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塞內加爾的中國花生收購商李維,提到去年同胞被搶一事,仍心有餘悸。時隔一年,他在電話裏,脱口便說出事發日期:2020年的第一個週末,1月5日。那日凌晨時分,塞內加爾考拉克區(Kaolac)的桑戈爾(Sanghel)小鎮上,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搶劫案。二三十人帶着長槍大刀,闖入中國商人的花生加工廠,重傷一名當地門房,捲走近2000萬西非法郎(約人民幣23.7萬元,港幣28.7萬)。總統馬基·薩勒(Macky Sall)也被驚動,第二天便譴責暴行,派警務保護中國商人。就在事發前幾天,附近小鎮馬達庫納(Mbadakhoune),上演幾乎同樣一幕,那戶中國商人損失較小,大概200萬西非法郎。一週之內,中國商人兩次遇險,曾引發不小的恐慌。
2014年末,中塞簽訂《塞內加爾花生輸華植物衞生要求議定書》,隨後塞花生大規模出口中國。中方免收關税,塞內加爾花生價格便宜,吸引一批批像李維這樣的中國商客跨洋「淘金」。目前在塞內加爾註冊的中國公司或近百家。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的1月到11月,中國從塞內加爾進口花生約32.3萬噸,同2015年相比,翻了近三倍。塞內加爾是非洲第三花生大國,花生種植涉及逾半數農村人口——近400萬人的生計,堪稱國民經濟支柱。大量花生用於出口,其中九成運往中國。
兩次搶劫案發生的時候,中國商人和當地油廠正因搶購花生,競爭進入白熱化。中國人出價高,農民銷路增多,國家花生出口外匯收入走高;但塞內加爾各大油廠原料告急,大批工人下崗,本就脆弱的花生油加工等高附加值產業面臨空前挑戰。每逢花生收購季,「中國收購商高價搶購花生」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甚至引發國際社會熱議,中國商人被打上「逐利」、「投機」和「不正當競爭」的標籤。
李維便是當地人口中的這樣一名「中國收購商」。他來自中國山東,入行小二十年,在老家一農產品進出口民企負責海外採購,六、七年來,一直在中塞之間奔波。他隨花生收購季節,一般10月底到,來年5月底回,塞內加爾一待便是大半年。可能應了那句富貴險中求的老話,搶劫雖給李維心頭蒙上陰影,但絲毫沒削弱他的士氣和戰鬥力。去年趕上天時地利,他為公司創收2000萬元,「堪稱暴利」。2021年,塞花生產量高至180萬噸,他早得到消息,簽好大單,特同十名同事赴塞,準備大幹一場。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花生生產國、消費國和進口國,對花生的超大「胃口」攪動着塞內加爾當地市場的一池春水。在非洲大陸西部突出部位的最西端國家,花生產業的困局和掙扎,正逐漸上升至對家國命運的叩問:塞內加爾花生出口中國,農民盈利但產業升級受阻,未來如何平衡短期策略和長期戰略的關係?中塞關係中,中國政府強調雙贏,但雙方博弈中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勢均力敵?非洲諸國同東西強國交手,又如何能反客為主,擺脱資源國枷鎖,主導國家命運?
