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二週年台灣廣場

【書摘】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1989年5月26日至6月21日,台灣記者楊渡赴北京天安門廣場採訪。32年後,他將回憶寫成《未燒書》。

1989年6月1日,北京,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攜手步往天安門廣場。

1989年6月1日,北京,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攜手步往天安門廣場。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楊渡

刊登於 2021-06-03

#八九六四#六四三十二週年#六四#天安門

【編者按】本文為2021年6月3日台灣作家楊渡出版《未燒書》第四章部分節錄,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楊渡,本名楊炤濃,台灣台中人。曾編輯《春風詩叢刊》,多次獲文學獎,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著有《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並製作《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臺灣左翼紀事》紀錄片。2007年,應前總統馬英九邀請,出任中國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後擔任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1989年運動時,楊渡以記者身分赴北京,於天安門親歷廣場運動與六四事件。過程中,同事徐宗懋因中彈緊急送醫,楊渡陪同前往醫院,目睹傷亡實況,後著有《天安門紀事》一書。

楊渡在臉書上自薦《未燒書》時表示,「1989年9月出版(《天安門紀事》)時,追捕仍在進行,為了怕按圖索驥,許多真實的觀察與反省,都無法寫下來。我一直希望在更遠的歷史距離之後,有一天把真正的觀察與思索寫下來。那是更深刻的記錄,也是更深沈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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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美、日本、港台到大陸的媒體,記者圈已經傳遍:天安門廣場被學生占太久了,中共已經準備清場。

但怎麼清場,沒有人可以想像。

我曾請教一個新華社的資深記者:廣場這麼多人,幾千個學生,幾萬個群眾,要怎麼清場?

我本想,新華社是中央通訊社,或許有內部消息,可以明確知道什麼時候、如何行動。畢竟他們是國家通訊社,要負責發新聞稿。

可惜他也不清楚,只用一種輕鬆的口吻說:中央消息都保密,新華社還有一堆記者參加遊行,上面也不太信任我們了。

至於怎麼清場,這位老記者猜想:如果從輕處理,有可能,趁著半夜人少,大家都在睡覺,解放軍悄悄進城。屆時,大隊人馬把學生包圍,人抓一抓,統統運回到學校裡去,或者帶去公安局,一個一個登記問話,再叫父母來,把孩子統統領回去。以後再慢慢秋後算帳。

我不了解大陸對群眾運動的法律程序,也不了解過去的慣例,但是以數十萬解放軍,要包圍廣場,將學生清場並不難。如果是這樣的方式,不無可能像一九七六年紀念周恩來的天安門事件一樣,爆發衝突,有學生、民眾在逮捕衝突中受傷,或遭到毆打,有人死傷,有人在事後被逮捕。

我想起台灣的遊行示威經驗。鎮暴警察在鎮壓群眾運動時,用警棍將民眾打得骨折、頭破血流,警民都受傷住醫院。如果天安門廣場如此發生,群眾人數這麼多,情況會非常嚴重,場面可能大混亂。

如果清場是這種結果,學生會乖乖就範嗎?

不過,新華社老記者如此判斷,應該有一點經驗基礎,看起來也相當合理。

「我只是擔心,學生會不會失控,變成大衝突?」我說。

「應該不會。學生很單純的,他們只是愛國運動。他們能考上北京的大學,都是非常聰明的孩子,全中國萬中選一的精英啊。」他說。

「謝謝你。但願是這樣發展,平安落幕。」

我只能希望,至少中央是清醒的。只是來清場,而不是來鎮壓。把學生占廣場當做鬧事的,清理開來,打掃乾淨,天安門廣場回復平靜,就結束了。

如果是這樣,那解放軍最可能進天安門廣場的時間,應該是半夜,特別是天快亮的凌晨,大家都睡得正熟的時候。所以我決定,每天上午發稿,中午睡個午覺,精神養足了,既然最近幾天都有可能,就每天晚上留守,直到凌晨,確定平安再走。我所工作的媒體是晚報,半夜的新聞,恰好是晚報的獨家。

一個美國記者曾跟我說,天安門廣場豎立了民主女神之後,像有了重心,變觀光地標了。人們站在街道議論,好像來參觀美國自由女神像。

1989年6月1日,北京,學生們把民主女神像抬到天安門廣場。
1989年6月1日,北京,學生們把民主女神像抬到天安門廣場。

我聽了哈哈大笑。情況也確實如此。沒辦法去紐約看,來天安門廣場看看也不錯。

然而,今晚的氣氛卻有點緊張,七點半之後,人潮突然多了起來。

傍晚的時候,廣播中出現了一個男學生的聲音,口音比較不像京片子,但口齒清晰,宣稱:「我是新任的廣場總指揮李祿」,然後說起未來形勢如何如何,同學們要眾志成城,團結一心,要求李鵬下台之類的。以前柴玲比較不會在廣播中發表這麼長的談話,看來此君是有心,想全面主導廣場的學生運動。

