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塞内加尔的中国花生收购商李维,提到去年同胞被抢一事,仍心有余悸。时隔一年,他在电话里,脱口便说出事发日期:2020年的第一个周末,1月5日。那日凌晨时分,塞内加尔考拉克区(Kaolac)的桑戈尔(Sanghel)小镇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抢劫案。二三十人带着长枪大刀,闯入中国商人的花生加工厂,重伤一名当地门房,卷走近2000万西非法郎(约人民币23.7万元,港币28.7万)。总统马基·萨勒(Macky Sall)也被惊动,第二天便谴责暴行,派警务保护中国商人。就在事发前几天,附近小镇马达库纳(Mbadakhoune),上演几乎同样一幕,那户中国商人损失较小,大概200万西非法郎。一周之内,中国商人两次遇险,曾引发不小的恐慌。
2014年末,中塞签订《塞内加尔花生输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随后塞花生大规模出口中国。中方免收关税,塞内加尔花生价格便宜,吸引一批批像李维这样的中国商客跨洋“淘金”。目前在塞内加尔注册的中国公司或近百家。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的1月到11月,中国从塞内加尔进口花生约32.3万吨,同2015年相比,翻了近三倍。塞内加尔是非洲第三花生大国,花生种植涉及逾半数农村人口——近400万人的生计,堪称国民经济支柱。大量花生用于出口,其中九成运往中国。
两次抢劫案发生的时候,中国商人和当地油厂正因抢购花生,竞争进入白热化。中国人出价高,农民销路增多,国家花生出口外汇收入走高;但塞内加尔各大油厂原料告急,大批工人下岗,本就脆弱的花生油加工等高附加值产业面临空前挑战。每逢花生收购季,“中国收购商高价抢购花生”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甚至引发国际社会热议,中国商人被打上“逐利”、“投机”和“不正当竞争”的标签。
李维便是当地人口中的这样一名“中国收购商”。他来自中国山东,入行小二十年,在老家一农产品进出口民企负责海外采购,六、七年来,一直在中塞之间奔波。他随花生收购季节,一般10月底到,来年5月底回,塞内加尔一待便是大半年。可能应了那句富贵险中求的老话,抢劫虽给李维心头蒙上阴影,但丝毫没削弱他的士气和战斗力。去年赶上天时地利,他为公司创收2000万元,“堪称暴利”。2021年,塞花生产量高至180万吨,他早得到消息,签好大单,特同十名同事赴塞,准备大干一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花生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对花生的超大“胃口”搅动着塞内加尔当地市场的一池春水。在非洲大陆西部突出部位的最西端国家,花生产业的困局和挣扎,正逐渐上升至对家国命运的叩问:塞内加尔花生出口中国,农民盈利但产业升级受阻,未来如何平衡短期策略和长期战略的关系?中塞关系中,中国政府强调双赢,但双方博弈中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势均力敌?非洲诸国同东西强国交手,又如何能反客为主,摆脱资源国枷锁,主导国家命运?