李維們的如意算盤
塞內加爾位於西非之角,又稱「花生王國」,人口約1600萬,國內市場和自然資源有限,但多年政局穩定,背靠大西洋,港灣地理位置優越,成為諸多中國投資者的落腳之地。中塞1971年建交,1996年塞政府與台灣簽署復交公報,中塞斷交。2005年,中塞恢復邦交後,關係一路升温,2018年,塞內加爾成為首個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國家。
2014年9月4日,中塞簽訂《塞內加爾花生輸華植物衞生要求議定書》,中塞花生貿易正式上路。協定書從組織管理、花生生產技術規範以及花生收購衞生驗證等方面,保證塞方的花生與國際、尤其是中國市場標準接軌,將塞內加爾打造成「可靠的花生原產地」。但是,被請進塞內加爾的中國商人,需要遵循哪些責任和義務,並經受怎樣的監管?這些疑問,協定書均無涉及,為後來的紛爭埋下隱患。
在這份中塞政府間協議簽訂之前,中國商人在塞內加爾的花生貿易並不高。幹李維這行,用他的話說,都是「跟着國家政策走,哪裏免税,就去哪裏」。印度也是花生大國,但抵不過百分之十幾的關税在那兒,少有中國商人赴印「淘金」。2015年,中塞議定簽訂第二年,他便來到塞內加爾,語言不通,起先靠翻譯,後全憑自己對付。如今都能現學現賣,飆幾句當地土話。雖似懂非懂,但採購銷售流程,都那麼回事兒,無外乎聯繫收購代理,貨來付款,再對半成品貨源進行二次加工。
如今,李維公司投資數百萬元,在考拉克買地建廠,每年僱傭幾十號人,進行加工裝卸。考拉克位於塞內加爾中部,這裏花生質優,出油率高,屬全國五大產區之一。不過,當地都是小型設備,加工不夠細緻,中國海關對雜質含量要求嚴格,他們特地從中國運來重型機器。「運回咱國的花生都是精品」,他特意強調。
沒人能準確計數像李維這樣的中國商人有多少。中國經濟網2017年報導稱,在塞內加爾主要花生產地,註冊的中國花生加工企業30多家。李維說,現在可能不下百家,其中像他們公司一樣,萬噸收購級別的便有十幾家。
不少收購商,身在異鄉,熱衷拍攝花生裝運視頻,介紹異國風情,吸引潛在客戶。打開抖音,很容易找到發自塞內加爾的短視頻,背景音樂飄來「打工苦,打工累」,亦或 「掙錢真是難」等歌詞,似跟拍攝者心境契合,但曲調高亢激昂,跟視頻裏熱火朝天的勞作,又一應一和。
據塞內加爾人口和數據統計局ANSD,塞內加爾花生種植面積約114萬公頃,總產量近150萬噸。2015年中國收購商到來前,塞內加爾每公斤帶殼花生法定最低價為200西非法郎,時而被非法壓價至130西非法郎,現在每公斤市場價平均300西非法郎,花生仁貴些,每公斤逾500西非法郎,收購季節接近尾聲,市面供應不足,價格更會水漲船高。
2021年,李維所在公司跟魯花、 金龍魚和福臨門等油廠簽訂3萬噸合同,每公斤定價9.3元。他收購花生仁,今年1月底收購價定為540(包括30西非法郎税收)西非法郎。
其實,每公斤花生仁定價500西非法郎,在塞內加爾已屬高價,摺合人民幣6元,而在中國國內,該類花生每公斤售價9元。這意味着,中國商人從塞內加爾買賣花生,每噸毛差價可達3000元,且毛價差率接近50%,大大高於一般貿易公司15%到20%的價差率。
2013年到2021年,隨中國商人到來,花生價格節節高,塞政府規定的(帶殼)花生最低收購價,由每公斤190西非法郎,增加至250西非法郎。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塞內加爾人均月收入121美元(65,400西非法郎)。花生單價即使微調,也會直接影響當地農民生活。
中國人來了,花生成了「香餑餑」,市場供不應求,塞內加爾農民掌握主動權,他們之前老被當地油廠壓價虧欠,現在難得揚眉吐氣。用李維的話來說,中國人用現錢結賬,從不拖欠,農民當然願意賣給他們。花生種植協會CCPA秘書長希迪·巴(Sidy Bâ)去年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採訪,便曾指出:「現在市場開放,社交網絡發達,農民絕不會再賤賣花生。」
基礎產業「投靠」中國商人獲利,塞內加爾花生加工業則成為最大的輸家。「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工廠收不到花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加工業受阻,無法創造附加值。塞內加爾花生加工國有企業——國家糧油公司Sonacos2021年收購季,73天內僅成功收購6.5萬噸花生,跟預想的25萬噸相差甚遠。Sonacos在2020年收購季更是一塌糊塗,花生總產量雖逾142萬噸,它僅成功收購2.8萬噸,尚未達到預期收購目標15萬噸的20%。
