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

2008年5月12日，呂秉權在香港出席一個喪禮時，突然收到司徒元指示——趕赴重慶機場，覓路進入四川地震災區。他和攝影師、工程師通宵趕往北川，遇上公安封鎖重要路段。呂秉權請司機埋伏一邊，看準幾十輛解放軍軍車進城的時機，踩盡油門，插入軍車之間，闖過路障。

「公安指着要我們停，我們說不要理！衝過去，一定要衝。」呂秉權回憶。這一衝，讓有線成為第一間進入四川災區的香港電視台，比中央電視台更早到場。

呂秉權在現場採訪的信條是，「陸路不行，我們坐船去。正路不通，我們坐電單車，在阡陌中過去，繞過山過去。」

這名現職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的高級講師，1998年入行當記者。最初，他在TVB工作，幾乎每天過關，跑華南新聞。廣東各地的事情對他來說就像「周星馳的電影」，光怪陸離：「港人北上娛樂、消費、工作，亦有人被騙，各種包二奶、老人被勒索、問題食物、旅行社車禍、過關水貨客...... 」他一口氣數着跑過的新聞。當時，他跟前TVB記者、現職香港警務處公共關係科警司的劉肇邦被合稱為「華南二虎」。

後來他乾脆接下駐京工作，成為TVB第一位駐京記者，心裏想着要在北京幫香港人「睇檔」（看檔口）。2005年呂秉權轉戰有線電視，同樣駐紮北京，「檔口的哨站就是北京，我要把最新風向、國家發展和民生遭遇恰如其分地，報給香港觀眾。」

作為港人，在北京走訪，只要不怎麼吭聲，便可以融入當地，即使講起港式普通話，搞笑的口音還能讓民眾覺得好玩。呂秉權習慣在當地髮廊剪一個平頭，穿一身灰土色衣服去工作，「他們（大陸民眾）看到我們的說話、膚色、樣貌有親切感，我們在他們眼中是中國人，只不過香港人較自由。」他也發現，面對香港記者，許多大陸百姓都有話想說，像2006年隆胸物料奧美定PAAG遺害事件，當時一行約30個中港女性，向呂秉權坦白自己身體受創的經歷。

呂秉權加入有線的前一年，2004年，林建誠也入職有線。林建誠在澳門出生長大，身型高大，入行前闖蕩社會江湖多年，在小學教過中文，做過船務，也進過銀行。1985年，他第一次揹着背囊遊歷新疆，自此跑遍雲南、四川、東北三省和西藏等地。

他的菲林相機拍過80年代的新疆哈薩克族牧民，也拍過90年代西藏布達拉宮重修工程的工人面貌。1990年又一趟的中國旅程，他來到天安門廣場，留宿在一名三輪車夫家中，聽着胡同居民訴說六四凌晨的記憶。對於大陸百姓，林建誠當時有一種未確切成形的情感。

1991年入行做新聞後，林建誠先後在澳門電視台、亞洲電視工作。轉職有線後，他起初駐澳門、跑珠三角新聞，至2006年轉入有線中國組，隨後十年駐守廣州。

這些年間，亦是大陸媒體迸發，調查報導如雨後春筍出現的年代。21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北京亦敲定取得奧運舉辦權，一切似乎正走向透明和開放。2008年，中國接連爆發大事，先是年初雪災，3月西藏拉薩發生騷亂，再是5月四川地震，8月北京奧運，9月三聚氰胺毒奶粉，撞擊中國大地，也衝擊香港人心。地震期間，《南方周末》迅速推出名為「大地震現場報告」、「大地震現場再報告」兩期專題報導，合共52版面，細緻記錄災難現場，也直筆拷問學校大樓的倒塌原因。

林建誠和呂秉權，一個駐粵，一個駐京，恰好趕上了這中國報導的黃金時期。「中國的天堂與地獄很密集地一次過出現，碰巧我們這群人在這裏。」呂秉權說。

四川地震，在倒塌的綿竹富新第二小學裏，死難學生家屬抱住孩子遺照，站滿了路兩旁，大家逐個對記者訴說，孩子生前喜歡跳舞、愛打乒乓......馬上要開始直播了，呂秉權正準備播報，近200名家屬突然間一同下跪，哭聲震耳，呂秉權一時哽咽，無法說話。司徒元和剪片師在香港後台收到現場畫面，也無法自控，指示押後直播。