圍觀的北京群眾帶著一種下班散步的心情,東逛逛西看看,有人索性把自行車停在路旁聽廣播。人群如潮水來來去去,一波換一波。這種情形,要直到午夜過後,才會稍稍平息。我估計了一下,一個晚上下來,流動人群至少有五、六萬人。

今天還有一個新的風景:香港送來的新帳篷。那種歐美式的三角形帳篷,顯得時髦又新奇,一頂一頂張開來,搭在廣場一角,使得原本凌亂不堪,用竹竿、塑料布搭起來的帳篷,顯得像貧民窟。廣場的氣氛為之一變。或者說,在某個角落,開始有比較整潔的景象。有些學生還主動的說:要不,我們來整理整理環境吧。

增加的人潮,新到的帳篷,讓廣場彷彿有新的生機。

民主女神加新帳篷,讓逐漸沉寂下去的學生運動再度燃起熱情。一些離開的北京學運領袖也好奇的回來看一看。廣場更加熱鬧了。

廣播站的語氣也變得積極了些。比起前些天的單調讀稿,今天唸海內外的回應文章時,更多了一點激情。內容主要是海外華僑、國內學者的來信、和發表在海外報刊的文章。有時也會唸一段學生駁斥《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的稿子。空檔的時候,會重複播放崔健的〈一無所有〉,只是唱的學生把歌詞改為:

我總是問個不休,小平你何時走? 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我總是問個不休,你何時要退休? 可你卻總是搖搖頭,等等再說……。

在休息的時段,則反覆播送〈共產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主持人會在前後反覆的說:「我們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而民主不僅僅是目的,它同時也是一個過程,我們要以完全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則,來追求民主……。」

看起來,指揮部正試著掌握宣傳的方向,建立言論的口徑。

更晚一些,天色暗下來,危機的消息,卻突然像暴雨驟至,不斷打在廣場上。 北京郊區的工人自治會成員一個個被逮捕,支持的市民,傳出被公安扣留,大學生從西邊進城時,看到有便衣的解放軍……,各種訊息不斷湧入。

廣播報導了工人自治會成員被公安的廂型車帶走後,學生群起到公安部大門口抗議,沒有結果。工人沈銀漢的姐姐在廣播中,悲憤陳述非法逮捕的經過,她哭訴說,前往公安部交涉,不知去處,沒有任何交代。北京郊區的工人也有四、五十人被逮捕。

她的控訴,讓廣場群眾更為憤怒。這對於已與公安部處於對立情緒的學生,產生了刺激作用。

眼見危機迫近,指揮部在廣播中說,請大家要多注意同學的安全,互相關照,大逮捕要來臨了。

廣播中也會出現最新外電消息,包括解放軍要進城,有三十萬大軍集結,四面包圍北京城,已經在郊外駐紮,不斷操練,隨時要攻進來……。

1989年6月4日,北京,解放軍向天安門廣場方向開槍,廣場上的人民逃到長安大街,期間經過被焚燒的車輛。
1989年6月4日,北京,解放軍向天安門廣場方向開槍,廣場上的人民逃到長安大街,期間經過被焚燒的車輛。

這些新聞又反過來刺激學生,使他們神經緊繃起來,充滿前所未有的恐懼與易怒。像一頭毛髮直豎的貓,敏感多疑,一發現形跡可疑的人,就立即伸出爪子。廣場上的學生只要見到民眾的模樣不太尋常,例如衣著像公務員,頭髮理得短短的,或身上揹一個黑色包包,就包圍起來盤問。若是發現他身上有特殊配備,如錄音機或對講機,或是什麼公務機關的證件,就把人反扭雙手,送到廣場指揮部。指揮部確認後,把人罵一頓,然後扭送到廣場外圍的大街上,趕出去。

本來為了區隔,規定廣場內只許學生出入,但後來人少,流動性高,管制已經放鬆,學生對大量集結的群眾與便衣難以分辨,更何況民眾幾萬人進進出出,入夜以後,天色昏暗,人更不容易辨識,氣氛更加緊張。一些學生緊張得徹夜無眠,神經過敏。

夜深十二時,已經很晚了,照理該安靜下來,可是有一小隊學生手上舉著大旗,十幾個人一組,奔跑在廣場上,口中高喊著:「走,去抓便衣。」

他們到處去奔走查看,想抓間諜特務。另有一小隊人,收集到《北京日報》,對《北京日報》的內容憤慨不已,提議到《北京日報》前去焚燒報紙抗議,他們很快衝了出去。還有一小隊人聽到了軍事博物館那邊可能有解放軍進來的消息,聚集了十幾個人,騎上自行車,衝向西邊,要去截堵軍隊。

這些小隊的個別行動,都是自發的,並非聽命於指揮部。幾個人拉一個小組,舉學生的大旗就衝出去,沒有人來指揮。一小群一小群的衝過來,喊過去,帶來一種狂躁的氣氛。

在逐漸逼近的壓力下,學生本身的承受力已快達到極限。

事實上,這幾天官方透過媒體不斷放話,提出學生退出廣場的訴求。有的出自於小學生的口吻說:「希望大哥哥、大姐姐把廣場還給我們放風箏」,也有出自於市民的訴求:「請把廣場還給市民」。還有官方發動的遊行,約莫有三千多人,高舉「制止動亂」、「支持戒嚴法」、「支持李鵬」的標語。這些呼籲文章,通過廣場西邊人民大會堂上的大廣播站播出,對學生形成另一種壓力。

