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探索學院 評論

什麼是「華語語系」: 從港臺、滿洲、跨太平洋看華語世界的去殖民與流變

「香港人在台灣生活,很容易被問你的中文講得好不好?這個中文指什麼?因為在香港很多人講粵語,那麼他們指的就是普通話。」


香港的八十年代,交通繁忙的街道上掛滿了中文招牌。 攝:Nik Wheeler/Corbis via Getty Images
香港的八十年代,交通繁忙的街道上掛滿了中文招牌。 攝:Nik Wheeler/Corbis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本文內容來自「時差 in-betweenness」播客第九期,端傳媒獲授權發布該期節目文字版。

隨著clubhouse的走紅,我們重新遇到了很多如何指代華人、華語、中文、「兩岸三地」的問題,也見證了很多跨越語言和政治邊境的討論。

這一期的「時差 in-betweenness」播客討論了「華語語系」的概念。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系與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座教授史書美(Shih Shu-mei)最早提出「華語語系」(Sinophone studies)的概念,強調這個概念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中國領土之外的華語社群和文化以及中國內部那些被強迫(或是自願)學習及使用普通話的少數民族社群和文化」,這些語言社群的形成大多涉及了三個有時交錯或重疊的歷史過程:大陸殖民、定居殖民和移民/遷徙([im]migration)。

換言之,這個概念沿用去殖民研究的脈絡,學習前英語和法語殖民地的經驗,來反思漢人中心和中國中心的歷史、語言、文化。就像史書美所說——

「由於西方殖民多為海洋殖民,而近代中國又多半被視為是殖民主義受壓迫的那一方,所以我們很容易忽略掉中國對內部少數民族的殖民和中國移民在東南亞殖民史當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隨著中國的崛起,這些現象越來越值得我們注意。華語語系研究之所以需要被重視,主要是因為它可以在與以下三個領域對話的過程當中,揭露出中國殖民模式異於其他殖民模式的事實:

首先,英語語系研究/法語語系研究容易使我們誤以為只有西方強權有能力殖民;再者,從離散的觀點看中國移民台灣和東南亞一些地方的過程容易忽略其定居殖民的性格;最後,族裔研究無法彰顯華語內部的差異。

事實上,華語語系既是多語的又是多音的;因此,把所有用漢文寫成的文學作品統稱為中文文學是錯誤的……

華語語系的研究對象是中國領土以外的華語社群和文化以及中國內部那些被強迫(或是自願)學習及使用普通話的少數民族社群和文化。正因為華語語系社群的形成大多涉及大陸殖民、定居殖民和移民/遷徙這三個有時交錯或重疊的過程,我們必須要理解到每一個華語語系的實踐和表達都有屬於其特有的、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的座標。」

這個經典的定義也不斷得到發展,在學界逐漸取代過去的「漢語」,「華文」,「中文」等等用法。我們自己「時差」播客的介紹,也從youngish Chinese scholars改成了youngish Sinophone scholars,華語語系的概念為我們自己尋找身份帶來了可能性。後來也有聽眾表示,這期討論為他們帶來了同樣的方向。

在這期播客中,幾位嘉賓分別從科學史和性別史、文學史、後殖民研究的角度探討「華語語系」的概念,看看這個概念如何幫助我們抵抗單一和二元的論述,重置邊緣社群和它們的歷史,看到多元、流動、彼此生成的邊界和權力關係,以及如何後退一步,「不斷警覺自己的相對權力位置」。

對談人:
姜學豪 (Howard Chiang)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歷史系副教授
謝瓊 (Miya Xie Qiong) 達特茅斯學院 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助理教授
岑學敏 (Desmond Sham)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文化研究助理教授

主持人: 郭婷 香港大學

一、

時差:我們今天談一個比較有趣,也是非常重要的話題。在我們沒有更新的時候,身邊也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clubhouse的出現。在用clubhouse的時候,很多人表示可以用這個軟體和兩岸三地的朋友進行對談,兩岸三地對談的房間也一直是clubhouse最火爆的幾個房間之一。其實所謂的兩岸三地,很多時候是超越地理界限的,比如很多在美國或者歐洲,身處世界不同地區的華人朋友,是不是也可以用兩岸三地這個概念來指代他們呢?(新疆、西藏、「少數民族」呢?)

在clubhouse上也有很多「方言」類的房間,比如吳語區、粵語區、福建話區……有不同的華語。因此,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概念,用什麼樣的稱謂來指代這些不同的語言?「華人」這個概念是不是可以涵蓋這些多樣性?

今天想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華語語系:Sinophone Studies。華語語系研究在學界差不多有10多年歷史。我最近在上課的時候,剛好有一堂課也是在討論華語語系這個概念。有趣的是,這個概念本身是非常有爭議的。在課上也有學生談到他們對這個概念的不理解,他們覺得這個概念和現有的一些討論華人世界的概念有些重疊,比如說既然有了華文文學,有現代中文,有中文文學,大家都是寫中文的,那為什麼還要有華語語系的概念呢?也有人覺得,如果你要指代不同地區的語言文化,可以用這個地區的名稱,比如說香港文學、台灣文學、馬來華文文學,為什麼還要有華語語系呢?總之學生很難理解華語語系的重要性。那麼,這個概念的重要性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這個概念到現在依然是一個學界討論的熱點?這個概念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理解今天的地緣政治,或者理解我們自己和周圍的世界又有著怎樣的幫助呢?

