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校园暴力后，一位母亲的漫漫维权路

2021年初，王丽收到儿子李小明遭校园暴力案的一审判决书。书中驳回了她其中一个诉讼请求——要校方和施暴者向李小明道歉。

一年多前，那场延续10分钟的殴打，造成12岁的李小明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右腓骨骨挫伤，以及，至今无法痊愈的心理创伤。

休学近一年后，李小明在王丽百般劝说下转到新学校。一年前参与校园暴力的一个孩子已经辍学，时常骑着电瓶车找李小明“说事”。王丽得知后，每天接送儿子上学，还让他随身带一个“小的摄像设备”。但李小明还是害怕，他偷偷在铅笔盒里放了小刀。“如果有人再欺负我，我就杀了他。”他告诉王丽。

儿子出事后的一年多里，王丽无数次向学校、派出所、教育局和信访办反映问题，始终没得到令她满意的答复。“我就想要一个说法，要一个道歉。”

她决定继续上诉。

“凭什么给你钱买烟？”

2019年10月23日上午，江苏省徐州市黄集镇中心中学操场边的小厕所里，李小明挣扎着地上爬起来，眼前一片漆黑，路过的同学把他带到班主任办公室。

10分钟前，十几个不同年级的少年将他拉进学校的小厕所，堵住了门。他们分站两边，轮番殴打李小明，左边的打过去，右边的打回来，然后一脚把他踢到墙边，又拉起来。其中一个抽烟的少年，点起口袋里的“大贡烟”抽了一口，转头看着李小明，吐了一口烟。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又把香烟凑到李小明的鼻子边，强迫他吸入那呛人的烟草味。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打人。这群十三、四岁的男孩，在当地寺庙“桃园结义”，并称自己为“战斗南天门”。为首的孩子叫王志豪，父母离异后他和双胞胎哥哥一起跟着爷爷生活。据李小明描述，王志豪成绩不好，在学校经常参与打架斗殴，在家里经常“黑呼”（徐州当地话，意指打骂）年事已高的爷爷。甚至有一次因为零用钱动手打了爷爷，进了当地警察局。王志豪的继母在事发后来到学校，说：“孩子他爸不在家，我也不敢告诉他，毕竟我也不是他亲妈。”

打开“南天门”其中一个13岁孩子的社交媒体账号，置顶的封面内容是放在桌上的一包“贵烟”、红牛与威士忌，其余内容涉及战争类网游、火烧蚯蚓、恋爱……他们在线上建立了一个超出其年龄界限的世界；在线下，则向一些弱势孩子收取“保护费”。

事发当天晨读课下课后，南天门的杜小豪因“拜山头”向李小明索要50元烟钱，但李小明身上只有当周的10元零花钱，于是回了一句：“我又不是你爸爸，凭什么给你钱买烟？”

因为这一句话，南天门的十几个孩子对“李小明”进行了长达10分钟的轮番殴打。

下午1点，王丽赶到学校，接李小明去当地中心医院。当医生脱下李小明的衣服检查伤势时，王丽看到布满淤青、紧张发抖的儿子，她觉得自己正在被撕碎，情绪几近奔溃。怨恨、悲伤、但又无计可施，蹲在地上冷静了一会儿后，她选择了报警。

那个操场边上的小厕所

事后，参与暴力事件的孩子在学校政教处写下8份事情经过书：

“他们（南天门）喊我去小厕所，我看着他们打李小明，我也就打了三下，就走了。”

“早自习下课我看到王志豪拉着李小明去小厕所，我问了原因之后还问了下王志豪，是真揍么？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了小厕所，一群人把门口围了起来，我把李小明带到墙边，不知道谁推了我，我就把李小明推到墙上，踢了一下之后他就倒了。然后李小明站起来，王志豪就一直说踢他，踢他，然后我们一群人上来就揍。”

这个靠近操场边上的老式小厕所，最初设立是为了方便教师使用，久而久之，变成学校师生眼中的沉默“黑洞”，大多数同学提到小厕所，都知道那是一个“约架点”。

李小明的班主任在事后说：“我之前在班里对所有人说过，不管任何人叫你们去小厕所，别去，准没好事。”

王丽觉得这件事学校有责任。据她讲述，在李小明遭遇校园暴力之前，学校就有个两起类似事件，受害者是她亲戚的孩子，因为受的都是外伤，学校只是把两方家长请到学校，做了简单沟通。

王志豪在写完经过书后，曾对李小明的姐姐说：“高年级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老大，我都不敢惹。”但话音未落，就被周围的老师喝止，“别瞎说话。”

