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決定繼續上訴。

「憑什麼給你錢買煙？」

2019年10月23日上午，江蘇省徐州市黃集鎮中心中學操場邊的小廁所裏，李小明掙扎着地上爬起來，眼前一片漆黑，路過的同學把他帶到班主任辦公室。

10分鐘前，十幾個不同年級的少年將他拉進學校的小廁所，堵住了門。他們分站兩邊，輪番毆打李小明，左邊的打過去，右邊的打回來，然後一腳把他踢到牆邊，又拉起來。其中一個抽煙的少年，點起口袋裏的「大貢煙」抽了一口，轉頭看着李小明，吐了一口煙。似乎覺得這樣還不過癮，又把香煙湊到李小明的鼻子邊，強迫他吸入那嗆人的煙草味。

這不是他們第一次打人。這群十三、四歲的男孩，在當地寺廟「桃園結義」，並稱自己為「戰鬥南天門」。為首的孩子叫王志豪，父母離異後他和雙胞胎哥哥一起跟着爺爺生活。據李小明描述，王志豪成績不好，在學校經常參與打架鬥毆，在家裏經常「黑呼」（徐州當地話，意指打罵）年事已高的爺爺。甚至有一次因為零用錢動手打了爺爺，進了當地警察局。王志豪的繼母在事發後來到學校，說：「孩子他爸不在家，我也不敢告訴他，畢竟我也不是他親媽。」

打開「南天門」其中一個13歲孩子的社交媒體賬號，置頂的封面內容是放在桌上的一包「貴煙」、紅牛與威士忌，其餘內容涉及戰爭類網遊、火燒蚯蚓、戀愛……他們在線上建立了一個超出其年齡界限的世界；在線下，則向一些弱勢孩子收取「保護費」。

事發當天晨讀課下課後，南天門的杜小豪因「拜山頭」向李小明索要50元煙錢，但李小明身上只有當週的10元零花錢，於是回了一句：「我又不是你爸爸，憑什麼給你錢買煙？」

因為這一句話，南天門的十幾個孩子對「李小明」進行了長達10分鐘的輪番毆打。

下午1點，王麗趕到學校，接李小明去當地中心醫院。當醫生脱下李小明的衣服檢查傷勢時，王麗看到布滿淤青、緊張發抖的兒子，她覺得自己正在被撕碎，情緒幾近奔潰。怨恨、悲傷、但又無計可施，蹲在地上冷靜了一會兒後，她選擇了報警。

那個操場邊上的小廁所

事後，參與暴力事件的孩子在學校政教處寫下8份事情經過書：

「他們（南天門）喊我去小廁所，我看着他們打李小明，我也就打了三下，就走了。」

「早自習下課我看到王志豪拉着李小明去小廁所，我問了原因之後還問了下王志豪，是真揍麼？然後我就跟着一起去了小廁所，一群人把門口圍了起來，我把李小明帶到牆邊，不知道誰推了我，我就把李小明推到牆上，踢了一下之後他就倒了。然後李小明站起來，王志豪就一直說踢他，踢他，然後我們一群人上來就揍。」

這個靠近操場邊上的老式小廁所，最初設立是為了方便教師使用，久而久之，變成學校師生眼中的沉默「黑洞」，大多數同學提到小廁所，都知道那是一個「約架點」。

李小明的班主任在事後說：「我之前在班裏對所有人說過，不管任何人叫你們去小廁所，別去，準沒好事。」

王麗覺得這件事學校有責任。據她講述，在李小明遭遇校園暴力之前，學校就有個兩起類似事件，受害者是她親戚的孩子，因為受的都是外傷，學校只是把兩方家長請到學校，做了簡單溝通。

王志豪在寫完經過書後，曾對李小明的姐姐說：「高年級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老大，我都不敢惹。」但話音未落，就被周圍的老師喝止，「別瞎說話。」

「我問班主任，我兒子在學校發生這樣的事，你們學校裏的老師都沒有來看過，學校難道沒有責任？他的班主任就說這個事情我不懂。」後來王麗再給班主任打電話，「他就說他請假了，身體也不好也在住院，具體情況他都彙報上去了，跟他說也沒用。」

事發5天後，警察第二次來到學校，查看並調取了通往小廁所走道的監控視頻。但是，之後王麗要求查看時，班主任和學校一口咬定監控被調取後並未存檔，更強調後續將由警方接管。

李小明的姐姐曾和警方一起進入監控室看過這段「未存檔的視頻」，被警方和校方聯合告知「不許拍攝」。她說：「在視頻裏，她看到『至少不低於』15個人擁着李小明去廁所 」。