那麼,在第一輪的討論開始前,我想先請幾位嘉賓介紹一下各自的研究背景。

姜學豪:我跟華語語系研究的相遇是比較特別的。我在大學的時候主修的是生化跟心理學,輔修性別研究跟音樂鋼琴演奏。所以在大學的時候,我沒有想過會跟歷史研究建立關係。但當我讀碩士時,我開始對性別歷史、科學歷史還有哲學產生了興趣。所以在讀博的時候,我主修了科學史。在我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比較有興趣的是關於性別的塑造跟科學還有醫療史的脈絡的交錯。

2020年10月31日,台灣同志遊行。
2020年10月31日,台灣同志遊行。攝:李昆翰/端傳媒

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我的博士論文的最後一章就是在探討1950年代,台灣首位變性人謝尖順的個案。那時候我一直在揣摩,要怎麼去敘述這個章節。我的博士論文的前四章都是在講民國中國。到1949年之後,談到台灣又會起怎麼樣的爭議等等。在那個情況下,我讀到了史書美的著作:《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她啟發了我對中國歷史,以及台灣歷史的反思:華語系作為一個理論框架,讓我們重新去思考怎樣敘述區域,甚至把科學跟性別的歷史也一起帶進去。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就變成了我第一本作品的背景,我的《太監/閹人之後:現代中國的科學、醫療,與「性」的轉變》也有關於這方面的討論。

在寫完這本書後,我依然覺得有很多東西沒有解釋完。然後通過華語語系和酷兒研究的視角,我又開始重新摸索一些歷史的事例,包括人妖的歷史,還有第一本書中寫到的,太監文化在晚清時期的磨滅。華語語系很多電影對閹割還有太監是非常有興趣的,所以它也是華語語系的一種共鳴。

還有近期華語語系社群的一些同志運動非常熱烈,甚至在一些關鍵的法律上,比如同志婚姻、婚姻法,性別更改婚姻,這些法律上面的案件,也讓我對這些案件有了新的認識,這也成為了我第二本書的背景來源。我個人的研究背景是從科學史的角度作為出發點,去探討重要的問題。這中間我也讀了很多後殖民的論述,也去研究它的局限在,現在我覺得華語語系可以帶出一些不同的觀點。

時差:謝謝,剛才Howard提到的兩本書,第一本是《太監/閹人之後:現代中國的科學、醫療,與「性」的轉變》(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第二本新書是《跨託邦在華語語系太平洋》(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剛才Howard也講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面相,就是華語語系和後殖民研究之間的關係,這是重新思考我們身處的歷史背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的切入點。

我們接下來請謝瓊來講談一下她的研究經歷。謝瓊懂韓語和日語;那麼你是怎麼從東亞的不同歷史與文化時空來進入華語語系研究的?

謝瓊:我在會看韓語和日語以後,開始讀一些東亞的文學作品。當然像我們這一代在學文學的時候,看西方文學和日本文學作品會比較多,真正開始看韓文文學作品其實是挺晚的事情。我最開始也是對性別問題比較感興趣。但是讀到這些作品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怎麼我喜歡的好多作家作品,都跟中國東北(在我讀的時期是滿洲)、都跟滿洲有關?我喜歡的作家要麼寫滿洲的作品,要麼就是在滿洲住過很久,比如說安部公房,他人生的前二十多年基本都是在滿洲度過的。

所以當時我就有了兩個思考:第一,為什麼這麼多作家都和滿洲有關?第二,為什麼我如此喜歡和滿洲有關的作家的作品?所以這其實是一個關於個人到底在文學中追求什麼東西,然後這個東西怎麼跟滿洲產生聯繫的問題。所以我現在在寫的書叫 The Literary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of Manchuria: Reconceptualize Frontier in Modern East Asia。中文名大概是《文學的滿洲的界域化:重構現代東亞的邊疆》,講的是中文、韓文、日文(和滿洲有關的)。

但是,和滿洲有關的文學到底是不是華語語系文學?這是一個我過去感覺很模糊的概念,因為從語言來說,東北出來的很多作品,它是標準的中文寫作。但如果從這種語言和標準語的偏差這一點來講,很難說這些作品裏頭有多少屬於華語語系。但是如果你從滿洲的邊疆位置和當時滿洲在被不同國家爭奪的狀況來說,它又似乎和長城以內的中國屬於不一樣的語境。

後來我讀到了史書美老師的《華語語系文學》,後來我在研討會上見到她,我去問她說:「您在文章裏寫到說少數民族的邊疆也算在華語語系的範圍內,那麼滿洲是否也算在其中?」她回答說:「這個問題我需要回頭坐下來想一想,現在我也不好回答」。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模糊的空間。可能這個問題中的很多地方,跟現有的一些華語語系的理論並不是完全吻合的。我在研究滿洲的中文文學和日文文學、韓文文學的關係的同時,不斷地在跟華語語系的理論框架對話。其中哪些對我來說有用的,哪些是不太切合的,而其中不太切合的地方可能恰恰是新的生長點。

時差:這非常有意思,因為我在課上曾想去解釋華語系這個框架為什麼重要,當然我也是從語言這個角度來看,表示說華語語系可以包容不同語音上的多樣性,但是你剛剛其實是從空間、時間的時空多樣性來進入華語語系概念的。接下來我們會進一步討論到這個框架本身是有彈性的,是可以被不斷修正、不斷討論的,是一個開放的框架。

那麼想請Desmond來聊一下,你現在在教什麼,又怎麼會開始研究華語語系這個概念的?

