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跨国交互的种族歧视：Covid疫情中，发生在华人和少数族裔身上的多重伤害

3月17日，美国亚特兰大的三家按摩院发生枪击案，8人死亡，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4名为韩裔。亚特兰大警方初步认为凶手动机与性上瘾而非种族有关，但该推测遭到亚裔社群的激烈批评，有亚裔学者认为，性上瘾也包含了种族因素，因为对亚洲女性的性幻想和物化恰恰就是构成亚裔种族歧视的思想根源之一。这些来自亚裔社群的反弹说明，尽管目前警方未证明案件与种族歧视动机有直接联系，但在欧美因为疫情而对亚裔歧视暴涨的这段时间，人心惶惶之余也更需要重视种族因素在多维度上的表现。

Covid-19疫情影响世界一年多，针对华人的排斥情绪也越来越严重，甚至不少被付诸于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反华歧视也迅速扩展到亚裔层面。其中当然不能排除中国政府的责任，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川普）把疫情当成获得右翼政治支持的手段，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中国病毒”（China virus）和“功夫流感”（Kung Flu），也使这股仇恨潮流延烧至今。根据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原住民组织（Stop AAPI Hate）最新报告，从2020年3月到2021年2月底，他们收到了全美各地共计3795起反亚裔种族歧视报告。

然而，“华人”、“亚裔”的惨痛遭遇，并不是这股歧视潮流中的唯一一面。在这条歧视链上，许多拥有多重身分、流动性相对较高的少数族裔与移民群体，则因为身分与经验的多样性，而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与夹击。比如，被视为中国穆斯林后代的、现主要居于中亚的东干人族群，就经历了一个从“中国病毒”变为“美国病毒”的吊诡反转。

以疫情为借口，基于种族歧视的排华与反穆，被更为凸显和放大。而这些效应正或多或少会反弹回海外华人身上，造成华人在海外遭遇的双重反感，继而恶化华人、亚裔、和兼具华裔、亚裔和穆斯林等不同身份的族群，在各维度上遭遇的极不公平对待。

欧美的种族歧视，从未停止的他者化

Covid-19疫情中排华情绪的爆发，也说明了这个他者化过程从未停止，并且会在地缘政治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或全球疫情等危机时刻，浮至表层。

早在2020年2月期间，武汉正在封城中，美国、欧洲等地就已出现了多个带有歧视性色彩的报导。法国《皮卡尔信使报》发出“黄祸”警报、德国《明镜报》将中国男人穿著红色防毒面罩的照片作为封面刊登，标题为“新冠病毒，中国制造”；中国女孩吃蝙蝠汤传播病毒的假消息则在全网传播，全球歧视亚裔的言论也在网路上持续升温。

针对华人的歧视迅速升级，不止于网络暴力——搭乘地铁、戴著口罩的华人乘客被痛斥为“病毒”；中餐厅玻璃或被打破，或被画上了纳粹的标志；几个青少年推搡独自出门的亚裔女性；华人肉食店外出现了一只死猫；南非华人讲师被人殴打⋯⋯歧视从网络侵入日常生活：或通过一个眼神、一个躲闪，弥散在街头，或通过面对面的谩骂、身体伤害、财产侵害，伤害著一个个具体的人。

随著疫情的发展，这种针对个别民族的差别对待，迅速被针对亚裔的全面歧视所覆盖。大量亚裔在疫情中失业或找不到工作；欧美医院的病人公开拒绝接受亚裔医疗人员的照护；韩国偶像团体BTS在美国巡演遭到了种族歧视言论攻击⋯⋯

反亚裔的歧视甚至没有放过本就最无防备力的人群——今年2月上旬，一位91岁、戴著口罩走在奥克兰中国城街头的老人，被猛然推倒在人行道上；之后，又有一位84岁的泰裔老人只是在旧金山出门散步，就被陌生男子猛烈撞到在地，两天后死于脑出血。

疫情期间全球针对华人和亚裔的歧视浪潮，需要结合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因素来理解。

在美国，当1820年代第一批华人苦力被运送到旧金山港口、之后第一批唐人街在城市里出现时，华人就被称为“黄祸”、“老鼠”、“麻风病人”、“机器一般”的工人，抢走美国工人（当然是白人！）的工作。1871年，在听闻一个华人害死白人警察的假消息后，一群白人公开吊死了十八个华人男性，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私刑案。