“我问班主任，我儿子在学校发生这样的事，你们学校里的老师都没有来看过，学校难道没有责任？他的班主任就说这个事情我不懂。”后来王丽再给班主任打电话，“他就说他请假了，身体也不好也在住院，具体情况他都汇报上去了，跟他说也没用。”

事发5天后，警察第二次来到学校，查看并调取了通往小厕所走道的监控视频。但是，之后王丽要求查看时，班主任和学校一口咬定监控被调取后并未存档，更强调后续将由警方接管。

李小明的姐姐曾和警方一起进入监控室看过这段“未存档的视频”，被警方和校方联合告知“不许拍摄”。她说：“在视频里，她看到‘至少不低于’15个人拥着李小明去厕所 ”。

王丽希望一一找到这15名学生，警方表示：“一群人和李小明去厕所，并没有证据他们打了李小明，而且厕所并没有监控”。

根据徐州市中心医院11月的报告，暴力事件导致李小明左膝内侧半月板后角II度变性，左右膝关节积液。

在医院，王丽要求做伤情鉴定，但接待的警官告知——伤情鉴定需要等4-6个月之后或者康复出院后才能做。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伤情鉴定应在伤情发生后尽早进行，王丽被告知4-6个月之后才能做的鉴定，大概率指的是伤残鉴定。

在王丽眼中，事情是从这里开始“变质”的。

“妈妈，我不是神经病”

伤情鉴定在近6个月后才完成。

在此期间，王丽不知如何安慰儿子，也没办法劝说自己冷静。她开始不断在各个部门来回跑、信访、找媒体报导。

事发后，南京零距离栏目的记者来到学校进行采访和了解情况。但采访当日，被校方阻拦，最终不了了之。徐州新闻电视台也在同一时间介入报导，原定于当天晚上播出的节目，因某些原因未能播出。后来，王丽还接触过多家媒体，均不了了之。

王丽又从区信访局一直找到市信访局，就因为简单的一个回执单，被接待人员百般推脱。“就是不给，区里的接待人员说，已经下发了，让我到镇信访局拿，镇里又让我找区里。市里的信访局因为疫情，大门都进不去，让我表明诉求后，在2020年7月通过微信给了我一份信访意见处理书，里面没有任何关于道歉的内容，而且还让我看完之后给意见（只有满意和不满意或是30天内提出复查申请）。”

有一些晚上，还有陌生人声称自己是李小明的亲戚，到李小明住院的病房对他进行拍照和录像。

“后来我反应过来，应该是信访闹的，有些部门的人一直在盯着我、偷偷跟着我，就怕我又要去哪里闹。我不想闹啊，我就想要一个公道。”王丽说。

“我儿子就问我，妈妈，我不住院了好么？咱犯法了吗？那些人到底想干什么？临床的大叔看不下去，说这样被人骚扰，对孩子心理更是不好。后来医生给我们换了病房，但儿子情绪还是不好，每次做完治疗就躺在床上用布帘子把自己围起来。”王丽回忆到。

事发后，李小明不敢单独出门，跑跳的活动都不能参与。

“儿子那时候打点滴都是留置针，他不愿意打，怎么劝说都不行，还说不拿掉就要去死，从医院楼上跳下去。”王丽被儿子这番话惊呆了，经朋友提醒才带他去找了心理医生。

2020年6月10日，李小明被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需要入院治疗，但王丽一家无法承担高昂的住院费。44岁的她在小镇做服装生意，丈夫是一名电焊工。无奈之下，他们选择每周进行门诊治疗。

每次带孩子走入挂着“精神科”牌子的门诊室前，王丽内心极度压抑、痛苦焦躁；儿子也对“精神科”这三个字提之色变，一到门口眼泪就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妈妈，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想进去。”

直到2020年4月8日，李小明在当地法医门诊做了伤情鉴定。据报告显示：李小明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现已痊愈）；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右腓骨骨挫伤，鉴定为轻微伤。

随后王丽表示鉴定存疑，要求重新鉴定。几天后，被当地公安机关告知“因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标准”，王丽几番追问“标准是什么”，未得到回复。

王丽不服，她还是想要个说法。

诉讼之路

2020年5月，王丽经由介绍认识了陈律师，在他的帮助下向当地法院正式递交了民事诉讼申请。

王丽回忆：“交了申请后，派出所就一直电话我们，反复让我们尽快结案，做了5、6次笔录，而且接待的警官在执法记录仪开着和关掉的时候态度变化很大。记录仪一关，其中一个警察就说，‘我又不是专门为你一人服务的，脱了警服我和你一样是农民’。”