岑學敏:我現在在陽明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程教書。我在香港大學念碩士的時候,是打算做香港文學研究的,尤其想關注香港文學的語言使用問題,這其實是整個後殖民研究裏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在我寫碩士論文時候的指導教授是司徒薇老師,教授跟我談論文發展的時候,談到了理論框架,她首先讓我從讀加勒比海的理論出發。我後來理解了為什麼教授要我從這些方面出發,因為這牽扯到了史書美建立華語語系研究背後的理論背景。在我念碩士的時候,剛好是王德威跟史書美兩位在這個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學者發表華語語系研究文章的時候。然後我就從原本做香港文學裏一個語言問題,轉而去思考香港文學、台灣文學中間的一些論證、對讀的問題跟一些可能性,那時候我就開始想去研究後殖民的討論。

一般來說,知識的中介都要經過所謂西方的中介和中心。那麼,有沒有辦法跳脱出中心點,這就是亞際研究(Inter-Asia Studies)裏邊的一個重要問題。另一個點是,我們做華文寫作時又很容易進入到另一個中心點,那就是中國。如果我們可以不需要將中國這個中心點作為一個中介,轉而建立橫向的中介,這就會是華語語系的貢獻。

後來我在讀博以及之後的研究中做的,就是後殖民理論跟古蹟保存的一個交互(intersection)。我現在在思考的,是後殖民研究跟東南亞這一塊區域常常會在後殖民研究的主流理論裏被忽略掉。因為這個區域常被忽略,所以覺得後殖民研究跟自己並不相關。我覺得要讓這些區域和後殖民研究建立關係,就需要對後殖民研究進行修正。華語語系裏邊的一些想法,有助於我們去修正後殖民研究或者重新建立跟這一個區域的聯繫;這個區域是包含東北亞跟東南亞的,一個大的東亞的區域,這會是很有幫助的一個切入點。

時差:其實剛才三位朋友都提到了幾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一個是史書美,一個是後殖民,還有去中心化。那我想問問大家,如果你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告訴大傢什麼是華語語系研究,你會怎麼去概括這個概念?

姜學豪:我想可能大家對華語系這個概念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大家可能沒辦法在定義上苟同,所以它的運用也會有一些爭議。如果說我能大膽地提出一個非常簡單的定義的話,在我的運用方式裏,我通常是講華語系太平洋或者是華語系世界,華語系世界所指的就是中國及以外,或者是中國與中國邊緣所身處的華語文化社群等等。

岑學敏:我想接著Howard的討論來談談,我們在討論華語系的時候會很喜歡從定義上面出發。回到10多年前我做授論的時候也會進入史書美的定義好還是王德威德定義好這樣的爭論。後來我發現,其實定義可能不是去切入華語語系的最理想的方式,關鍵的是華語語系可以帶來一個怎樣的空間和願景(vision)。

我想看的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願景,將中國、漢人、殖民帝國脈絡放在一邊,這樣我們再去看的時候,或許會有不一樣的可能性。

謝瓊:我覺得聽大家的定義特別有意思,因為我很難從一個邊緣的位置性來定義華語語系文學。

我做的是滿洲和東北(特別是我做的東北作家群),如果你說東北作家群處於華語語系文學的邊緣地位,那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個說法非常奇怪,因為東北作家群位於中國大陸文學史的中心裏的中心。所以對我來說,可能華語語系就像Desmond剛才說的一樣,它喚起的空間是一個中國多樣性的空間,它可能包括中國內地,像東北這樣曾經半內不外的地方,或者是像內蒙古、新疆這樣的少數民族邊疆,然後再往外向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東南亞等等,包括各個地方華語使用者的共同體。這個多樣的、中國的空間,它的邊界是開放性的;而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一個邊界閉合的國家。這是我在做中文、日文、韓文的滿洲文學的研究後覺得要強調的一點。所以內部的多樣性,還有邊界的開放性,是華語文學對我來說最有用的一個特點。

2019年4月16日,中國東北部城市哈爾濱的人們,在沙塵暴中行走。
2019年4月16日,中國東北部城市哈爾濱的人們,在沙塵暴中行走。攝:Tao Zhang/Getty Images