2020年,李維每噸淨賺2000元,但2021年行情不行,除去各種費用,他春節前估摸着,每噸花生至多賺200到300人民幣。
李維盤算着,今年利潤不高,但勝在量多。180萬噸是官方數據,但當地人也清楚,政府計量方法陳舊,也愛報喜不報憂,跟現實收穫差距很大。不過,李維一門心思,今年致力再創輝煌,別的也沒想這麼多。
中國商人大賺,塞內加爾油廠停工
2021年2月的一天,考拉克出城公路邊,一溜裝滿花生的40噸重型大卡,停在路邊,等待地磅過秤,運往達喀爾港。大卡排長隊,一眼望不到頭,馬路本不寬,現又被佔去「半壁江山」,來往行人車輛在這狹小空間,處處陪着小心,減速行駛。
塞內加爾企業主馬馬杜-阿爾法·迪阿羅(Mamadou Alpha Diallo)拍下這幅場景,將視頻發給端傳媒。「每天如此!這還只是一個城市,放全國都這樣,你能想像麼?」一提起李維這樣的中國收購商,他就上火。
迪阿羅的工廠名為「Nahjou農產品加工廠」,位於圖巴市(Touba),處塞內加爾中部,僱傭五十多名長工,生產花生油、花生醬、脆皮花生和花生粕等。工廠日需18噸花生果,因缺原料已停工兩年。停工期間,他得照常支付租金和各類維護費用,每年虧損500萬西非法郎(58821元)。
之前花生市場平穩,油廠按部就班,遵循政府最低收購價,有條不紊工作。但自從中國人來了,每逢花生季,如同打響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迪阿羅說:「我若每公斤(帶殼花生)出300西非法郎收購,中國人肯定會加價至330西非法郎,而且他們很清楚,我沒能力奉陪到底。」
他去年出單價300西非法郎,一無所獲,2021年出價增至320西非法郎,比政府規定最低單價250西非法郎高不少,但四個月來,僅成功收購12.4噸。3月上旬,花生收購價繼續走高,迪阿羅有心無力,沒法跟着加價。他不住歎氣說,「原材料就在眼前,但我們自己人卻無法獲得。」
迪阿羅的遭遇並非個案。他所在的圖巴市農產業加工商聯盟RASIAAT,共計154個成員企業,每家員工不下四十人,現都被迫停工。
小型作坊元氣大傷,大型油廠也未能倖免。塞內加爾《太陽報》(Le Soleil)2月13日報導,國內四大油廠——塞內加爾國家糧油公司Sonacos、法塞合資油廠Copéol、美國公司西非制油集團(West African Oil )和奧內(Kahone)市的新秀SSII公司,現共計收購9萬噸花生,比去年同期1.8萬噸收購量有所增長,但遠未滿足數十萬噸預期。近年來,它們紛紛削減開支,精簡人員,上千工作崗位遭波及。
圖巴農工綜合油廠CAIT曾排名第四,但連續兩年花生收購數量為零,幾近停產。迪阿羅指出,大多數油廠若收不到足量花生,其實沒法開工生產,末了,他們辛辛苦苦收購的花生,最後又不得不將再轉賣給中國收購商。
對中國商人的控訴正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蔓延。2021年2月初,迪阿羅在老家召開新聞發布會,指責農業部長穆薩·巴爾迪(Moussa Baldé)不作為,同中國收購商「沆瀣一氣」,甚至威脅將他告上法庭。農業部長親信也反應迅速,通過媒體立即辯解稱,政府今年有改進,特設立花生出口關税,可為國家帶來幾十億西非法郎財政收入。
其實今年他本準備聯合同行,到中國駐塞使館前抗議,或去收購現場攔截中國商人,無奈趕上疫情,各地宵禁,抗議示威最後作罷。但若現狀無改善,他發誓明年定會去機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堵住中國商人再說。「每年虧損500萬西非法郎,這日子沒法過了」,他憤慨道。
迪阿羅憋了一肚子氣,認為中國商人過來大肆收購花生,確實基於兩國締結的協議,問題在於這協議對塞內加爾極不公正。不過,提到本國政府,他似乎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中國捐助我們大量資金,最近還運來了20萬劑疫苗,若中國擺明,就是需要塞內加爾花生,我們政府可有法拒絕?」
「你們中國人是在盜竊我國資源,」他冷冷地說道。
「各取所需」的AB面
《塞內加爾花生輸華植物衞生要求議定書》簽訂後,塞內加爾花生行業面臨洗牌轉變。而這背後,離不開兩國的宏觀調控和政府意志。