李维们的如意算盘
塞内加尔位于西非之角,又称“花生王国”,人口约1600万,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有限,但多年政局稳定,背靠大西洋,港湾地理位置优越,成为诸多中国投资者的落脚之地。中塞1971年建交,1996年塞政府与台湾签署复交公报,中塞断交。2005年,中塞恢复邦交后,关系一路升温,2018年,塞内加尔成为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国家。
2014年9月4日,中塞签订《塞内加尔花生输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中塞花生贸易正式上路。协定书从组织管理、花生生产技术规范以及花生收购卫生验证等方面,保证塞方的花生与国际、尤其是中国市场标准接轨,将塞内加尔打造成“可靠的花生原产地”。但是,被请进塞内加尔的中国商人,需要遵循哪些责任和义务,并经受怎样的监管?这些疑问,协定书均无涉及,为后来的纷争埋下隐患。
在这份中塞政府间协议签订之前,中国商人在塞内加尔的花生贸易并不高。干李维这行,用他的话说,都是“跟着国家政策走,哪里免税,就去哪里”。印度也是花生大国,但抵不过百分之十几的关税在那儿,少有中国商人赴印“淘金”。2015年,中塞议定签订第二年,他便来到塞内加尔,语言不通,起先靠翻译,后全凭自己对付。如今都能现学现卖,飙几句当地土话。虽似懂非懂,但采购销售流程,都那么回事儿,无外乎联系收购代理,货来付款,再对半成品货源进行二次加工。
如今,李维公司投资数百万元,在考拉克买地建厂,每年雇佣几十号人,进行加工装卸。考拉克位于塞内加尔中部,这里花生质优,出油率高,属全国五大产区之一。不过,当地都是小型设备,加工不够细致,中国海关对杂质含量要求严格,他们特地从中国运来重型机器。“运回咱国的花生都是精品”,他特意强调。
没人能准确计数像李维这样的中国商人有多少。中国经济网2017年报导称,在塞内加尔主要花生产地,注册的中国花生加工企业30多家。李维说,现在可能不下百家,其中像他们公司一样,万吨收购级别的便有十几家。
不少收购商,身在异乡,热衷拍摄花生装运视频,介绍异国风情,吸引潜在客户。打开抖音,很容易找到发自塞内加尔的短视频,背景音乐飘来“打工苦,打工累”,亦或 “挣钱真是难”等歌词,似跟拍摄者心境契合,但曲调高亢激昂,跟视频里热火朝天的劳作,又一应一和。
据塞内加尔人口和数据统计局ANSD,塞内加尔花生种植面积约114万公顷,总产量近150万吨。2015年中国收购商到来前,塞内加尔每公斤带壳花生法定最低价为200西非法郎,时而被非法压价至130西非法郎,现在每公斤市场价平均300西非法郎,花生仁贵些,每公斤逾500西非法郎,收购季节接近尾声,市面供应不足,价格更会水涨船高。
2021年,李维所在公司跟鲁花、 金龙鱼和福临门等油厂签订3万吨合同,每公斤定价9.3元。他收购花生仁,今年1月底收购价定为540(包括30西非法郎税收)西非法郎。
其实,每公斤花生仁定价500西非法郎,在塞内加尔已属高价,折合人民币6元,而在中国国内,该类花生每公斤售价9元。这意味着,中国商人从塞内加尔买卖花生,每吨毛差价可达3000元,且毛价差率接近50%,大大高于一般贸易公司15%到20%的价差率。
2013年到2021年,随中国商人到来,花生价格节节高,塞政府规定的(带壳)花生最低收购价,由每公斤190西非法郎,增加至250西非法郎。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塞内加尔人均月收入121美元(65,400西非法郎)。花生单价即使微调,也会直接影响当地农民生活。
中国人来了,花生成了“香饽饽”,市场供不应求,塞内加尔农民掌握主动权,他们之前老被当地油厂压价亏欠,现在难得扬眉吐气。用李维的话来说,中国人用现钱结账,从不拖欠,农民当然愿意卖给他们。花生种植协会CCPA秘书长希迪·巴(Sidy Bâ)去年接受法国《世界报》(Le Monde)采访,便曾指出:“现在市场开放,社交网络发达,农民绝不会再贱卖花生。”
基础产业“投靠”中国商人获利,塞内加尔花生加工业则成为最大的输家。“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工厂收不到花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加工业受阻,无法创造附加值。塞内加尔花生加工国有企业——国家粮油公司Sonacos2021年收购季,73天内仅成功收购6.5万吨花生,跟预想的25万吨相差甚远。Sonacos在2020年收购季更是一塌糊涂,花生总产量虽逾142万吨,它仅成功收购2.8万吨,尚未达到预期收购目标15万吨的20%。