二、

時差:其實三位對這個概念的不同定義或理解,就證明了定義本身的彈性跟多樣性。華語世界內部的多樣性跟邊界的開放性,而且這個概念本身是不斷流動的,中國的概念也是在不斷改變的。如果我們來梳理一下史書美老師的概念,它和現在另外一個非常有爭議的概念——新清史——有一些交互性。從歷史上來看,從明清甚至是更早開始,不斷變動的邊疆裏面所發生的:比如說定居殖民或者是文化上的交互等等,已經對我們以漢人為中心,或者是以儒家為中心建立的對中國歷史的理解,或者對東亞地區的理解造成了影響,產生了一些重新的思考。空間或時空內部是不斷變動的,它是非常多樣的。語言的多樣性是華語語系非常強調的一點,當然還包括文化的多樣性,歷史的多樣性。

但是這不僅僅局限於時空,剛才Howard說到了華語太平洋地區,這個概念不局限在時空裏,因為「華語者」其實也是不斷遷徙流動的一群人,他們和東南亞以及東北亞都會發生關係,和世界太平洋地區也有非常多的互動,那麼他們是如何遷徙到那些地方的?

我們過去在思考華文文學,或者更之前中文文學的時候,可能都是在看華裔寫作。不論是東南亞華裔、美國華裔還是東南亞華裔,我們可能都是從一種方式去看待:他們是思鄉的一群人,離開家鄉的一群人,他們是用中文寫作的。但是華語語系的概念可能是思考漢人到了東南亞,他們是什麼樣的身份?他們和到了美國的華裔遷徙者是不是一樣?在東南亞是不是要思考他們殖民的身份?這也是重新思考漢人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是華語語系非常有意思的一點。

我們剛剛討論了大家怎麼理解這個概念,也討論了涉及到這個概念的一些發展,一些論證。其實Desmond寫過一篇介紹性的文字,做了一些概念梳理,概念的發展和這個概念帶來的一些爭論,能不能請你介紹一下?

岑學敏:我想先講一個小故事,我在倫敦讀博時,有一天我下課去我學校對面的超級市場準備買菜,有一位老人家,一個阿媽,把我攔下來,然後她用粵語跟我講了一句話,「哥哥,你曉不曉得唐話?」這是個很有趣的點,她的「唐話」指的是什麼?很明顯,因為她跟我用粵語講,所以她的談話指的就是說粵語。另一個生活的故事,香港人在台灣生活,很容易被講一句話,就是你的中文講得好不好?這個中文講的是什麼?因為在香港,很多人講粵語,那麼他們指的就是普通話。

其實怎麼去理解中國性(Chineseness)或者中國人(Chinese)這個事情,它們本身其實很複雜的觀念。因為其實早期的移民是沒有整個中國的觀念的。比如我回唐山,我的原鄉地,它是一個非常小的地方。那是之後出現了一種現代國族的觀念,或者是你去到一些地方,因為要做嚴格普查,才開始把你定義成福建人。很多不同的人口普查(census)裏,就會把福建人和廣東人一起拼湊成一個中國人(Chinese)的概念。像學者Ien Ang在90年代末期寫到說,是不是有一個可能性,人們不再會看見某種臉孔的人,就覺得TA一定會懂中文(普通話)。這個假設的背後其實是把語言、種族和國祖綁在了一起。我覺得Ien Ang的Can One Say No to Chineseness? Pushing the Limits of the Diasporic Paradigm(能否向中國性說不?推動離散範式的底線)以及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論不說中文:活在亞洲與西方中間)這兩篇文章,其實就是要拆解掉一些被關聯起來的概念,這也是華語語系研究的一些前傳。

我覺得對於一些所謂華人或是多樣性華語使用者(包含了粵語、福建話等等)、一些廣義的華文使用者佔了多數的地方,包括對於他們寫的文學而言,把華語語系放回進去還是有意義的。就像我們很容易就覺得香港文學只有用華文寫的這一批,忘記了很多香港文學是用英語寫作的。重新將華語語系的概念引入討論,可以讓所謂主流的族群發現,他們過去可能一直以為自己就代表了整個地方;但其實他們忽略掉了很大數量的一個群體的存在。

在史書美的《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出版後,首先有些爭議的就是關於華語系的翻譯,覺得這個翻譯得不好。我覺得這翻譯得好不好,其實應該要看整個概念有沒有用,或者這個概念究竟是不是多此一舉?還是它本身具有目的,但是需要被拆解出來?

如果覺得因為已經有華文文學這個觀念,所以可以不用講華語語系文學,那其實就忽略掉了華語語系本身的整個理論框架和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前因。另外,這個概念對照的其實是多樣的英語語系(Anglophone),法語語系(Francophone),葡語語系(Lusophone),尤其是在一些前殖民地的使用狀況。其實在華語語系裏邊也存在著多樣性,比如粵語就有它自己的使用節奏,有它的多樣性。作為一個母語是粵語的人,去到東南亞工作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那種語言上面的多樣性。

時差:Desmond說得非常好,尤其是之前的兩個例子,我們離開自己的原鄉之後,其實都遇到過別人怎麼看你,然後你的身份所帶來的整個歷史語境都立刻被呈現出來,變成一面鏡子這種情況。梳理一下剛才Desmond所說的,其中提到了幾個非常重要的,對華語語系的概念有幫助的研究,一個就是史書美2005年寫的Minor Transnationalism《弱勢跨國主義》,也是華語語系概念裏非常重要的一點。它是一個跨越邊境、跨越國境的概念。