不消说，之后的排华法案、二十世纪的麦卡锡主义，都将华人的存在与“肮脏”、“危险”、“异类”联系在一起。二战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跨国移工政策，乘此潮流不少亚裔来到美国。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自1970年代至2016年，亚裔是美国所有族裔中收入差异增长率最高的，也就是说，亚裔是美国过去四十多年中阶层分化最严重的族裔，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许多亚裔移工的经历也并不符合“起初一贫如洗、最后实现阶级上升的美国梦”的典型叙事。

美国主流社会不仅在族裔上将来自亚洲的不同人群不加区别地对待，对于亚裔内部巨大的历史、文化、语言、阶级等差别也常常视而不见；“模范少数族裔”、“常青藤菁英”这些标签，则不断地把亚裔内部差异扁平化，而美国社会中亚裔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差异，也往往被主流社会所忽略。

然而，简单化、扁平化并不等同于抹除一切差异。除了从社会、文化各方面抹除亚裔的差别，种族主义叙事还从体质特征上强调不同人群的细微差异，从而固化主流社会对某些族群的刻板想像。比如，二战期间，美国专门刊发了区别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宣传册，从身高、肤色、眼睛、皮肤、牙齿、行走姿态、脚型和发音区分二者。比如，中国人的眼睛“和欧美人一样，但有明显的眯眯眼”，日本人的眼角“则向鼻子倾斜”。

在欧洲，种族主义既为其全球殖民史提供了思想武器，也深植在欧洲各民族国家历史之中。例如，在纳粹实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政策之前，欧洲各地就长期存在反犹排犹的种族主义。中世纪黑死病期间，犹太人就是最早遭到怀疑、排斥的对象，在不少城镇，甚至出现了犹太人被成批烧死、以防疫病进一步扩散。

二战后的西方各国虽然在反对种族主义中作出了许多反思，但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并未彻底消逝，反而在近些年来经济动荡、难民危机、右翼政党、网络种族仇恨言论的各种作用下，出现反弹趋势。

比如，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曾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枪击案，凶手在极端白人种族主义的驱使下，无差别袭击的是来自不同族裔、不同地区的穆斯林，他们来自新西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印度和埃及。他们可能说著不同的语言，有著不同肤色，经历著不同的生活，但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就受到了致命袭击。

许多亚裔也天真地认为，自己“近乎”白人。但实际上，“近乎”在本质上就相当于“消失”，这种消失包括历史的消失、声音的消失、身体的消失，甚至是情感的消失。

简单化、标签化、本质化，是种族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当不同族裔、地区之间的差异被抹平，当主流社会不断用“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来替代所有亚裔，在长期同化政策的影响下，许多亚裔也天真地认为，自己“近乎”白人。但实际上，“近乎”在本质上就相当于“消失”，这种消失包括历史的消失、声音的消失、身体的消失，甚至是情感的消失。

韩裔女作家 Cathy Park Hong 在疫情期间出版的 Minor Feelings 一书中，就指出这样一个讽刺的现实。“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亚裔美国人一无所知。他们认为华人就是亚洲人的代名词，就跟他们认为 Kleenex 就是纸巾的代名词一样。”

这种无知根植于长期以来创造的刻板印象。时至今日，许多美国人在疫情期间依然会倾向于把来自东亚各地、不同族裔的人群当作华人，并且会用这些长久建立起来的刻板形象去丑化亚裔。

Covid-19疫情中排华情绪的爆发，也说明了这个他者化过程从未停止，并且会在地缘政治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或全球疫情等危机时刻，浮至表层。更讽刺的是，在疫情中，这种“消失”以一种整体上整齐划一、细节处又模糊不清的面貌，以一个被生造出来的“完整族群”的方式，“重现”于欧美的排华潮流中。这股潮流中的个体的遭遇，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不可接受和容忍的。

夹在歧视大潮中的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

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在这股潮流中因面孔的模糊性，而成为被夹击的“双面人”。

另一方面，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在这股潮流中因面孔的模糊性，而成为被夹击的“双面人”。东干人族群在疫情中所遭遇的反转，则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东干人，清朝末年陜甘回民起义中最终流落至中亚的中国穆斯林后裔。他们在苏联的民族识别政策下成为“东干族”，目前主要分布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少量在俄罗斯、土耳其等地。自苏联解体以后，东干人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不少人具备说陜甘老话、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的优势，做起了跨境生意，并且建立了与西北回族社区的一些联系。

2020年2月，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的东干村庄马三奇，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建国以来少有的大规模民族冲突。成群结队的哈萨克人带著金属棍棒和枪支，从两个方向袭击了村庄，甚至投掷燃烧瓶，最终导致至少170人负伤，11人死亡。