呂秉權今天還記得，有婆婆大力握住他的手，兩眼哭至血紅，「她們猛叫我們為娃娃討公道，豆腐渣工程很冤。」他走開，大哭一場。看着錶，喝一口水，5分鐘後，回到原來位置完成直播。

「雖然我沒有家人罹難，但是很感同身受，」他回憶說，「之後，我一直抱着為中國老百姓反映民情的心態做新聞。」

「我們做新聞就是看真相——到底有沒有豆腐渣工程，就要驗樓，找專家、找承建商拿圖則。」家屬們見他們認真跟進，護送記者和材料離開豆腐渣遺址。後來，那瓦礫堆被當地列為國家機密，災區學校涉嫌豆腐渣工程事件遭宣傳部門下禁令，大陸媒體難以報導。隨後多年，跟蹤調查、重訪家屬成了港媒的年度工作。

駐京多年，呂秉權知道上訪者之間，流傳及販賣着一張境外傳媒名單，這張寫滿記者名字、機構和聯絡的名單有價有市。「有些事情大陸記者不方便做，他們是知道的。」在呂秉權眼中，香港記者相對地不像大陸記者般受官方制肘，也不像外國記者般會更大幅度地激怒官方，對大陸民眾來說是較為合宜的發聲渠道。

2011年底，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爆發土地維權事件，促成村委會選舉，林建誠從廣州趕去烏坎。為了避開武警，他坐在村民的電單車後座，穿越延綿的田野進入烏坎。

在村裏，境外傳媒有人會休息等候，有人會到處打聽，林建誠是後者。日子久了，村民讓他們信任的記者寄宿家中。一天，有村民怒氣沖沖提到他們收到官員發的一隻光碟，裏頭是一場演講，裏面載有時任汕尾市委書記、現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有關「境外的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樹」的發言。林建誠一聽就問光碟在哪，他看後迅速儲起影片，傳回香港作報導，講話在中港兩地網絡迅速傳開，炸開了輿論。

「村民有什麼也會即時和我說，有怨氣也會找我，我經常聽他們説話。你發現村民很簡單，他們並不是想推翻什麼。」林建誠回憶，當年有村民高舉「反對獨裁」的旗幟，「很多外媒把它提升到（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政府」，但林建誠認為那由始至終都是劍指烏坎村政府，村民只希望為宗族鄉親的土地利益挺身而出。

跑中國新聞的日子，林建誠長年把三個電話放在床邊。為了讓自己保持警惕，他把電話鈴聲設成警察的警笛聲，半夜收到SMS短訊、電話，馬上出發去採訪，常常沒能睡上好覺。找上他的，有時是牽涉個人利益的維權問題，也有涉貪腐的制度問題，好些求助，是經由大陸記者轉介聯絡他的。

幾年過去，呂秉權覺得自己跟老百姓有「一種感通」，越做越起勁。2008年9月，是他和女朋友定下的婚期，他把婚照拍攝期一拖再拖，直至婚紗公司說再推就不能拍了，最終司徒元找人手輪替，呂秉權才從災區回港。

拍攝婚照當天，他完全笑不出來，「一直想着四川現場屍體腐化的藥水味道，還有呼叫聲。」

蜜月

司徒元記得，2008年間，中國組記者只聚首過兩次。一次是5月，前線記者從四川回港休整，聚餐中瀰漫抑鬱氣氛。一次是9月，呂秉權婚宴，有記者上午剛採訪過毒奶粉的受害家庭，趕回香港赴宴。

「中國組記者的採訪生涯，就是在這種漂泊無定，悲喜交加中度過。」司徒元當時在一本中國組出版的書中，這樣寫道。

司徒元的童年、少年時代，亦是悲喜交加。他的父親司徒強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副部長，主責外交新聞，訪問過尼克遜訪華，其三伯為民主黨元老司徒華。當時，香港左派機構鼓勵員工把子女送回大陸，1969年，6歲的司徒元被父母從香港送往廣州。

司徒元和其他少年一同成長於集體宿舍，時值文化大革命爆發，宿舍裏的生活卻無憂無慮，「你有沒有看過姜文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雖然我們不是大院子弟，但也算是幹部子弟，香港送回去的。那電影給我小時候的感覺。」