美國農業部報告數據顯示,2019/20年度,中國花生進口量創歷史新高,增至近140萬噸,佔全球花生貿易的三分之一,主要進口國分別是塞內加爾、蘇丹和美國。東證衍生品研究院報告顯示,2019/20年度全國花生產量約1752萬噸,中國花生國內消費量為1831.7萬噸。
數十年來,中國花生產量和消費量雙驅增長,但消費增加幅度高於產量,2014/15年度之後,中國國內生產無法滿足需求,且國際市場花生價格遠低於國內,通過進口補充國內供應逐漸成為常態。
塞內加爾國家糧油公司Sonacos技術前高官里巴斯·蒂阿卡迪(Libasse Diakhaté)告訴端傳媒:「2006年起,中方便派專家團實地探訪,同農業部、糧油保護總署以及國家糧油公司皆有接觸。大規模赴塞前,中國收購商通過官方機構,對當地產業瞭如指掌。」他很清楚,中國商人大量湧入,並非偶然。
塞內加爾本身,迫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壓力,自21世紀初,開啟市場經濟改革,引入競爭機制,並於2010年放開曾嚴格控制的花生出口市場,提高經濟活力,以改善債務問題。換句話說,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海外花生收購商嗅到商機,不遠萬里來到塞內加爾,中塞簽訂花生貿易協定書,只是時間問題。
目前中國是塞內加爾第一大融資來源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花生進口國。2019年,得益於花生大規模出口,塞內加爾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為1610億西非法郎,同前一年相比,增長153%,部分消減了同中國的貿易逆差。
總統薩勒2020年甚至指出:「多虧了中國收購商,否則2019年國家經濟情況不堪設想。」
這是故事的A面:中塞兩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但雙方政府簽訂的協議,缺乏綜合考量,各類「副作用」逐漸顯現,甚至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中國政府2020年公布新一期《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塞內加爾》,便曾提醒:「自2015年塞花生開始出口中國以來,大量中國商人蜂擁進入塞內加爾市場,競相抬價,惡性競爭,擾亂了市場,也降低了利潤率。建議相關企業推動建立行業自律協會,維護好採購、出口秩序。」
塞內加爾基層發展推廣協會SPRODEB,負責協調農村生產和農業技術,會長烏斯曼那·恩迪耶(Ousmane Ndiaye)告訴端傳媒:「中塞協定簽字時,塞政府並未提前同行業代表磋商,更沒徵求大家意見。塞花生出口中國,中方免關税,但花生油出口關税卻一直保留。說白了,最後工作崗位都會轉移中國去。到頭來,塞內加爾恐竹籃打水一場空。」
塞內加爾數據統計局報告顯示,2018年塞對中花生出口占總出口量的97.2%(不包括烤花生仁),共計10.98萬噸,但塞對中花生油出口僅佔總出口量的35%。
西非制油集團總裁道格拉斯·蓋羅勒(Douglas Guerrero)是受害方之一,他接受塞內加爾媒體《日報》(Le Quotidien)採訪分析稱,農民短期獲利,不惜「犧牲」當地油廠,過度依賴中國市場,未來幾何,皆是變數。「中美貿易關係緩和,中方或將大量進口美國過剩花生,也不排除同東非另幾個花生大國締結貿易合約。」
真到那天,中國商人是否會如鳥獸散,只留下一地雞毛的爛攤子?這是個無解的問題。爭議聲中,協定書2018年按期更新,直至2024年結束。但塞內加爾政府未響應油廠提議,向中方提附加約束條件。
從經濟「短路」到政治拷問
2021年2月17日,首批20萬劑中國COVID-19疫苗抵達塞內加爾。這天,塞內加爾《日報》(Le Quotidien)刊登中國駐塞大使肖晗專訪。「中國收購商高價搶購花生影響塞本地煉油企業和農民留種」,仍是繞不過的話題。肖晗正面回應稱:「花生收購本身是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行為,中方花生貿易從業者始終按照市場原則進行交易,一貫尊重和遵守塞法律法規和花生貿易政策。」
只不過,個別中方花生貿易從業者是否涉嫌違法,仍存在爭議。