另外一本書是史書美在2007年出的《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這本書強調了一個跨界、跨太平洋的概念。然後2017年出版的台灣聯經出版的《反離散》引起了很多的爭議,因為它是從英文翻譯到中文,流失掉了很多原來討論的概念,但這本書本身也非常有趣。最後還有聯經出版的《華語語系十講》,請到了不同的學者從他們研究的背景來談論華語語系這個概念,一共有10章節,也是對這個概念發展的一個梳理。

在史書美之前,Ien Ang(洪美恩)、 Allen Chun(陳奕麟)等學者都對華語語系這個概念有過類似的一些表述,史書美可能是把之前的一些討論集合整理,然後系統化地形成了華語語系的這個概念。另外一位華語文學的研究者王德威可能是從另外一個點出發,對這個概念又重新進行了一下調整,Desmond在文章裏也寫到了它的不同的定義。

岑學敏:我覺得史書美的定義常常都在改變,一個很明顯的點是,香港有沒有被納入華語語系。它經歷過很清楚的轉變。在《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中,她為香港劃了1997年6月30號的一條線,之後她就不再講這個定義。所以,如果單純從定義上出發,看範圍如何劃界,那它其實是一個很有彈性、可以被修正的的空間。在書寫的過程中,這個觀念帶來的可能性跟它的視野是越來越豐富的。

時差:剛才我們也談到,這個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看到所謂的華人社會其實都不只是華人,而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社群,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東南亞。比如說我們經常習慣上認為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社會,但新加坡實際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的社群。中國也是多民族的國家。在香港也有不同的南亞、東南亞,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的人。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思考這個概念,不把我們自己比如說漢人、華人放在中心,而是去思考我們身處社會的多樣性。

除了我們所謂的東亞的華人社會之外,剛才Howard也提到了跨太平洋這個概念、這個區域也可以用來思考華語系這個概念。在請Howard再深入地介紹這個概念之前,我想到黃秀玲也寫過很多文章,雖然當時還沒有華語語系這個概念,但是已經有過類似的論述。其中說到,早一代有非常多很出名的華文作家,他們在美國作為華裔生活的時候,其實並沒有深入地了解美國社會。或者說,他們所描繪的美國社會和他們描繪的台灣社會和中國大陸社會,其實都是一個抽離歷史變化的、抽象的時空。他們所看的美國社會,其實只有白人和他們自己的離鄉的掙扎。黃秀玲在文章裏面寫到說,黑人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性/別化的符號,他們所懷念的故鄉其實也是「脱離歷史語境的故鄉」,沒有寫台灣當時發生了什麼,其實台灣當時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但可能在他思鄉的情懷裏面,這些複雜性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們用華語語系的概念來思考,其實這種寫法,那一輩的這種思鄉文學或者是華裔文學、華文寫作,其實稀釋了許多真實歷史時空正在發生的事情。

那麼想請Howard來深入談談,為什麼要從跨太平洋時空或者是這個角度來切入華語語系研究?在這個角度下,你又看到了哪些東亞社會的特別之處?

姜學豪:我首先結合剛剛聽到的很多有趣的討論,其中有幾個關鍵詞,包括模糊、修正、去中心、挑戰、重新思考,這些詞彙都顯示說華語語系這個概念不只是一個單板的概念,它是可以演繹(perform)一些工作的。對我來講,當我從性別或是酷兒論述作為切入點來談華語語系時,是特別有共鳴的。

因為嚴格上來說,酷兒論述就是想要打破那種二元思維,打破對性、性別、性向的單板定義。它是想要嘗試突破,把人類的觀念以及人類的慾望放在一種光譜上,讓它具有流動性。如果Sinophone能夠打開這些模糊性,說不定我們雖然沒有辦法在它的定義上達成共識,或者不能確定他所修正的對象是什麼。如果能做到這一點的話,我覺得 Sinophone跟酷兒論述在某種程度上是共贏的。

我再補充一點,Sinophone所對照的面相也是不一樣的。像Desmond剛剛提到的香港的例子就非常有趣;我們先不談史書美教授自己對華語語系論述的修正,香港這個例子本身也非常有趣的。做香港文學或文化研究的人,他們可以質疑說我們為什麼會需要華語語系的概念?他們可以直接說這是個在地化的東西,是香港文學;或是做台灣研究的時候,我也可以說是在做台灣研究。那麼,為什麼我們需要華語語系的概念來把它全部結合在一起?還是說,或許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所以在Sinophone誕生的時候,它所面對的情況的確不太一樣,它必須夾層在不同的論述中間,才能慢慢滋長。