王麗希望一一找到這15名學生，警方表示：「一群人和李小明去廁所，並沒有證據他們打了李小明，而且廁所並沒有監控」。

根據徐州市中心醫院11月的報告，暴力事件導致李小明左膝內側半月板後角II度變性，左右膝關節積液。

在醫院，王麗要求做傷情鑑定，但接待的警官告知——傷情鑑定需要等4-6個月之後或者康復出院後才能做。

從法律意義上來說，傷情鑑定應在傷情發生後儘早進行，王麗被告知4-6個月之後才能做的鑑定，大概率指的是傷殘鑑定。

在王麗眼中，事情是從這裏開始「變質」的。

「媽媽，我不是神經病」

傷情鑑定在近6個月後才完成。

在此期間，王麗不知如何安慰兒子，也沒辦法勸說自己冷靜。她開始不斷在各個部門來回跑、信訪、找媒體報導。

事發後，南京零距離欄目的記者來到學校進行採訪和了解情況。但採訪當日，被校方阻攔，最終不了了之。徐州新聞電視台也在同一時間介入報導，原定於當天晚上播出的節目，因某些原因未能播出。後來，王麗還接觸過多家媒體，均不了了之。

王麗又從區信訪局一直找到市信訪局，就因為簡單的一個回執單，被接待人員百般推脱。「就是不給，區裏的接待人員說，已經下發了，讓我到鎮信訪局拿，鎮裏又讓我找區裏。市裏的信訪局因為疫情，大門都進不去，讓我表明訴求後，在2020年7月通過微信給了我一份信訪意見處理書，裏面沒有任何關於道歉的內容，而且還讓我看完之後給意見（只有滿意和不滿意或是30天內提出複查申請）。」

有一些晚上，還有陌生人聲稱自己是李小明的親戚，到李小明住院的病房對他進行拍照和錄像。

「後來我反應過來，應該是信訪鬧的，有些部門的人一直在盯着我、偷偷跟着我，就怕我又要去哪裏鬧。我不想鬧啊，我就想要一個公道。」王麗說。

「我兒子就問我，媽媽，我不住院了好麼？咱犯法了嗎？那些人到底想幹什麼？臨床的大叔看不下去，說這樣被人騷擾，對孩子心理更是不好。後來醫生給我們換了病房，但兒子情緒還是不好，每次做完治療就躺在床上用布簾子把自己圍起來。」王麗回憶到。

事發後，李小明不敢單獨出門，跑跳的活動都不能參與。

「兒子那時候打點滴都是留置針，他不願意打，怎麼勸說都不行，還說不拿掉就要去死，從醫院樓上跳下去。」王麗被兒子這番話驚呆了，經朋友提醒才帶他去找了心理醫生。

2020年6月10日，李小明被徐州市東方人民醫院診斷為：急性應激反應，需要入院治療，但王麗一家無法承擔高昂的住院費。44歲的她在小鎮做服裝生意，丈夫是一名電焊工。無奈之下，他們選擇每週進行門診治療。

每次帶孩子走入掛着「精神科」牌子的門診室前，王麗內心極度壓抑、痛苦焦躁；兒子也對「精神科」這三個字提之色變，一到門口眼淚就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媽媽，我不是神經病，我不想進去。」

直到2020年4月8日，李小明在當地法醫門診做了傷情鑑定。據報告顯示：李小明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現已痊癒）；右膝關節半月板損傷，右腓骨骨挫傷，鑑定為輕微傷。

隨後王麗表示鑑定存疑，要求重新鑑定。幾天後，被當地公安機關告知「因不符合重新鑑定的標準」，王麗幾番追問「標準是什麼」，未得到回覆。

王麗不服，她還是想要個說法。

訴訟之路

2020年5月，王麗經由介紹認識了陳律師，在他的幫助下向當地法院正式遞交了民事訴訟申請。

王麗回憶：「交了申請後，派出所就一直電話我們，反覆讓我們儘快結案，做了5、6次筆錄，而且接待的警官在執法記錄儀開着和關掉的時候態度變化很大。記錄儀一關，其中一個警察就說，『我又不是專門為你一人服務的，脱了警服我和你一樣是農民』。」

5月18日，當地公安機關下發了10份行政處罰決定書。南天門的孩子，有的被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有的被行政拘留十日但不予執行。