这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源自几个东干人与哈萨克人因交通堵塞引发的争执，但冲突根源更要追溯到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的民族政策、哈国日渐增长的哈萨克民族主义，以及当地东干人和哈萨克人之间不断加深的经济差距。2010年以后，中国在中亚基础投资力度的加大，这个族群由于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联系紧密，加上经商务农的传统，使得他们在经济上比其他族群更占优势。但在人数上，东干人始终处于极少数族群。

这件事背后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民族等多方面问题，但不仅总统发言对民族问题轻描淡写，而且在冲突发生后的七小时内，它就极速演化为一起“中国病毒”事件。

在社交网络上，被火烧焦的东干民居和餐厅被以欧美右翼势力为主的推文迅速当作“中国人”秘密传播病毒的场所。截止2月9日，这条推文的转发已经超过了20万，而且出现了不同语言的版本——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甚至包括中文。在被证实为假消息之前，这些信息被一些记者、博主和研究者采信引用，还通过Youtube、Telegram等平台进一步传播。

很快的，欧洲右翼账号直接把东干餐馆当作“中国病毒”在哈萨克斯坦的传播源，此类阴谋论也在网上被迅速接受。转发该假消息的基本是拥有右翼观点的账号，而且，其中不乏网络机器人自动抓取转发的内容。

值得留意的是，这条假消息可追溯到一个叫作@sotiridi1的推特账号。持有该帐户的 Sotiri Dimpinoudis 自称是独立的自由职业记者，但网上无法找到以他证实的署名报导。Sotiri Dimpinoudis 的 Twitter 言论既支持反难民、反穆、支持特朗普，又支持希腊街头抗议、支持言论自由，极具迷惑色彩。这样的混合特质也很容易让人忽略了其中白人主义至上的种族主义本质。

在两套攻击话语中，东干人从“中国人”变成了“穆斯林”，从“中国病毒”变成了“美国病毒”，从希望“欧洲自由”、“美国主导”变成了“中俄联手”、“决定全世界命运”。

然而，中亚的中国穆斯林后裔因与“中国人”长得相似，在线下暴力发生之后还要受到网络仇恨言论的遭遇，不仅在众多海外华人遭受歧视的新闻中被默默略过，而且还在中文网络中遭到了反穆言论的攻击。

2020年中旬，中文平台上也开始出现关于东干人的假消息。只不过，这一次矛头发生了逆转。可疑的“中国病毒”成了可怕的“美国病毒”，东干人从“中国人”变成了美国针对中国的“病毒试验目标”。

2020年7月，一个叫作“汉唐荣耀”的微信公号发表长文，首先警告7月9日在“香港新增42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包括了5个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输入性病例；在对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手腕进行一番称赞后，该文话锋一转，开始强调美国在中亚地区建造大规模病毒实验室，而研究人员使用的蝙蝠资源来自哈萨克斯坦“扎姆贝州科尔达伊区”（事实上应该是“江布尔州”） ，该地区居住著“大量的中国人的后裔”。

当然没有证据表明，输入香港的病例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而且根据笔者的了解，原本在中国内地读书的东干学生，在中国春节期间基本都回到了中亚，疫情爆发之后，边境关闭，他们至今仍然没有回到学校。陜西的民间组织以及中国各地的回族穆斯林，曾自发为远方的乡党捐款捐物，但这都是因为，当时哈萨克斯坦的疫情严重，病毒在当地传播。

可是，这一切都不妨碍中文网络世界开始传播针对东干人的阴谋论。知乎、微信等平台均出现了类似“汉唐荣耀”文章的内容，并且将来自“美国病毒”的威胁与来自伊斯兰教的威胁联系在一起。汉唐荣耀作者称，“陜甘回乱时的回民，主要是一宗教划分，并非单纯的血统划分的民族概念。”言下之意，虽然东干人和“中国人”长得很像，但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便是值得怀疑的对象。面对这些“威胁”，作者最后总结，“中国与俄罗斯等国际和平力量”所做出的对策，将“决定全世界的命运”。

盘根底层逻辑可以发现，这样的推断与之前流行在欧美的阴谋论极其相似，只是针对对象从“中国人”变成了“穆斯林”，从“中国病毒”变成了“美国病毒”，从希望“欧洲自由”、“美国主导”变成了“中俄联手”、“决定全世界命运”。