2013年2月4日,新加坡唐人街一個攤位。
2013年2月4日,新加坡唐人街一個攤位。攝:Suhaimi Abdullah/Getty Images

所以Sinophone一方面它是對Anglophone英語語系、法語語系這些後殖民的論述進行了對話。另一方面它又希望把這些在地化的東西推向全世界。我們這些在全球版圖上面比較弱勢,或者是比較邊陲、邊緣化的社群的文化是不被看見的。比如我第二本書中的引言部分就介紹了台灣跟香港的歷史,誰care?我們只關心中、日、韓,在東亞歷史研究裏,有誰在討論台灣或香港的歷史?而且以我自己的研究來說,怎麼去敘述這些歷史都是有爭議的。比如1949年之後的台灣歷史,是要追溯到日本殖民期嗎,1949年之後日本的影響在哪裏,或者還是說討論國民政府1940年代的遷移等等。傳統的做法,是把近代中國史從民國時期直接帶入到戰後時期,這也是我小時候在台灣學的中國史。所以要怎麼去書寫歷史又是另外一種問題。如果華語語系研究能作為一種媒介,不只是提出不同的挑戰和問題,而是能模糊我們的焦點的話,那會是比較有趣的。

我剛才說我大膽地提出這個定義,是因為這個定義裏面帶有一點點陷阱的含義。我覺得「中國」跟「中國性」這兩個詞一定要在引號裏面,因為它們本身就有爭議性。就像Desmond說的,在香港有人用英文寫作,也有人用中文寫作。像在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華語語系和英語語系是交錯在一起的,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也能理解為什麼華語語系跟中國之間有一個切割。

如果用中國來重新定義華語語系,它的獨特性就沒有那麼明顯。在我自己做的研究裏,在講語言、詞時會有一些有趣的例子。比如說同志這個詞,我們不能夠把它的歷史發展放在一個真空的歷史背景下。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背景下,同志這個詞的運用,其實跟我們當代把它作為酷兒政治的運用是完全分開、完全不相干的。

我們甚至可以說,在1980年代尾聲、1990年代的時候,當香港的電影人士,台灣的文學人士、文學作家在挪用「同志」這個詞的時候,「同志」這個詞在華語語系社群內的用法,以及引發的想法跟中國大陸境內的用法是不太一樣的。在這個情況下,他們巧妙地挪用了「同志」這個詞來開始形容同性戀,後來更是把雙性戀、跨性別,甚至其他不同的性別身份認同全部納入進來。漸漸地,同志跟酷兒的模糊性還有多元意義開始有所接軌。因此,這個詞背後是有歷史過程的,它是通過文化生產的過程,通過電影、文學,轉變了「同志」的概念。當「同志」再回到大陸的時候,它的政治用途、政治企圖,甚至它所想表達的東西,已經經歷了這樣的歷史脈絡。

其實「華語系太平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早期中國史理論的一個爭論,就是中國有沒有被殖民過。有些學者就用半殖民這種簡單草率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後來就像湯尼白露,還有其他的學者表示:雖然在中國看到的殖民性可能無法和印度以及南亞一一對照,但是殖民現代性運作的方法,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要怎麼串聯不同的殖民史。相比之下,台灣或者韓國的例子可能更為鮮明,因為他們的確面對過「日本殖民現代性」的體制。

所以「華語系太平洋」帶來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至少讓我們在性別政治這個角度和脈絡裏面發現以下現象:如果說在20世紀上半葉,我們通過殖民現代性去了解東亞歷史的話,像日本這樣帝國就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時候,很多外來的詞彙都是透過日本挪用古代的漢字來重新翻譯這些詞彙。如果說日本在之前扮演了一個重要的中介,那麼在20世紀冷戰時期後,華語語系社群(雖然未必完全取代了日本)也扮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重新定義了我們對人類的性向、性別政治、性別身份的認同,建立了這些詞彙的挪用。通過華語系太平洋的文化生產,也製造出了包括拉拉、跨性別這些我們現在已經理所當然地使用的詞語,但它們的背後也有著完整的歷史脈絡。我希望通過這個例子可以展示出「華語語系」開發出來的觀念是有重疊的,包括在性別、政治還有文化史上都存在交錯。

三、

時差:謝謝Howard帶來的分析。剛剛我們說到,如果我們認同現代性其實是動態生成的,是一個不斷轉變、不斷生成的歷史過程的話,那麼這種觀點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很多問題和身份。Howard的研究是和科學史、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研究)相關;他剛剛也提到我們通常會用二元的方式去看待或者給很多問題下定論,包括性向(男或女),或是所謂的異性戀霸權等等。通常我們也都是用二元的方式來看待歷史和現代性,用先進或者落後的方式來看待這些問題。就像最近大家在討論的一個問題:我們在歷史課本裏面學到的是「落後就要捱打」、「師夷長技以制夷」或者是「西方列強」。我們需要學習的是像他們一樣強,這樣我們可以去打他人,這種想法還是非常二元的,非常敵我的一種看法。

但如果我們通過這種酷兒式的,或者通過華語語系帶來的一些思考,可以把這些概念模糊化,或者把這些概念看成一個複雜的生成過程,而不是用簡單的「敵我二元」或是「進步落後」的觀念去看待這些問題。這樣的視角下,我們也不會覺得自己是進步的,東南亞或者非洲是落後的;美洲是落後的,而西方是進步的,我們也不會再用二元的方式去看待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世界。

另外大家也提到了,華語語系提供了一個橫向比較的視角,在橫向比較中可以帶來很多新的可能性,新的團結力量。比如之前的MeToo運動中,女性朋友會覺得她們可以通過自身的性別去理解其他女性的經歷,產生團結的力量。那麼,我們和其他人之間的團結之力的建立點又會是什麼呢?如果我們都退一步來思考的話,一些弱勢群體、邊陲邊疆也許可以建立它們的團結性,當然這也是要從建立小的團結開始。那謝瓊剛才也提到了滿洲或是東北,這是另外一種邊陲,但其實也是另外一種中心。對你來說,你覺得怎樣從這裏面來看待華語語系?或者說在你的研究裏面,你怎麼看這些概念?

