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 534，回應圓桌話題《英語為「聰明人的語言」？語言的單一化對民族身分認同有何影響？》
剛好略懂一些，可以把客觀事實和我的個人感慨分享一下。
對於在中國推廣普通話和世界範圍內英語霸權的問題，兩者的共性是在於文中提到的客觀上的語言（具體來說是high language）使用的便利和帶來的實際利益。比如上世紀50年代推廣普通話直接對中國普遍的文化（literacy）水平提高和中國的經濟騰飛都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推行雖有強迫意味，英語的滲透也擠壓其他語言的生存空間，實際利益在前，語言標準化是個人和國家權衡利弊的選擇。
從語言學上說，語言標準化的過快擴張對語言學家，尤其是類型學家（typologist）和瀕危語言研究者構成了非常迫切的威脅。因為除了紀錄某種語言是什麼樣的，語言學的核心問題是語言的本質。而每種消逝的語言都一定藴藏着幫助研究者接近語言本質答案的鑰匙。比如，如果亞馬遜叢林裏的語言 Pirahã 如果在研究者發現它之前就因為種種原因消亡了，我們可能再無辦法得知有種語言可以在各種語言學維度如此特別。而它的特別尤為重要。
我自己的感慨是什麼時候可以真的做到大家主觀意識上的語言平等，可以不再去比較哪個語言「更優雅」「更美麗」。就像是不一定每一個滿族人都要會說滿語，但是我聽到諸如「滿語又用不到，研究它做什麼」的言論時是真的心痛。不論政治觀點經濟實力，尊重和欣賞每種語言的價值和文化的美感，我覺得是每個人短暫生命裏重要的一件事。
2. ketleman，回應圓桌話題《英語為「聰明人的語言」？語言的單一化對民族身分認同有何影響？》
把民族語言稱為「方言」，並把他們與粵語、蘇州話等真正的漢語方言等同起來討論，是十分錯誤的。這不僅不符合中國國內的學術共識，也與紙面上的現行法律是衝突的。
其一，中國的民族學家一直十分強調對民語和方言的區分，認為這兩個概念絕對不能混同。例如，在1955年的學術期刊《中國語文》上，面對讀者的提問，編輯這樣回覆：從你提出的問題看，你似乎把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混同起來了。這是需要分清楚的。我們的「少數民族語言」是指藏語、苗語、維吾爾語……等而說的。而方言則「是全民族語言的分支，是某一個部落、部族或者民族的一部分成員所說的話」（阿瓦涅梭夫：《方言和方言學》第1頁）。就漢語說，廣東話、福建話，……等是它的方言。
民族共同語的意思是「一個民族內部所有組成員共同的語言」，而不是「各民族之間共同的語言」，從來信看，你似乎也把它了解錯了。斯大林說：「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還沒有創造而且也不能創造為世界各民族和各民族語言的溶和為一個共同整體所必需的條件」（《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第351頁，人民出版社）。我國現在還沒有發展到社會主義勝利的階段，當然更沒有各民族語言溶和所必需的條件。因此，「幫助少數民族發展語言文字是否妨礙各民族之間的共同語的形成和發展」就不成其為問題了。
如果來信所說的「民族共同語」是指「漢族共同語」，那末，我們認為幫助少數民族發展語言文字，是不會妨礙漢族共同語的形成和發展的。馬克思說「方言集中為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來決定的。」這裏說明了決定一種民族語言的形成和發展的是該民族本身，而不是任何別的民族。當然，一種民族語言的發展跟其他民族語言不是沒有關係的，各民族語言可以吸收其他民族的詞彙，可以參考其他語言改造自己的語法構造，但是這種影響，不是妨礙民族語言的形成，恰恰相反，它可以使民族語言更加豐富，更加完備。