法塞合資油廠Copéol總裁尼古拉·布魯汶(Nicolas Brugvin)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指出,競相抬價背後,凸顯出兩類截然不同的中國收購商:一些收購商在中國同油廠簽了大單,想方設法完成任務,不得已加入競價行列;另一些收購商為節省成本,不走合法外匯途經,通過價格優勢高價收購。
這一推斷得到李維證實。他自稱屬於第一類收購商,對後者深惡痛絕,並稱,違法洗錢的收購商不在少數,約佔40%。「他們在香港或新加坡設公司,進行轉款,後通過地下錢莊兑換貨幣,出口時給海關小費矇混過關。」近來中國收購商相聚,欲成立商會,試圖確定統一行業規範,但這群人覺得這是斷了自己的財路,紛紛跳出來反對。
塞內加爾國家層面,少有聽說中國企業因涉嫌違法被調查,但像李維這樣的收購商,也有自己的委屈。他自稱手續齊全,但地方政府時不時「找他麻煩,隨意開罰單」,他今年僅小費打理,花費不下1000萬西非法郎(11萬元)。
來塞做花生生意的中國人逐年增多,內部競爭白熱化。新人初來乍到,缺少人脈,為了收花生,也會跑到村子裏,走家串戶做買賣。但塞內加爾本土油廠無法直接收購,須通過中間商收購機制(carreau-usine),即私人經過國家授權,參與花生收購,後轉手給油廠。中國商人「無孔不入」,而塞內加爾本土油廠收購,需遵循嚴格規定,雙方之間要麼「你死」,要麼「我活」,矛盾激烈。
塞內加爾農業經濟學家姆巴-茲拉·庫姆(Mbaye Sylla Khouma)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唯獨在非洲,外國人可以拿着錢袋子,無任何約束,肆無忌憚跑到鄉下,直接收購農產品。大家能想像塞內加爾商人,跑到印度或泰國,從人家農民手裏,直接收大米麼?在組織運作良好的國家,這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
良藥還是砒霜?中國收購商引發的風波,幾乎每年都以同樣的戲碼上演。
法國地緣政治研究所中非關係研究學者澤維爾·奧勒綱(Xavier Aurégan)接受接受端傳媒採訪,跳出了二元對立的邏輯。他用「短路」形容塞內加爾花生業當前所處的窘境:塞政府和花生業參與方,或缺少宏觀和微觀策略,無力改革,沒法推出適當的貿易保護措施,優先保證當地油廠生產,並創造附加值。「短路」現象,同樣在塞其它領域,或其它非洲國家身上出現,「罪魁禍首」也並非只有中國。區區千萬人口的小國,若無結構性改革,根本無法同中西跨國企業抗衡。
塞政府每年拿出上百億西非法郎補貼基金,資助種子化肥購買,以及基礎設施維護。每年國民議會,制定農業預算法案時,中國花生收購商總會成為焦點話題,議員們也不忌憚用「侵佔」一詞形容前者。議員朱麗葉特·桑戈(Juliette Zenga)指出:「中國人沒出錢資助農民買化肥,買種子,他們收穫季節來了,坐享其成,等着收購,國家糧油公司Sonacos反而成了冤大頭。」
2020年底,塞內加爾反對黨黨魁馬馬杜-拉米那·迪阿羅(Mamadou Lamine Diallo)在一眾議員面前,質疑塞花生輸華協定,義正言辭說道:「我們憑什麼去資助中國?」
反噬?
擱往年,李維年前12月4、5日便運往中國,這次等到1月底了,才開始裝船。塞內加爾海關開關日期推遲小倆月不說,每公斤出口花生仁又突增30西非法郎税收,再趕上疫情期間各種費用大漲,資金鍊一度吃緊。
2020年1月中下旬,花生收購季正如火如荼,塞內加爾暫停花生仁出口外銷,保證當地油廠收購,2021年則將乾脆延遲開關日期,並增加關税。
早在2016年10月,塞政府曾出台花生出口關税措施,每公斤帶殼花生和花生仁,分別徵税15和40西非法郎,但第2017年中國花生市場稍顯低迷時,塞內加爾花生又迎來大豐收,為更好消化過剩存量,只得取消新關税,夾道歡迎中國商人歸來。與此同時,政府承諾資助油廠,補齊花生市場價和法定最低價的差價,並於2018年同油廠和進口方簽訂三方合約,拓展油廠國內銷路,但這些最後都不了了之。
風水輪流轉。這些年,任誰也沒辦法的中國商人們,似乎正被自己的「大胃口」套牢。
3月20日,時隔兩月,我們再次聯繫李維。上次還幹勁滿滿的他,這時出奇的焦躁。官方公布的180萬產量確實虛高,貨源不如想像中充足,短短倆月,花生仁税後單價由510西非法郎上升到580西非法郎。這要運到中國,每噸得賠200到300元。
李維怎麼也沒想到,自己也被競相抬價反噬,成為惡性競爭的受害者。
「我現在已經停止出貨了,訂了4月中的飛機,準備回國,今年對塞內加爾很失望,我還有8000噸合同沒有完成,只能考慮蘇丹等其它非洲國家。」
匯率:1西非法郎約等於0.012人民幣,0.014港幣,0.052新台幣。