大陸的記者朋友直接的說,這是官方在製造「制止動亂」的輿論,為接下來的清場行動找合理化的藉口。

站在這裡,我開始為學生感到一種難以承受的「重」。

現場看來,這些學生也只不過是二十歲的孩子。他們既單純又複雜,既理想又世故,他們既不是白紙一張,也不是成人世界的縮影,而是所有的改革與理想,權力與慾望,夢想與野心的總和。

人們總期待在這裡看見一種理想主義原型,一種純粹的光環。殊不知,學生也是人。二十歲的年輕生命。他們一樣有著複雜的人性和慾望。世界是什麼模樣,學生也會映出它的模樣。

我曾經聽一位學生運動領袖說過:「如果我們不撤退了,全世界的支援會繼續進來,但如果撤了,支援就再也進不來,世界的焦點也消失了。」

質言之,世界的支援,有如道旁掌聲,鼓動著馬匹不顧安危,繼續向前狂奔。當世界各地的捐款不斷湧入,學生在這裡接收,就算有人想撤退,依然有人想留下,繼續接收海外資源,他們永遠可以支撐下去。

比起學生、知識分子的貧窮生活,海外支援的金額太大,誘惑力太強。學生能抵擋這樣的誘惑嗎?

更何況,留在廣場還有一個更崇高的道德正當性:「反抗到底,勇敢堅持」。

現在,學生已在崩解邊緣,廣場逐漸失控,學者也無法教學生撤退,中共內部更不可能縮手,這一場震撼世界的學生運動,要如何收場?

我只能坐在這裡,注視著事態走向最後的終局嗎?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向市民開槍,有市民趴在地上躲避。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向市民開槍,有市民趴在地上躲避。

夜深時分,我看著那一小隊一小隊手擎大旗的學生和工人,奔逐在廣場上,目光中露出火一般燃燒反抗的光,彷彿「熱鐵皮屋頂上的貓」,內心生起一種不祥的憂懼。

那種目光,那種怒火,那種玉石俱焚的狂熱,即使不是摧毀別人,也會被別人摧毀,甚至最後,在過度燃燒的激狂中,自我毀滅。

這些孩子啊,開國際記者會、調動全世界的目光、刺激中共官方最敏感的神經,招來全北京市民的關注,集中全中國人民的目光,卻是如此純真狂熱,像活在不真實的火影幻覺之中的精靈。

終於,夜深三點多,狂奔的青春耗盡了力氣,回到帳篷裡,停止了躁動,安靜下來了。

我換了一個長鏡頭,在觀景窗裡,凝視著這些青春的面容。

看得出來,今天晚上多的是憂愁的、茫然的眼神。他們有時靜靜坐在帳篷裡,有時聽見外面有騷動,就站起來觀望,面容惶然,不知所措。有幾個學生臉色黝黑,可能有幾天都在廣場曬著大太陽,又無處洗臉,就那樣撐著。有一個戴眼鏡的青年,長相斯文,面孔白淨,像南方來的,不知道為什麼,一瞬間望向天空,望了許久。望到我都好奇:他到底在看什麼?

我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高處台階上,遠望著帳篷裡小燭光,像渺小的螢火蟲,一盞一盞閃閃發亮。歌聲遠遠傳來,又柔又輕,彷彿安眠曲。

寧靜的廣場,彷彿一張略微凌亂的大床,一個天地間為純真孩子而鋪設的花園。小小的帳篷,像一朵一朵的小花傘,遮蔽著青春的夢想。

有一些帳篷傳出吉他和歌聲。不知是哪一個帳篷,遠遠傳來蘇芮的〈奉獻〉。或許是夜太深了,唱得很輕,很慢,有一點悠揚,有一點感傷:

長路奉獻給遠方 玫瑰奉獻給愛情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 我的愛人
白雲奉獻給操場 江河奉獻給海洋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 我的朋友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
我不停地問 不停地找 不停地想

我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悲涼。 「故事快要結束了。」我在心中說。

我開始拋開自己心中預設的西方「民主運動」認知,拋開海外對中國民運的期望,以及那認知帶來的理所當然的「想像」,進入更真實的世界。那學生運動的「心靈世界」。一個夜深時分才會顯露出來的隱祕的角落,一個真正感性與理性都無所隱藏的內心世界。那是我「未曾了解」的心靈。

他為什麼會這樣?

他的內心,到底想什麼?

芸芸眾生的學生,內心在想什麼?

這一場運動的「心靈」,到底是什麼?

中國人的心靈深層,到底在想什麼?

天安門,這個歷史的廣場,突然像《現代啟示錄》裡的那一片叢林,裡面藏著未知的「黑暗之心」,那是我正在踏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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