其二，在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中，民語與方言的法律地位是絕對不同的。憲法第四條明確保護少數民族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的權利。民族區域自治法中，明確規定在民族自治地方，民語可以作為行政、司法、教育等領域中作為官方語言使用和推廣，自治地方政府有義務支持這些行為。在有關教育的專門法規，即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中，在第八條中明確寫到：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依據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這實際上是說，儘管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需要執行推普的政策，但民語的傳播和使用依然是要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護的。相比之下，各地區的方言就沒有這樣的法律條文來保護。
順便說一句，在本世紀以前，學界一直認為中國在對民族語言（這裏指的是那幾個可以有自己學校的大語言）的保護方面，在全世界都是做的最好的那幾個。藏族、維吾爾族等不僅有自己的民語學校，也有自己的報社、電台、電視台、出版社、大學，地方政府的公文依然要以雙語呈現，街頭巷尾播放的內地電影依然要用民語配音。以至於每當有人提出小語言消亡論，我們的民族學家會自豪地反駁：中國就是最大的反例。維吾爾語言學家也會自豪的宣稱，維吾爾語是保護得最好的突厥語言。只是這二十年的中央政府的強橫霸道，才讓人開始感到失望乃至絕望。
3. rhrm，回應圓桌話題《甘肅省百公里越野賽遇極端天氣21名跑手遇難，這場意外是人為失誤還是天災？》
5月22日絕對是世界越野跑運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作為越野跑愛好者，我有考慮過這場比賽，完賽即有千元獎金的待遇可不常見--個人經歷過的唯一一次是號稱全球最高難度的首屆江南之巔百公里。最後放棄，改報名同一天的大連百公里（後因遼寧疫情賽前緊急取消），是因為感覺賽事實在缺乏難度和挑戰性，CP4過後的幾十公里賽道幾乎一馬平川，沒有多少爬升下降，對於喜歡技術型路段的選手來說，簡直是在濫竽充數。此次遭遇不幸的都是第一集團（速度慢的天氣突變時尚未跑入危險地段，反而安然無恙），前20名大部遇難，而近幾年參加過的比賽中，我的排名基本沒有跌出前20--從未有過這樣的感覺，自己離大災難的距離如此之近。我所有的經驗都無法解釋，那幾個小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場如此簡單的比賽如何會有如此慘烈的結局。
事後可以指責組委會忽視天氣變化，沒有要求選手攜帶衝鋒衣，但這在國內越野賽組織中是非常普遍的情況，畢竟無懼風雨是每一個越野跑者必須具備的素質，而如此極端惡劣的天氣用史無前例形容並不過分。真正不可原諒的，是組委會在應急處置上的遲緩低效。和絕大多數越野賽一樣，選手都隨身攜帶具有定位和求助功能的GPS收發器，一旦收到求救型號或在後台觀察到有選手在補給站外長時間停止不動，組委會就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然而選手遭遇天氣突變是在中午前後，極端惡劣天氣也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到下午就有部分選手成功通過事故路段到達CP4），而有組織的救援行動直到入夜前後才展開，中間耽誤的是致命的數小時，在這期間組委會做了什麼決策採取了什麼行動，我沒有看到任何詳細的報導。我很想知道的，關鍵性的，位於風暴中心的CP3的工作人員，有沒有及時傳達天氣突變的消息，是否有堅守崗位，目前也沒有任何報導可以告訴我。
但是，我並不認為黃河石林越野的組委會是一個特別差劣的組委會，這樣的組織和應變能力，極可能是國內大多數越野賽的普遍水平。近幾年國內的越野跑行業發展極為火熱，就在四五年前，百公里以上的越野賽差不多是一項極限運動，一年只有兩三場賽事，參賽者寥寥無幾，完成一場簡直是可以吹一輩子的壯舉。而現在，氣候適宜的春秋季一個週末就可以有三四場比賽可以選擇，距離由100公里發展到100英里，330公里甚至500公里，地點由城市周邊深入到西部荒野地帶高海拔地區，如此野蠻生長，無疑意味着大部分賽事的組織者並沒有足夠豐富的經驗。線路的設計，路標的布設，補給的種類數量，是容易感知，決定賽事體驗和口碑的主要因素，組織者還會多加考慮，至於99%的可能根本用不上的救援、應急預案，往往就被忽視了。
