用的,但「藝術是一種最起碼的善意」。「如果我們表達出善意的時候,亦都有人接受這種善意,那他的接受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善意。像我之前回中國大陸做關於六四的作品,有些六四倖存者和家屬會感覺到安慰,他們感受到有人和他們一樣沒有忘記。他們會哭,會講很多當年的事,作品能讓大家有個一個共情。 」他說。

6月4日晚上,三木在維園閘前舉起吉他,背貼同一句話。這是他對政府禁止維園集會的無聲抗議,也是他紀念六四的方式。

6月4日晚上,三木在維園閘前舉起吉他,背貼同一句話。這是他對政府禁止維園集會的無聲抗議,也是他紀念六四的方式。攝:林振東/端傳媒

對於普通人來說,藝術也可以是一個始點。三木表示,最擔心的其實是香港人會像大陸那樣,因為無力反抗時而沉默接受,然後逐漸習慣於專制統治。「但是藝術能幫助我們用一種和日常慣性不同的視點,去重新啓動對問題的感知。如果夜晚不可以點蠟燭,那白天總可以吧?如果不準去維園,那我舉個牌叫人不要去維園總可以吧?難道這樣你也要抓我嗎?你叫大家不要去,那我幫你呼籲而已。」

藝術不僅「無用」,而且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它的表達空間同樣受到壓縮。從去年開始,「這一代的六四」已經聘請了律師,為可能的被捕做好準備。三木坦言:「謹慎是必要的,因為藝術不需要用命去拼。」

他又相信,來自政治文化的壓迫,總有一天可能轉化成一種創作的動力。「我們可以看看1989年前東歐的藝術家,以及中國大陸現在的藝術家,怎麼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他們都值得我們參考和學習。」他提到捷克曾有搖滾樂隊的樂手被捕後死在獄中,當地市民被禁止前往樂手家中獻花悼念,於是市民便在城市裏到處畫樂隊的標誌。

2019年後,相信港人的創意

「心態上不要過於恐懼。處於弱勢時,你就等待,去裝備。而在大家覺得全部辦法都難以實行的時候,藝術某程度就是給我們更多選擇的替代方法。這種替代方法,就是通過創意和創造力,不按常規出牌。」

藝術家盧樂謙也是「這一代的六四」的發起人之一,他曾經在活動上扮演過六四最知名的一個符號──Tank Man。當時,全身塗上黃色的他,提着兩個膠袋,默默站在一架假的坦克面前,在熱鬧的銅鑼灣街頭,特別引人注目。

藝術家盧樂謙曾經扮演過六四最知名的一個符號──Tank Man。當時全身塗上黃色的他,提着兩個膠袋,默默站在一架假的坦克面前。

藝術家盧樂謙曾經扮演過六四最知名的一個符號──Tank Man。當時全身塗上黃色的他,提着兩個膠袋,默默站在一架假的坦克面前。網上圖片

盧樂謙坦承香港現在的情況很差,也很難說不絕望,但是他又說:「因為我見過2019年的香港是怎樣的,見過運動中的那些操作,我會選擇相信香港人。」他從2019年的社會運動中,看到了港人的創意、行動力和犧牲精神。「以前香港人給人的感覺是,不是不會幫人,但通常是某地遇到水災或者其他事情,香港人就捐錢,然後在家裏舒舒服服地坐着,很少人會身體力行去幹些什麼。香港人似乎沒有那種DNA,但2019年後有了很大的轉變。」

正常運動中,最令他感到澎湃的,就是那些創作,而葵芳連儂牆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認為民衆的創作力、在城市中遊擊的方式往往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人之前或許都沒想過,在公共場所可以出現如此巨大的抗爭宣傳海報。這些創作很多都是出自一般市民,可能也有很多人在背後參與,是一種集體的創作,你不清楚是哪個藝術家或者機構在做,這其實是最好的。」

他說,作為長期的抗爭,民衆不能總是採用2019年那種硬碰硬的方式,以香港人從小缺乏身體上的練習,這種硬碰的方式也只能短期做。「對抗極權其實有很多方式。在這樣的時間裏,最主要是先去理解這個背景,理解自己擅長的能力,再去鑽研那些方法。另外一個是要處理好情緒,心態上不要過於恐懼。處於弱勢時,你就等待,去裝備。而在大家覺得全部辦法都難以實行的時候,藝術某程度就是給我們更多選擇的替代方法。這種替代方法,就是通過創意和創造力,不按常規出牌。」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