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跨國交互的種族歧視：Covid疫情中，發生在華人和少數族裔身上的多重傷害

3月17日，美國亞特蘭大的三家按摩院發生槍擊案，8人死亡，其中6人為亞裔女性，4名為韓裔。亞特蘭大警方初步認為兇手動機與性上癮而非種族有關，但該推測遭到亞裔社群的激烈批評，有亞裔學者認為，性上癮也包含了種族因素，因為對亞洲女性的性幻想和物化恰恰就是構成亞裔種族歧視的思想根源之一。這些來自亞裔社群的反彈說明，儘管目前警方未證明案件與種族歧視動機有直接聯繫，但在歐美因為疫情而對亞裔歧視暴漲的這段時間，人心惶惶之餘也更需要重視種族因素在多維度上的表現。

Covid-19疫情影響世界一年多，針對華人的排斥情緒也越來越嚴重，甚至不少被付諸於現實生活中的暴力行為。反華歧視也迅速擴展到亞裔層面。其中當然不能排除中國政府的責任，但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川普）把疫情當成獲得右翼政治支持的手段，不斷在各種場合強調「中國病毒」（China virus）和「功夫流感」（Kung Flu），也使這股仇恨潮流延燒至今。根據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原住民組織（Stop AAPI Hate）最新報告，從2020年3月到2021年2月底，他們收到了全美各地共計3795起反亞裔種族歧視報告。

然而，「華人」、「亞裔」的慘痛遭遇，並不是這股歧視潮流中的唯一一面。在這條歧視鏈上，許多擁有多重身分、流動性相對較高的少數族裔與移民群體，則因為身分與經驗的多樣性，而面臨來自多方面的壓力與夾擊。比如，被視為中國穆斯林後代的、現主要居於中亞的東干人族群，就經歷了一個從「中國病毒」變為「美國病毒」的吊詭反轉。

以疫情為藉口，基於種族歧視的排華與反穆，被更為凸顯和放大。而這些效應正或多或少會反彈回海外華人身上，造成華人在海外遭遇的雙重反感，繼而惡化華人、亞裔、和兼具華裔、亞裔和穆斯林等不同身份的族群，在各維度上遭遇的極不公平對待。

歐美的種族歧視，從未停止的他者化

Covid-19疫情中排華情緒的爆發，也說明了這個他者化過程從未停止，並且會在地緣政治動蕩、意識形態鬥爭或全球疫情等危機時刻，浮至表層。

早在2020年2月期間，武漢正在封城中，美國、歐洲等地就已出現了多個帶有歧視性色彩的報導。法國《皮卡爾信使報》發出「黃禍」警報、德國《明鏡報》將中國男人穿著紅色防毒面罩的照片作為封面刊登，標題為「新冠病毒，中國製造」；中國女孩吃蝙蝠湯傳播病毒的假消息則在全網傳播，全球歧視亞裔的言論也在網路上持續升温。

針對華人的歧視迅速升級，不止於網絡暴力——搭乘地鐵、戴著口罩的華人乘客被痛斥為「病毒」；中餐廳玻璃或被打破，或被畫上了納粹的標誌；幾個青少年推搡獨自出門的亞裔女性；華人肉食店外出現了一隻死貓；南非華人講師被人毆打⋯⋯歧視從網絡侵入日常生活：或通過一個眼神、一個躲閃，彌散在街頭，或通過面對面的謾罵、身體傷害、財產侵害，傷害著一個個具體的人。

隨著疫情的發展，這種針對個別民族的差別對待，迅速被針對亞裔的全面歧視所覆蓋。大量亞裔在疫情中失業或找不到工作；歐美醫院的病人公開拒絕接受亞裔醫療人員的照護；韓國偶像團體BTS在美國巡演遭到了種族歧視言論攻擊⋯⋯