1971年的一天，課室的喇叭依中央文件宣讀林彪叛變、逃亡及失事的消息。當時還是個小學生的司徒元不懂政治，心裏只覺得過癮——明明林彪昨天還是副統帥。五年之後，毛澤東離世，少年看到舉國哀慟；同年四人幫倒台，少年看到舉國歡騰。

「其實那時候我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多年之後，司徒元回想，「那次他們真的開心。他們感覺文革終於要結束了。」

一兩年後，中國短暫的「北京之春」來臨。司徒元就讀的廣州暨南大學，許多經歷上山下鄉的學生開始入學，也有人爭取學生會選舉，他擠入水泄不通的禮堂，第一次聽着其他同齡青年辯論着民主與普選。那些年間，中國確立改革開放路線，開始平反冤假錯案，陸續解禁電影和書。

「你發現世界已經不是（以前）那樣子。」司徒元說。自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他回到香港。因着大陸受教育的背景，不容易在香港找工作，1983年，適逢當時大公報旗下《新晚報》招記者，他於是入行。

香港媒體報導中國的自由度，隨政局而起起伏伏。中共建政之初，未獲官方特別安排的香港記者不能入境採訪，媒體大多依賴通訊社及民間消息報導，或是派記者在中港火車上，訪問傳教士、逃難或回港探親的人——這些記者常在火車上行動，被稱為「火車怪客」。

進入改革開放，氣氛相對寬鬆，1979年港穗直通火車恢復通車，香港媒體正式獲大陸當局邀請集體入境採訪；三年後，造成52名港人罹難的桂林空難，是香港記者走入大陸報導突發新聞的起始點。邁入80年代，香港媒體陸續派記者跟進中英談判，香港時事評論員、前《文匯報》記者劉銳紹於1986年被派駐北京，報導《基本法》起草，劉形容，跑主權移交的記者可說是日後香港媒體中國組、中國版的雛型。

在紙媒工作，從改革開放初期到見證八九民運，司徒元打滾12年，於1995年跳入有線新聞台，擔任政治組採訪主任，是開荒一代。當時有線剛啟播兩年，不太被人看得起。「連一個市政局議員都拒絕你訪問，說你沒有人看。看電視要給錢？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開台之後，政治組包辦中國報導，最先要準備鄧小平死訊和香港主權移交的大新聞。從1995年開始，有線和許多香港媒體都持續派記者駐紮北京一間酒店，準備報導中共元老鄧小平的死訊，行內戲稱為「等死團」。鄧小平去世後，眼見中國新聞需求將持續增大，加上2002年左右，大陸開始容許香港媒體在北京設辦事處，當時有線記者蔡淑儀開始在北京開荒，設立駐站。

這一年，胡力漢厭倦了主打社會新聞的TVB，轉戰有線電視。2002年，有線正式成立中國組，他舉手自薦。胡力漢記得，這段時期，上至中央政府領導人、中層官員，下至執法人員，似乎都跟香港記者保持友好。

1999年，他作為有線記者，隨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外訪泰國布吉，他和一眾記者站在海灘，待江澤民上水後，胡力漢用不鹹不淡的普通話向他大喊：「主席，你有用嗎？」其實他想問的是，「你游泳嗎？」胡力漢說，江澤民沒生氣，也沒搭理他，便離開了。

胡力漢說，當時記者可以會場外等待，在領導人上洗手間的路上發問，「朱鎔基最好朋友，真的問什麼都可以...... 現在大堂都不讓等。」

那時，自然也有諸如西藏、新疆、台灣、香港治權等不能觸碰的報導紅線，但一般而言，香港記者都能在激怒當局後，做些正面新聞稍作平衡，等風聲過後再申請駐京證。

2003至07年間，胡力漢記得，當時的中宣部官員會跟他說，他們歡迎香港傳媒報導負面新聞，「因為這樣才建立到你的權威，當你報導大陸的正面新聞才有人信。」他回憶道，「當時很多港澳辦官員跟我說：我們對香港的思路是什麼？對香港人就不能像扭毛巾那樣扭，越扭榨水越多——不能硬碰硬，一定要用軟功，和你慢慢談。」

香港是特例的氛圍，也體現於執勤公安。每年六四前夕，一些香港記者都會去木樨地觀察戒備的情況，老一輩公安總是問有線中國組記者：「六四你做不做？」記者答，「我說不去也是騙你的。」老公安不進逼，也不讓步，「去歸去，不要下車，下車我就一定拘捕你。」