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算是有相當經驗和實力的越野跑者，這場災難也如當頭棒喝，讓我思考，自己真的知道應該如何應對一場越野嗎？每一個越野跑手都是從馬拉松跑手進階來的（沒有全程馬拉松完賽記錄一般是沒有資格參加50公里以上越野賽的），公眾更是經常把這兩類比賽混為一談（包括端的這篇文章裏也出現了好幾次馬拉松字眼），但是，跑馬拉松的時候，你大可以心無旁騖，只需要關注一件事，向前跑，越野跑則不一樣，它是一項有更多風景更多變化更多趣味，卻也暗含着危險性和不確定性的的戶外運動。和很多越野跑者一樣，我也是登山徒步的愛好者，我知道其中的風險，知道在戶外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安全負起完全的責任，一定要關注天氣，研究路線，帶足裝備，但是，當同樣的路線以越野賽道的形式出現的時候，我只會帶上最簡單輕便的裝備，我相信組委會已經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需要做的就是像馬拉松一樣，義無反顧地向前，用最快的速度到達終點。我想，那一天，21名選手的心中也根本沒有退賽這樣「可恥」的念頭，他們相信前方一定是有保障的，安全問題是無需操心的，然而這樣的自信是致命的。
無疑，國內越野跑行業就此會迎來一輪整治和洗牌，但我萬不希望如傳言那樣，對整個越野跑運動按下暫停鍵。過去常常被問到為什麼喜歡這樣如此艱苦的運動，我的回答是，跑步是為數不多的可以由自己掌控的事情了，世間太多事情，一個人能改變的都只有那麼一點點，最後結果如何，或是看人，或是看天。跑步卻是例外，不需要考慮外界，不需要考慮旁人，只需要關注腳步、關注呼吸，而所有的訓練、汗水、付出，都可以有實實在在的回報。現在看來，這樣的想法當然是天真和危險的，無論是賽事還是跑者，都應該更加成熟，更加負責，絕不能低估環境因素帶來的風險。而對跑步的愛，對戶外的愛，不會，也不應該停止。
4. Litooooo，回應《誰能定義Billie Eilish：已經自居女性主義，還可以脫衣服嗎？》
提出「權力是解放還是控制」這種問題就是落入了簡單的二元對立的陷阱。性別革命的目的不是以「解放」消除控制，而是以新的控制推翻與代替舊的控制，或說以「更好」的控制代替之前「沒那麼好」的控制。同理，認為存在一種「成為一切形象的自由」也是一種妄想，因為不可能存在沒有權力與控制的「解放」烏托邦。
以 metoo 為例子，它打破挑戰的是男性對女性身體的肆意凝視與侵犯，但取而代之的是對兩性間應有的合理行為的新的規範，我們到達的不是「解放」，而是新的控制，但這種控制要比父權制下的控制更加符合女權主義利益。
回到 Billie 的這件事，無論穿性感服飾為榮還是穿寬大衣服為潮流都不是「解放」，而是不同形態的控制，只不過這些不同形態的控制在不同的歷史時空與情境下對女權主義的意義有所不同。放在四十年前，一線流行女歌手在公共場合穿去性化的服飾肯定可以被視為對既有性別規範的挑戰，是符合女權主義價值觀的，但放到今天，當挑戰傳統性別角色在流行文化中已然成為潮流，就很難說同樣的行為還具備之前的意義，反而重新穿回束身衣可以成為一種挑釁當前權力控制的積極手段。可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每一種我們曾經認為是「解放」的行為到頭來都是一種適用範圍或大或小的權力控制，只不過在特定的情境擁有的「解放」的意義與主觀感受。
總而言之，我們不應追求一勞永逸的「解放」，而應認為每一種 gender transgression 都是一種新的（以及在特定情境下「更好的」）權力控制，並對一切 transgression 保持警惕，在它重新成為壓迫性價值觀的時候毫不猶豫地背叛它。
5. 愛國愛港愛人民，回應《誰能定義Billie Eilish：已經自居女性主義，還可以脫衣服嗎？》
我覺得在這裏可能要談論某種必備的寬容：個體是不可能完全外在於建構自己的環境而存的，因為它就是從這內部生發出來的。那麼「她的審美還是父權的」「她並非在成為一個女權主義的自己」一類的話語就算是苛責了。一個已經被社會建構的「女性」，即使她拼盡全力要逃脱這個社會規範，但她只要在生活，那她幾乎不可能完全不帶有被社會視為「女性化」的特徵。
從實踐來說，我還是覺得鬥爭策略都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有先在完滿的道路引領我們向前固然是最優的，可惜我們還找不到。那在這種情況下，求同而不伐異可能是留下最多火種的方法。如果不從自己的屁股出發，我甚至覺得對粉紅女權都該多些寬容。