謝瓊:大家的討論給了我很多啟發。剛才提到王德威對華語系有不同的看法,那包括我自己還有耶魯大學的石靜遠教授都認為華語語系也包括中國大陸的文學,它具有一種非常包容的多樣性。因為有華語語系這個框架,所以中國大陸的文學可以被相對化,而沒有成為一個絕對的權力中心。

概念是被用於研究的;在不同的研究上,不同的概念可能會具有不同的有效性。對我來說,滿洲在1945年以前不是一個後殖民的空間,它的邊境還是處在非常劇烈的變動和形成的過程中,另外它當時被日本殖民。舉一個比較典型的華語語系的例子:當時在滿洲國寫作的作家可能會用帶有日文色彩的中文寫作,這符合了華語系的經典定義。

作家蕭紅與《生死場》。
作家蕭紅與《生死場》。

但是像東北作家群:蕭紅、端木蕻良。比如蕭紅的《生死場》的前兩章是在滿洲國寫的,也是在滿洲國發表的,那兩章非常長,成為了《生死場》的開頭。後來《生死場》整個作品在上海發表,這部作品也進入了無數的教科書裏。但是如果我們重新回到它的前兩章在滿洲國發表的語境裏,我會認為它其中很多文體的選擇、結構的選擇是和殖民環境有關的。而且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帶有反抗性的作品,因為你要在滿洲國寫作和發表,你的作品不可能特別具有反抗性,它是被殖民環境所設定或者說所限定的。這兩章最後成了《生死場》的開頭,而《生死場》的整個故事大概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在日本統治之前,一部分是在日本統治之後。在日本統治之前整個的文體風格,還有主題都受到了前兩章的限制。

蕭紅在滿洲國討論文學的空間裏也都有提及,也就是說《生死場》開始的部分,是可以從滿洲國多語言的文學的角度來被討論的。雖然滿洲國是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區域,但滿洲國是允許多語言文學的。那在這個意義上,蕭紅的《生死場》是最經典的中文寫作。你很難說它在語言上是或者不是華語語系文學,但是它的語境不同於在北京、上海所寫出來的作品,它的權力結構也不同於華語語系的中心和邊緣問題。因為華語語系和例如法語語系的一個區別是,法國殖民了很多國家,而中國是被別的國家殖民了。

在我的例子裏,蕭紅的作品是在一個被殖民的環境下產生的;但又被中國的國族文學史收編,所以這個權力關係比我們想像得更復雜,突破了二元的關係。在我的書裏,我也不把滿洲邊疆作為某一個中心的對應。因為一個邊疆,即使它是一個反抗型的邊疆,它仍然處在一個「中心與邊疆」的二元關係裏。但是我觀察到的不完全是這樣,在滿洲空間裏,以蕭紅剛才的例子來說,是日本殖民結構的限定進入了中國文學史最經典作品的文本裏面。其實日文,中文,韓文之間都存在著流動性。最後邊疆成為了一個連接點和流動站,這些不同的地區成員之間的政治意識、文體風格都通過邊疆,流動到不同的中心去,這裏不存在一對一的中心和邊緣的二元關係。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包容性更強的華語語系概念更適用於我的研究。或者說我的研究在這一點上跟華語語系進行了接軌。

最後我想談一下團結性。剛才你說的團結性,我也特別有同感。在這個空間裏,所謂的團結性不是邊緣的團結性,不是兩個邊緣團結起來反抗一個中心,這個團結性恰恰體現在滿洲是一個爭奪的空間。包括日本當時進行殖民,蕭紅寫《生死場》,它也有一個對抗殖民的維度在裏面。它是一個既互相爭奪,又互相限定,又互相成就的空間。這個團結性可能不是一個主動生成的意識,而是你在對抗的過程中,彼此生成了彼此某一些內核的關係。

時差:說得太好了。如果我們用對抗來「去殖民」,那麼我們依然還停留在一個二元性的權力關係中。你剛才提出的是一個彼此生成的、多元的、不斷商榷的流動關係,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式,本身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框架。

王家衞 改編的《繁花》電視劇。
王家衞 改編的《繁花》電視劇。

當《繁花》這樣用吳語結合普通話、結合官話寫作的小說出來之後,包括王家衞翻拍後,我們站在華語語系的角度會覺得這展現了語言的一種可能性。但其實在這個語言的可能性中,也展現了當時非常複雜的歷史。不同的權力在一個權力場域內彼此生成、彼此調和,產生了非常複雜的關係,這可能也會對我們重新思考很多歷史語境帶來啟發。

我再問一個比較暴力的問題,之後大家如果在clubhouse或者是在其他日常的場合下,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指代「華人」?我們今天會用怎樣的方式,去更好地指代這些非常複雜的空間、人以及語言?我們做播客,也是想和大家有互動和聯繫,我們自己在聽一些比較具有專業性的討論時,也會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如何能夠應用。另外,如果大家覺得華語語系這個概念翻譯得不好,那麼什麼樣的翻譯會更好?如果贊同華語語系這個概念,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應用這個概念?