反亞裔的歧視甚至沒有放過本就最無防備力的人群——今年2月上旬，一位91歲、戴著口罩走在奧克蘭中國城街頭的老人，被猛然推倒在人行道上；之後，又有一位84歲的泰裔老人只是在舊金山出門散步，就被陌生男子猛烈撞到在地，兩天後死於腦出血。

疫情期間全球針對華人和亞裔的歧視浪潮，需要結合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因素來理解。

在美國，當1820年代第一批華人苦力被運送到舊金山港口、之後第一批唐人街在城市裏出現時，華人就被稱為「黃禍」、「老鼠」、「麻風病人」、「機器一般」的工人，搶走美國工人（當然是白人！）的工作。1871年，在聽聞一個華人害死白人警察的假消息後，一群白人公開吊死了十八個華人男性，這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私刑案。

不消說，之後的排華法案、二十世紀的麥卡錫主義，都將華人的存在與「骯髒」、「危險」、「異類」聯繫在一起。二戰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實施跨國移工政策，乘此潮流不少亞裔來到美國。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自1970年代至2016年，亞裔是美國所有族裔中收入差異增長率最高的，也就是說，亞裔是美國過去四十多年中階層分化最嚴重的族裔，窮的更窮，富的更富。許多亞裔移工的經歷也並不符合「起初一貧如洗、最後實現階級上升的美國夢」的典型敘事。

美國主流社會不僅在族裔上將來自亞洲的不同人群不加區別地對待，對於亞裔內部巨大的歷史、文化、語言、階級等差別也常常視而不見；「模範少數族裔」、「常青藤菁英」這些標籤，則不斷地把亞裔內部差異扁平化，而美國社會中亞裔內部的階級分化和差異，也往往被主流社會所忽略。

然而，簡單化、扁平化並不等同於抹除一切差異。除了從社會、文化各方面抹除亞裔的差別，種族主義敘事還從體質特徵上強調不同人群的細微差異，從而固化主流社會對某些族群的刻板想像。比如，二戰期間，美國專門刊發了區別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宣傳冊，從身高、膚色、眼睛、皮膚、牙齒、行走姿態、腳型和發音區分二者。比如，中國人的眼睛「和歐美人一樣，但有明顯的眯眯眼」，日本人的眼角「則向鼻子傾斜」。

在歐洲，種族主義既為其全球殖民史提供了思想武器，也深植在歐洲各民族國家歷史之中。例如，在納粹實施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政策之前，歐洲各地就長期存在反猶排猶的種族主義。中世紀黑死病期間，猶太人就是最早遭到懷疑、排斥的對象，在不少城鎮，甚至出現了猶太人被成批燒死、以防疫病進一步擴散。

二戰後的西方各國雖然在反對種族主義中作出了許多反思，但排外主義、種族主義並未徹底消逝，反而在近些年來經濟動盪、難民危機、右翼政黨、網絡種族仇恨言論的各種作用下，出現反彈趨勢。

比如，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曾發生過震驚世界的槍擊案，兇手在極端白人種族主義的驅使下，無差別襲擊的是來自不同族裔、不同地區的穆斯林，他們來自新西蘭、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尼、印度和埃及。他們可能說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膚色，經歷著不同的生活，但僅僅因為他們都是穆斯林，就受到了致命襲擊。

許多亞裔也天真地認為，自己「近乎」白人。但實際上，「近乎」在本質上就相當於「消失」，這種消失包括歷史的消失、聲音的消失、身體的消失，甚至是情感的消失。

簡單化、標籤化、本質化，是種族主義最有力的武器。當不同族裔、地區之間的差異被抹平，當主流社會不斷用「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簽來替代所有亞裔，在長期同化政策的影響下，許多亞裔也天真地認為，自己「近乎」白人。但實際上，「近乎」在本質上就相當於「消失」，這種消失包括歷史的消失、聲音的消失、身體的消失，甚至是情感的消失。