2020年,李维每吨净赚2000元,但2021年行情不行,除去各种费用,他春节前估摸着,每吨花生至多赚200到300人民币。
李维盘算着,今年利润不高,但胜在量多。180万吨是官方数据,但当地人也清楚,政府计量方法陈旧,也爱报喜不报忧,跟现实收获差距很大。不过,李维一门心思,今年致力再创辉煌,别的也没想这么多。
中国商人大赚,塞内加尔油厂停工
2021年2月的一天,考拉克出城公路边,一溜装满花生的40吨重型大卡,停在路边,等待地磅过秤,运往达喀尔港。大卡排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马路本不宽,现又被占去“半壁江山”,来往行人车辆在这狭小空间,处处陪着小心,减速行驶。
塞内加尔企业主马马杜-阿尔法·迪阿罗(Mamadou Alpha Diallo)拍下这幅场景,将视频发给端传媒。“每天如此!这还只是一个城市,放全国都这样,你能想像么?”一提起李维这样的中国收购商,他就上火。
迪阿罗的工厂名为“Nahjou农产品加工厂”,位于图巴市(Touba),处塞内加尔中部,雇佣五十多名长工,生产花生油、花生酱、脆皮花生和花生粕等。工厂日需18吨花生果,因缺原料已停工两年。停工期间,他得照常支付租金和各类维护费用,每年亏损500万西非法郎(58821元)。
之前花生市场平稳,油厂按部就班,遵循政府最低收购价,有条不紊工作。但自从中国人来了,每逢花生季,如同打响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迪阿罗说:“我若每公斤(带壳花生)出300西非法郎收购,中国人肯定会加价至330西非法郎,而且他们很清楚,我没能力奉陪到底。”
他去年出单价300西非法郎,一无所获,2021年出价增至320西非法郎,比政府规定最低单价250西非法郎高不少,但四个月来,仅成功收购12.4吨。3月上旬,花生收购价继续走高,迪阿罗有心无力,没法跟着加价。他不住叹气说,“原材料就在眼前,但我们自己人却无法获得。”
迪阿罗的遭遇并非个案。他所在的图巴市农产业加工商联盟RASIAAT,共计154个成员企业,每家员工不下四十人,现都被迫停工。
小型作坊元气大伤,大型油厂也未能幸免。塞内加尔《太阳报》(Le Soleil)2月13日报导,国内四大油厂——塞内加尔国家粮油公司Sonacos、法塞合资油厂Copéol、美国公司西非制油集团(West African Oil )和奥内(Kahone)市的新秀SSII公司,现共计收购9万吨花生,比去年同期1.8万吨收购量有所增长,但远未满足数十万吨预期。近年来,它们纷纷削减开支,精简人员,上千工作岗位遭波及。
图巴农工综合油厂CAIT曾排名第四,但连续两年花生收购数量为零,几近停产。迪阿罗指出,大多数油厂若收不到足量花生,其实没法开工生产,末了,他们辛辛苦苦收购的花生,最后又不得不将再转卖给中国收购商。
对中国商人的控诉正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蔓延。2021年2月初,迪阿罗在老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农业部长穆萨·巴尔迪(Moussa Baldé)不作为,同中国收购商“沆瀣一气”,甚至威胁将他告上法庭。农业部长亲信也反应迅速,通过媒体立即辩解称,政府今年有改进,特设立花生出口关税,可为国家带来几十亿西非法郎财政收入。
其实今年他本准备联合同行,到中国驻塞使馆前抗议,或去收购现场拦截中国商人,无奈赶上疫情,各地宵禁,抗议示威最后作罢。但若现状无改善,他发誓明年定会去机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堵住中国商人再说。“每年亏损500万西非法郎,这日子没法过了”,他愤慨道。
迪阿罗憋了一肚子气,认为中国商人过来大肆收购花生,确实基于两国缔结的协议,问题在于这协议对塞内加尔极不公正。不过,提到本国政府,他似乎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中国捐助我们大量资金,最近还运来了20万剂疫苗,若中国摆明,就是需要塞内加尔花生,我们政府可有法拒绝?”
