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國的勞動問題破圈而出，在國內和國際兩個輿論場引起震盪。在國內，無論是在深圳三和做日結的「掛逼」大神，還是受到算法控制的外賣騎手，以及在互聯網大廠加班的白領程序員，他們在工作中所遭受的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剝削正前所未有地引起全社會的共鳴；在國際，一場針對新疆「再教育營」裏強迫勞動問題的全球倡議已經啟動，試圖給供應鏈企業涉及強迫勞動的跨國品牌公司造成道德壓力和消費者抵制，而且中國的勞動權利問題正成為歐洲公民社會反對《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重要憑據。

這些問題反映出自2010年富士康工人自殺、本田工人罷工以來，不管是在傳統的製造業、服務業，還是新興的互聯網和平台經濟，中國勞工的工作環境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尤其在「996是福報」的鼓吹下，曾經是社會主義者主張和爭取的「八小時工作制」在中國很多企業中已經成為一紙空文，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的「奮鬥者協議」，這一轉變產生的後果顯而易見：勞工疲於奔命，加速內卷，不斷被困在系統裏。

勞動價值是社會主義的元問題，但是各種類型的資本之所以能夠不受規制、肆意掠奪，背後反映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勞動價值問題上目的性的後退與「反動」，從而加劇了當前勞工的困境。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從資本變遷與國家後退兩個層面闡述中國勞動問題惡化的結構性原因，以此呼喚波蘭尼意義上的社會「反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