韓裔女作家 Cathy Park Hong 在疫情期間出版的 Minor Feelings 一書中，就指出這樣一個諷刺的現實。「絕大多數美國人對亞裔美國人一無所知。他們認為華人就是亞洲人的代名詞，就跟他們認為 Kleenex 就是紙巾的代名詞一樣。」

這種無知根植於長期以來創造的刻板印象。時至今日，許多美國人在疫情期間依然會傾向於把來自東亞各地、不同族裔的人群當作華人，並且會用這些長久建立起來的刻板形象去醜化亞裔。

Covid-19疫情中排華情緒的爆發，也說明瞭這個他者化過程從未停止，並且會在地緣政治動蕩、意識形態鬥爭或全球疫情等危機時刻，浮至表層。更諷刺的是，在疫情中，這種「消失」以一種整體上整齊劃一、細節處又模糊不清的面貌，以一個被生造出來的「完整族群」的方式，「重現」於歐美的排華潮流中。這股潮流中的個體的遭遇，從任何方面來說都是不可接受和容忍的。

夾在歧視大潮中的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

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在這股潮流中因面孔的模糊性，而成為被夾擊的「雙面人」。

另一方面，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在這股潮流中因面孔的模糊性，而成為被夾擊的「雙面人」。東干人族群在疫情中所遭遇的反轉，則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

東干人，清朝末年陜甘回民起義中最終流落至中亞的中國穆斯林後裔。他們在蘇聯的民族識別政策下成為「東干族」，目前主要分布於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少量在俄羅斯、土耳其等地。自蘇聯解體以後，東干人加強了與中國的聯繫，不少人具備說陜甘老話、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烏茲別克語、維吾爾語等多種語言的優勢，做起了跨境生意，並且建立了與西北回族社區的一些聯繫。

2020年2月，在哈薩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邊境的東干村莊馬三奇，出現了哈薩克斯坦建國以來少有的大規模民族沖突。成群結隊的哈薩克人帶著金屬棍棒和槍支，從兩個方向襲擊了村莊，甚至投擲燃燒瓶，最終導致至少170人負傷，11人死亡。

這一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源自幾個東干人與哈薩克人因交通堵塞引發的爭執，但衝突根源更要追溯到哈薩克斯坦自獨立以來的民族政策、哈國日漸增長的哈薩克民族主義，以及當地東干人和哈薩克人之間不斷加深的經濟差距。2010年以後，中國在中亞基礎投資力度的加大，這個族群由於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聯繫緊密，加上經商務農的傳統，使得他們在經濟上比其他族群更佔優勢。但在人數上，東干人始終處於極少數族群。

這件事背後最主要的還是經濟、民族等多方面問題，但不僅總統發言對民族問題輕描淡寫，而且在沖突發生後的七小時內，它就極速演化為一起「中國病毒」事件。

在社交網絡上，被火燒焦的東干民居和餐廳被以歐美右翼勢力為主的推文迅速當作「中國人」秘密傳播病毒的場所。截止2月9日，這條推文的轉發已經超過了20萬，而且出現了不同語言的版本——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甚至包括中文。在被證實為假消息之前，這些信息被一些記者、博主和研究者採信引用，還通過Youtube、Telegram等平台進一步傳播。

很快的，歐洲右翼賬號直接把東干餐館當作「中國病毒」在哈薩克斯坦的傳播源，此類陰謀論也在網上被迅速接受。轉發該假消息的基本是擁有右翼觀點的賬號，而且，其中不乏網絡機器人自動抓取轉發的內容。

值得留意的是，這條假消息可追溯到一個叫作@sotiridi1的推特賬號。持有該帳戶的 Sotiri Dimpinoudis 自稱是獨立的自由職業記者，但網上無法找到以他證實的署名報導。Sotiri Dimpinoudis 的 Twitter 言論既支持反難民、反穆、支持特朗普，又支持希臘街頭抗議、支持言論自由，極具迷惑色彩。這樣的混合特質也很容易讓人忽略了其中白人主義至上的種族主義本質。