“你们中国人是在盗窃我国资源,”他冷冷地说道。
“各取所需”的AB面
《塞内加尔花生输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签订后,塞内加尔花生行业面临洗牌转变。而这背后,离不开两国的宏观调控和政府意志。
美国农业部报告数据显示,2019/20年度,中国花生进口量创历史新高,增至近140万吨,占全球花生贸易的三分之一,主要进口国分别是塞内加尔、苏丹和美国。东证衍生品研究院报告显示,2019/20年度全国花生产量约1752万吨,中国花生国内消费量为1831.7万吨。
数十年来,中国花生产量和消费量双驱增长,但消费增加幅度高于产量,2014/15年度之后,中国国内生产无法满足需求,且国际市场花生价格远低于国内,通过进口补充国内供应逐渐成为常态。
塞内加尔国家粮油公司Sonacos技术前高官里巴斯·蒂阿卡迪(Libasse Diakhaté)告诉端传媒:“2006年起,中方便派专家团实地探访,同农业部、粮油保护总署以及国家粮油公司皆有接触。大规模赴塞前,中国收购商通过官方机构,对当地产业了如指掌。”他很清楚,中国商人大量涌入,并非偶然。
塞内加尔本身,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自21世纪初,开启市场经济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并于2010年放开曾严格控制的花生出口市场,提高经济活力,以改善债务问题。换句话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海外花生收购商嗅到商机,不远万里来到塞内加尔,中塞签订花生贸易协定书,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中国是塞内加尔第一大融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花生进口国。2019年,得益于花生大规模出口,塞内加尔对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610亿西非法郎,同前一年相比,增长153%,部分消减了同中国的贸易逆差。
总统萨勒2020年甚至指出:“多亏了中国收购商,否则2019年国家经济情况不堪设想。”
这是故事的A面:中塞两国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双方政府签订的协议,缺乏综合考量,各类“副作用”逐渐显现,甚至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政府2020年公布新一期《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塞内加尔》,便曾提醒:“自2015年塞花生开始出口中国以来,大量中国商人蜂拥进入塞内加尔市场,竞相抬价,恶性竞争,扰乱了市场,也降低了利润率。建议相关企业推动建立行业自律协会,维护好采购、出口秩序。”
塞内加尔基层发展推广协会SPRODEB,负责协调农村生产和农业技术,会长乌斯曼那·恩迪耶(Ousmane Ndiaye)告诉端传媒:“中塞协定签字时,塞政府并未提前同行业代表磋商,更没征求大家意见。塞花生出口中国,中方免关税,但花生油出口关税却一直保留。说白了,最后工作岗位都会转移中国去。到头来,塞内加尔恐竹篮打水一场空。”
塞内加尔数据统计局报告显示,2018年塞对中花生出口占总出口量的97.2%(不包括烤花生仁),共计10.98万吨,但塞对中花生油出口仅占总出口量的35%。
西非制油集团总裁道格拉斯·盖罗勒(Douglas Guerrero)是受害方之一,他接受塞内加尔媒体《日报》(Le Quotidien)采访分析称,农民短期获利,不惜“牺牲”当地油厂,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未来几何,皆是变数。“中美贸易关系缓和,中方或将大量进口美国过剩花生,也不排除同东非另几个花生大国缔结贸易合约。”
真到那天,中国商人是否会如鸟兽散,只留下一地鸡毛的烂摊子?这是个无解的问题。争议声中,协定书2018年按期更新,直至2024年结束。但塞内加尔政府未响应油厂提议,向中方提附加约束条件。
从经济“短路”到政治拷问
2021年2月17日,首批20万剂中国COVID-19疫苗抵达塞内加尔。这天,塞内加尔《日报》(Le Quotidien)刊登中国驻塞大使肖晗专访。“中国收购商高价抢购花生影响塞本地炼油企业和农民留种”,仍是绕不过的话题。肖晗正面回应称:“花生收购本身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行为,中方花生贸易从业者始终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交易,一贯尊重和遵守塞法律法规和花生贸易政策。”