2005年前某個周末的下午，一個外國媒體的本地記者在北京外交公寓中舉行了一個小型音樂聚會。20多人穿過武警哨崗，在聚會中喝咖啡、喝紅酒，有的人在彈鋼琴、拉小提琴。當天呂秉權幫忙籌備，看見劉曉波、劉霞都在那裏。

「這是很愜意的一個下午，有種陽光明媚，」呂秉權若有所思的回憶着，「這個政治蜜月期，是可一不可再的。」

在這段相對開放的日子裏，司徒元坦言，中國組屬「草創」階段，沒什麼具體的編採方向。時任有線電視執行董事趙應春當時只拋出一個要求：做「高級」的中國新聞。

初初，他們每周六播出「神州穿梭」這個雜誌式節目，總結一周大事，有時借用地方電視台的新聞片。後來團隊探索創新，減少跟隨領導人外訪，司徒元亦請同事專注發掘基層民眾的故事，主打一個個專題報導。

這一支人數長期維持十人左右的團隊，有人常駐大陸，有人留守香港候命，只要香港辦公室落下指示，就能迅速行動。在記者眼中，司徒元就像籃球比賽裏的控球後衛，把每一球準確的傳去前鋒，盡量發揮每個記者的特點。

要準確報導中國，司徒元感覺，就是在一個日夜翻騰的大海中游泳，永遠要記住，社會充滿人們不知道的複雜性。就像他如此審視自己表面陽光燦爛的少年時光，「你真正感覺到少時好像很烏托邦、很矇矓的背後，文革一結束、傷痕文學一開始——咦，原來開心的背後有很多東西，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是當社會開放後，才知道原來社會還有抑壓的一面。」

在他帶領下，有線中國組每年追蹤川震受害家屬、六四親歷者和遇難者家屬，大陸維權律師的變動，也關注中國教育及醫療問題，例如曾採訪一間廣西民辦學校、探討貧困的少數民族女生就學困難的專題「傷心女中」。司徒元當時判定，上一代記者見證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陣痛，經歷了八九的劇變，而這批接續的年青記者則記錄着中國崛起的歷史。

「我們的出發點，是希望國家在走進世界強國之林的道路上，能夠無愧於現代化的稱號。」在2009年中國組出版的書中，他如此形容自己樸素的願望。

變調

「内地受欺壓的一群、或者維權的人，往往只能訴諸於香港媒體或外國媒體，為他們發聲。」林建誠說，「這樣就顯得特殊了。除客觀報導之外，記者還帶着一種——現在的人可能覺得肉酸、老土——帶着一種情懷。」

2016年6月，林建誠收到烏坎村抗爭領袖、一度當選為村委會主任的林祖戀（又名林祖鑾）突然要和妻子離婚的消息。他心裏一沉，隨即動身去烏坎，專訪林祖戀。3天後，林祖戀被捕，後來在電視上認罪，被指涉嫌數額巨大的賄賂。同年9月，公安驅趕香港記者，一行人衡量過做不到什麼，最終在淚目下跟村民道別。當時，村內有9名村民被捕，其中有年輕人，也有被判處最高10年牢獄的年邁村民，抗爭黯然落幕。

兩年後，2018年，林建誠脫離隨時候命的記者生活，與妻子搬往距離中環35分鐘船程的長洲島，在一座神學院中讀書、生活。早於1995年，身為基督徒的他就立志帶職宣教，只是因記者工作而一拖再拖。

「危機意識，好的使你對新聞更着緊，不好的使你時刻不安，很容易扭曲自己。」他說。況且，香港記者尚且能夠回家，但受訪者仍在原地，飽受煎熬。

2012年5月，林建誠採訪八九工運領袖李旺陽，李揭露自己多年遭當局以酷刑對待。報導在六四23周年前夕播出之後，身體有嚴重殘障的李旺陽被發現站在窗邊離奇吊死，當局判定為自殺，迅速火化遺體。事發後三個月，李的好友尹正安、妹妹李旺玲等全無音信。這一度觸發林建誠患上創傷後遺症。