在兩套攻擊話語中，東干人從「中國人」變成了「穆斯林」，從「中國病毒」變成了「美國病毒」，從希望「歐洲自由」、「美國主導」變成了「中俄聯手」、「決定全世界命運」。

然而，中亞的中國穆斯林後裔因與「中國人」長得相似，在線下暴力發生之後還要受到網絡仇恨言論的遭遇，不僅在眾多海外華人遭受歧視的新聞中被默默略過，而且還在中文網絡中遭到了反穆言論的攻擊。

2020年中旬，中文平台上也開始出現關於東干人的假消息。只不過，這一次矛頭發生了逆轉。可疑的「中國病毒」成了可怕的「美國病毒」，東干人從「中國人」變成了美國針對中國的「病毒試驗目標」。

2020年7月，一個叫作「漢唐榮耀」的微信公號發表長文，首先警告7月9日在「香港新增42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包括了5個來自哈薩克斯坦的輸入性病例；在對哈薩克斯坦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政治手腕進行一番稱讚後，該文話鋒一轉，開始強調美國在中亞地區建造大規模病毒實驗室，而研究人員使用的蝙蝠資源來自哈薩克斯坦「扎姆貝州科爾達伊區」（事實上應該是「江布爾州」） ，該地區居住著「大量的中國人的後裔」。

當然沒有證據表明，輸入香港的病例是來自哈薩克斯坦的東干人；而且根據筆者的了解，原本在中國內地讀書的東干學生，在中國春節期間基本都回到了中亞，疫情爆發之後，邊境關閉，他們至今仍然沒有回到學校。陜西的民間組織以及中國各地的回族穆斯林，曾自發為遠方的鄉黨捐款捐物，但這都是因為，當時哈薩克斯坦的疫情嚴重，病毒在當地傳播。

可是，這一切都不妨礙中文網絡世界開始傳播針對東干人的陰謀論。知乎、微信等平台均出現了類似「漢唐榮耀」文章的內容，並且將來自「美國病毒」的威脅與來自伊斯蘭教的威脅聯繫在一起。漢唐榮耀作者稱，「陜甘回亂時的回民，主要是一宗教劃分，並非單純的血統劃分的民族概念。」言下之意，雖然東干人和「中國人」長得很像，但因為他們是穆斯林，便是值得懷疑的對象。面對這些「威脅」，作者最後總結，「中國與俄羅斯等國際和平力量」所做出的對策，將「決定全世界的命運」。

盤根底層邏輯可以發現，這樣的推斷與之前流行在歐美的陰謀論極其相似，只是針對對象從「中國人」變成了「穆斯林」，從「中國病毒」變成了「美國病毒」，從希望「歐洲自由」、「美國主導」變成了「中俄聯手」、「決定全世界命運」。

他者化的跨國性和交互性帶來的反彈

東干人的案例體現的正是，當兩種身份重合時可能產生的實際效果：他們因長得像華人而在現實和網絡上遭到歐美的雙重攻擊，又因是穆斯林的身份而在中文網絡中受到懷疑和排斥，被當作反擊歐美陰謀論的中國陰謀論的子彈。

雖然在現實中，受到種族歧視的華人和穆斯林有很大程度上並不重合，但以上提到東干人的案例體現的正是，當兩種身份重合時可能產生的實際效果：他們因長得像華人而在現實和網絡上遭到歐美的雙重攻擊，又因是穆斯林的身份而在中文網絡中受到懷疑和排斥，被當作反擊歐美陰謀論的中國陰謀論的子彈。

如同作家張承志就曾指出排華和反穆之間的內在聯繫：「君知否，毫無底線的仇恨言論，從信仰侮辱到住宿登記，遠比新冠病毒兇惡的他者歧視，遠不止在荷蘭意大利而就在你我腳下，一刻不停地蔓延，至今仍在肆虐。」