謝瓊:我覺得由於完美的翻譯並不存在,那華語語系就成為了次完美的一個名稱。如果是英文的話,有時候我會用Chineseness。但是我始終不知道這個詞中文該怎麼翻譯,因為如果翻譯成中國性,好像就完全是另一種感覺了。我也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姜學豪:其實我也沒有一個答案,但是我倒是觀察到一個蠻有趣的現象,我剛剛在聽謝瓊討論說如何去定義滿洲文學、它的邊界還有流動性的時候,讓我覺得這是我們做學術的日常生活。我不是做文學研究的,但是我想對於做文學研究的人來說,不管你是做哪個國家或哪個文化,對於語境、權威的解構,文化場域裏面所生產的文學都是需要處理的問題。

對我來講,如果華語語系研究如果想要處理一些歷史上的問題,我也會覺得說這些問題在華語語系研之前就已經被處理了。比如新清史早在華語語系研究之前就存在,如果要把新清史帶進華語語系研究的話,那它的用意在哪裏?這或許是可以商量的。我想雖然我們做不同領域的學術,但是有很多問題是我們都會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華語語系研究帶出來的問題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最後再回到酷兒的例子,我之前跟一些朋友吃飯,有人問:「你覺得現在會不會有人說我是一個說華語的人( I'm a Sinophone person. Sinophone identity)?會不會有人將華語語系作為身份認同?」因為我是做酷兒華語語系研究的,但當我把這「酷兒與身份」兩個詞放在一起的時候,它們之間好像又有點不平衡,因為畢竟一個比較舊,一個比較新。但是說實話這個新詞的爭議程度很高,酷兒這個詞是不是一個恰當的身份認同標籤,這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備受爭議的。有些人要自稱為拉拉,有些人認為同志跟酷兒是完全不相干的,有些人覺得跨性別是完全被酷兒排擠在外的。當我們把討論放到華語研究上面,我覺得可能在日常生活上面,大家對這個標籤的認同的程度也並不一樣。現在有沒有人會說我是說華語的人,這個標籤跟其他諸如華僑等等的標籤都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應用上這些標籤的方式還是不一樣的。

岑學敏:我還是想把華語跟華人拆分開。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比如我現在教的項目裏面有選擇用華文作為學術語言的韓國學生跟越南學生。把語言放在前面,還是把族群放在前面,這個選擇會很不一樣。因為我的研究還是以後殖民為主,所以我反而想要關注的是華語語系帶來的一些能量如何使得之前沒有得到關注的後殖民研究的邊緣地區,比如東亞東南亞,在橫向連接之中建立起相關的研究。此外,我選擇華文文學而非中文文學進行研究的原因是,中文文學很容易被認為是「在中國的文學」,而華文文學避免了這種誤解。

時差:之所以問這個問題(一是我們自己的播客,也是從youngish Chinese scholars改成了youngish Sinophone scholars,華語語系的概念為我們自己尋找身份帶來了可能性),一是因為遇到使用上的情況。比如我們之前請到過北京的淡豹、台灣的塗豐恩一起對話。聽眾就說這有點像懷舊的兩岸三地式的討論,我覺得大家其實很想用一些新的概念去指代這種對話,但是我們目前還沒有新的語言。

另外,之前有聽眾反饋說我們的普通話不標準,聽得很難受,但這種思維其實就是華語語系想要指出的一種慣性思維,什麼才是標準的中文呢?華語內部本身有不同的語言和口音,而沒有所謂標準的中文或者是單一性的概念,這本身也是非常有趣的。

現在有更多的社交媒體、學界和媒體都嘗試和日常生活進行互動,互相生成。大家也在幫助我們尋找新的語言,去尋找新的對話的可能性。比如說clubhouse的出現,證明大家有非常多的對話的需求。但是因為過去對話的不可能,所以導致我們的語言是有限的。所以我覺得華語語系,華語這個概念提供了很多新的可能性。華語這個概念或許能夠包容不同的多樣、多元和可能性,為我們提供新的希望。

相關研究作品:

Ang, I.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hun, A.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Vol. 23, No. 2 (Summer, 1996), pp. 111-138/陳奕麟,〈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3(1999.03),頁103-131。

Lionnet, F & Shu-mei Shih (Eds.). (2005). 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Shih, SM, Chien-hsin Tsai, & Brian Bernards (Eds.). (2013).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hu-mei Shih (2007),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史書美著,蔡建鑫校訂,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

王德威、史書美、李育霖、姜學豪、孫鬆榮、陳榮強、黃亞歷、黃淑嫻、楊翠、羅鵬,《華語語系十講》Ten Lectures on Sinophone Studies,台北:聯經,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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