半夜驚醒，他錯覺以為電話響起，又以為網上有新消息。他煩躁、寡言、失眠，不斷重看李旺陽的訪問片段，在屏幕前不斷流淚，直至累極入睡。

翌年春天，林建誠得知二人無恙。李旺玲面對面跟他說，開初確有責怪林，但後來想通，錯在當局，也會原諒他。因為跟李旺陽同月同日生，林建誠此後再沒有慶祝生日。

「當你採訪人禍新聞，很多死人，很多底層老百姓受欺壓，被拆爛的房子。當你訪問譚作人，他為四川地震的人提出訴求，換來牢獄和監控。當你經常想起在十多年裏，你的朋友、維權律師突然被捕，被監禁幾年......」

「你覺得很難接受，然後很無奈地，你每天都在這裏生活，然後很無奈地，你每天都要面對這些新聞。然後你很無奈地見他們、採訪他們，無奈地回應他們短訊的訴求。」他一連說了四個「無奈」。

走過最初的蜜月和後來的黃金時期，中國政局的發展，並沒有沿着原本的設想而展開。

2011年溫州動車追尾墮橋事故，據官方公布，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傷。呂秉權趕赴現場，發現身邊的大陸記者每天收到上司來電被要求撤離，有人關上電話，也有人請假到場採訪。呂秉權記得，當時香港記者碰到沒有公費的行家，都會跟對方拼車，也有大陸記者把家屬聯絡交託給呂秉權，去接力報導。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被廣東省宣傳部要求修改，有指是時任部長、現《人民日報》社長及總編輯庹震親改並簽發付梓，事件被視為大陸自由派媒體走下坡的標誌事件。

「這是很大的警號，」在廣州工作的林建誠開始意識到，中國的言論自由將會產生超出他過往10年所見的巨大變化。後來，「落手落腳做事的（有份參與《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的）官員不斷地升遷，一些傳媒人離開南方報系，傳媒越來越噤聲。」另一邊，記者與領導人的距離，自胡錦濤執政期亦開始拉來愈遠，並在習近平上台後進一步變遠；大陸NGO、知識分子和律師群體逐一被打壓限制，記者從他們身上獲得的線索愈來愈少。

「（當局）管制NGO之後，中間的那個連結就沒有了。整群人失蹤了。」胡力漢說，以往累積的人脈後來有被拘捕的，也有退休的，民間組織由新人負責，很少再跟香港記者聯絡。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當時是《南方周末》記者，後於2013年離職。他表示，大陸編輯、記者早在2012年就深切地受壓於許多諸如「斃稿」的官方干預，這種高壓氣氛，又跟2012年換屆年、官場緊張不安相關。

方可成提出，除了政治空間逐步收窄，不能忽視的是當時大眾媒體的廣告收入斷崖式下跌——當媒體不賺錢、記者薪金保持低下，報業人才不斷流失到互聯網產業，變相減弱了拓寬報導邊界的動力，也失去與宣傳部門周旋的底氣。

「這個時候，正好政府這邊又上來一個更強力的領導人，當然一下子就推了過去。」方可成說，習近平上台蘊釀的緊張氛圍，雖未必會直接干預媒體，卻會使宣傳部門在管理新聞操作上的判斷更趨保守。

九成時間都駐紮北京的胡力漢也發現，寒冬正在逼近。2017年，他強烈意識到，中央對港媒的政策也發生明顯改變。

當時胡力漢在北京採訪十九大，一個宣傳部門官員在閒聊時突然問他，知道十九大是什麼意思嗎？對方指着他繼續說，「黨管一切，香港沒有例外。」

「然後我覺得，好了，香港媒體以前玩的那套（方法），已經不能繼續下去。」之後一年，在林建誠請辭之後，他也辭職，轉戰新媒體。

呂秉權更早前已經請辭。2010年，他離港三星期採訪上海世界博覽會，回家後看到幾個月大的兒子會笑了，樣子有點不一樣，而妻子倦容甚深。「這個場景好像定格了。記者之外，我還是爸爸、還是老公。」兩年後，2012年，小女兒出生，他向司徒元請辭，走入學院教書。

對司徒元來說，就算新聞做得美中不足，也要轉身向前走。使他頻頻回望的，是許多受訪者最終沒有得到一個較好的結局。12年前，司徒元在香港指揮四川地震報導時，中國領導人親臨現場鼓勵救災的迅速，以及政權對傳媒相對開放的態度，使他印象很不錯。