應採訪者要求,里巴斯·蒂阿卡迪(Libasse Diakhaté)和李維皆為化名。
第二產業停滯,完全是經濟殖民教科書級的定義
千万人口的第三世界小国如何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保护和发展本国高附加值产业是对执政者能力和决心的考验。事实是,现行国际框架下绝大多数类似的国家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基本失去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在国际分工上被锁死在了原材料供应地,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香蕉共和国”。像中国和印度这种大国可以用本国市场为筹码,用市场换技术推动产业升级,而多数小国很难有这种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
当年共产党可是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三世界收购原材料赚取剪刀差”写在中学政治书里的,现在怎么自己成了资本家就抹脸不认账了呢。
塞内加尔的花生种植者愿意,但是炼油厂不愿意。对炼油厂的伤害会阻碍当地的产业升级。
尤其是塞内加尔对自己的油厂限制多多、却对中国的收购商大开绿灯。这怎么也算不上“公平做生意”吧。
通过全球自由贸易,农民可以多挣点钱,直接钱到地头田间,有什么不好?
第二個隱憂似乎是更值得關注,那就是塞內加爾本地花生加工業所受到的衝擊。中國花生收購商與本土油廠存在競爭優勢,間接影響本地花生油廠的發展。這部分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可能會因此而遭受滅頂之災。用中國常見的說法,這是一種產業剝削,類似於一部中國產的iphone 中共工人只能賺多少錢的故事。一旦塞內加爾本土花生油產業被打垮,本地的農民將不得不將花生售予壟斷花生出口市場的中國收購商。而由於花生是一種保存期較短的作物,壟斷的流通市場會導致花生農的議價權喪失。但是考慮到用作本地榨油和出口的花生還不到塞內加爾花生產量的一半,這項隱憂在實際上會造成的影響有多嚴重還需要更多研究和資料佐證。但不論任何國家,一項產業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總不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這篇文章想要表達/帶出得到隱憂在於
1. 中國花生收購商在與本土花生加工業商家競爭時存在不公平競爭優勢。即圖三中表明的“優惠”與不對等,令中國收購商在收購花生時存在成本優勢。我個人的看法是相較於塞內加爾油廠需要將詞參與花生種植的基礎設施資助,並需與中間商合作,似乎中方直接將收益交到農民手上的做法更能避免農民收益被政府,企業貪腐截流。但是塞內加爾政府或許也會因此少了用於農業發展以及產業發展,專營的資金。
根據USDA的分類,花生消費主要分四類,1. 出口 2 壓榨消費 3. 食用消費 4 自留種及飼用消費(實質上更類似於其他消耗,因爲花生並不直接作爲飼料,而是榨油後生產的花生粕)。而2020年,塞內加爾用於榨油的花生約只有20萬噸,這個與國內四大油廠只能收購9萬噸花生的數字算是對得上。
根據
參考資料 建信期貨 全球花生供需格局
https://www.ccbfutures.com/upload/20210203/20210203111806777.pdf
这篇感觉反而是不多的全球化的正面例子。从结果上看,花生种植者毛入增长了很多啊。乐见钱没变成监控和极权工具而是给了劳工。
塞内加尔每年生产一百五十万吨花生,向中国出口三十多万吨(总出口也就三十多万吨),这剩下的还有一百二十万吨呢。。。花生油厂收购不到的话花生去了哪里?咋说得像中国收购得一点不剩得样子。。。
中国人在当地在政府间协议的框架内做生意,没有错,当地农民也是乐见自己花生卖高价的,这篇文章没说假话,但也没把真话说全。
“2015年中国收购商到来前,塞内加尔每公斤带壳花生法定最低价为200西非法郎,时而被非法压价至130西非法郎,现在每公斤市场价平均300西非法郎。”所以说这是个农民阶层大赚,工厂主、手工业者在失去垄断地位后巨亏的故事。怎么通篇没见到关于花生种植者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