筆者引用這段話，因為一方面其指出了排華和反穆在種族歧視意義上結構性的相似，另一方面也是強調二者之間存在的張力和矛盾，以及忽視這種聯繫可能對華人群體產生的副作用。因為在現代，他者化其實正跨國地、交互地發生在各族群身上。

西方的右翼民粹主義與中文網絡世界中的大漢族主義，吊詭地在精神本質上出現了合流，二者本質上是種族主義在不同文化政治語境中的一體兩面。

比如，在網路上，「皇漢」和「白左」言論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在打破國界壁壘的同時，也加劇華人在種族主義上的雙重標準：一邊繼續認為自己雖然受到種族歧視，但仍然「近乎」白人，進一步「消失」在「模範少數族裔」、「主流（漢族）社會」的想象之中；一邊繼續忽略其他族群所受的結構性歧視，包括製造「東干人為美國祕密病毒實驗品」的假消息，包括支持各種將正常的民族宗教信仰視為「極端化」的言論，也包括持續否認大量可靠信息證實和親歷者自述的維族、哈薩族人等所承受的一切。

二者的發展脈絡不同，但在當下語境有合流趨勢。程映紅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種族言論和中國崛起》(Discourses of Race and Rising China）對此作了具體梳理。這些話語，實則是一種「主流（漢族）社會」的偏狹想象，在另一個政治文化場域中的情感位移。西方的右翼民粹主義與中文網絡世界中的大漢族主義，吊詭地在精神本質上出現了合流，二者本質上是種族主義在不同文化政治語境中的一體兩面；二者都把某些充滿豐富含義、不斷產生變化的身份特徵，當作一成不變、內部高度一致的他者。

回到疫情歧視的問題上來，在他者化的過程中，膚色、族裔、宗教、出生地、性別等差別，就成為了種族主義者最方便的藉口。有時候，排華和反穆以相對的形式體現出來，比如將「模範少數族裔」亞裔與「潛在的恐怖份子」穆斯林群體割裂開來，並且加深二者之間的對立和互相攻擊；有時候，則會出現在針對同一群體的態度中，比如，疫情期間針對中中亞東干族的多重暴力。

我們已經無法忽視，華語世界中存在的皇漢言論可能會導致華人在反對種族歧視中的偏狹和孤立，既無法對有著不同背景、不同信仰的族群產生共情，從而認識到自身所在語境中的雙重標準，也無法在更大層面上獲得其他少數族裔的認可和支持。單純以國界或種族框定華人群體及其受到的歧視待遇，會讓人忽視這些他者化過程中的跨國性和交互性。

具有雙重標準的反歧視話語，不僅忽視了華人、亞裔內部各種複雜身份的交織，無法幫助華人群體在海外免受進一步傷害，還有可能使已經壓力巨大的華裔、亞裔以及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受到更多的猜疑和孤立。

面對不斷升級的排華、反亞裔的種族仇恨，沒人能夠篤定更可怕的襲擊不會發生，同時，種種傷害案在提醒着我們，種族主義驅使下的仇恨事件是跨種族、跨地區、跨信仰的。在互聯網和政治極化的作用下，歧視話語只會比病毒更快地跨越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邊境，並且混雜在一起，產生新的變體。

華人在反對反華、反亞裔種族歧視的同時，也要深刻反思，具有雙重標準的反歧視話語，不僅忽視了華人、亞裔內部各種複雜身份的交織，無法幫助華人群體在海外免受進一步傷害，還有可能使已經壓力巨大的華裔、亞裔以及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受到更多的猜疑和孤立。從長遠來看，這也無助於不同族裔、信仰之間的人群產生持久的聯結，面對比病毒更強大的歧視、仇恨和排外言論。

（王菁，紐約大學上海分校Global Society Perspective Fellow，美國得克薩斯州萊斯大學人類學博士，關注全球化中的中國社會和穆斯林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