他者化的跨国性和交互性带来的反弹

东干人的案例体现的正是，当两种身份重合时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他们因长得像华人而在现实和网络上遭到欧美的双重攻击，又因是穆斯林的身份而在中文网络中受到怀疑和排斥，被当作反击欧美阴谋论的中国阴谋论的子弹。

虽然在现实中，受到种族歧视的华人和穆斯林有很大程度上并不重合，但以上提到东干人的案例体现的正是，当两种身份重合时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他们因长得像华人而在现实和网络上遭到欧美的双重攻击，又因是穆斯林的身份而在中文网络中受到怀疑和排斥，被当作反击欧美阴谋论的中国阴谋论的子弹。

如同作家张承志就曾指出排华和反穆之间的内在联系：“君知否，毫无底线的仇恨言论，从信仰侮辱到住宿登记，远比新冠病毒凶恶的他者歧视，远不止在荷兰意大利而就在你我脚下，一刻不停地蔓延，至今仍在肆虐。”

笔者引用这段话，因为一方面其指出了排华和反穆在种族歧视意义上结构性的相似，另一方面也是强调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和矛盾，以及忽视这种联系可能对华人群体产生的副作用。因为在现代，他者化其实正跨国地、交互地发生在各族群身上。

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与中文网络世界中的大汉族主义，吊诡地在精神本质上出现了合流，二者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在不同文化政治语境中的一体两面。

比如，在网路上，“皇汉”和“白左”言论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在打破国界壁垒的同时，也加剧华人在种族主义上的双重标准：一边继续认为自己虽然受到种族歧视，但仍然“近乎”白人，进一步“消失”在“模范少数族裔”、“主流（汉族）社会”的想象之中；一边继续忽略其他族群所受的结构性歧视，包括制造“东干人为美国秘密病毒实验品”的假消息，包括支持各种将正常的民族宗教信仰视为“极端化”的言论，也包括持续否认大量可靠信息证实和亲历者自述的维族、哈萨族人等所承受的一切。

二者的发展脉络不同，但在当下语境有合流趋势。程映红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种族言论和中国崛起》(Discourses of Race and Rising China）对此作了具体梳理。这些话语，实则是一种“主流（汉族）社会”的偏狭想象，在另一个政治文化场域中的情感位移。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与中文网络世界中的大汉族主义，吊诡地在精神本质上出现了合流，二者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在不同文化政治语境中的一体两面；二者都把某些充满丰富含义、不断产生变化的身份特征，当作一成不变、内部高度一致的他者。

回到疫情歧视的问题上来，在他者化的过程中，肤色、族裔、宗教、出生地、性别等差别，就成为了种族主义者最方便的借口。有时候，排华和反穆以相对的形式体现出来，比如将“模范少数族裔”亚裔与“潜在的恐怖份子”穆斯林群体割裂开来，并且加深二者之间的对立和互相攻击；有时候，则会出现在针对同一群体的态度中，比如，疫情期间针对中中亚东干族的多重暴力。

我们已经无法忽视，华语世界中存在的皇汉言论可能会导致华人在反对种族歧视中的偏狭和孤立，既无法对有著不同背景、不同信仰的族群产生共情，从而认识到自身所在语境中的双重标准，也无法在更大层面上获得其他少数族裔的认可和支持。单纯以国界或种族框定华人群体及其受到的歧视待遇，会让人忽视这些他者化过程中的跨国性和交互性。

具有双重标准的反歧视话语，不仅忽视了华人、亚裔内部各种复杂身份的交织，无法帮助华人群体在海外免受进一步伤害，还有可能使已经压力巨大的华裔、亚裔以及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受到更多的猜疑和孤立。

面对不断升级的排华、反亚裔的种族仇恨，没人能够笃定更可怕的袭击不会发生，同时，种种伤害案在提醒着我们，种族主义驱使下的仇恨事件是跨种族、跨地区、跨信仰的。在互联网和政治极化的作用下，歧视话语只会比病毒更快地跨越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边境，并且混杂在一起，产生新的变体。

华人在反对反华、反亚裔种族歧视的同时，也要深刻反思，具有双重标准的反歧视话语，不仅忽视了华人、亚裔内部各种复杂身份的交织，无法帮助华人群体在海外免受进一步伤害，还有可能使已经压力巨大的华裔、亚裔以及兼具多重身份的族群受到更多的猜疑和孤立。从长远来看，这也无助于不同族裔、信仰之间的人群产生持久的联结，面对比病毒更强大的歧视、仇恨和排外言论。

（王菁，纽约大学上海分校Global Society Perspective Fellow，美国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人类学博士，关注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和穆斯林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