6. ChenMoEURO，回應《誰的雙贏、誰成囚徒？遇到「中國胃口」的塞內加爾花生》
千萬人口的第三世界小國如何在對外貿易的過程中，保護和發展本國高附加值產業是對執政者能力和決心的考驗。事實是，現行國際框架下絕大多數類似的國家在國際資本的擠壓下，基本失去了產業升級的機會，在國際分工上被鎖死在了原材料供應地，成為了不折不扣的「香蕉共和國」。像中國和印度這種大國可以用本國市場為籌碼，用市場換技術推動產業升級，而多數小國很難有這種用來討價還價的籌碼。
7. EricChan，回應《誰的雙贏、誰成囚徒？遇到「中國胃口」的塞內加爾花生》
我覺得這篇文章想要表達/帶出得到隱憂在於中國花生收購商在與本土花生加工業商家競爭時存在不公平競爭優勢。即圖三中表明的「優惠」與不對等，令中國收購商在收購花生時存在成本優勢。我個人的看法是相較於塞內加爾油廠需要將詞參與花生種植的基礎設施資助，並需與中間商合作，似乎中方直接將收益交到農民手上的做法更能避免農民收益被政府，企業貪腐截流。但是塞內加爾政府或許也會因此少了用於農業發展以及產業發展，專營的資金。
第二個隱憂似乎是更值得關注，那就是塞內加爾本地花生加工業所受到的衝擊。中國花生收購商與本土油廠存在競爭優勢，間接影響本地花生油廠的發展。這部分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可能會因此而遭受滅頂之災。用中國常見的說法，這是一種產業剝削，類似於一部中國產的iphone 中共工人只能賺多少錢的故事。一旦塞內加爾本土花生油產業被打垮，本地的農民將不得不將花生售予壟斷花生出口市場的中國收購商。而由於花生是一種保存期較短的作物，壟斷的流通市場會導致花生農的議價權喪失。但是考慮到用作本地榨油和出口的花生還不到塞內加爾花生產量的一半，這項隱憂在實際上會造成的影響有多嚴重還需要更多研究和資料佐證。但不論任何國家，一項產業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總不是一件好事。
8. 鯨魚mama，回應《楊路：從東北人口外流看中國經濟的「歐洲」化》
作為一個中部農業大省的中國人，說實話我對東三省的衰敗一點都不同情，共和國長子在計畫經濟時代已經吃飽喝足，享受過時代政策紅利了，現在東北的平均退休金比廣東還高，對，國家拿廣東人的轉移支付給東北人發工資，而且發的比廣東本地人還高。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歷史舞台也該切換了，現在大灣區到處都是東北人，東北人也該體會一下我們中部勞動力大省幾十年以來到處打工的生活方式了。
9. Carina，回應《2021年的香港人怎樣笑：Mirror 同 Error，緣何在崩壞時代迷狂全港？》
喜歡文章第二段引巴勒斯坦的例子，無人可以擺脫娛樂，但我們可以選擇有質素的娛樂，而自肥看似是搞笑綜藝，但經常引起觀眾反思，尤其是最尾一集激起我們思考娛樂和電視的意義，使我們至少不會愚蠢地死去。
10. c_s，回應《萬華十日記：疫情重災區，一場對抗病毒的游擊戰》
萬華是台北平均經濟最疲弱的區域，但地方組織、串連也因應非常緊密。這篇報導倒是成了一個地方資源盤點，給對不熟萬華的人算是開了開眼了吧。
說到疫情，只能說台灣政府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圍堵（封鎖國境實在是犧牲了多大可想而知），現在的結果變成居民只能自救，中央政府疲軟無力，地方政府暗潮洶湧，最遺憾的是去年一整年完完全全地浪費了，犧牲也白費了唉。
其實最後殺手鐧就是疫苗，也不能只怪政府疫苗取得不利，實在也是民眾自身對疫苗興趣缺缺，這兩者還是相輔相承的。我個人是已經很看淡了，只希望在真見棺材真掉淚的當今，能夠刺激疫苗盡快出現在台灣，終止這場鬧劇。
方里長、芒草心等等都是於收容來自各方弱勢者的台北西區長久耕耘的基層公職者和NGO了。平時，這個資源豐富的都市都交由他們擔任大量的弱勢照護，疫情蔓延時要期盼市府接手這個沒有全國性鎂光燈的工作更是奢求。
被社會制度設計刻意排擠的性工作者、逃亡移工、二年前才大幅減薪引發出走潮的市立聯醫......都是長年的問題，疫情以來這一年多公民團體疾呼重視也沒少過，好像非要真的全面引爆才能有比較多的注視，一但風頭過後又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