這個好印象，「直至豆腐渣（工程）那刻（消失）」。司徒元一直不能忘記豆腐渣工程家屬下跪的鏡頭，他覺得這是受訪者託付給記者的一份責任，不可辜負。

後來，四川地震九周年、十周年，重訪災區的路上，新一代中國組記者接力頂上，但至今換不到一個說法。「新聞沒有大團圓結局，我自己心目中過於理想化，希望有圓滿一點的結果，但始終是沒有。」

割裂

翁維愷於2016年到有線中國組應徵實習記者，面試官胡力漢問大家：現在中港關係那麼差，你們怎樣看大陸人？你們怎樣跟司機合作，怎樣看大陸線人和學者？他記得，一個同學毫不諱言，看不過眼就會「媽叉」（斥責）。這名同學最終落選。翁維愷獲得了實習機會，並於2017年正式加入有線中國組。

「坦白說，初初入行跑，真的（對中國）沒太大感情。」他今年26歲，成長於社會不斷辯論香港人身份的時期，見證保育皇后碼頭、菜園村等等抗爭。但有機會報導中國，他感覺很有興趣，「新聞在哪裏、你就去哪裏，比較是挑戰、成功感多過關懷？」

初入行，他就發現香港社會對他所做的中國新聞，似乎需求不大。經歷雨傘運動、旺角騷亂等政局轉折點，香港本土派高度活躍，對中國的好奇、同理都減弱了。「當年說蝗蟲都已經過時了，」翁維愷說，2018、19年，他參與了劉曉波逝世一周年、六四30周年等大專題，但獲得的關注不多。

比翁維愷早幾年加入有線的黃慧茹也感覺，這幾年香港記者跑中國新聞，內外受困。她今年35歲，自言在香港出生、受港英教育，對大陸了解很膚淺，「在香港很理所當然的是非黑白，原來同樣的東西搬到大陸，你根本就套用不了。」她很享受跑中國新聞時，價值觀不斷受到碰撞，知識面不斷更新的過程。

「不懂的範疇，我最喜歡做。」她說。

2012年加入有線後，她出差山西，很快完成窯洞專題。其中一則新聞，報導當地煤礦工程把一個老人的窯洞震裂，他遲遲未收到官方賠償，要睡在棺材似的木箱保命。「一個窯洞裏面一個人，這些是很小很小的新聞，卻比起那些高大上的國家政策更能反映社會現狀。」

但後來，就算做這些社會新聞，也不再順利，「有的聽到境外傳媒直接斷線。」

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翁維愷在廣州街上，想採訪市民對「光盤行動」的看法，因為被認出是香港電視台而被拒。同時，因為前年兩次被人舉報非法採訪，中國組開始在廣州辦公室外裝上閉路電視。

在新聞現場，年輕公安也一掃老一輩的周旋作風。「新的一批覺得你是來破壞國家聲譽的，覺得你不要以爲自己是香港記者就很厲害。」黃慧茹說。大陸學者也愈來愈不願意接受香港記者採訪，翁維愷找上中國社科院學者，收到的回覆往往是「學校說不許」。

採訪不易，受眾也在發生變化。胡力漢記得，2014、2015年以前，很多觀眾還是喜歡收看關於中國百姓個體奮鬥的故事，例如農村學生奮鬥史，後來，觀眾逐漸傾向看大陸的醜陋人事。2019年之後，中港斷裂進一步加深，北京以及港府的高壓回應，進一步刺激部分香港民眾的反中情緒。

「這些事根本與我無關，（大陸）這麼多人是要死一些。」黃慧茹記得，有人在新聞下方留言。看着留言，她心裏還是頗篤定，新聞並非爲了簡單滿足讀者情緒而做，中國組既要講人話，也不純粹獵奇。

在大陸走訪多年，黃慧茹結識了許多具體的人。2012年，十八大後不久，微博瘋傳一封由年青研究生郭大軍寫的信《我的媽媽是勞改犯》。郭大軍父母在蘭州為土地爭議所困，母親趙梅福有上訪紀錄，有一次往北京探望郭時被公安發現，以為她再次上訪，被處以勞教一年。習近平當時剛上場，傳媒關注此事如何反映新一屆領導人的維穩手法。