5月18日，当地公安机关下发了10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南天门的孩子，有的被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有的被行政拘留十日但不予执行。

但王丽觉得，公安机关的“功成身退”，非但没让她得到校方和家长们的道歉，反而让那些家长觉得事情已经结束，有几个施暴的学生家长根本也不怕警察调查。还对她说，宁愿把钱拿去玩，也不会赔一分钱。校方这边也只回应说，“警察这边都处理完了，你就等法院判决吧”。

7月31日，王丽向法院提出做伤残鉴定的要求，院方同意了。9月9日，王丽带着李小明到连云港进行伤残鉴定。

从她进入停车场时，就有5、6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人，拿着手机对着王丽一行人跟拍，并不断骂李小明没教养，王丽夺过对方手机，并报警。

据她讲述，她在人群里发现了南天门老大的爷爷。后者声称，“害怕你们会在鉴定报告上做假”。

“其中有个女的骂了我儿子之后，他气得眼睛通红，踹了那女的一脚，情绪激动得很。”王丽说。当天，李小明的情绪失控，她只能带他返回徐州，鉴定暂时搁置。一个月之后，王丽第二次向法院申请鉴定，带着李小明来到常州。

法医看了报告后，以“李小明的心理问题虽然有，但没有严重到住院”表示无法判定伤残等级，然后让他们离开。

“后面我也带着孩子去过一些机构要求心理鉴定，但他们好像都知道我，都说不能给做，有医生私下跟我说，让我算了，别费工夫了。大概是3次信访搞得，我们这边很多（人）都认识（我）了。”王丽说。

“孩子之间闹着玩”？

王丽于2021年2月7日在陈律师处收到了一审判决书。

判决有三：

1. 18个被告人需赔偿包含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4445.02元。

2. 被告黄集镇中心中学需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费用25790.72元。

3. 驳回原告要求的其它诉讼请求。

判决书当中被告律师有一段辩驳称：本案原被告均是未成年人，侵权行为发生在校内课间活动期间，学校也存在一定过错。表面上看，被告的行为看似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但本质上讲，系同学之间的打闹嬉戏行为，而且也为给原告造成实质性的侵害。庭审中，校方称他们不存在责任，一些家长也以“孩子之间闹着玩”进行辩解。

这些表达传递了一个信息——从家长到学校对校园暴力的无知和漠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在宋庆龄基金会的委托下，曾做过关于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的课题研究。据《我国未成年人校园暴力问题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数据，有 30% 以上的中小学生身边曾发生过校园暴力。据不完全统计，初中阶段是校园暴力多发期。在被媒体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当中，中学生占比达 75%（初中生占 42.5%，高中生占 32.5%）。

中国教育部曾公布“护校安园”行动落实情况专项督导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校园安全防控水平。但实际上，目前中国涉及校园暴力问题的公安部、教育部等责任主体部门尚未形成合力，没有从政府层面统筹的具体防治举措，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联合行动；缺少发挥家庭、学校作用的联动机制。简言之，在中国校园暴力问题的发展程度与暴力处理机制极不匹配。

其中，相关法律的缺乏是导致校园暴力层出不穷的一大原因。尽管大量校园欺凌案件涉及侮辱、殴打等恶劣行为，但如果够不上“轻伤”量刑标准，施暴者最多是被治安处罚，而且一般采取民事赔偿、批评教育等方式解决。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与校园暴力紧密相关的学校、老师和相关群体，似乎对这一行为的认知停留在“嬉戏打闹”或“同学间的琐事”。

李小明的班主任说：“之前有过类似的打架事件发生，该批评教育的我们肯定都会做。而且学校不定期会让老师在小厕所附近巡视，但总不能剥夺这些孩子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吧，难道送去‘工读’学校？就像这次打人的几个小孩子，我也没有办法啊。”

尾声

王丽决定继续上诉，尽管，大部分律师了解了情况之后都劝她放弃。

2月19日，陈律师决定再次代理案件，要求施暴者家长和学校公开道歉、并赔偿12000元陪护费和5500元营养费。按照王丽提供的清单记录计算，事件发生之后李小明一直有间断的住院治疗，共计211天，花费超过8万，至今还在继续心理和身体治疗。

春节前，李小明看到王丽放在鞋柜上的判决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公平。”然后思绪又回到了那个黑暗的小厕所，漫长的、不同花样的殴打还在继续。他对王丽说：“妈妈，我总感觉有人会突然袭击我，只有想起那些刀，才有安全感。”

王丽想给儿子一个不需要刀来维系的安全感。

应受访者要求，报导中出现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