只不过,个别中方花生贸易从业者是否涉嫌违法,仍存在争议。
法塞合资油厂Copéol总裁尼古拉·布鲁汶(Nicolas Brugvin)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指出,竞相抬价背后,凸显出两类截然不同的中国收购商:一些收购商在中国同油厂签了大单,想方设法完成任务,不得已加入竞价行列;另一些收购商为节省成本,不走合法外汇途经,通过价格优势高价收购。
这一推断得到李维证实。他自称属于第一类收购商,对后者深恶痛绝,并称,违法洗钱的收购商不在少数,约占40%。“他们在香港或新加坡设公司,进行转款,后通过地下钱庄兑换货币,出口时给海关小费蒙混过关。”近来中国收购商相聚,欲成立商会,试图确定统一行业规范,但这群人觉得这是断了自己的财路,纷纷跳出来反对。
塞内加尔国家层面,少有听说中国企业因涉嫌违法被调查,但像李维这样的收购商,也有自己的委屈。他自称手续齐全,但地方政府时不时“找他麻烦,随意开罚单”,他今年仅小费打理,花费不下1000万西非法郎(11万元)。
来塞做花生生意的中国人逐年增多,内部竞争白热化。新人初来乍到,缺少人脉,为了收花生,也会跑到村子里,走家串户做买卖。但塞内加尔本土油厂无法直接收购,须通过中间商收购机制(carreau-usine),即私人经过国家授权,参与花生收购,后转手给油厂。中国商人“无孔不入”,而塞内加尔本土油厂收购,需遵循严格规定,双方之间要么“你死”,要么“我活”,矛盾激烈。
塞内加尔农业经济学家姆巴-兹拉·库姆(Mbaye Sylla Khouma)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唯独在非洲,外国人可以拿着钱袋子,无任何约束,肆无忌惮跑到乡下,直接收购农产品。大家能想像塞内加尔商人,跑到印度或泰国,从人家农民手里,直接收大米么?在组织运作良好的国家,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良药还是砒霜?中国收购商引发的风波,几乎每年都以同样的戏码上演。
法国地缘政治研究所中非关系研究学者泽维尔·奥勒纲(Xavier Aurégan)接受接受端传媒采访,跳出了二元对立的逻辑。他用“短路”形容塞内加尔花生业当前所处的窘境:塞政府和花生业参与方,或缺少宏观和微观策略,无力改革,没法推出适当的贸易保护措施,优先保证当地油厂生产,并创造附加值。“短路”现象,同样在塞其它领域,或其它非洲国家身上出现,“罪魁祸首”也并非只有中国。区区千万人口的小国,若无结构性改革,根本无法同中西跨国企业抗衡。
塞政府每年拿出上百亿西非法郎补贴基金,资助种子化肥购买,以及基础设施维护。每年国民议会,制定农业预算法案时,中国花生收购商总会成为焦点话题,议员们也不忌惮用“侵占”一词形容前者。议员朱丽叶特·桑戈(Juliette Zenga)指出:“中国人没出钱资助农民买化肥,买种子,他们收获季节来了,坐享其成,等着收购,国家粮油公司Sonacos反而成了冤大头。”
2020年底,塞内加尔反对党党魁马马杜-拉米那·迪阿罗(Mamadou Lamine Diallo)在一众议员面前,质疑塞花生输华协定,义正言辞说道:“我们凭什么去资助中国?”
反噬?
搁往年,李维年前12月4、5日便运往中国,这次等到1月底了,才开始装船。塞内加尔海关开关日期推迟小俩月不说,每公斤出口花生仁又突增30西非法郎税收,再赶上疫情期间各种费用大涨,资金链一度吃紧。
2020年1月中下旬,花生收购季正如火如荼,塞内加尔暂停花生仁出口外销,保证当地油厂收购,2021年则将干脆延迟开关日期,并增加关税。
早在2016年10月,塞政府曾出台花生出口关税措施,每公斤带壳花生和花生仁,分别征税15和40西非法郎,但第2017年中国花生市场稍显低迷时,塞内加尔花生又迎来大丰收,为更好消化过剩存量,只得取消新关税,夹道欢迎中国商人归来。与此同时,政府承诺资助油厂,补齐花生市场价和法定最低价的差价,并于2018年同油厂和进口方签订三方合约,拓展油厂国内销路,但这些最后都不了了之。
风水轮流转。这些年,任谁也没办法的中国商人们,似乎正被自己的“大胃口”套牢。
3月20日,时隔两月,我们再次联系李维。上次还干劲满满的他,这时出奇的焦躁。官方公布的180万产量确实虚高,货源不如想像中充足,短短俩月,花生仁税后单价由510西非法郎上升到580西非法郎。这要运到中国,每吨得赔200到300元。
李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被竞相抬价反噬,成为恶性竞争的受害者。