黃慧茹於是聯絡上郭大軍，只請他每兩天傳短訊給她報平安，計劃着要是沒收到對方訊息，才高調報導。受訪者因為黃慧茹的真切關心，逐漸信任她，兩人也成為朋友。最終，他們家的問題算有點改善，不過事情並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趙梅福因為孫兒出生，沒再上訪。

「即使你很有使命感、很努力，在內地很多事情，你是無法改變的。」黃慧茹說。

這種無力感，近年也快速移換到香港。這批中國記者的大本營有線電視，面臨劇烈的資本變動。2017年，原大股東九龍倉宣布停止向有線寬頻注資，有指有線連續9年合共虧損16.53億港元。後來，亞視前老闆邱德根兒子、遠東發展主席邱達昌創辦的「永升亞洲」入股有線。由於永升亞洲的股東不少是中港地產商，引發公眾質疑有線新聞部的空間將被逐步收窄。

「十九大之後，吳光正走人，九倉賣盤，我就知道什麼事了。」一名不願透露身份的中國組記者對端傳媒提及，以前港澳辦、宣傳部門等人員不滿報導，都會跟他們拍拍膊頭、以友善語氣提出意見，也有時向他的上司施壓。他曾聞說以前九倉主席吳光正，在政協會上被批評有線電視常播負面新聞。而以他理解，其時有線執行董事趙應春也承受不少壓力，只是趙當時會敷衍過去，使壓力消散，不過十九大之後，當局的語氣變得「像下命令」一樣。

易主之後，有線不時傳出裁員消息，也曾削減花紅、要求員工放無薪假，前線記者感覺到公司資源正逐步緊縮。直至2020年，有線新聞部空降4名高層，同年12月初突然宣布裁員40人。這次裁員，引發中國組全員及港聞組等部門主管辭職，是新聞業界上第一次大規模集體辭職潮。

總辭當天，中國組記者拿起司徒元的辭職信照着抄寫，一起去吃了頓飯。「很理性，很實際，我們的風格。」黃慧茹說。

事發前一個月，有線盛傳會裁員或減薪三成，當時司徒元對組員說，只要組內有一人被裁、被減1%薪金，他都會辭職。翁維愷算過，假若減薪三成，那薪金比他初入行時更低。記者們早就決定要一起走。

「這是大家的默契吧，小元走，大家都會走。」在翁維愷眼中，司徒元不僅指引他們讀懂新聞背後的歷史，也很信任新人；更重要的是，司徒元作為有線的開台元老，在團隊內外受壓的時候，像保護傘一樣支撐着，使記者們可以放心去採訪，他一旦離開，這種安心也可能會消失。

開端

在報導中國的路上，司徒元不打算止步。仔細權衡之下，他未來將加入香港網媒「眾新聞」，繼續帶領原先團隊的9名記者。司徒元覺得，儘管香港過去幾年陷入嚴重對立分化，但中國組的新聞仍有不少觀眾。做了半輩子傳統大眾媒體，現在走入新媒體，他感覺有點興奮。

2020年除夕夜，是有線中國組舊班底播報新聞的最後一晚，播出的是武漢一周年專題，這天也是大部分中國組組員正式離職的日子。

那晚的香港寒風凜冽。不少歷代效力中國組的記者都回到荃灣的有線電視大樓外等候——呂秉權拍片紀錄，林建誠幫他托着腳架，胡力漢用手機做直播。晚上9時半，電視大樓外，黃麗萍打開手機，20幾個人同時收看「武漢一周年」專題。專題講述大陸疫情中的吹哨者，新聞片段中傳來現場尖銳的哨聲，在海盛路尖細地響起。不遠處，一輛警車停泊戒備。

主理這期專題的是翁維愷，為此他出差重訪武漢。「做武漢一周年的專題，真的很有一個calling（感召）。對於我來說，對於這地方、人的感情可能是不停駐站（大陸）、到處跑才建立出來的。」離開有線後，他加入了眾新聞中國組，未來還是想幫香港人去理解中國大陸。

看着司徒元和年青記者離開有線，林建誠既傷心，也慶幸自己曾為其中一員，在中國新聞路上跑過，跌過。他說，他們那一代人心底擁抱一種大中華情懷——以香港記者特殊的身位，為大陸受欺壓的、弱勢的人發聲，然而到了近年，他的內心也在轉變當中。