但王麗覺得，公安機關的「功成身退」，非但沒讓她得到校方和家長們的道歉，反而讓那些家長覺得事情已經結束，有幾個施暴的學生家長根本也不怕警察調查。還對她說，寧願把錢拿去玩，也不會賠一分錢。校方這邊也只回應說，「警察這邊都處理完了，你就等法院判決吧」。

7月31日，王麗向法院提出做傷殘鑑定的要求，院方同意了。9月9日，王麗帶着李小明到連雲港進行傷殘鑑定。

從她進入停車場時，就有5、6個戴着帽子和口罩的人，拿着手機對着王麗一行人跟拍，並不斷罵李小明沒教養，王麗奪過對方手機，並報警。

據她講述，她在人群裏發現了南天門老大的爺爺。後者聲稱，「害怕你們會在鑑定報告上做假」。

「其中有個女的罵了我兒子之後，他氣得眼睛通紅，踹了那女的一腳，情緒激動得很。」王麗說。當天，李小明的情緒失控，她只能帶他返回徐州，鑑定暫時擱置。一個月之後，王麗第二次向法院申請鑑定，帶着李小明來到常州。

法醫看了報告後，以「李小明的心理問題雖然有，但沒有嚴重到住院」表示無法判定傷殘等級，然後讓他們離開。

「後面我也帶着孩子去過一些機構要求心理鑑定，但他們好像都知道我，都說不能給做，有醫生私下跟我說，讓我算了，別費工夫了。大概是3次信訪搞得，我們這邊很多（人）都認識（我）了。」王麗說。

「孩子之間鬧着玩」？

王麗於2021年2月7日在陳律師處收到了一審判決書。

判決有三：

判決書當中被告律師有一段辯駁稱：本案原被告均是未成年人，侵權行為發生在校內課間活動期間，學校也存在一定過錯。表面上看，被告的行為看似恃強凌弱，以大欺小。但本質上講，系同學之間的打鬧嬉戲行為，而且也為給原告造成實質性的侵害。庭審中，校方稱他們不存在責任，一些家長也以「孩子之間鬧着玩」進行辯解。

這些表達傳遞了一個信息——從家長到學校對校園暴力的無知和漠視。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陸士楨在宋慶齡基金會的委託下，曾做過關於未成年人校園暴力的課題研究。據《我國未成年人校園暴力問題的現狀及對策研究》數據，有 30% 以上的中小學生身邊曾發生過校園暴力。據不完全統計，初中階段是校園暴力多發期。在被媒體曝光的校園暴力事件當中，中學生佔比達 75%（初中生佔 42.5%，高中生佔 32.5%）。

中國教育部曾公布「護校安園」行動落實情況專項督導報告，提出要進一步提升校園安全防控水平。但實際上，目前中國涉及校園暴力問題的公安部、教育部等責任主體部門尚未形成合力，沒有從政府層面統籌的具體防治舉措，沒有政府相關部門的聯合行動；缺少發揮家庭、學校作用的聯動機制。簡言之，在中國校園暴力問題的發展程度與暴力處理機制極不匹配。

其中，相關法律的缺乏是導致校園暴力層出不窮的一大原因。儘管大量校園欺凌案件涉及侮辱、毆打等惡劣行為，但如果夠不上「輕傷」量刑標準，施暴者最多是被治安處罰，而且一般採取民事賠償、批評教育等方式解決。

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與校園暴力緊密相關的學校、老師和相關群體，似乎對這一行為的認知停留在「嬉戲打鬧」或「同學間的瑣事」。

李小明的班主任說：「之前有過類似的打架事件發生，該批評教育的我們肯定都會做。而且學校不定期會讓老師在小廁所附近巡視，但總不能剝奪這些孩子九年義務教育的權利吧，難道送去『工讀』學校？就像這次打人的幾個小孩子，我也沒有辦法啊。」

尾聲

王麗決定繼續上訴，儘管，大部分律師了解了情況之後都勸她放棄。

2月19日，陳律師決定再次代理案件，要求施暴者家長和學校公開道歉、並賠償12000元陪護費和5500元營養費。按照王麗提供的清單記錄計算，事件發生之後李小明一直有間斷的住院治療，共計211天，花費超過8萬，至今還在繼續心理和身體治療。

春節前，李小明看到王麗放在鞋櫃上的判決書，心裏只有一個念頭：「不公平。」然後思緒又回到了那個黑暗的小廁所，漫長的、不同花樣的毆打還在繼續。他對王麗說：「媽媽，我總感覺有人會突然襲擊我，只有想起那些刀，才有安全感。」

王麗想給兒子一個不需要刀來維繫的安全感。

應受訪者要求，報導中出現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