“我现在已经停止出货了,订了4月中的飞机,准备回国,今年对塞内加尔很失望,我还有8000吨合同没有完成,只能考虑苏丹等其它非洲国家。”
汇率:1西非法郎约等于0.012人民币,0.014港币,0.052新台币。
应采访者要求,里巴斯·蒂阿卡迪(Libasse Diakhaté)和李维皆为化名。
第二產業停滯,完全是經濟殖民教科書級的定義
千万人口的第三世界小国如何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保护和发展本国高附加值产业是对执政者能力和决心的考验。事实是,现行国际框架下绝大多数类似的国家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基本失去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在国际分工上被锁死在了原材料供应地,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香蕉共和国”。像中国和印度这种大国可以用本国市场为筹码,用市场换技术推动产业升级,而多数小国很难有这种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
当年共产党可是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三世界收购原材料赚取剪刀差”写在中学政治书里的,现在怎么自己成了资本家就抹脸不认账了呢。
塞内加尔的花生种植者愿意,但是炼油厂不愿意。对炼油厂的伤害会阻碍当地的产业升级。
尤其是塞内加尔对自己的油厂限制多多、却对中国的收购商大开绿灯。这怎么也算不上“公平做生意”吧。
通过全球自由贸易,农民可以多挣点钱,直接钱到地头田间,有什么不好?
第二個隱憂似乎是更值得關注,那就是塞內加爾本地花生加工業所受到的衝擊。中國花生收購商與本土油廠存在競爭優勢,間接影響本地花生油廠的發展。這部分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可能會因此而遭受滅頂之災。用中國常見的說法,這是一種產業剝削,類似於一部中國產的iphone 中共工人只能賺多少錢的故事。一旦塞內加爾本土花生油產業被打垮,本地的農民將不得不將花生售予壟斷花生出口市場的中國收購商。而由於花生是一種保存期較短的作物,壟斷的流通市場會導致花生農的議價權喪失。但是考慮到用作本地榨油和出口的花生還不到塞內加爾花生產量的一半,這項隱憂在實際上會造成的影響有多嚴重還需要更多研究和資料佐證。但不論任何國家,一項產業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總不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這篇文章想要表達/帶出得到隱憂在於
1. 中國花生收購商在與本土花生加工業商家競爭時存在不公平競爭優勢。即圖三中表明的“優惠”與不對等,令中國收購商在收購花生時存在成本優勢。我個人的看法是相較於塞內加爾油廠需要將詞參與花生種植的基礎設施資助,並需與中間商合作,似乎中方直接將收益交到農民手上的做法更能避免農民收益被政府,企業貪腐截流。但是塞內加爾政府或許也會因此少了用於農業發展以及產業發展,專營的資金。
根據USDA的分類,花生消費主要分四類,1. 出口 2 壓榨消費 3. 食用消費 4 自留種及飼用消費(實質上更類似於其他消耗,因爲花生並不直接作爲飼料,而是榨油後生產的花生粕)。而2020年,塞內加爾用於榨油的花生約只有20萬噸,這個與國內四大油廠只能收購9萬噸花生的數字算是對得上。
根據
參考資料 建信期貨 全球花生供需格局
https://www.ccbfutures.com/upload/20210203/20210203111806777.pdf
这篇感觉反而是不多的全球化的正面例子。从结果上看,花生种植者毛入增长了很多啊。乐见钱没变成监控和极权工具而是给了劳工。
塞内加尔每年生产一百五十万吨花生,向中国出口三十多万吨(总出口也就三十多万吨),这剩下的还有一百二十万吨呢。。。花生油厂收购不到的话花生去了哪里?咋说得像中国收购得一点不剩得样子。。。
中国人在当地在政府间协议的框架内做生意,没有错,当地农民也是乐见自己花生卖高价的,这篇文章没说假话,但也没把真话说全。
“2015年中国收购商到来前,塞内加尔每公斤带壳花生法定最低价为200西非法郎,时而被非法压价至130西非法郎,现在每公斤市场价平均300西非法郎。”所以说这是个农民阶层大赚,工厂主、手工业者在失去垄断地位后巨亏的故事。怎么通篇没见到关于花生种植者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