反修例運動給林建誠帶來巨大衝擊。「到2019年，這種所謂的大中華情懷，似乎我們已經很難再適合現在的社會。即使還有很多記者依然心繫中華，但也不願意提起，第一沒有市場，第二内心也在轉變當中。」他甚至開始反思：中港兩地的價值觀是否就是南轅北轍、無法調和？

「大中華思想是不是還能夠為這個地方做些事情呢？能夠改善底層老百姓的民生、生活和（回應）政治訴求呢？」他不斷反問自己，但轉念又想，自己說太多了，許多事情，應該交棒給年輕人去回答，去探索。

「我當然想大家關懷大陸老百姓，不要『你死你事』，但我明白為何香港年輕人這樣反感，因為中國政治自己倒米（幫倒忙）——2008年，很多人還是對中國有歸屬感，為什麼（往後）的認同感會完全不同？」呂秉權說，自己不時想起，大陸維權律師浦志強，以往他們常常碰面，但近年政治氣氛緊張，彼此已經很少聯繫，他只知對方生活慘淡，「盡量韜光養晦，一點也不好過」。

在2021年的當下，香港之於中國，似乎不再是一個例外。香港記者還有多大空間去報導中國？司徒元沒有迴避風險。「如果我報導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國家機密呢？報導一個上訪媽媽，是不是顛覆國家政權呢？」此刻他沒有答案，「可能我天真，最後真的會判我（有罪）。但是，不要讓這干擾你的判斷。」

無論如何，未來真正進入中國新聞現場，都比以前困難。作為有線電視記者，以前他們可以獲得中國當局批出的駐留許可，但作為網媒，獲得官方記者證幾乎不再可能，派駐記者的安全風險，亦越來越高。司徒元認同，新平台暫時未有駐站的確是一個遺憾，但他覺得現今記者的眼光和靈活度也相當重要——即便人無法身處現場，也可以憑藉其敏銳度，判斷亮眼的切入點，依仗網絡通訊工具找出事件的受害人或組織。

未來，他準備帶着自己一貫的新聞價值觀走進新平台——當受眾接收資訊的習慣趨向兩極化，他覺得，媒體仍然不應故意討好觀眾，也不應為公權力粉飾。他說。「做新聞的基本點不變。不要忘記一件事：尊重事實、（幫助）弱勢社群，維持公義之心。」

「只要心中那條線把持得住就算了，不會管它什麼正面負面。新聞就是新聞。」司徒元說，「試試吧。對我來說，我都快要退休了。就像做專題，做到就做囉。」

「如果觀眾的選擇仍然是這樣的（兩極），或者是我們不對，時代拋棄我們了。」黃慧茹這樣想。不過，她感覺受眾在2019年後反而改變了。2020年6月下旬，中國當局宣布，制定港區國安法是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一個從不關心大陸新聞的朋友突然問她，「那個什麼幾中全會是什麼來的？」黃慧茹當時很驚訝，「你終於明白我這朋友的重要了吧？」

「中國在過去30、40年來的變化，影響到香港整個社會，無論是恐慌、繁榮、樂觀、悲觀的情緒。」司徒元覺得，不管未來如何，他還是想記錄中國，也記錄它對香港的影響。他判斷，此刻是一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中國對内的一統聲音——這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八九之後，一個『中國何處去』的關鍵時刻。」

前有線執行董事趙應春離職後一直婉拒媒體專訪，僅向端傳媒表示：「一直慶幸能與小元及一眾中國組歷年的記者共事，創造了電視新聞的一個篇章。」

回看在11年前寫下的願望，司徒元相信，中國新聞的出發點仍然是見證中國發展，期望它無愧於現代化的稱號。「無愧於現代化，指的不只是一個人的生活改善，還有對人的尊重、人權的保障、人的平等和自由。」他說，「走開是很容易的決定，但對於內地的人和發生的事，我始終有個感情。畢竟，我人生有段時間在那裏度過。」

離開有線之後，一個晚上，黃麗萍獨自看了許多中國組的報導，其中有她參與的北京香堂文化村遭強拆報導，也有網友約會走數的民生故事。「有維權，有搞笑。」她說，「脫離一段時間再看，咦，我們做的故事都挺有趣的。」

「我們還是很想做中國新聞，於是又聚在一起。」黃麗萍說。

（端傳媒實習記者朱雪盈、林詠褀、湯偉圓、葉潔明、張曉澄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